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淑凤 陈进金[1]
在1980年代以前，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几乎都受到政治禁忌或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及档案数据的不开放等因素影响，因而形成历史研究上的一种局限，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更是研究上的禁区。但自1980年代以后，政治束缚逐渐解除、教条框架渐被抛弃，尤其台湾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脚步，反共、一元化的国民革命史观，不再成为唯一的历史解释，民国史学者具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
台湾地区政治解禁后，有关民国史档案资料也随之大量开放，如台北“国史馆”所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以下简称《蒋档》），经过学者研究运用，或纠举过往论著的错误，或厘清以往隐晦不明的历史疑案，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蒋介石日记》后，学者还能进一步探讨蒋中正的内心世界，在在说明新史料正带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另在《蒋档》数字化后，透过编目目录字段的综合与分析，民国史学者还能突破以前的窠臼，开创新的研究方向与趋势。例如以蒋中正与相关人物往返文电的内容要旨，进而与时局结合的分析与研究；也可开发新的议题，例如蒋中正的国家“观”、蒋中正的民族“观”等；甚至检讨以往的既有定论，例如抗战前蒋中正的“削藩论”等。这说明档案数字化后将使研究议题更为丰富多元，且有助于学者挖掘新的研究课题。
一 前言
1950年代台湾地区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从学术机构展开，大都从接收史料、整理资料着手；最早是以清末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11种110册最具代表性。[2]此外，台湾当局为倡导国民革命史观，透过历史学科教育以配合其基本“国策”，乃强调贬抑“满清”、北洋政府，与反对共产革命的论述。[3]是以，此一时期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蓬勃发展，却很难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形成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局限。
至1970年代台湾史学研究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是深受欧美史学发展的冲击，是以新文化史逐渐成为台湾历史学门研究重要趋势。[4]这些论述包括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其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生产与消费、真实与虚构三方面，明确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智识史及社会史的区别。[5]也因此，台湾地区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研究渐趋式微，台湾学者真正利用档案来从事民国史研究者，变得越来越少了。
然自80年代起，台湾因时局的变迁，过去的政治束缚逐渐松绑，国民革命（国民党）史观不再成为唯一解释民国政治发展的论点，民国政治人物的评价亦趋于多元；再则，有关民国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亦相继解禁出现，对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与贡献。因此，目前是运用档案从事蒋中正或民国史研究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少了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羁绊，一方面又有新档案、新数据可资运用。
正因文件文献大量开放，促使民国史研究学者能多少参考到台北“国史馆”所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典藏的原始数据，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典藏的《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和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张学良档案》等。目前除了部分档案因涉及美国国家安全资料，必须等待法律专家界定后才能决定是否开放外，其余资料多已经开放给学术界参阅运用。[6]基于此，民国史的研究值得学者期待与投注更多的心力。
事实上，随着国民党史观的被扬弃，以及档案数据的大量开放，尤其是《蒋档》数字化后，有关蒋中正及民国史研究新领域、新议题的开发，已是必然走向，此时正是史学界应该“把政治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史”。[7]是以，本文将以台北“国史馆”所庋藏的档案为主，介绍该馆档案典藏内容，以及有关蒋文件编目目录信息运用，并将以个人运用档案数据所获得的部分心得为例，来具体陈述蒋中正资料与民国研究的方向与趋势。期盼透过本文的介绍，能吸引更多民国史的同好来利用“国史馆”典藏的蒋文件等资料从事研究，进而提升蒋中正或民国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 台湾地区蒋中正研究回顾
蒋中正（1887～1975），是民国史上的政治强人，他实际统治中国大陆与台湾近半个世纪；蒋中正也是20世纪备受争论的人物之一，赞美者誉之为“伟人、民族救星”，指摘者则斥之为“蒋匪、窃国大盜”。对蒋氏的历史评价不一，褒贬迄今仍无定论，但其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影响，则不容置疑。是以，过去以蒋中正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不计其数，而有关蒋中正的专著论文更是汗牛充栋。200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自进教授曾主编一册有关蒋中正的研究资料目录，仅收录近20年（1980～2000）出版的资料目录，全册就高达466页（含索引），足见学界有关蒋中正研究之热烈与重视。[8]在中国大陆，长期把蒋中正视为反动派的首领，中共建国之初的50年代，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蒋运动，“人民的公敌”、“千古的罪人”是早期中国大陆对蒋中正的评价。直到1980年以后才开始有学术机关发出“重新评估一位现代历史人物——蒋介石”呼吁，大陆方面才在80年代末相继出版数种有关蒋中正的传记。[9]虽然中国大陆学者开始重新评估蒋中正的历史地位及其功过，是历史研究的一项进步，但此一时期的论著仍然难脱“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框架，立论较为偏颇；直到90年代后，大陆学者才能比较“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评论一位历史人物，对蒋中正的评价则渐趋客观。[10]
至于台湾有关蒋中正的研究，大约可以1980年代为分水岭。在蒋中正尚未过世之前，台湾已经出现了几本蒋中正传记，例如1954年梁中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1956年王升的《我们的蒋总统》，以及董显光根据1937年版再增补抗战后蒋中正事迹的《蒋总统传》等。[11]以及蒋中正逝世后所出现的第一本传记，即由黎东方于1976年所撰写的《蒋公介石序传》一书。[12]
上述书籍受到“反共”、“一元化”的国民革命史观的影响，大都强调他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贡献，尤其着重于其思想学说与行谊的论述，或是强调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或是讨论其在国际外交的成就，或是建设台湾的贡献，即使到了80年代有关蒋中正的研究论文，其主要观点仍然不出上述的论述。1986年蒋中正百年诞辰时，由“中国历史学会”、“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场“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当年应邀出席的海内外学者专家200余人，共提出100篇学术论文，该次会议即分成“蒋中正先生之思想学说与行谊”、“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蒋中正先生与中国现代化”、“蒋中正先生与世界”，及“蒋中正先生与复兴基地建设”5组分别讨论。[13]这次研讨会应该是以蒋中正为主题的规模最盛大的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却也代表台湾学界对蒋中正历史地位一元化评价的结束。
自80年代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多元史观呈现于民国史的研究，蒋中正逐渐由神坛被请回凡间，有关蒋中正的历史评价也趋于多元，此一期间李敖出版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等一系列专著。[14]李敖上述专著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与以往的论著南辕北辙。1995年，李敖与汪荣祖合著出版《蒋介石评传》一书，即详以史料，严以考证，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而以求真的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过及其历史定位，可为学界对蒋氏另一种评价的代表。[15]大约同时，黄仁宇也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16]利用多种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比较与阐述，给予蒋中正较为正面的肯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形。
三 “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资料
台湾地区典藏民国史资料的机构，以“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国家档案管理局”等单位为主，其中以“国史馆”所庋藏的“总统”、“副总统”档案最为丰富，亦最具重要性。
“国史馆”对新征集的档案，经初步整理后上架，一经解密即可提供各界人士调阅；其中较具参考价值的档案，该馆优先立案、编目、修补、微缩或影像扫描等信息化方式加以整理，欲到该馆阅读档案者可以利用该馆的检索系统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档案史料。
“国史馆”自2002年起进行档案数字化计划，审选该馆现藏珍贵档案，利用科技分年进行编目建文件、影像扫描，产出数字数据，并利用数字数据不失真、可快速复制及多样化呈现的特性，达到永久典藏的目的；同时将部分数字化档案上载网络，全面开放各界研究应用。[17]是以，学者运用该馆档案数据，将更为便利快捷。在“国史馆”典藏的档案中，与蒋中正研究较为相关者，主要有《国民政府档案》、《阎锡山档案》、《蒋档》和《外交部档案》等。[18]兹简单介绍如下。
（一）《国民政府档案》
“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期间自1925年7月至1949年6月止，是总统府自1961年8月至1996年12月，分5批移转之大陆运台旧档案，前4批移转的档案中有关抗战胜利后的档案，因当时内外情势，被视为事涉敏感而遭抽存，直到1996年12月才全部移转到馆典藏。
该馆典藏《国民政府档案》经数字化后，总计有7086卷，1134746页影像图文件，分为总类、主计、人事、行政、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经济、交通、卫生、新闻、其他等15大类。[19]
“以党领政”，是训政时期中国的特色，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政策的执行机关，透过该一档案的内容可以进一步验证训政时期“以党领政”的成效。在“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中，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记录、国务会议记录、国民政府政治总报告、行政院工作报告、院会议事录等资料外，也进一步提供学者探讨相关议题的材料，例如有关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关系”、共党（异党）活动情形、各地的学潮工潮，及战后初期的台湾问题等，且上述《国民政府档案》数据还可以来和《蒋档》相互印证。
（二）《阎锡山档案》
《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原称为《阎故资政遗存档案》，系由“国家安全局”于1971年9月移转“国史馆”典藏，经“国史馆”初步整理后于1976年正式提供学术研究之用，唯当时仍有大部分资料属于限阅，直到近90年代才完全对外开放阅览。阎锡山一生经历丰富，身居党政要津，民国成立后长期掌握山西政权，其与蒋中正时分时合，使其评价颇富争议，但其遗留的档案，则搜罗了民国以来重要史事数据，极具参考价值，研究民国史学者应加以重视。《阎档》就其内容可分为要电录存、各方往来电文、日记及其他等4类，共计1254卷。[20]由于该档尚未数字化，特分项介绍如下。
要电录存：全名为《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包含筹印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案、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目录、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等，时间含括自1912年至1939年止，共计146卷33605件。《阎档》中的要电录存每案之前皆有提纲，略述该案的原委。其内容系阎锡山来台后，就其在大陆与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属幕僚人员的往来文电，摘择重要部分交由秘书依时间顺序与历史发展脉络，编辑成册。
1912年至1926年的要目有：袁氏称帝、参战、讨伐复辟、护法战役、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与陕鄂诸役、直奉战争、黎氏复职与曹锟贿选、反奉诸役浙孙反奉与吴氏再起、反奉诸役郭氏反奉与冯李冲突役等案。
1926年至1928年的要目有：北伐党军奠定赣鄂进克浙闽宁沪、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北伐吴部解体与奉军入豫、北伐奉张组安国政府、北伐北方党政军之运用、北伐接收京津、北伐华北善后、北伐东北易帜暨胶东靖乱等案。
1928年至1937年的要目有：北伐后之中央政局、北伐附编遣实录、北伐附三全会议及蒙藏事务、北伐附晋冀察绥党政、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兴戎、处理西北军斡旋和平、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再变、两湖事变、粤桂事变、中东路事件、讨论党国大事军事、宁粤合作、整理晋绥军、晋军抗日、晋军剿共、解决孙军、察省事变、内蒙古自治、棉麦借款及闽省事变、冀察事件及华北伪自治运动、两广事变及中日交涉、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案。
1937年至1939年的要目有：全面抗战开始至平津陷落、全面抗战南口会议暨张垣失陷、全面抗战晋绥暨平忻战役、全面抗战娘子关暨太原战役、全面抗战敌犯晋南战役、全面抗战展开游击战创敌、全面抗战策应鲁南会议反攻、全面抗战敌反攻晋南各役、全面抗战反扫荡战等案。
各方往来文电：各方往来文电包含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各方往来电文录存、冯（玉祥）方往来电文录存、蒋（介石）方往来电文录存、宋哲元部往来电文录存、石友三部往来电文录存、四川各部往来电文录存、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等8种，共计1063卷108304件。各方往来文电主要是载录阎锡山与当时各派系、军人或政治人物之间的往来函电；此外，还有由山西省电务处所截录各派系、军人或政治人物间的往来电。
日记：日记全名为《阎伯川先生日记》，系记载阎锡山自1931年2月17日至1959年3月29日的日记，计有20卷4829件。
其他：包含杂牌军队人名表、阎伯川先生遗存文件、各方民国26年往来电文登记簿、京本存档各号密册、京本登记簿以及阎锡山密呈总裁稿案等。
“国史馆”所典藏的《阎档》虽然以阎锡山为主角，但在“要电录存”中1926年至1939年的要目，似乎都与蒋中正相关，也是民国史的重要研究议题。此外，“各方往来文电”为《阎档》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资料，其中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系阎锡山截录当时大小派系军人、政治人物间的往来函电，包括蒋中正、奉系、桂系、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通讯社，以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一些小股势力地方军人的往来电文，是了解当时南京中央与地方派系军人间合纵连横的第一手数据。
（三）《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蒋档》，原称《大溪档案》，系蒋中正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数据。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蒋中正即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息息相关，是以此批档案资料一向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重视，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21]1997年2月26日，“国史馆”正式宣布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即日期逐步开放。
《蒋档》依其性质分为：筹笔、革命文献、领袖家书、蒋氏宗谱、照片、文书图书、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特交文电等9类。由于“国史馆”对总统、副总统档案是以“件”为单位进行编目，不似部会、机关档案以卷为单位，因此蒋文件有317136笔，其中照片就有50798笔，档案内容含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经、社会、交通等各方面，数量极为丰富。[22]
（四）“外交部”档案
《外交部档案》是“外交部”自1975年起至2004年止分批移转的大陆运台及在台已失时效档案，档案年代自1893年至1992年。该文件正进行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8649笔，72万余页影像图文件，涵盖政治、外交与国际事务、军事、财经、文教、交通邮电、舆论与情报、侨务、社会团体与医疗救济、国际共党活动与中共动态、满洲国与汪政权、战犯与汉奸、处理日侨俘、劫物归还、战债赔偿、日本战后改制等主题。[23]
此外，“国史馆”典藏的《蒋经国总统文物》，分为文件及照片两类，其中文件类《忠勤档案》典藏有蒋中正的函电录底、手令录底、手札录底等，但该全宗尚未开放阅览，暂不简述。
2009年“国史馆”与台湾大学数字典藏中心合作开发“‘国史馆’数字档案检索系统”（http：//ahara.digital.ntu.edu.tw），2010年11月12日正式启动。该系统透过档案的描述，可在各全宗档案类别下，自动依年代、人名、地区和主题进行数量分析，限缩或扩增检索范围也比过去检索系统更方便、有效，对于研究议题的开发，帮助更大。
四 蒋中正研究举隅
民国史的研究因新档案的开放，有所增益，如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助蒋，在《张学良进关秘录》一书认为1930年8月14日，蒋中正给张学良的“寒电”是蒋中正第一次要求张学良出兵，《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则记载是1930年6月4日；但《蒋档》显露1930年2月19日蒋中正即透过方本仁敦请张学良出兵。[24]又如1930年6月13日东北军的代表胡若愚抵达上海，当时舆论各界都揣测胡此行具有政治目的，可胡若愚对外一律宣称就医。就《蒋文件》显示，胡若愚到上海主要是跟宋子文洽谈倘东北军入关助蒋，南京财政可以支持多少等问题。[25]
以下仅就笔者参阅该档案的研究所得，举例如下。
（一）蒋中正与两湖事变（1929）
以往有关两湖事变的研究，大都仅能依赖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如《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访问记录》和黄绍竑《五十回忆》等。[26]研究者因缺乏源文件资料的佐证，仅仅是依照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而无法进一步讨论桂系军人当时的态度；尤其事变之初，桂系军人间互相商议的因应策略或主张，均无从了解。以往学者会从南京的角度，来分析中央有主和与主战之分；[27]但却很少去探讨桂系军人间是否也有主和与主战之分。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一书中曾记载：“三月中旬，李宗仁、李济深方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与武汉两粤各处均互通消息，讨论备战，白崇禧主战最力。”[28]这样的叙述似乎说明白崇禧是桂系主战派的代表，但从《阎锡山档案》中“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的文电，则提供了进一步观察白氏于1929年3月的态度。如1929年3月4日，李宗仁致电白崇禧云：“昨何敬之、葛敬恩嘱张华辅、陈仪转来蒋命提出条件：一、改组两湖政府；二、汉政分会及集团军总部自动呈请提出取消；三、两湖各军均回原防。其意若不能完全遵照办理，宁以武力解决。弟已婉言答复，请容讨论。”[29]翌日（3月5日），白崇禧对于南京蒋中正所提的条件，复电李宗仁表示：“昨奉钧座支申电，对介公所提条件，禧顷与鹤龄、元戌、泽民诸兄商议，签称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第一条件则不成为重要问题，概可承认。至于第四改组两湖省政府，应须得我方同意，亦无不可。请迅速表示，以免夜长梦多，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未知钧意若何。乞酌裁赐复。”[30]同一天，白崇禧亦致电汉口胡宗铎、夏威等人：“一、介公所提各条件应早委婉磋商，分别承认。二、集团总部提前取消当无问题，军队调回两湖防地亦可遵办；两湖省政府若照现在组织政分会，似不要亦可，请其以明令颁布即遵行，以被动地位取消为妥，惟省政府取消似应力争。三、此次风潮因挑拨者多，恐难避免，我若能万分忍让，预料三代大会必有风波，因马二决不甘居人下也。惟诸公对浦口、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各处，请多派员探听军事行动。”[31]
足见白崇禧倾向暂时委曲求全，待机再起。陈训正所云：白氏主战最力。至少在事变初起，似与事实不若符合。
此外，两湖事变期间蒋中正扣押了李济深，曾被视为“最错的一着失棋”。[32]但是，透过《蒋档》中的文电记载，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蒋中正何以必须扣押李济深的缘由。《事略稿本》1929年3月21日记载：“公昨夜为李济深反动，不胜忧虑辗转不成寐。今晨特召其来寓，责其密通桂军，所为不义。并令其留住京中，暂不返粤，惟允其与吴敬恒同住汤山。”[33]根据上述记载，蒋氏扣押李济深的主要原因是李氏“密通桂军”，而李济深在京期间，确曾透过陈济棠交代粤军指挥职务。[34]基于此，蒋中正对李济深的指控，至少符合部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