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孤独是什么？”年轻的诗人保罗·策兰[1]曾经在半个多世纪前，“二战”刚结束时，被人这么问道。他是我的布克维纳同乡。
“一道没有痕迹的圈子。”他这么回答。
在日常生活的摩擦琐碎或挣扎中，我看，我的那些作家朋友们都是马戏团的小丑，而我自己，也是这么一个小丑。我们的处境可以比作那个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哈同老人用这么个外号来爱称他具有画家天才的儿子汉斯。[2]这位殷切的父亲用此绰号来暗示儿子的秉性：对日常生活无所适从，一个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笨拙之人，对于生活无视自己的喜好而强加给自己的角色，他老想着能得到什么独特的奖励来予以补偿。
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场合，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出现在他的对手，那个代表了权威的白脸小丑面前。其实，整个人类悲剧，可以在这两个小丑的交锋中体现出来。马戏团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总是在自己身上，而非他人身上，找毛病。他躺在那里，等待着自己再次出场的时刻，来继续充当一个卑微、多疑、自嘲的受害者——观众们对这一角色的指望。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我渐渐地，在心里累积起怀疑论和逆来顺受的态度——流亡的心理疗法。1986年，我遗弃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这无意中在我的生命里，圆了一个圈：5岁的时候我被流放，那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所致；到了50岁，由于另一个独裁者，由于他与前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我亦处于流亡状态。这个圈子所带来的不幸，不是令我骄傲的原因，相反，这只会激怒我。我满怀希望，东躲西藏，一心盼着：早晚，突然，出现了一道光明，它能中断花脸小丑奥古斯都颠三倒四的独白。
“我相对清白地逃离了独裁专制。我没有玷污自己。而这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事。你还记得巴萨尼[3]的《费拉拉的故事》吗？”
我的对话者没有作声，他没有打断我。他知道我在寻找不做旅行的借口，正因为这个旅行已经不可避免。
我接着说：“作者因为电影《菲茨·康迪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而在这里很有名气。他的《费拉拉的故事》集里有一篇小说题为Una lapide in via Mazzini，你不觉得意大利文念起来更好听？U-na la-pi-de in vi-a Maz-zi-ni，《马志尼路上的纪念碑》。”
只要能让我平静下来，我的对话者似乎就愿意听下去。
“‘二战’结束后，焦·尧斯（Geo Iosz）出人意料地从布千瓦德（Buchenwald）回到了他的故城费拉拉（Ferrara）。他是那批在1943年被遣送到地狱里的人当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他当年的邻居们现在看到他都感到尴尬，因为他们要忘却过去，忘掉他们内心的内疚。这个‘不受欢迎的证人’，比起当年被遣送到集中营的那夜，决定了终身背离故城的时候，现在更加被‘孤立’。作为对比，我是否应当提到普里莫·莱维[4]？他离开奥斯维辛[5]回到故城都灵市，回到那曾经住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家时，是充满了再生的欣喜的。”
听者似乎并不为我的思绪所动，他仍然带着微笑静听。
“总之，我相对清白地逃脱了独裁。我得以与之保持距离。然而我发现：错误或妥协，甚至英雄主义都是可以原谅的，但保持距离则难以得到谅解。”
这位美国朋友看上去没有厌烦我的絮叨，他也没有发现我是怎么回事：我对自己感到厌倦了，真的，真的厌倦了。
“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岂不是一种傲慢？总而言之，我在布加勒斯特那个巴尔干人的世界里，并不是出头露面的。当然，这是另一种傲慢的表现。然后，接着就是移民……移居到遥远的，尽可能遥远的地方。绝顶的傲慢。”
苗条的金发女招待过来了，她穿着迷你裙，右胸前挂着服务员牌子，上面写着名字：玛丽安娜（Marianne）。玛丽安娜是法籍以色列人，在纽约市的一所大学读书，课余时间在纽约上西区七十街的“莫扎特”咖啡馆打工。咖啡馆距离我尝试来世生活的寓所很近。她端来两盘卡斯巴乔[6]，刀叉、面包，还有微笑。
我的伟大祖国，这个达达式国家[7]的伟大……便是我企图向我的听者形容的。我过去并不愿意遗弃她，现在也并不期望重归于她。跟其他地方一样，她具有无法形容的魅力与无法形容的污垢，但其他地方与我无关。
“近几年来，我得了一种特别的病，这病叫‘乔尔马尼亚症’。”
咖啡馆的钢琴师还没有到，“莫扎特咖啡”的午时顾客们也还没有出现。陈列在两个木架上的报纸——咖啡馆尽量想模仿昔日的维也纳的样子，仍在原地。镀金镜框里的莫扎特先生，从眼角里望着墙角那儿两个戴眼镜的顾客。
“对自己的憎恨，是以‘亲爱的，过来吧，让我吻一下’的形式伪装起来的。罗马尼亚人的表达方式，跟他们的灵魂一样，是没法翻译的：Pupat Piata Independentei——我们的大作家卡拉加勒的话怎么翻译？[8]没法翻译，那个充满了魅力和污垢的世界是没法翻译的。这里不是指什么两个个人之间的拥抱，而是在整个国家的污泥浊水中，在彼此激战之后的集体性的拥抱。而就是在那摊污泥浊水中，在另一场激战到来之前，野鸡娼妓、蠢驴学者、狗屁部长，还有无辜的孩子们，全都醉泥般地在那里拥抱。你相信我吧，罗马尼亚人民不需要，不，他们不需要萨特来告诉他们地狱是指别人。地狱可以是温和柔软的，如那静止的沼泽地。”
我不作声了，讲了这么多话累了。我得调节自己的乔尔马尼亚症。
“你听说现在西德人与东德人相互有多么厌恶吗？要具体形容他们之间的厌恶程度，那塞廉或者齐奥朗要比我更合适。”[9]
“好了，别再发牢骚了。你已经写过关于小丑、关于马戏团的书了。你有这么好的故事可讲。上帝给你送了这么个故事，你可别忘了。”
“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只能用格言的形式。”
“你跟你的老板，一个美国小丑一起走吧。他会在那里像一个超级强权的超级明星那样受到欢迎，就像你说的，那个强大的白脸小丑……你了解所有的内幕，这些全都装在你心里。你还奢求什么呢？”
“一个帝国的，美帝国主义的白脸小丑？在他的旁边，是我这么个花脸小丑，一个流放者！上帝给了我这许多有趣的故事，我却没有充分利用。”
“上帝也无法做到一切。”
“我应该用格言来描写祖国？……我得传布善美、道德、民主？你还记得福楼拜[10]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一个人若过分长久地传布善美，最终，他就会变成一个白痴。福楼拜，这个家庭的白痴[11]，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布道可以改变世界？不，我不那么傻。一位拉比曾经这么说：‘我布道不是为了改变他人，而是为了保持自己不变。’但是，我自己已经改变了，对，我已经改变了。”
我停了极短的一小会儿，喘了口气。这套话题全在我脑子里。这题目我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我不需要任何停顿。
“流氓？流氓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一个没有根基、不循规蹈矩、无法下定义的人？一个流放者？或如《牛津英语大辞典》对它的解释，这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姓，此家庭以凶狠著名’？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文小说《流氓》里，有一个人物这么宣称：‘生活中唯一具有繁殖力的活动，就是流氓的经历。’这里指的是反抗到死：‘民兵和突击队，骑兵和军队……他们都被共同的命运联结起来，一起走向死亡’……‘军团完全彻底地陶醉于一个集体的神话之中’。流亡中的伊利亚德，因为成了著名的学者而平息了自己对罗马尼亚的挫折感？他代表了边区对大都市的报复。那他的犹太朋友塞巴斯蒂安呢？犹太人把他当作敌人，他参加军团的基督教朋友们视他为犹太人，一个外人。拔掉根基、流亡、成为异己，这就是犹太流氓？现在跟你说话的人，是一个反党分子、叛国者、治外法权者，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又是怎么一种流氓呢？”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从罗马尼亚来的信。这封信没有日期，像一个腐烂的伤口。一位女性朋友从祖国来信说：“困惑、混乱、伤心。你应该每年回来两次，诚挚地问候你的知识界朋友，让别人给你拍照，参加座谈会，上餐馆聚会，以此来取代他们对你的嘲讽。我倒想看看，这样的话，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祖国对你的伤害还会到什么程度。”
还能有什么别的吗？假如会有别的，情况是否会变得好些呢？别让自己被同情收买——这是贡布罗维奇[12]的建议。永远当个外国人！在他流亡阿根廷期间，他常喜欢在一面始终存在的镜子前冲自己伸舌头。
除了滑稽可笑以外，我从这位美国听者那儿什么也没得到。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百老汇和七十街的拐角分手。分手前，我的美国朋友对我们的见面做结束语：“每天，用传真，从布加勒斯特给我发几个字来，让我知道你一切安好。假如你不反对的话，就应该马上走。经维也纳、布加勒斯特、索非亚，然后，从那里回纽约。”
在那个清新的春天早晨之前，这些新老问题已经伴随我很长时间了。我并不需要莫扎特咖啡馆和巴内绿草，或者百老汇和七十街的十字路口来成为它们的靶子。
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别再踏上那块土地。回去对你不利。”他这么警告我。我们20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相识，但仅在美国，我们俩变得接近起来。“这倒不是说你将处于什么危险之中，但你会感到非常不幸。恰恰在前几天我读到一份关于另一个罗马尼亚名人的传记。都是些有文化、聪敏的伪君子，如你所知，那些老派的、彬彬有礼的、会吻女士手的绅士们，但暗地里，背后……”
这位伊利亚德以前的朋友，著名罗马尼亚女数学家的前夫，他并不因为我的沉默而改变口吻。他继续说：“你不应该答应这次旅行，你不需要这些麻烦。”
我向他解释：这是因为“友情的专制”，我终于被巴德学院院长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说服了。
我在电话里听到索尔那悦耳的笑声。突然，我看到，他那张满是皱纹的友好面庞，他生动的眼光。
“你不应该。你知道，我经历过这些。取消旅行吧，保护你的平静。在这里你的困难够多的了，但你毕竟有一个优势：距离。可别滥用了。”他说。
[1]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生于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帝国瓦解后归属罗马尼亚，今属乌克兰）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但用德文写作。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
[2]汉斯·哈同（Hans Hartung，1904—1989），德裔法籍画家，是“二战”后在巴黎出现的一种以泼油彩为主的抽象油画派（Tachisme）的代表。
[3]巴萨尼（Giorgior Bassani，1916—2000），意大利作家，犹太人。
[4]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和评论家，犹太人。
[5]奥斯维辛（Auschwitz），波兰南方一地名，德国纳粹在此设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和处死地，那里的毒气室，曾毒死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犹太人。
[6]卡斯巴乔（Gaspacho），一种南美式的冷豆汤。
[7]源于达达主义，这里是离奇、不规则、超现实的意思。
[8]卡拉加勒（Ion Luca Caragiale，1852—1912），罗马尼亚剧作家、散文家。文中所引是他在一篇题为“电报”的爱情和政治的讽刺故事里的话。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拆开或组合，意思是：大家在独立广场拥抱。
[9]路易斯·塞廉（Louis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医生。其写作风格有意独特混乱，并刻意反人物的典型化，重点揭示人生的痛苦面。代表作有：《走向夜末的征途》《从古堡到古堡》《北方》等；埃米尔·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哲学家、作家。1937年后移居法国，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代表作有小说《万念俱灭之中》，以及他用法文写的小说《化解的代价》等。
[10]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圣安东的诱惑》《三故事》等。
[11]此语出自萨特为福楼拜所写的传记《家庭的白痴》。
[12]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兰文学家，荒诞派代表人物。作品有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剧作《婚礼》《勃艮第公主伊沃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