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领域，爱因斯坦大胆直言，强力反对美国政府干涉科学事务的倾向。他认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科学工作的质量与完善。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美国政府在1952年6月出台了《麦卡伦—沃尔特法案》（The McCarran-Walter Act），对外国人进入美国给出了新的限制政策。《原子科学家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邀请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就美国新的签证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下面为爱因斯坦的回复。本文首次发表于《原子科学家通报》1952年10月出版的《美国签证政策和外国科学家》专号（第8卷第7期）。本文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166～167页），参考1975年德文版《爱因斯坦论和平》（565～566页）。
一般来说，正如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一样，思想和科学研究结果不受阻碍的交流对于科学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我坚信，美国政治当局对个人之间知识的自由交流的干涉，已经造成了重大危害。这种危害首先会表现在科学工作领域本身，经过一段时间后，在许多其他领域会变得很明显。
通过阻止美国学者出国旅行和外国学者访问美国，政治权力侵入这个国家的科学生活已变得非常明显。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此狭隘的行为，只是深层病根的表面症状。
对科学成果口头和书面交流自由的干涉，在庞大警察组织支持下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态度，回避任何可能招致怀疑以及威胁其经济状况的事端的个人的胆怯与焦虑，所有这些都只是症状，尽管它们更加清晰地显示了疾病的威胁性。
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疾病在于由世界大战引发的支配我们所有行为的心态。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我们必须在和平时期规划好我们所有的生活和工作，使得一旦战争发生，我们能确保胜利。
这样的心态让人们相信，一个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存都受到强敌的威胁。
这种心态解释了以上所有我们认定为症状的不愉快的事实。它必定——如果它没有被克服——会导致战争乃至于影响更加深远的破坏。这在美国的财政预算中就有所体现。
只有克服了这种强迫的观念，我们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使人类在这个不断衰减的地球上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能让人接受。
这一切原因何在？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治愈真正的疾病，就不可能摆脱我们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许多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