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发表在纽约出版的1947年夏季号《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选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军方的曼哈顿工程。战后，美国陆军试图通过《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Bill）继续保持对原子能研究的控制，却遭到了科学界的坚决抵制。陆军的计划在1946年春天化为泡影，当时杜鲁门总统宣布支持《麦克马洪法案》（McMahon Bill），该法案授权建立一个由文职政府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尽管如此，根据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1884—1951）提出的修正案，陆军通过一个与原子能委员会（AEC）相关的常设军事联络委员会维持它的影响。这与主要的原子科学家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很快引发了关于是由军方还是由文职机构来控制大规模科学研究项目的广泛讨论。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是对路易斯·赖德诺尔（Louis N. Ridenour，1911—1959）的文章——《军方对美国科学的支持，是一个危险吗？》（Military Support of American Science，a Danger?）的众多回应文章之一。赖德诺尔曾在“二战”期间领导开发了绰号为“麦克”（Micky）的机载微波雷达，能通过云层进行轰炸。他曾担任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
在我看来，我们的形势中决定性的一点在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不能被看成是孤立的。首先，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从今以后，学术和研究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拨款，因为各种原因表明，私人的财力是不够的。但这是不是说，为了学术和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把纳税人为此目的设立的基金交由军队方面来分配？每一个精明的人都会对此说——“不！”显然，这种慈善分配的艰巨任务应落到特定的人手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历证明他们懂得一些关于科学和学术的事情。
倘若明白事理的人还是倾向于由军事机构来分配这种可利用的大部分基金的话，他们的态度是基于如下事实：他们把其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现实的政治观点的根源及其应用上。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应很快认识到，当前讨论的问题仅为沧海一粟，只有在更广阔的框架中才能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恰当的裁定。
我们所提及的趋势对于美国来说却是新鲜之物。它们的兴起受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集中所有力量达成军事目标的影响，这样一来，一种压倒一切的军事主义被发展起来，而后者又随着突然的胜利而备受强调。这种主义的特征就是伯兰特·罗素非常生动地称之为的“赤裸裸的权力”（naked power）的重要性被置于其他所有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之上。德国人，尤其是在俾斯麦[1]胜利的误导下，其精神状态也经过了同样的转变。其结果便导致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我不得不坦白承认，敌对状态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使我有时不自觉地想到威廉二世[2]统治下的德国。而且我知道，不光是我，这种相似性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痛苦的感觉。军国主义的特征在于，人以外的因素（原子弹、战略基地、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成至关重要的；而人本身、人的欲望和思想——简言之，心理因素——被看成是无关紧要的、第二位的。个人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了“人的材料”。人渴望的正常目标在这种观点下便消逝了。军国主义的心态所提出的“赤裸裸的权力”取而代之成了目标本身——这是人类所能屈服的最奇特的幻觉之一。
在我们的时代，军国主义的心态比以前更危险，因为进攻性武器越来越比防御性武器厉害。因而，它必然会导致预防性的战争。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普遍的不安全性，在国家福利的幌子下牺牲了公民的民事权。政治迫害、各种类型的控制（比如控制教学和研究、控制新闻报道等等）便不可避免。正因如此，不要期望会为公众的抵抗提供一点儿保障——倘若它不合乎军国主义的心态。逐渐地，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开始了。任何东西，只要不能明确服务于这个乌托邦式的目标，都会被当作下等的东西对待。
在我看来，要摆脱这种普遍状况的唯一出路，便是要有建立在超国家基础上的以安全为目标的，长远的、诚实的、勇敢的政策。让我们期盼能寻找到足够多并且具有崇高道德权威的人来引导这个国家走上正轨，只要外部情况还赋予他领导的角色。如果找到了这样的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1]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Schoenhausen，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执政期间，他采取“铁血政策”，故又有“铁血宰相”之称。其实这个称号最多只反映了他的一个侧面。他的深谋远虑才是让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脆弱的国际环境中崛起的真正原因。——编译者注
[2]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因不满老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主张以舰队为手段的“世界政策”，煽动民族沙文主义。“一战”失败后，他被迫退位，逃往荷兰多恩，后死于该地。——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