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指的是始于1929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其直接后果是价格崩溃、银行倒闭，债务紧缩，工业生产大幅下降，许多企业无法继续经营，造成大规模失业、社会苦难和政治危机。欧洲许多国家的激进党派利用失业民众的不满趁势崛起，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迅速抬头。
爱因斯坦对此十分忧虑，写了这篇和随后的两篇文章。尽管当前情况不尽相同，而且一些补救措施已被不同国家采用，这些文章仍然值得一读。文章也反映了他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政治发展的强烈兴趣。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如果有什么事能让一个经济领域的门外汉有勇气就当前令人担忧的经济困境的本质发表意见，那就是专家之间令人绝望的意见混乱。我要说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独立而真诚的人表达的观点，他不受阶级和民族偏见的束缚，所追求的无非是人性的美好以及人类生存的尽可能和谐的方案。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看上去似乎对我所做的陈述的真实性确有把握，其实不过是为了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进行表达；并不是出于毫无根据的自信，或是坚信我对于现实中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有些简单的智力构想就是正确无误的。
在我看来，这次危机的性质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基于一个全新的状况，起因于生产方法带来的飞速发展。现在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够生产所有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在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系统中，这一事实必将导致失业。出于一些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的原因，在自由经济中，大部分人被迫为仅能满足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而工作。如果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商品，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一定是雇用更少工人的工厂生产的商品更廉价——也就是说，让每个工人在人的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长时间、尽可能卖力地工作。加上今天他们所采用的生产方式，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可用的劳动力中只有部分会被采用。让这部分人不堪重负的同时，又把其余人自动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这导致了销售及利润的下滑。生意纷纷破产，进一步增加了失业率，并且降低了人们对工业企业的信心，以及中介银行的公众参与度；最终银行因账户突然提款而破产，因此经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也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生产过剩：人们必须区分两件事情，即真正的生产过剩以及表面上的生产过剩。我说的真正的生产过剩，意思是生产过多以至于超出了需求。这可能适用于美国现阶段的汽车和小麦的生产，虽然对此也不是没有疑问。当提到“生产过剩”时，人们通常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某一特定物品的产量在现有情况下卖不掉，尽管在消费者中还是缺乏消费物资品，我将之称为“表面的”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缺少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这种表面的生产过剩仅仅是危机的另一种表示，所以不能用来解释后者；如果人们试图将当前的危机归咎于生产过剩，那不过是找到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理由。
赔款：支付赔款的责任给债务国及其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走倾销的路子，因此也伤害到了债权国。这一点是不容辩驳的。然而在美国，即便有很高的关税壁垒，依然出现了危机，说明倾销并不是世界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债务国由于赔款而导致黄金短缺，最多作为取消偿付赔款的论据，并不能解释这场世界危机。许多新的关税壁垒得以建立，非生产性的军备负担成倍增加，潜在的战争危险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安定，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欧洲局势明显恶化，却没有真正影响到美国。在美国出现的危机表明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中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退出：这对世界贸易的确造成了打击，但在美国却没有太强烈的感受，因此它也不是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处于底层的人的经济增长：就算确有此事，那也只会造成商品的供不应求，而非供给过剩。
我不想列举我认为没有触及问题中心的论点来劳烦读者。可以肯定的是：技术进步在将人类从大部分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成为我们当前不幸的罪魁祸首。因此，有些人真心实意地阻挠技术的进一步完善！这显然是荒唐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更理性的方法走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阻止大众购买力（以商品形式衡量）跌破最低值，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像如今我们所经历的工业周期中的停滞现象。
要实现这一点，在逻辑上最简单也是最大胆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中的消费品的制造与分配都是由社会进行的。这基本上就是如今苏联所尝试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巨大的尝试会带来什么结果。在这里不能对结果妄加揣测。在这样的体系中生产的商品，会比拥有更多自由的私人企业更经济吗？离开至今与之形影不离的、让西方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这样的体系能否维持下去？这样一个僵化而集权的经济体制会不会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并且会抵制有利的创新？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让这些疑虑变成偏见，阻碍我们形成客观的判断。
我的个人观点是，总体上来讲，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尊重传统和习俗的方法，只要它们能以某种方式与设想的目标相一致。我还认为，将生产管理快速转移至公共部门的做法不利于商品生产；只要私营部门还没有因其经济活动在卡特尔化中被消除，它的倡议就应得到保留。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私有经济应当在两方面受到限制。在工业的各个分支行业里，应立法减少每周工作的小时数，这样可以系统性地消除失业。与此同时，应当确定最低工资，使工人的购买力与生产力保持一致。
此外，在那些通过生产者的组织化而产生垄断性质的行业中，价格必须由国家控制，以使资本增值能够处于合理的限制范围内，并防止出现人为扼制生产和消费的情况。
这样一来，或许有可能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一个适当的平衡，而不用过于限制私有企业。与此同时，也能阻止生产资料（土地与机器）所有者对广义的工薪阶层采取过分专横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