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1947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出版的《新时代》（The New Times）杂志及1948年2月在芝加哥出版的《原子科学家通信》（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一封公开信：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观点
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以其科学发现而知名，近年来，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他通过电台发表演讲，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与许多公共组织保持着联系。他一次又一次大声疾呼反对纳粹的残暴行径。他是持久和平的倡导者，并就反对新战争的威胁、反对军国主义者把美国的科学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的野心发表了讲话。
苏联科学家和苏联广大人民欣赏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它促成了这位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尽管他的立场并不总是如人们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和轮廓鲜明。然而，在爱因斯坦一些新近的言论中，有些方面在我们看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爱因斯坦热烈拥护的和平事业有很大损害。
我们认为有责任促使公众关注，以便澄清如何最有效地为和平而工作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爱因斯坦博士最近一直倡导的“世界政府”思想正应该从这一角度进行考虑。
在对这种思想表示拥护的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中，除了将其用来为无限扩张做掩护的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他们被这种思想的貌似合理性所俘获，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思想的真实含义。这些爱好和平、思想自由的人相信“世界政府”将是制止世界邪恶的一副万应灵丹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卫士。
“世界政府”的鼓吹者大量利用似乎激进的论据，即在原子时代，国家主权是过去的遗物，正如比利时代表斯巴克[1]在联合国大会中所说的，是一种“过时的”甚至是“反动的”观念。很难想象有比这个论据更远离真理的了。
首先，一个“世界政府”和超国家的观念绝不是原子时代的产物，它比这个时代要古老得多。例如，在国际联盟形成时，它们就曾引起过争论。
其次，这种观念在当今时代中从来都不是进步的。它们反映了统治主要工业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其本国国界太狭窄这一事实。他们需要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世界范围的原材料来源和世界范围的资本投资场所。由于他们在政治和行政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势力庞大的垄断利益能够利用国家机器争夺势力范围，并用经济和政治手段努力征服其他国家，以便能像在他们自己国家一样自由地充当主人。
我们从自己国家的经历中很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在沙皇制度下，由于俄国的反动统治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奴性十足地迎合资本家的利益，俄国成为外国资本家的诱人佳肴。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公司像肉食鸟一样在我国大吃大喝，赚取在他们国内不可想象的利润。他们以敲诈性的贷款把沙皇俄国跟资本主义西方绑在一起，在由外国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下，沙皇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阻止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煽动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
伟大的十月革命打碎了把我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垄断势力束缚在一起的经济和政治依赖的锁链。苏维埃政府使我国第一次成为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以历史上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速度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可靠堡垒。我国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干涉和反抗纳粹侵略的伟大战争中支持国家的独立。
而现在一个“世界超级国家”的鼓吹者却正在要求我们为了“世界政府”自愿交出这种独立。这只是资产阶级垄断势力争夺世界霸权的一块色彩艳丽的招牌。
显而易见，对我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都是十分荒谬的。而且，这样的要求不仅仅对苏联而言是荒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国家成功地挣脱了压迫和奴役的帝国主义体系。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努力把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结合起来，排除国外势力对他们国内事务的干涉。再者，殖民地和附属国中迅速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唤醒了数以亿计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再也不愿保持其奴隶身份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者已经失去了许多有利可图的、可进行剥削的领域，并面临着失去更多这种领域的危险。但他们正在尽力剥夺已经从其统治下挣脱出来的、独立了的国家，这些垄断势力很讨厌这种独立。它们还在尽力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为了达到此目的，帝国主义者就诉诸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争等尽可能多样的方法。
与这一社会训令一致的，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努力使人们怀疑“国家主权”这一概念。他们所用方法之一就是为“世界国家”的虚伪计划辩护。这些计划声称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家之间的仇视，确保普遍法律的胜利，等等。
正在努力夺取世界霸权的资本主义掠夺欲就这样被披上了伪进步的观念的外衣，这一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一些知识分子——科学家、作家以及其他人——颇有吸引力。
在去年9月致联合国各代表团的一封公开信中，爱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个限制国家主权的新方案。他建议联合国大会应加以改组，应被改为一个拥有比安理会更大权威的长期起作用的世界议会。爱因斯坦宣称（重复着美国外交追随者们一天到晚都在讲的论调）：安理会因否决权而陷于瘫痪。根据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改组后的联合国大会有最后决定权，大国一致的原则将被摒弃。
爱因斯坦建议联合国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国政府任命产生。乍一看，这个建议似乎是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事实上，它丝毫无助于改进现状。
让我们自己想象一下，这种“世界议会”的选举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生活在被总督、军队和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的金融和工业垄断势力统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之中。在这些国家中的“普选”实际上意味着代表由殖民政府和军事当局任命产生。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例子，只要回想一下在希腊举行公民投票的拙劣表现就可想而知。这次公民投票是在英国刺刀的保护下，由保皇分子－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实施的。
但在正式存在普选制的国家里，情况并好不了多少。在由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资本家们借助数以千计的欺诈和诡计使普选制和投票自由成为一场闹剧。爱因斯坦当然知道美国上次的国会选举只有39%的选民前去投票，他当然知道南方各州数以百万计的黑人事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或不时在私刑的威胁下，被迫选举他们的死敌，例如极端反动、仇恨黑人的比尔博参议员（Senator Bilbo）。
选举税、特别检查和其他方法被用于剥夺数以万计的移民、移民工人和贫困农民的选举权。我们暂且不提及广泛盛行的贿选，也不提及被腰缠万贯的报业主控制的对公民有巨大影响的工具——反动的新闻界——的作用，等等。
所有这些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现有条件下，爱因斯坦建议的通过普选成立世界议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结构不会好于现在的联合国大会，它将是对群众的真实情感、对他们持久和平的要求和愿望的扭曲反映。
我们知道，由于联合国压倒多数的成员有赖于美国，被迫根据华盛顿的要求修改它们的外交政策，所以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各委员会中，美国代表团有一套任凭差遣的固定表决机器。例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农业单一作物制的国家，被美国垄断者捆住了手脚，后者决定着它们产品的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下能在联合国大会产生一种机械多数（mechanical majority），因为这些国家根据他们事实上的主子的命令进行投票。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的外交使团发现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实施某些法案比通过国务院更有利。看看臭名昭著的巴尔干委员会或被派去监督朝鲜选举的委员会就很清楚了。正是怀着把联合国变成美国国务院一个部门的目标，美国代表团才强行通过“小型大会”的方案。这实际上是取代遵循大国一致原则——这个原则被证明是妨碍实现帝国主义方案的一个障碍——的安理会。
爱因斯坦的建议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它远不能促进持久和平与国际合作，而将其仅仅作为对建立了阻止外国资本从当地掠夺利润的政权的国家进行攻击的掩护屏障。它将助长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扩张，并在思想意识方面解除保持独立的国家的武装。
由于命运的嘲弄，爱因斯坦事实上已经成为和平与国际合作最凶恶敌人的阴谋与野心的支持者。他在那条路上走得太远，竟然在公开信中预先宣称，如果苏联拒绝加入他那个新奇的组织，别的国家完全有权单独行动，而为苏联最终作为成员或“观察员”参加这个组织敞开大门。
本质上，这个建议与美帝国主义的公开拥护者的建议没有什么区别，不论爱因斯坦博士事实上跟他们有多大不同。这些建议的要点和实质是，如果联合国不能成为美国政策的武器，不能成为帝国主义阴谋和方案的掩护，这个组织就应被摧毁，代之以一个没有苏联和新的民主国家参加的新的“国际”组织。
难道爱因斯坦博士不知道这些计划对国际安全与合作会是多么致命吗？
我们认为爱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了一条错误而且危险的道路，他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世界里追逐着“世界国家”的海市蜃楼。如果人们能清醒地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就没有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爱因斯坦正发起一场政治奇想，但实际上却落入诚恳的主张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的死敌手中，任凭把玩。他所发明的联合国成员国采纳的方针没有带来更大的国际安全，而是带来了新的国际复杂性。它只会使资本垄断者受益，对于他们而言，新的国际复杂性带来了更多战争合同和更多利益的保证。
正是由于我们如此看重爱因斯坦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位尽其全力促进和平、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所以我们认为以完全坦诚而不带外交饰词的方式表达观点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瓦维洛夫[2] 弗鲁姆金[3] 约飞[4] 谢苗诺夫[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回答
在《新时代》杂志的一封公开信里，我的四位苏联同行发表了对我的善意的抨击。我欣赏他们所做的努力，更欣赏他们如此坦诚直率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只有当一个人尽力地去全面了解他的对手的想法、动机、理解方式，以至于能够用自己的观点[6]看清世界时，才有可能在人与人的事务中表现得明智。所有本意善良的人都应尽可能为增进这种相互的了解做出贡献。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我恳请我的苏联同行和其他读者接受我对于他们来信的如下答复。这是一个急切地努力寻找可行解决办法的人的答复。他并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本身”或“正确的道路”。倘若我在下文中表述的观点有些武断，我那样做也仅仅是为了清晰、简洁。
尽管你们的来信主要看起来是针对非社会主义的别国，尤其是对美国的攻击，但我相信，在进攻性阵地后面存在着防御性的精神态度，那不是别的，正是走向无限的孤立主义的趋势。这种向着孤立主义的逃离是不难理解的，只要你认识到苏联在过去30年里在他国手中遭受到的一切——德国入侵时对平民有计划的大屠杀，内战时期外国的干预，西方媒介系统的诽谤运动，以及将希特勒作为攻打苏联的联盟工具加以扶持行为。但是，不管这种孤立的愿望是多么可以理解，它对苏联乃至所有其他国家都有着巨大的灾难性。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你们攻击我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我对于“世界政府”的支持。我将会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但首先我想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说几句话，因为看起来你们对于这种敌对的重大意义的态度完全决定了你们对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如果客观地考虑社会—经济问题的话，情况是这样：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机构不断集中。也正是这种发展使得在所有广泛工业化的国家里，经济实力开始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的手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人不需要就他们的行为对广大民众负责，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必须对民众负责，因为在那里，他们正如行使政治权力的人一样，都是民众的公仆。
我赞成你们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拥有的优点完全可以平衡其缺陷，只要这种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适当的标准。毫无疑问，终有一天所有国家（只要那些国家依旧存在）将会感激苏联第一次排除了巨大的困难，以有力的行动展示了计划经济的实际可行性。我也认为资本主义，或者我们应该说自由企业制度，将不能够应付失业问题，而这又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成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不能够在生产能力和民众购买力之间维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另外，我们不能把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罪恶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错误地假定社会主义的建立恰好能够治愈人类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痼疾。这种信念的危险首先在于它实际上鼓励了所有“忠实信徒”的狂热的不宽容性，它把一种可能的社会方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一样的东西，把所有不属于它的人视为反叛者或肮脏的罪人。一旦达到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实信徒”的信念和行为的能力便消失殆尽了。我确信，你们从历史中知道这种顽固坚持一类信念的做法使人类遭受了多么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然而，除了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以外，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政府，文明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在健全的国家里，民众的意愿和政府的意愿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蜕化为专制暴政。显然，当在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的危险就更加严重。我说这些仅仅是想表明，不能把社会主义当成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只能看作能够容纳这种解决方法的一个框架。
在你们的信里所表述的普遍态度中，最令我惊诧的是以下方面：你们在经济领域是如此激烈地反对无政府状态，同时你们又是无政府状态如此热烈的赞同者，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无限制的主权问题上。对于你们来讲，缩减各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建议本身是该受谴责的，因为它是对天赋权利的一种侵犯。而且你们努力去证明，在缩减主权的想法背后，美国隐藏了不通过战争便对世界其他国家实施经济统治和剥削的企图。你们以极大的热情分析了这个政府自上次战争后的某些行为，试图证实这个暗藏的意图。你们试图表明，联合国大会不过是由美国乃至美国资本家操纵的傀儡。
这些论点给我的印象如同一种神话，它们是不能说服人的。但是，它们使我们两国知识分子深刻的疏远变得明显，这种疏远是令人惋惜的，是人为隔离的结果。如果个人之间自由的意见交换成为可能，并受到鼓励的话，那么知识分子，或许比别的人更能够帮助在两国及他们的问题间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围。这种氛围是政治合作的进展富有成效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然而，既然我们暂时只能依赖于这种麻烦的“公开信”的形式，我想简洁地表明我对于你们的论点的反应。
没有人想否认经济的寡头统治对我们公众生活的所有部门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也不应被高估。尽管有这些强大集团的绝望的反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7]依然当选为总统，而且还当选过三次，并且这是在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时刻发生的。
关于战后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不愿意，也不能，更无资格去对之进行辩护或解释。但不能否认，美国政府对于原子武器的建议至少表明了朝建立超国家的安全组织所做的努力。如果它们不是可接受的，至少可以作为对于真正解决国际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实际上，正是苏联政府部分否定、部分拖拉的态度，才使得这个国家本意善良的人很难如愿地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去反对“战争贩子”。至于美国对于联合国大会的影响，我想说，在我看来，这似乎不仅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也由于美国和联合国朝着真正解决安全问题所做的努力。
关于有争议的否决权，我相信努力消除它或使其无效，有它们基本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不是美国的特别意向，而更多的是否决权被滥用的做法。
现在，我来谈论你们所认为的下列看法：美国政策的目的在于获得对别国的经济统治和剥削。谈论任何关于目的和企图的事情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其中的客观因素。美国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国家生产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和食品，它又拥有几乎所有重要的原材料。由于固执地坚信“自由企业”，它不能维持民众购买力和国家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正是这个原因使失业问题带来的危险已达到迫在眉睫的地步。
由于这些情况，美国被迫强调出口贸易，非此它不能永远保持其全部生产设备被充分利用。倘若出口被进口以相同价值平衡的话，这种状况便是无害的。那时，对外国的剥削就在于进口的劳动价值远远超过出口。然而，由于每一种进口将使生产设备的一部分闲置，（美国）正全力避免这一点。
这便是为什么外国不能偿付美国的出口商品的缘由。从长远看，只有通过后者的进口，偿付才真正成为可能。这就解释了为何大部分黄金都来到了美国。总的来说，这些黄金是无用的，除非购买外国商品，其原因在上文中已陈述过。于是，这些被仔细保护起来以防偷盗的黄金成了称颂政府的智慧和经济的科学的纪念碑。上面陈述的理由使我很难认真对待所谓美国剥削全世界的说法。
然而，上面描述的状况有其严重的政治后果的一面。由于上述原因，美国被迫出口部分产品到外国。这些出口是通过美国给别国的贷款来支付的。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贷款会被还清。因而，出于现实的原因，这些贷款必须被当成一种馈赠，它成了权力政治领域里的武器。鉴于现存的状况及人类的普遍性格，我坦率地承认，这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危险。然而，难道事实上不正是表明我们已陷入国际事务中的一种状态——倾向于把我们头脑里的每一个发明、每一件实物当成武器，并最后成为对人类的危害吗？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上来，与之相比，任何别的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都知道强权政治迟早会导致战争。而在现有状况下，战争就意味着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毁灭，其程度将远远大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