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
1
我在纽约的时候重读了一遍诺曼·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重读的文字突然被这个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会看到马内阿写下的一切：“瑞特救护药房、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马内阿不厌其烦列举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人间场景，夸张地称之为“天堂”。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连天堂中也有火灾，马内阿说。
我不会嘲笑马内阿对“天堂”的定义。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省，身为犹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1945年春回到罗马尼亚。在祖国又生活了41年后，他在1986年再次离开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国，从此定居下来，作为一名流亡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在第一次返乡后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的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流氓的归来》在2006年获得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这是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蕴藏着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码。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回到罗马尼亚，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这12天发生扭曲，吞吐出种种记忆，关于苦难、尊严、虚无、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家族秘密（母亲曾经离过婚）甚至自私的情欲（和老情人在婴儿旁边通奸，事后却没有给对方哪怕一个电话），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归来》叙述时间和空间不断发生跳转，你得努力辨析这些关键性瞬间：1997年在纽约的巴内绿草（一家犹太餐馆，马内阿在书中提到自己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共进午餐）、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生日晚会（一个月前他在“布卢姆日”，即6月16日申请了前往柏林的签证，布卢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马内阿用尤利西斯的命运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请美国签证（1月20日，马内阿称其为D日，决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马内阿的父母在罗马尼亚小镇法尔提西尼的公交车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马内阿和父母从乌克兰集中营被遣返回法尔提西尼（警察机关给父亲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但他们没有其他有关驱逐的文件证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亲几乎瞎了，坐在家中回忆家族历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劳改营探望父亲，他因为一个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点入住洲际饭店，这里以前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他自己成为了外国人）……时空与时空的转换毫无预警，叙述语言又宛如梦语，马内阿并非有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处命运的多重梦境。
马内阿很容易被拿来和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较，两人都书写极权罪恶，都在东欧剧变之前离开了祖国，都是罗马尼亚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作家。但马内阿坚持以读者稀少的罗马尼亚语写作（这甚至导致了翻译的困难，《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译，马内阿的另一本小说《巢》则是译自法语），不愿脱离母语，是因为他在虚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时，却能在语言中回归故土。1969年马内阿终于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一本书，这让他在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感到自由：“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此外，赫塔·米勒几乎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马内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难以定义，他陈述制度的罪恶，却也坦承个人在极权之后坠入虚无。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忍不住反复描述苦难，却又多次表示对“受害者”这一标签的抵触，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父亲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马内阿悲哀地发现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苦难已经被平凡化，“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与其如此，不如保留尊严。
在回罗马尼亚的第一天，当地电视台打电话想采访他，马内阿拒绝了：“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马内阿还提到昆德拉的一个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昆德拉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昆德拉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另外，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一样，放弃母语，他后来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法语写出，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帷幕》中也提到，不用主流语言来写作的作家，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内阿虽然屡次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包括意大利诺尼诺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等），他却始终未能在读者层面进入真正的主流。我和一个学文学的美国朋友谈论起马内阿时，他很惊讶地说：“我不认为身边会有什么美国人读一个罗马尼亚作家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也最终选择了更清晰地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出现的赫塔·米勒，《流氓的归来》里提到，1997年马内阿的出版商想为他申请索罗斯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为了提高成功率她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但对方最后拒绝了这一申请。
正如《论小丑》中马内阿反复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个阵营里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永远边缘化的命运坦然甚至骄傲接受，所以《流氓的归来》中他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那句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
2
《论小丑》在1993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这是他流亡至西方后的最初几年，在纽约巴德学院写下的随笔集。马内阿自己说过，刚到西方时，他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但因为排斥“受害者”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剧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最后写出这本书，是想告知读者：“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书中最重要的《论小丑》一文写独裁者和艺术家的关系，马内阿以“花脸小丑”自喻，对抗“白脸小丑”，即从1965年开始统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马内阿看来，自己的祖国早已成为一个荒谬的马戏团，权力的白脸小丑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而艺术的花脸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视他的存在，马内阿认为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但权力难以真正被忽视。马内阿1954年就曾拒绝成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而被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获得电气水利工程硕士学位，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在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Povestea Vorbii》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在出版了六期后就被当局取缔，从那时起到1986年流亡，马内阿在罗马尼亚写了十本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审查（《论小丑》中《审查者报告》一篇专写这一主题），甚至有好友亲口告诉马内阿，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马内阿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可以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一路伴随着马内阿的文学生涯，艺术家想忽视独裁者，独裁者却时时以恐惧提醒艺术家：他依然存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1980年，罗马尼亚官方的御用文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杂志（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匿名社论，马内阿则很快在《家庭》杂志上做出回应（《论小丑》中全文收录了这篇访谈），在访谈中痛斥帝舵“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访谈后来引发为一场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马内阿，在谈话中暗示他应当移民。随后罗马尼亚官方组织舆论对马内阿进行多方抨击，匆匆捏造出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自由主义者”。让马内阿尤其感到孤独的是，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他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关爱，但在公共领域，却是集体沉默。
还好在任何黑暗时代都有勇敢的燃灯者们，1981年，马内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马内阿说，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
《论小丑》中马内阿不惜使用最为尖刻恶毒的语言讽刺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但在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后三天就被枪决，马内阿对此并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说“没有民主和公开的审判，就让齐奥塞斯库死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和他太太的死毫无同情，他们几乎毁掉了罗马尼亚整个国家，并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审判的死亡。”
马内阿在《论小丑》结尾处引用歌德的话：“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花脸小丑虚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与白脸小丑抗衡的，不过是站立在正确的价值之后。
3
马内阿的小说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译本，两本书有诸多类似之处，比如梦魇式的语言、混乱的人物关系、隐晦而并未解开的悬疑。马内阿喜欢复杂叙事，2011年8月他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反抗简单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读起来有点儿令人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的）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能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归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主题都是创伤与回忆，前者的创伤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者的创伤来自罗马尼亚极权。《黑信封》的主角托莱亚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他的父亲马尔库·万恰本是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为了安然度过那些年月而成为一个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后死去，死因不明，也无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杀，小说中反复出现卡瓦菲斯的诗“野蛮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们的生活被野蛮人（极权主义）所摧毁。托莱亚一边试图寻找父亲死亡的真相，一边向心理医生马尔加倾诉，但最后他疯了，被自己的房东夫妇告发，被送入了马尔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书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奥克塔维安·库沙，他来自聋哑人协会，但这个协会事实上从事着特殊的情报和监视工作。马内阿的小说总是会留下诸多谜团，他提供各种闪光碎片用以暗示，却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不断壮大丰富，马内阿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托马斯·曼在纳粹横行时写下这句话。马内阿也说，他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试图寻到一个隐喻，表现当时罗马尼亚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巢》中也有不确定的死亡。这本书中有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法定幸福”是马内阿在《巢》中创造的另外一个词）。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
马内阿是一个沉迷于书写自我的人，个人经历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几乎让人担心这是创作力衰竭，但从《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见他的写作主题渐渐发生了转变：流亡之前，他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恒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他喜欢的齐奥朗还说过：“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黑信封》就像对这句话的脚注，而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马内阿多次写到自己的父亲，写他在集中营中惊恐地发现自己洁白的衬衫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但是母亲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一次坐牢，穿上惨不忍睹的制服，因为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父亲被判刑五年。当然，他的父亲没有来到美国，但是从马内阿的命运也许可以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父亲也不见得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即使他能保证自己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但生活又不能仅仅是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因为习惯了笼子的鸟，会对天空感到恐惧。
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恐惧与尊严、抵抗与虚无，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在纳粹的时代，马内阿是犹太人；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他是被严密监控的作家；在自由的纽约，他是用没有多少读者的小语种写作的流亡者。诺曼·马内阿，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是他的创造，“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马内阿还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文字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