如果俄摩拉城中有十个正义之士，这座邪恶之城是否会得到拯救？1986年7月，为我的五十年战争前来庆祝的朋友们——不止十人——都是祖国而非离去的化身。艺术家们到了，请留神！/艺术家们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毛猴子，效颦者，/假独臂人，假瘸子，假国王和假大臣。/他们来了，因魔力和灼热而醉意醺醺，/奥古斯都大帝的子孙们。他们之中包括牙间咬着写有诗句的纸张的诗人自己，他是我的朋友穆古，半骑人半独腿兔。
胜利日……客人们于1986年7月19日聚集在位于胜利大道的公寓中进行庆祝的对象正在于此——胜利日。我幸存了下来，他们幸存了下来，我们全都活着，而且聚在一起，举着一杯葡萄酒，为天与地所蔽护——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猿猴、小丑、假国王、假独臂人，全都是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皇帝的亲戚。
我对在那个特殊时刻草拟资产平衡表毫无兴趣，我只是准备面对那位等在角落中的无影无形的中国圣人，不仅要告诉他我出生前的模样，还要告诉他在经历了已落座在护照桌边的死亡之后，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未在这次聚会上露面的人有我的邻居保罗（Paul）、飞象——每年都要重读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共产党员，以及唐娜·奥尔巴（Donna Alba），飞象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妻子。错过聚会的还有那些死者、流亡者，以及只是被忘记的朋友。不过，实际在场的人很容易就可构成即将召开的座谈会的适当人数。像我这样的入侵者无权忘记俄摩拉城的愉悦与快乐，忘记此时此刻的艺术激情：生命一如过眼云烟。
我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尼亚公民，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本身也都是罗马尼亚国民。我出生前的书籍提到了流氓年。很显然，憎恶无法消除魅力。它们似乎是不可分离的时间符号。
在启蒙之前，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在一个幸福而阳光灿烂的世界中自得其乐。直到5岁，我本人才成了一个公敌，一个不纯净的胎盘上的不纯净的产物。正是在那时，在1941年10月，启蒙开始了。四年后，在决算时，倒下的人数接近被放逐至那辽阔旷野的人数的一半。我是活下来的幸运儿之一。1945年7月，我安全地重返天堂，为童话故事中常常描绘的每日奇迹所淹没——点缀着青翠欲滴的绿色植物和色彩缤纷的鲜花的狭窄街道，身材丰满、心地善良的姑妈与姨妈们，她们让我重新尝到了美味的牛奶和馅儿饼。这个伊甸园的名字是法尔提西尼，也就是九年前命运的公共汽车的驶离之地。
一个无精打采、阒无人迹的午后，在一个荫凉的房间里。天地宇宙之间，我形单影只，正在倾听那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声音。我深深地沉浸于一本书中，它有着厚厚的绿色封面，是本民间故事集，是我于几天前，即7月19日收到的一份礼物。
可能正是在那时，词语的病状与治疗开始了。我已经体验过对别的东西的需求，它是种迫切的、在所不惜的需求，当时我只有4岁，已经做出逃向无人之地的尝试。现在，文学展开了一场与看不见的朋友间的对话，将我从权威那扭曲毁人的钳制之中解救出来。体制正竭其所能地将我们从希望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仍然缺点缠身，心存希望。只有那些怀有艺术与写作注定要遭受惩罚的或浪漫或宿命的观点的人，才不会对在专权体制下写作的威胁心生反感。然而，不容置疑地令人反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那些剥夺和危险已变为常规，仿佛全体公民都必须为某种模糊不明的罪行赎罪。在将谎言制度化的社会中，个人的自我要想生存，只能是在那些虽说不完美但毕竟保护隐私的飞地。
1986年7月19日的夜晚就是这样的飞地之一，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块飞地。但失望已在那晚参加聚会的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滋长。我们与世隔绝的小房间不再是旧时的象牙塔。
1945年4月，处所的魔力已随着我自己的重生而重生，它似乎不仅难以抵御，而且无穷无尽。恐惧已经龟缩至过去。我已将它放逐，并非不曾怀着愤怒地将它当作“犹太人区的染疾”从身上抖掉。外来灾难似乎业已消失，可让塞巴斯蒂安如此骄傲的内部灾难却作为其残渣余孽保留下来。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人们每天都在努力，试图通过谈判，在憎恶与魅力，即无穷无尽地燃烧着的困惑之间达成奇怪的兼容性。40年前，我曾把那本绿色封面的民间故事集当成庇护所，那时我就该弄明白的事，到1986年终于变得清晰起来。暴君统治下的恐怖不仅取代了以前的恐怖，而且吸纳了它。
难道我必须留在9岁时那个文字的魔力将我迷住的地方，被拴在我日复一日地在其中一再诞生的语言中吗？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重生的过程可以在任何时候戛然而止，也许就在明天早上，甚至就在那个特别的夜晚。
我已将离开的决定推延至极限的极限：布卢姆日的第五十个纪念日。离开真的意味着要回归我一直试图躲避的“犹太人区的染疾”吗？也许不是，因为没有一次回归是可能成行的，就连回归犹太人区也不可能。
那个庆祝之夜已成为分离的最后一次练习。魅力与憎恶间的关系再次发生了转变。午夜过后很久，在客人们离去之后，我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一片孩子的指甲，一根孩子的手指，一双孩子的手。它们似乎不够粗壮，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