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9日。生日晚会。来客们已经用过了年份久远的来之不易的苏联伏特加、保加利亚红酒以及希腊橄榄和罗马尼亚奶酪。
艺术家们到了，请留神！/艺术家们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毛猴子，效颦者，/假独臂人，假瘸子，假国王和假大臣。/他们来了，因魔力和灼热而醉意醺醺，/奥古斯都大帝[1]的子孙们。
客人中有一个瘸腿、满身是汗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一个诗人。这位腼腆孤僻的诗人，半残疾，他觉得自己跟罗马尼亚民间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可以互相认同：半骑人半独腿兔（Half-Man-Riding,Half-One-Legged-Hare）。
他个头儿矮小短矬，长着金黄色的胡子，走起路来摇晃拐瘸着身子，并朝着左侧歪斜。他个性温和胆怯，为自己的口是心非感到害怕，并时刻准备承认这一点，还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假如这是他能够活下去的代价。他对自己所写的每一句诗行都感到痛苦，也为别人写的关于他自己或关于他朋友们的文字痛苦。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他在与审查机构和与作者们的无穷尽交道中，被弄得焦头烂额，为此，他设计了一套赞赏和施加压力并进的复杂程序，来推销他认为有价值的书。
他因写作和由写作带来的痛苦程度，只能与他对妻子的虔诚程度相提并论。尤莉娅每隔两日就得上一家社会主义医院去洗肾，洗肾的机器很老旧，还不时地因停电而中断。于是，除了他的诗和他每天用大量药片控制的神经质以外，尤莉娅的处境也成了对他的英雄主义的一种日常考验。
跟往常一样，此刻，他也是汗津津的。他不断地用捏在一个大而结实的拳头里的一块大白手帕，去擦前额和脸上的汗。但尽管如此，他却不脱去身上的节日外套，为节日打上的领带他也不解开。他和尤莉娅站在一旁，靠书房那边，排列着高高书架的墙壁的那个角落里。他心情激动，因为能与这么多的朋友、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毛猴子、效颦者、假国王、假瘸子、皇帝的朋友、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相聚。书籍将我们联合一体，我们在虚荣的竞争中结盟。
党员和非党员，有特权的和被容忍的，大家都是嫌疑犯：所有的人，在社会主义对人的普遍怀疑中，要么是假国王，要么是假瘸子，不然就是假猴子。
1986年7月，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Calea Victoriei）2号15楼的晚会，庆祝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客人中只有少数人知道，一个月前，在布卢姆日（Bloomsday），即纪念詹姆斯·乔伊斯[2]的流放英雄利奥波德·布卢姆[3]的那一天，我申请了去西方旅行的签证，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场旅行会把我引向何处。
流亡生活很快就吞噬了自那个夏夜以后的十来个年头。犹如俄罗斯出产的民间套娃，一个套在一个里面，然后另一个再套在里面，里面还有，它们既相同又不一样，但说到底还是相同，直到最后一个大娃娃把所有其他的都裹进自己的肚子里为止。
幼稚是电视脱口秀的本质，里面的50来岁的孩子们，都在为自己5岁或15岁时的不幸事件——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不幸——复仇。这些自认为不被理解的孩子们、不被理解的男人、不被理解的女人，加上被虐待的儿童、遭受性虐待的、宗教和宗族的虐待：整个受害论！永不截止的一套责怪……5岁的遭遇，是对50岁、60岁或600岁时免疫力不足的解释吗？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包裹在岁月形成的犀牛角般的厚皮里，无动于衷！
难道，我应当为没有及时离开祖国而感到内疚，为最终没有守在那里感到内疚吗？在那块土地上，头一次，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奇形怪状的图像组；而我，在那块土地上，签下了一个要求我付出一切，却什么也不给我的契约。
艺术女士，在过分长久地当了姘头后，仍然那么不可触摸……不过是一个仅偶尔出现在讣告中的章印而已。
回去以前的几个星期里，我重新经历了时间的曲折历程。我仍然记得食物、争论、酒和歌、山和海、情爱和文学的味道。自然，还有友谊，它曾经照亮了无数条死路。而且，连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侵入者符号之下的人，都仍然具有享受俄摩拉城[4]的欢乐的权利。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的魅力并不是被幻想出来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保罗·策兰也在那里生活过，“二战”后他的布加勒斯特阶段，后来被他以轻松怀旧的口气称为“文字游戏”阶段。还有托尔斯泰，1854年中有七个月，他在布加勒斯特、基什尼奥夫[5]、布泽乌[6]及其他地方逗留过。这种美丽与悲伤的结合，并没有躲过那个年轻人的目光。那时的他，充满了对书籍的饥渴，当然还包括对肉欲的向往；那时的他执着地追求个性与写作的完美，同时还受到赤着双脚的牧羊女吸引，也会在妓院里过上一夜。
呵，密集的瞬间，生命犹如一个瞬间。
胜利日。胜利！那些在1986年7月19日夜晚聚集在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的公寓里的人们，他们庆祝的就是这个：胜利。从第一次流放中归来的几十年后，此刻，我面对了真正的流放。在没有许多人知道，在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个生日晚会，成了即将到来的分离的一次排练。
1945年4月，那个从特兰西尼斯特里亚[7]集中营归来的孩子9岁了，他开始认识食物、衣服、学校、家具、书本、游戏——欢乐。我，以极其厌恶的心情，驱走了对以往的恐惧——“犹太人区的染疾”！痊愈了，起码我这么自以为。我决定要与所有的同胞们分享现实的光辉。这份光辉，是祖国替大家带来的，并让人们平均拥有的。后来，写作迷住了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她的破衣烂衫再也无法遮盖那个马戏团世界的悲惨。新的恐惧不仅没有取代旧的恐惧，反而使之更加尖锐：两种恐惧互相勾结了。当我把自己的这些发现公布于众，我被扔进了杂耍圈的中心里。高音喇叭反复地吼道：外国的，外国的，异化了的，反动的，反这个，反那个的。对我来说，再一次，配不上拥有祖国，而我的祖先，也未被允许配有这个祖国。
1986年夏天，我开始与人事保持距离，我感到恐惧，对罗马尼亚共产党，也对民族主义者们感到恐惧。难道，我又重新患上了那个，我以为已经治愈了的“犹太人区的染疾”吗？
1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我自己也变了。然而，我那份决心不再当受害者的固执，却始终如一。难道我没有从被归属中释放出来这一事实中得到解放吗？……真正的胜利者应该以自信、以新的自我回到乔尔马尼亚；真正的胜利者，在那个他早已离去的地方，即使自己不在，也应当为自己终于成为久被指控的人而感到骄傲，为自己象征了这一切的徒劳而感到光荣。
10个可爱的人可以代表我真正的祖国吗？我的朋友们，10个以上，在1986年的7月里，是在庆祝我50年来的战斗吗？
尤莉娅首先去世了。为了对付信件检查，我的诗人朋友穆古（Mugur）在我走后，给我写的信，是用尤莉娅署名，收信人是我的妻子茄拉（Cella）。
我怀着极度的爱和孤独想念你们。孩子们，我们玩吧！这声音从街上传来。我们也再来玩上一次？诗也在老化，我已经不能再写诗了。我们期望着一个没有事变的季节到来。
在乔尔马尼亚，缺少汽油和出租车。穆古雇了一个卡车司机，往返于那座喀尔巴阡山脉的白脸小丑正在为自己建造的白宫[8]。他白天把尤莉娅送去，到了晚上，又把她接回家。医院里挤满了病人，一片惨景，里面没有暖气，四周的街道黑暗，商店和药房都空空如洗。
诗人写道：“然而，爱情是存在的……啊，是的，爱情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就像科学中的欧姆定律，我们也得想象出一种人性定律——Loi de l’Homme，即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时候所占据的空间更大。空缺是一种过分延长的抽搐：每天一次，每周一次，更频繁的次数……但心灵则不断老化，人不再能承受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重力。我们的友谊经历了多少别扭和羞怯啊！但愿我们一切能够从头开始……现在我们像孩子一样站在窗边，隔着街道相互挥手，只是在我们的中间隔着汪洋。
穆古，浑身是汗，跑在医生、护士、看护们身后，忙着向他们分送礼品、微笑鞠躬，以便继续以布鲁诺·舒尔茨[9]和那个半骑人半独腿兔的情怀写他的书。他盲目固执地要活下去，为了延长他伴侣的生命而活下去。这位诗人因对自己另一半的执着而得以存活。这个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尽管与此同时他自己生命的价值不断地被降低。
那份本来属于诗人的痛苦“命运”，已经变成了集体的命运。然而，被分担的包袱，不等于减轻了重量。他这么写道：
我是个瘸子。我颤抖……颤抖的人往往有多种感觉：他要抓、要攀、要捏碎或抚摸，他得穿过漫长的道路，一条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他在感到孤独的同时，又感到身处一个人海广场，广场上的人都在伸手抓一个苹果。这颤抖也正来自人自己的意志，而我自己的那个意志，对我要求得更多：它甚至要我的思想，而我曾经用文字表达过这个思想，即，在指出它的实质是这个还是那个之前，生命就是“多”。
我一直记着这个“多”字。关于这个“多”，穆古讲过一个犹太胖子的寓言故事：此人吃起来巨量而且不断变得更胖，胖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他对质疑的人这么回答：“当他们来火焚我的时候，我要烧很久，得用很多的时间来烧。”
诗人穆古，由于神经质和恐惧，不断地发胖。他的颤抖也加剧了，而且跟他的恐惧症、感冒症，跟缠绕他的悲惨和恐怖同样剧烈。他的来信，因为监审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简短、拘谨。他写道：“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埋怨的。”这个“特别”的意思自然是：那不可避免的，还没有发生。“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埋怨的。”穆古就是用这样的暗语，用给茄拉写信的方式，来向我们通报情势，他在上面颤抖的署名是：尤莉娅。
直到1989年，尤莉娅已死，我才第一次收到了他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信。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几年前，我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有五六颗心，同样数量的手和脚，鼻子和眼睛……犹如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不是吗？但现在，我的心都四散了，或是埋入地下或是飘游世界。我尽量用一些纸张，在上面涂些什么话，来取代它们——那些有希望取代的部分。你觉得我们还有望再见吗？我几乎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了。这意思是，是半个人了，而不是一个心和眼睛和其余部分都四散的人的百分之一。
我们没有再见。1991年2月，穆古在临近自己的生日时死了。他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和香肠。
那段时间里，我的另一个朋友保罗也死了。这位外号叫“飞象”的前共产党员，因此而用不着见证后共产党时期的假面舞会取代共产党时期的假面舞会（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之一）的现实了。
茄拉的母亲，伊夫琳，也死了。她曾经以周到和优雅，张罗了1986年7月的生日晚会。在她给我们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别再往她家的地址寄信，要我们把给她的信寄到邻居的地址。事实是，我关于伊利亚德的文章发表后，新民主的各种报刊开始指控我亵渎和背叛，当地的爱国主义者们将罪人的丈母娘的邮箱作为靶子，烧毁掉它好几次。
那个其实是永别的晚会上的其他一些来客，有的去了法国，有的去了德国或以色列避难。即使那些留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们，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个城市也不一样了，而我这个游子也不是没有变化的。亲朋好友中最亲密的，仍旧跟我在一起，他们留在我心里，即使形势把我们隔离开来，也永远如此。
祖国逐渐远去了，越来越退入往昔，越来越钻入我的内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历史来证实它的矛盾重重，来证实它的坠落。
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时候所占据的空间更大？那个半人在与他那半瘸的骑座一起消失之前，就是这么预见的。空缺，其实，不过是一颗老化心灵过分长久的抽搐罢了。
那个在街上呼叫“我们玩吧”的孩子，已经远去了，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汪洋。
[1]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63BC—14AD），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原名屋大维，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的称号。
[2]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1902年大学毕业后，流亡到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生活过，1905年以后，定居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代表作有《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等。
[3]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一位犹太裔爱尔兰人，小说描写了他于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的24小时内在都柏林所经历的每一个细节。
[4]俄摩拉城（Gomorrah），《圣经·旧约》之《创世记》中所记古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
[5]基什尼奥夫（Kishinev），一译基希涅夫，现摩尔多瓦首都，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支流贝克河畔。
[6]布泽乌（Buzǎu），罗马尼亚县名。
[7]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位于乌克兰境内。
[8]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阿尔卑斯山脉主干东伸部分，位于罗马尼亚，这里用来代指罗马尼亚人；白脸小丑是作者对政治当局的隐喻，白宫是作者对医院的讥讽提法。
[9]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hulz，1892—1942），出生于当年奥匈帝国的咖利夏省（Galicia,现在乌克兰境内）的犹太波兰作家和画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文体风格最优美的波兰、乌克兰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