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主旨发言）：大陆蒋介石研究回顾，大致上变化的线索，一是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和台湾及海外的蒋介石研究，最近正在潜移默化当中，这改变的契机是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的蒋介石研究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分成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三个阶段虽有起起伏伏的状况，但现在外界已经比较容易看到有关研究蒋介石的书籍或文章。我想检讨的是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到目前为止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作用。我在此提两个问题。
（一）不同的角度。如果不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话，有时东西会看不清楚的。如唐教授提到的以北洋政府的角度去看当时的历史。另外大陆学者常以共产党胜利者的角度去思考，会有“成王败寇”想法，这与台湾学者的想法会很不一样。今天大家基本的治学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尊重学术与客观事实，但起始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结果。如蒋的宗教信仰，大陆学者会有不同见解，习惯会想蒋信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太会注意宗教书籍，不会跟着去念《圣经》等等。我注意到的是蒋的情感方面，如对蒋毛思念母亲的比较，可以知道双方的不同。如蒋对母亲很孝顺，虽常违逆她。蒋曾说“我最遗憾的，没有看见母亲合眼”。毛亦是，母亲死前毛在身边，他不去看母亲最痛苦的样子。
另一件对照之事，可以看到蒋的优柔寡断或受感情影响的例子。蒋不相信张学良会发动西安事变，事后对张亦很生气，但一直没有用强硬手段。蒋对张一直用父执辈的立场去看待张，认为张是被他身边的人带坏。这与毛的情况很不同，毛似不会去考虑这些关系。设身处地去读蒋日记的话，可以了解对蒋介石的另一个印象，不会认为蒋只有单一形象。
（二）传统和现代。通过对蒋介石研究的对比，关怀的问题已经不限于历史。这可能和中国大的背景有关系，思想的传承有关系。
中共为什么会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注重地缘与人际的关系，这是受很强的中国传统的影响，讲究亲字，更亲才能更信，这可说从私的角度去思考。中共在这方面相对来讲进步，至少在革命年代不会太强调地域、人际、亲族关系，不太看重而是用能力或站在党的立场去用人，党的话就可以看成公，从这一角度来看共产党用人较具有五湖四海色彩。
吴淑凤：（一）大陆研究方向：蒋与毛的比较是有趣的研究角度。（二）宗教角度看蒋介石：《荒漠甘泉》，可从蒋的眉批看蒋对宗教的看法。（三）往后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资源进行研究。
汪朝光：我的想法：第一是历史的功能不是在拨乱反正，历史的功能是梳理历史本身，让人多了解历史、人文教育等。第二是大陆有特殊研究环境，如民国高官后人，他们对先人的评价比较在意，往往影响到研究。第三是“文革”前的文史资料说的国民党都是它的坏处，但反映的却是事实。“文革”后的文史资料常说它的好话，有时反而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再一个是因国共关系复杂，有些事情还不清楚了解，一些事情不能妄下结论。
刘维开：吴淑凤编审所提的有关宗教信仰部分：宗教对蒋后半生其实是非常大的作用，1949年至1950年时是其安定的力量。我觉得想了解蒋的宗教思想作探讨的话，从他对《圣经》的理解会比从《荒漠甘泉》着手更重要，因为他在《圣经》上的批注远比《荒漠甘泉》来得多，有些资料在党史会保存。从这些材料中可看出蒋对基督教的看法，但做蒋对基督教的研究，不要说大陆，连在台湾都很难做，因为他的想法有很多与基督徒的信仰有不同。他的信仰可说是“基督信仰”，融合了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思想等。有关宗教对蒋的影响这是很值得开发的领域。
吕芳上：宗教与蒋的关系很有趣。宗教牵涉人性的问题，像无神论对大陆年轻一代没约束力，如刚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很快就受洗了，宗教对一些人很有影响力。蒋的基督教信仰的确是混杂其他思想，可以好好研究。
王奇生：一些感想：（一）尽量提醒自己以中立的立场治史。（二）因知道历史结局，因此难免先入为主，“成王败寇”，做研究时要注意。（三）基督教的问题：大约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写“人定胜天”，后来就少写了，大概就是受基督教的影响。
刘维开：问奎松教授一个问题。对于蒋介石通俗化研究的部分，非学术性研究，研究方向上是否会和学术的研究与时俱进？像这一类通俗性著作有一定的市场，学者们对此的态度如何？如何看待这些书的影响力？
杨奎松：就像想用《三国志》来代替《三国演义》，不可能。要试图去对通俗著作作些影响，但要影响整体的读者，蛮困难。最近学术著作印刷量比较大，加上读者水平提高，因此整体情况是有所改善的。
杨维真：最近出版两本文学的回忆录：齐邦媛及王鼎钧。这些人都是外省子弟，把生命用文学作品传达出来，因此不仅可以当做史料，更可以当做一种关照历史的一个深刻记录。像我们这些外省第二代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历史说要与对象疏离，保持客观，但在情感上我们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因此它销售25万册不是卖假的，外省第一代大概都凋零了，第二代要了解他自己要怎么来的，所以历史是可以和文学结合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