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爱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纽约阿斯托酒店（Hotel Astor）举行的为纪念诺贝尔逝世50周年而举行的第五次诺贝尔纪念会晚宴上的致辞，选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无论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还是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都将这一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年，即1945年12月10日。现依据舒尔曼博士的意见，予以纠正。
物理学家们发现自己的处境极其类似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最具威力的炸药——一种极强的破坏手段。为了赎罪，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他为促进和平与实现和平设立了奖项。今天，这些参与制造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危险武器的物理学家也被同样的责任感——如果不说是罪恶感的话——折磨着。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警告，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要使世界各国，尤其是让其政府明白他们必将引起无法形容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了彼此共处的态度，改变形成未来任务的态度。我们帮助制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类的敌人先制成它。倘若纳粹得到这样的武器，他们必会奴役世界，必会给世界带来不可设想的破坏。我们把此武器交到美国人和英国人手上，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全人类的受托人、和平与自由的战士。但至今为止，我们从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证，也没有看到任何《大西洋宪章》中承诺的自由的保证。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和平。战时联合起来的强国在和平解决问题时分道扬镳了。世界曾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战争结束后，恐惧却与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于匮乏的自由，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仍面临着饥饿。国家也同样得到了解放和正义的诺言，但我们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解放”部队向谋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人开火，而以武力支持那些国家里似乎最适合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党派和个人。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尽管已经过时，却依然压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请允许我详细阐述一个例子，它仅是普遍症状的一个例子而已。这个例子是关于我自己的民族——犹太民族的。
只要纳粹的暴行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漠然地观望着，有的甚至同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国政府达成条约和协议。后来，当希特勒正要攻取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当麦达内克和奥斯威辛[1]落在同盟国手中，毒气室已为世界所知时，所有解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犹太人的努力却落空了。英国政府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巴勒斯坦之门，没有国家接纳那些被遗弃的人。他们被抛进了像在被占领国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灭亡的命运。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瑞士联邦这些小国的英雄行为，不能忘记欧洲被占领地区里竭尽全力保护犹太人的人们。我们也忘不了苏联的人道主义态度，当纳粹军队挺进波兰时，她是强国中唯一为数十万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国家。但是，当不受阻止的一切发生之后，今天的状况又如何呢？在不考虑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欧洲领土正在被瓜分。与此同时，残余的仅有战前五分之一人口的欧洲犹太人，又被拒绝接近巴勒斯坦的避难所，又被抛进饥寒交迫的边缘并受到持续的敌视。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或能够为其提供和平、安全的生活场所。事实上，许多人依然被同盟国拘留在集中营之中，此等卑劣丢脸的状况足以证实现状的可耻与无望。他们据称是依据民主的原则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而事实上是握着白皮书禁令的西方强国屈服于来自五个广阔而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压力。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可怜的一小部分欧洲犹太人，他们应留在欧洲，因为那里需要他们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又建议他们不要试图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以免招致新的仇视和迫害。这真是最绝妙的嘲讽。嘿，我担心他们帮不了什么忙。与其意愿大相违背的是，与六百万死难同胞一起，他们被推到了前列，推到了纳粹受害者的前列。
战后的世界景象并不光明。对于我们物理学家而言，我们不是政客，也绝不试图干涉政治，但我们知道一些不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们觉得有责任宣告并且提醒那些负责的人注意，不存在逃避责任、进入从容舒适状态的办法；我们再不能一点点前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拖至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已没有时间做微不足道的讨价还价；形势要求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要求我们在整个政治概念上的态度做出根本性的转变。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伟大奖项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自信、慷慨和兄弟情谊能在一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头脑中占据优势。否则，人类文明便会毁灭无疑。
[1] 麦达内克（Maidanek）和奥斯威辛（Auschwitz）是两处纳粹德国用来杀害无辜犹太人的集中营，位于波兰南部。——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