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内绿草出来，忽然，我的脑中浮现出波特非诺（Portofino）警官的面孔和他的身影。他宽大的脸颊，他眼光里的忧郁，以及他梳理讲究的头发。他的两手很小，双脚也小，他的微笑很可爱。他是一个小个儿、纤弱的男人，总是穿一身藏青色西装，配天蓝色领带。
我们刚见面不久，他就急于告诉我：在转到目前这个行业之前，他是高中的化学教师。如果说他的外表有点儿像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话，他的举动则完全不像。和蔼可亲、对人尊重、毫无罗马尼亚警察那种狡诈或粗鲁。他给人的印象是要保护你，而不是让你害怕，不是想通过阴暗的手段拉你入行。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对我提供任何保护。他并没有给我防弹衣，也没有提供便衣警察，甚至连推荐给女人单身在外遭受袭击时防身用的催泪喷洒剂，他都没有向我提供。他只是温和友好地向我提出建议，听起来像一位老奶奶好心明智的告诫：在街上要留心，如果在人群中老看到同一张脸，就得改变常走的路线，改变日常出门买报纸杂志的时辰；别打开有嫌疑的邮件。他甚至都没有按惯例要我避免引人注目。但他在把自己的名片给我时，还是在上面加上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以备急用。然而，我的自顾自，我沉浸于自己的思绪的习惯，以及我对社会人事的不甚关心，并没有因为他给的这张护身符而有所改变。相反，我的焦虑与不安反倒增加了不少。
联邦调查局官员杰米·波特非诺与我会见的原因，是我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对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谓的felix culpa（幸福的内疚）提出质疑，对他在30年代与铁卫军的关系提出质疑，而铁卫军在美国和罗马尼亚都很有一批它当年的成员军团兵。我的文章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题目，古利阿努教授被谋杀便是一个证据。我所在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校领导因此要求FBI出面保护自己的罗马尼亚教授。
与FBI官员见面后一年左右，我收到一封来自加拿大的匿名信。信封上的字体看来非常陌生，而我对手迹辨认学一窍不通。信封里面是一张明信片，上面空无一字。我把信封扔了，但留下了明信片：画面是马克·夏加尔[1]的“殉难者”（The Martyr）的复制品，原画藏于苏黎世艺术馆。它看上去像是犹太教的耶稣受难图。但与基督教的耶稣受难像不同，这幅画上的受难者并不是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在一个被火焚的集市正中，殉难者的手脚被捆在一根柱子上。画面的前排，有一位母亲、一位提琴师、一位神学师和他的弟子们。殉难者的面孔是长着胡子和鬓角的年轻耶稣：这画的主题是大屠杀。但不是Holocausto（“二战”时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于它的残忍恐怖，已经变成老生常谈，这是关于东欧大屠杀的恐怖[2]。我无法破译这明信片的暗示。是威胁？还是相反，是支持？此后，我经常会审视这张放在书桌上的复制品。
六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既没有受到威胁，也没有被谋杀，而我长期受到的一系列攻击则继续保持了它们内在的一致。比如，1989年之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媒体对我的评价是“反党”、“治外法权者”、“世界主义者”；后共产党社会对我的咒骂是“叛徒”、“耶路撒冷的侏儒”、“美国特务”。难道这些便是我对访问祖国感到不安的原因吗？
与菲利浦分手后，我又回到了奥朵曼奈利餐馆门前的那条长凳上。仅一小时前，就在这儿，往昔又重新回到了我眼前。谁知道呢，也许把这一切去对一个美国警察解释会更容易些，起码古利阿努这案子他可以查清楚：“子弹从近旁的另一个厕所隔间射出，用的是小型的0.25英寸口径的贝雷塔（Beretta）；凶手左手持枪，没戴手套，看来不是美国人。致命伤：后脑勺，距头顶部下四指半、右侧枕骨一指半的部位。”显然是职业杀手，谋杀形式是判决式的。地点：厕所。日期：东正教的两位圣人君斯坦丁（Constantine）和依莱纳（Helena）的宴庆日，而古利阿努的母亲为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圣人依莱纳这名字。
不知调查官杰米·波特非诺是否还记得被杀者的样子：突然苍老了许多，死亡似乎猛地在死者身上加上了20年。美国警方对活跃在芝加哥的铁卫军追随者们非常了解。他们获悉：铁卫军的头目、神秘的“上尉”克内鲁·翟·科德雷亚努[3]的孙女曾经在该城避难；他们还知道，阿莱桑德鲁·罗内特（Alexandru Ronett）——狂热的铁卫军成员、伊利亚德的私人医生，也住在芝城。谋杀嫌疑集中在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及其与芝加哥前铁卫军成员的关系上。警方也许还了解古利阿努的身世和他写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古利阿努抱怨说，自己对伊利亚德的敬仰，使自己成为他失去批判力的弟子。难道古利阿努，这位伊利亚德的弟子，准备“弑父”吗？他曾经承认：我的导师“比起我所想象的要更亲近铁卫军”。而他出现在流亡中的前国王米盖利（Michele）一旁，以及他与犹太女子结婚并皈依犹太教的计划，显然惹恼了铁卫军成员和罗马尼亚安全部的特工。
古利阿努在被谋杀前的一年中，曾经公开指控铁卫军的“恐怖极端主义”，并谴责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共产党后期的秘密警察，以及罗马尼亚文化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警方是否也了解到这位教授的热衷呢（古利阿努对魔术、预兆学、狂喜至极的状态、心理玄学等非常着迷）？他们对这一谋杀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中间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吗？一份叫《罗马尼亚之海》（România Mare）的杂志在古利阿努的死亡讣告中写道：“关于那个在黑帮之都[4]避难之人谋杀案的最严重的罪恶，是出现了那篇令人作呕的辩护文章。该文竟然为那个臭狗屎（可惜没有足够的水把他冲进那个看来是命中注定要让他致命的马桶里）辩护。”这份恶语伤人、充满了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狂热的周刊，自1989年以后曾对我发起各种攻击，而在这之前，它的名字叫Sǎptǎmîna，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喉舌。调查官波特非诺是否也知道：美国几乎所有研究东欧问题的机关都收到这份赞美古利阿努谋杀案的《罗马尼亚之海》杂志，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安全部本身向他们发送的呢。
我是否应当向他描述那张印着夏加尔的“殉难者”的明信片呢？是否应当向他描述那个处于中心位置的犹太隔离区之子，描述他身裹祈祷仪式用的带黑边的白披巾？与我起初想象的不同，他的双手和双脚似乎没有被麻绳绑起来，而是被细皮带捆着；天空染着火焰，烟火中可见一只紫色的小山羊与一只金色的公鸡，火堆旁是一位母亲或未婚妻、一个琴师、一位持书的长老。这张明信片是在暗示某种威胁还是对我的支持？波特非诺先生，我没有离经叛道，也不是个改换门庭的教徒。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那些人根本不会存在什么指望，我怎么有可能让他们失望！
我对回祖国感到害怕，波特非诺会关心这一点吗？显然，古利阿努好像跟我一样，对回到这个两百多年前变成他祖国的地方（那时他的希腊祖先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迫害而逃到罗马尼亚定居）也感到恐惧。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5]的影响下，古利阿努曾经写过两篇近似魔幻超现实主义的散文故事。在这两篇故事中他提到，他所热爱的罗马尼亚（他学习的一直是它的语言），对他来说，渐渐地，变成了乔尔马尼亚。
第一篇故事讲的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化身马库里斯塔王国与乔尔马尼亚国（齐奥塞斯库后的罗马尼亚化身）的间谍勾结，谋杀了当地的独裁者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6]，然后建立起一个以色情产品和凶杀队为“民主”特色的香蕉共和国。
第二篇是描述1989年革命以后的罗马尼亚现实。它通过对一本虚构的回忆录（由虚构的作者写成）的虚构评论方式，讲述这场革命的虚假性，揭示它朝着一个虚假的民主社会过渡：其中有前国家安全部人员的暴发致富、阴暗的犯罪、腐败、蛊惑民众，以及前共产党人与新极右运动组织“木卫军”的结盟。故事通过虚构的回忆录和其中虚构的一系列证人，叙述了国家政变、对独裁者和墨尔杜同志虚假而迅速的审判和执行死刑、虚假的烈士葬礼、被“欺骗”的人民，等等。新上任的首领，主席先生，是谋杀他前任的凶犯。这位主席同志以当地的传统幽默，在做形势报告的时候这么宣称：“难道这不是人民的根本作用吗？”即：受蒙骗。
波特非诺先生，总之，这就是乔尔马尼亚！您说得有道理：并不是什么超凡的力量阻止了古利阿努重见自己的祖国，而是乔尔马尼亚或芝加哥的巴尔干人的作为。
那么，朋友、书籍、爱情、笑话、歌曲，所有这些，难道都没有任何意义吗？那我们又应怎么对待它们呢？那养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真正的祖国呢？难道所有这些，都完全彻底地变成了铁卫军军团兵们的领地或共产党人的乔尔马尼亚了吗？杰米，难道这些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发生在任何时候吗？
跟古利阿努一样，事实上，我对研究祖国的种种矛盾也感到疲倦。我的经历与他的不同，我害怕的不是布加勒斯特的手枪。让我担忧的是，那千丝万缕的纠葛，它们仍然束缚着我。
在奥朵曼奈利饭馆门前走过的行人，没有一个看上去像那位护卫我的FBI天使，而我对此并不在乎。波特非诺警官肯定无法为我解释夏加尔的柴堆。实际上，我在那张长凳上久坐不动，等待的是另一个人。
我所等待的对话人，她对我的了解，比我对自己的了解要深得多，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还记得外祖父书店里的那本62年前出版的薄薄的书吗？
她的表兄阿里尔（Ariel）——一个染着一头红发，具有黑极了的目光的年轻放荡的反叛者，对着一群围在柜台旁的人们朗读那本带粉红色薄纸封面，题为“我是如何变成流氓的”（How I Became a Hooligan）的薄书，像是在读一本关于催眠术的指导手册。他的表妹——书店老板的女儿，激情满腔，替他一页一页地翻书。他的评语中一再出现的是：离开！他以澎湃的热忱，抑扬顿挫，反复念这一词，好像在呼喊：革命，拯救，复兴。
“此刻，赶紧，在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离开！”阿里尔还不时地把书翻过来，对着封面上的作者名字，眯起双眼，嘲讽地说：“哈，塞巴斯蒂安，海希特（Hechter）先生的笔名叫塞巴斯蒂安！”
出现在我征途前面的不是古利阿努，而是另一个亡者。他也是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朋友，只不过是另一个时期的朋友罢了，他叫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我在巴内绿草午餐时提到过他，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日记：1935—1944》，这几天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但他的这部遗作，无法在时间的书架上找到位置。那书店已不存在，外祖父和他的外甥阿里尔也不存在了。但我母亲——她也不在了——肯定还记得“塞巴斯蒂安事件”！我母亲，她具有一流的记忆，保持至今（无论此刻她在哪儿），对此我毫不怀疑。
陈旧而乏味的反犹主义（法西斯执政前的乔尔马尼亚，便是典型的一例），对塞巴斯蒂安来说，似乎属于“人类苦难的边缘”。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犹太人所遭受的外来灾难，比起他们所受的灼炙煎熬着犹太人灵魂的“内部灾难”来说，则是有限而微小的。他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犹太人）那样，极度赤裸裸地招供了自己真实的和想象的罪孽，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极度严峻地进行自我监督，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圣经》里的预言是地球上最可怕的声音。”这些话写于1935年，而当时，“外来灾难”正在预告即临的祸殃。
1935年，我出生的前一年，在乔尔马尼亚的一个小小的书店里，我妈妈的表兄，即我外公的外甥，阿里尔，愤怒地叫喊：“什么？人类苦难的边缘？”他接着叫喊：“这难道就是塞巴斯蒂安的教诲吗？人类苦难的边缘？他自己马上就会看到这‘边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之前，1934年，塞巴斯蒂安曾经面临过这么一个丑闻：他出版的小说《两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的序，是由他的导师兼朋友纳艾·伊奥奈斯库[7]写的，此人后来成为铁卫军的意识形态专家。这位序作者认为，犹太人是基督教世界削弱不掉的敌人，必须在地球上灭绝他们。
在基督教徒、犹太人、自由派以及极端派的抨击下，塞巴斯蒂安写了一篇题为“我是如何变成流氓的”的卓越文章。在文中，他以极其冷静而准确的态度，明确重申了苦难深重的犹太人的“精神独立性”，“他们所具有的悲剧神经”，以及他们在“骚动不安的敏感质和严厉的批评精神”之间，他们在“自己最冰冷形式下的智慧和自己最不拘泥形式的激情”之间的种种矛盾。
流氓？这是外围的，非路线性的，受排挤的意思吗？这个喜好自称“多瑙河[8]畔的犹太人”的塞巴斯蒂安，曾经这么给自己下定义：“我是个非党派人士，我永远是个异己分子。我只对具体的个人有信心，对他我有很大的信心。”这个“异己分子”是指异己中的异己分子吗？
我母亲很清楚：我身上也有耍弄这类心理把戏的本能。比方说：当我急于想离开犹太人聚居区的时候，当我希望出了犹太人聚居区以后朋友们会张开臂膀欢迎塞巴斯蒂安先生和我，希望在我身上不会出现其他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笑话的时候，我就耍弄过这类心理把戏。正如塞巴斯蒂安先生说的：其实这是对自己感到疲倦的表现……我母亲却从来没感到有对自己的“所属性”下定义的必要，她就活在其中，她以那种无法解释的、带有宿命论的信仰，生活在这个“犹太”性之中，而她的这份信仰并不为她带来抵御折磨和忧郁的能力。
母亲常说：“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我们没有理由憎恨他们，但也不能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们也不该忘记他们所带来的恐怖。”妈妈，你还记得吗？
而我，在13岁、23岁、33岁，以及在以后的年岁里，对这些老生常谈的歇斯底里的反应，都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坚定不移。母亲一如既往，仍然并永远，保持了自我本色。古希腊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我在自身周围的母系家庭里，在集体的“认同性”中，每日都能见证这一点。
离开，对！阿里尔有道理。时间最终也会说服我。妈妈，你这么反复说的。你说，时间会迫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迫使我卷起铺盖出走的，但这要过很久。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将在很久以后，在晚上/你将会从这里出走，你看着吧。”
难道诗人要比预言家更有预感吗？1997年，塞巴斯蒂安死后半个世纪，他的遗作《日记：1935—1944》出版了，其中描述了由朋友变成敌人所带来的“灾难”：“令人不安的夜晚……隐约的威胁。门好像关不上，遮窗物似乎透明，墙好像也是透亮的。从任何一方，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爆发出某种危险，我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危险，但知道这些危险时刻都在眼前。”
最终，我离开了！怀着内疚，因为没有早走；怀着内疚，因为终于走了。
1934年，塞巴斯蒂安这一人物，以作者的名义宣称：“我欲了解，有哪条反犹太法能够否认我身心中不可逆转的事实，即我出生于多瑙河畔，我热爱这片土地……而我对内部灾难的犹太意识，多瑙河则典型地表现出它君王般的冷漠。”1943年，作者问：“我会回到这些人中间吗？战争会不摧毁任何东西吗？会带来任何不可改变、不可消除的东西吗？”
战争结束后，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终于，准备离开了。“永恒的罗马尼亚，这里什么也不会改变”。似乎犹太人的灾难意识，在哈德孙河畔要比在多瑙河畔更容易治愈。[9]
死亡阻止了古利阿努回到罗马尼亚，也阻止了塞巴斯蒂安离她而去。对于我，这位女巫耍弄了另一花招：她让我在后世以旅游者的身份回罗马尼亚。
不仅多瑙河，布克维纳[10]也能为不复存在的身世提供背景。语言、景物、年龄，都不会因为外来的灾难而自动消失。而我对布克维纳的爱，也不可能让乔尔马尼亚消失。乔尔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
“在这个带着微笑讥讽的文化中，什么都不认真，什么都不严重，什么都不是真的。尤其是，什么都不会不可调和……”这些是塞巴斯蒂安的隐语，也许，古利阿努也这么认为。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层次里，有一个概念是完全没有的，那就是不可调和。”有一次，连我母亲年轻的表兄阿里尔都这么赞美。我也可以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被新老僵局困住时，这么重复：“不可调和在多瑙河畔是不存在的。”
那么外来的灾难呢？我过早地纠缠在这个无聊之中。至于我反复受到围攻的现实，你知道，一个人处在攻击包围之中，不太容易完全避免那种因自以为是而引起的多疑，[11]也很难完全避免感情上的自虐倾向……又是受害者论，这是受害者的怨言吗？我得承认，这想法让我生厌。天哪，又来了，哭哭啼啼、怨声载道的受害者：现在每一个人都亮出了破破烂烂的受害者的招牌——男人、女人、同性恋、双性恋、佛教徒、肥胖病患者、自行车健身员……
但脸谱已经粘在我的脸上——典型的公众敌人，他的另一个面目！
我一直处于“另一个”面目中，无论有意无意，戴不戴面具，即使我没有被认同为母亲所属的隔离区中的一个，或者是任何隔离区中的人。“内部灾难”已经与“外部灾难”——对自己感到疲倦，结成同盟了。
我得避开人们的视线，没有影子，没有身份，仅在黑暗中出现？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最好还是从容地去跟死者交流，他们倒认定我是自己人。
[1]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犹太人。代表作有《乡村与我》等。
[2]指历史上“二战”以外，在东欧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3]克内鲁·翟·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1899—1938），铁卫军的创建人，主张反共排犹，鼓吹神秘的宗教热情。
[4]芝加哥曾经是黑手党及各种黑社会的老窝。
[5]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900—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主要诗集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手册》《影子颂》《老虎的金黄》《深沉的玫瑰》《铁皮》《黑夜的故事》等。
[6]原文名字为Mortu，即“死亡同志”的意思。
[7]纳艾·伊奥奈斯库（Nae Ionescu，1890—1940），罗马尼亚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记者。
[8]多瑙河（Danube），起源于维也纳，流经匈牙利、克罗地亚、贝尔格莱德、罗马尼亚等地。
[9]前者位于纽约市，后者代表罗马尼亚。
[10]布克维纳（Bukovina），欧洲东部一地区，曾属罗马尼亚，现分属罗马尼亚和俄罗斯。
[11]作者的意思是：自己受到攻击也是因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分量而引起的，因此，越是受到攻击，就怀疑自己是否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反过来说：自己越重要，就越怀疑会受到攻击。而这种现象，在作者看来本身带有自以为是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