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内绿草
春天，天堂的光明，穿过整堵墙般大的窗子，照进来。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从十层楼的高处朝下看，观望天堂里的热闹：另一个世界中的楼房、招牌、行人。“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这天早上，他一定也这么重复。
街对面，一幢红砖建筑，庞然硕大。一群群孩子在上舞蹈课和体操课。一条条黄色的出租车龙，被堵在百老汇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吼叫起来，这大都市早晨的脉搏因而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然而，这位观望者对下面的喧嚣无动于衷。这时，他细察天空——像是无边的沙漠，在里面移游的动物群，是缓缓运行的巨形云块。
半小时后，他出现在那幢42层楼前的街角上，他就住在这楼里。这楼房并无明显的具体建筑风格，仅是几何的组装而已：对他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庇身处，一种栖身斗室的组装罢了。斯大林时代的公寓楼……他嘟哝道。不，斯大林时期的建筑并没有那么高。然而，它还是斯大林式的，他对自己反复这么说，显然对自己在来世的所见不买账。这天早上，他将重新回到九年前的自己吗？面对死亡后的新奇生活，难道自己会像那时一样，晕头转向吗？九个年头，犹如腹腔里的九个月，充满了一个早晨所能生产的、冒险的各种新奇。新颖是美好的，正如初端的开头。
左旁，天蓝的招牌，上面写着巨大的白字：瑞特救护药房。通常，他在那家药店买药。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瞧，连天堂中也有火灾！
但并无什么危机。片刻后，一切又回到了正常：这不是那家照相馆——他曾经为各种新证件在那里照过相；近旁，面包铺的橱窗、地铁的黄色标记，然后是星巴克——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当然，那写着白字、带有巨大M的红色标记是麦当劳。它那金属框架的入口处，有身穿牛仔裤黑运动鞋、白网球帽压在眼眶上、右手持一拐杖、左手携一绿色大包的老妇进来，也有两个高大强壮的黑人乞丐，他们各自手持一个白色的塑料杯。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有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黄的白的粉色的文旦果、猕猴桃、胡萝卜、樱桃、香蕉、富士苹果、史密斯苹果，玫瑰、郁金香、康乃馨、百合花、菊花、大花小花、野花人工花、白的黄的红的。矮楼、高楼、更高的楼，各种风格，不同的形状及混杂的各种用处，新世界和旧世界，以及来世的巴比伦。
一个小个子日本人，身穿一件红衬衫，头戴一顶红网球帽，摇晃在两个塞满了大包小包的大袋子中间；一个长胡子的金发男人，穿短裤吸雪茄，走在两个硕大的金发女人中间，她们也穿短裤，绿色的，戴着黑太阳镜，肩头搭着背包；一个瘦高的女青年，没穿长丝袜，她有一头红色的短发，穿透明的衬衫，迷你短裤，荷叶那么点儿大；一个秃顶老头，高大肥胖，怀抱两个小孩；一个矮小敦矬的男人，黑八字胡，脖子上挂金项链；还有乞丐、警察、旅游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地球上少不了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七十二街的十字路口，有个名叫威尔第广场的小公园，它的前面，有一块三角形的绿草地，四周有铁栅栏围着，在其中间的白色大理石石基上，是穿燕尾服、戴领带和帽子的威尔第先生。他被自己歌剧里的人物围着，天堂的鸽子在他们的头上宁静地休息。铁栅栏前的长椅上，零散坐着当地的平民：退休的、残疾的、闲逛的无业游民，他们坐在那里，嚼着用纸袋装的炸土豆片，或在啃一块比萨饼。
天堂里的一切这儿都有：食物、衣服、报纸、铺盖、雨伞、电脑、鞋子、家具、酒、首饰、鲜花、眼镜、CD、灯、蜡烛、锁、链子、狗、异国鸟和热带鱼，以及小业主、银行职员、街头艺人、警察、理发师、擦皮鞋的、记账的、卖淫的、乞丐——各种各样的容貌、语言、年龄、身材和体重。而对这个存活者来说，奇异的是：他竟然是在这么个混合体的早晨，庆祝自己九年来的新生。
在这个天国里，所有的忌讳和界限都被取消了，知识之果可以在衣袋里的电子屏幕上找到，长生树在药店里贡献它们的果实，在生命转眼即逝的时代，唯一要紧的是瞬间，而眼前便是瞬间。可是，这不，重新响起了地狱的警报！……但这一次，不是火警。一个白色的尤物呼啸而至，身后留有一个血色大圈，一个红十字和几个红字：救护车。
来世的生活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他抬头看天，苍天会让奇迹出现；他仰望蔚蓝——那是被楼群顶部的钢筋水泥划出的一个方块，天空可在此方块中被窥见。右边的建筑挡住了视线，那是一排长极了的咖啡色墙壁，沿墙走的是水管，喷水用的。左边，是一堵黄色的墙壁。金黄油漆的墙底上，是斑斓的天蓝色油漆写出的信息：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这是告诫，还是信息，很难说。然而，他在那里停了一下，转过脑袋，盯住这神圣的字句，重复了几遍，这才又抬起脚，倒退了一步，继续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行走。长生不老的好处是：获得免疫功能。人不再像前生那样，受猥琐束缚，你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他朝着巴内绿草走去。“这是一个让你想起前生的地方”，一个朋友曾经那么对他许诺。
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楼房是往昔的那种老式的房子，砖红的、深色的、灰的，四五层楼，阳台是黑色的、金属的，其防火梯子由于年长日久而发黑。他初次来这儿的时候，乍看去，觉得纽约市的这个上西区地带像是铁道区，让他想起旧世界[1]。但在他居住的9年或90年里，这一带高楼不断兴起，越来越高。相比之下，他所住的42层公寓楼，像是斯大林时期的火柴盒楼房那么难看……瞧，斯大林这词又回来了，莫名其妙。[2]
沿街面与一度生活里的一样，是一家家店铺：“全项服务珠宝商”、“乌托邦饭店”、“爱茉莉花铺”、“皮鞋店”、“成人录像店”、“中国干洗房”、“指甲沙龙”、“罗马镜框店”。在与七十六街交界的十字路口处有座纪念堂：“河畔大天主教堂”。一个双腿粗胖、披着黑色长发的姑娘从里面走出来。她身穿短袖黑衣、黑丝袜，戴着很大的太阳镜，镜片也是黑色的。街上有三辆巨长的黑色轿车，像是巨型棺材，上面有很小的窗户。从车里走出几个身穿黑服戴黑帽的优雅男人、几个穿黑服戴黑帽的优雅女人、几个身穿葬礼服的大孩子。生命之钟又一次为某人敲响了永恒的时刻。生命便是动态，他没有忘记这一条。赶紧，他走开去。走过几步，他脱离了危险。
奥朵曼奈利。一家餐馆的橱窗玻璃上悬挂着一块绿色的招牌，上面写着：“奥朵曼奈利兄弟——自1900年开业”。餐馆的入口处外面，有两条木长凳。一位老妇坐在右边的那条长凳上。累了，他看着她，一边瘫坐在左面的那条长凳上。
老妇的目光漫无目的，但似乎仍注视着他的举动。好像，他们彼此认得。他觉得她的身影很熟悉，像是在某些夜晚，在某些房间里，突然，氤氲起一种宁静的温柔，这份安全感，瞬间将他包裹起来。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在嘈杂的日间，在街上有过这份感觉。
老妇站了起来。他等着她拉开几步远的距离，然后起身，以往昔的节奏，跟随她。她双腿消瘦，苍白，脚脖子很细；袜子很短，透明的，鞋子轻薄，平底，像是防雨型的；她的白发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肩膀佝偻前倾；她的无袖连衣裙，宽松型，质地细软，天蓝的底色，上面是红色与橘黄色相间的方格子。她的左手，提一个塑料袋子，如同往昔；她的右手，跟过去一样，拿着裹成团的灰色针织套衫。
他加快了步子，超过她。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他们面对面。她吓了一跳！她也许认出，这是那个累坏了倒在奥朵曼奈利餐馆门口长凳上的陌生人。他也吓了一跳。像是魔术，竟然在一家饭店的门口，在一张长凳上，出现了这个幽灵！
她走路的样子，身影、衣着、灰毛衣，剪短的白发，有点儿像假发套，那在瞬间看到的侧脸，跟过去一样的前额、眉毛、眼睛和耳朵，还有下巴，都很熟悉。只是嘴巴的线条不再那么完美，而呈弯曲状，现在的双唇也显太薄，没了唇线；鼻子的挺直也消失了，变得宽了；脖子苍老，上面的皮肤是松弛起皱的。
此刻，他保持距离地跟着她。她的侧影、走路的样子、整个形象：你不需要熟识的记号，一切全在你心中，都熟得不能再熟悉了，一切都没变。你没有理由在街上继续跟踪她的踪影。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心不在焉，放慢了脚步，而那个幽灵，如他所盼，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于，在八十六街和八十七街之间，到了目的地——巴内绿草餐馆。靠窗，老板摊手摊脚地坐在一张椅子里。他佝偻的背脊和硕大的肚子，裹在长袖子带金扣的白大衣褂里。没脖子，他的脑袋上披盖着白发，鼻子、嘴巴、前额和耳朵的线条倒是分明。一个身穿白制服的店员在左边的香肠熟食柜台后面忙碌，另一个在右边的面包烙饼蛋糕柜台后干活。
他向店老板和旁边的年轻人打招呼——这年轻人的两个耳朵都贴在电话机上。然后，他向着左前方走去，那里是餐厅部。
靠墙的一张桌子，一位高瘦戴眼镜的先生，从报纸上抬起头。然后是非常实际的问候：“老小孩，你怎么样？”
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流亡者们对这类时刻总是怀有感激。
“近来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一点儿也没有！就像我们的同事，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3]讲的那样：‘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们讲道理，人们在天堂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过得好。’”
这位小说家对诗人们并不热衷，幸亏这些诗行有点像散文。
“近来如何？我是说在这儿，而不是在华沙，有什么新闻？”
“庆贺！庆贺在天堂的九个年头。1988年3月9日，我搁浅在新世界之岸。”
“孩童们喜欢过周年，巴内绿草是过周年的好地方。它的一切都让人想起犹太区。Oy mein yiddishe mame。古旧的世界，古老的生活。”
一份夹在塑料片里的菜单向我递来。真的，充满了犹太区的诱惑：奶酪汁拌酸黄瓜，炸猪排，小牛肉煎鸡蛋，牛舌加鸡蛋，酱汁熏牛肉加鸡蛋，熏肠煮鸡蛋，家制鸡肝酱，芥末拌腌鱼。
但这是鸡肝酱，不是鹅肝酱；鸡是在美国人工养育出来的，而不是东欧生长的那种；鱼也不是欧洲大陆的，鸡蛋也如此。诱惑存在，正如往昔确实存在过，正如往昔的替身也是存在的那样。瞧，到处是俄国汁，俄国汁拌烤牛肉、拌火鸡、拌胡萝卜生菜沙拉……确实，这就是认同的奥秘，记忆的替身被写进了存活的语言里。
一个年轻、高大、健美的侍者，一眼认出了这个著名的小说家：
“先生，我读过您新出的那本书。”
菲利浦[4]似乎并未因此而得意起来，但也没有感到讨厌：“是吗？你喜欢吗？”
他喜欢，但他承认，不如前一本来劲，那本更加色情。
“好吧，好吧。”小说家同意，他连眼都没从菜单上抬起。
“请给我来份炒鸡蛋和熏鲑鱼，一杯橘子汁。鸡蛋只要蛋白，不要蛋黄。”
侍者转向这位顾客那默默无闻的伙伴：“您呢？”
“一样，一样。”我有点儿结结巴巴。
“你觉得巴内绿草的烹调怎么样？”
巴内绿草餐馆仿制的东欧犹太烹调还算过得去，但为了保持往昔的口味，光是在菜单上加进煎洋葱和犹太馅饼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你喜欢巴内的烹饪吗？”
没有回答。
“OK，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去不去罗马尼亚？你怎么决定的？”
“我还没有决定。”
“你害怕吗？你还在想芝加哥暗杀事件吗？……那个教授……他叫什么来着？那个芝加哥的教授。”
“古利阿努，全名是约·贝特鲁·古利阿努[5]。不，我跟古利阿努毫不相干。我不是那个神秘派的学生，我也没有背叛过我的大师，我更不是一个因迷恋上了犹太人而要转入犹太教门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游民，而非一个叛徒。叛徒是应当受到惩罚的。而我……我不过是一个讨人嫌的老头儿而已。我没有什么花头经。”
“花头经，我不知道，但讨人嫌，你以前倒有一点儿。一个有嫌疑的人，变得愈加可疑起来。这对你可不利。”
六年前，1991年5月21日，约·贝特鲁·古利阿努教授在光天化日下，在芝加哥大学内遭谋杀。从表面看来，这场谋杀执行得无懈可击：在该大学神学院的教员洗手间里，仅一颗子弹，从相邻的小隔间射进了坐在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脑袋。因这场谋杀案一直未破获，自然引起了多种猜测：年轻的古利阿努教授与他导师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导师，著名的罗马尼亚学者、宗教史专家米尔恰·伊利亚德[6]，他才到美国来的；他与芝加哥罗马尼亚社群的关系；他与罗马尼亚流亡国王的关系；他对心理玄学的着迷；等等。当然，甚至还牵涉到他与铁卫军——极右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其成员叫legionari，军团兵——之间的关系。他的导师米尔恰·伊利亚德在30年代支持过铁卫军，而芝加哥很有一些热衷铁卫军的流亡罗马尼亚人。据说，当时古利阿努正准备审阅其导师早年的政治背景。
1991年芝加哥的谋杀案发生时，正值我的一篇论伊利亚德的军团兵经历的文章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结果，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了我，告诫我在与罗马尼亚人及其他人接触时要小心。
这不是我头一次与我面前的这位美国朋友提起这个话题。古利阿努、伊利亚德，还有伊利亚德的犹太朋友米哈伊·塞巴斯蒂安[7]，这些名字最近经常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
随着我去布加勒斯特的启程日越来越近，菲利浦坚持要我把自己内心不安的原因弄清楚。但我做不到，这些感觉非常含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下意识地避免在那里会面对曾经的自我，还是无法忍受目前他人眼中自己的新形象——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
“我还是有点儿理解的。这种含糊感觉也许别人也有。但这趟旅行可能最终能治愈你的东欧症。”
“也许吧。但对于回归，我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往昔，我还没有完全无动于衷。”
“恰恰因为如此！这趟旅行之后，你就会无动于衷了。谁能回来，谁就会痊愈。”
我们又在老问题上僵住了。但这一次，菲利浦非常顽固。
“你难道不想重见一些朋友吗？看看一些旧地？……你说过，尽管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想看朋友的。上星期你还提到要去墓地，为你母亲扫墓。”
一阵冗长的沉默。
“今天上午，半小时前，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又见到她了。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突然，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在那个叫作奥朵曼奈利的餐馆门口的一张木制长椅上……”
我们俩再次沉默起来。离开巴内绿草时，我们的交谈回到了熟悉的话题之上，并恢复了愉快的基调。跟以往一样，我们在七十九街的街角分手。菲利浦朝左边的哥伦布大道拐去，我继续顺着阿姆斯特丹大街朝着七十街和我那幢非斯大林式的斯大林式公寓楼走去。
[1]旧世界，在这里指欧洲。——译注。以下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除非另有说明。
[2]作者用斯大林一词来概括自己“前生”时代的性质——社会主义。
[3]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 ），波兰诗人。著有诗集《光线的一种和声》《赫尔墨斯，狗和星星》《对于客体的一种研究》《我思先生》等。
[4]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1933—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犹太人。在他出版的20部以上的小说和故事集中，曾数次荣获文学大奖，如《再见，哥伦布》获全国文学奖；《反生活》和《遗产》获全国图书评论奖；《夏洛克在行动》和《人性的污秽》获金福克纳笔奖；《美国牧歌》获普利策奖等。
[5]约·贝特鲁·古利阿努（Ioan Petru Culianu,1950—1991）,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短篇小说家，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1991年5月被谋杀，凶手及杀人动机至今不明。
[6]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出生的哲学家，主要从事哲学、宗教史研究。去世前，为芝加哥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被视为现代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一，也被他本国的人视为罗马尼亚的骄傲。代表作有《永恒回归的神话》等。
[7]米哈伊·塞巴斯蒂安（Milhail Sebastian，1907—1945），罗马尼亚犹太小说家。著有《日记：1935—1944》《两千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