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事迹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照公历推算，是1037年1月8日，卒于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
他出身一个尊奉儒家思想，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见解和散文写作上都给苏轼以很大的影响。母亲程氏“亲授以书”，曾用东汉末年范滂同专权误国的宦官英勇斗争的事绩勉励他。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青年时期已“学通经史”，“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东坡先生墓志铭》）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和他十八岁的弟弟苏辙，随父亲到汴京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年考试时，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后，“惊喜以为异人”，准备录为第一，但在考试卷没有揭晓时，不知作者是谁，怕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疑，才取为第二名。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获第一。三月，仁宗殿试，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从此，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大臣都以国士之礼待年轻的苏轼。欧阳修在得到苏轼的谢书后曾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确实超过了欧阳修。
就在苏轼考取进士这年，母亲程氏病故，他随父亲回家服孝。嘉祐四年（1059），服孝期满，回到京城。通过制科考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二十五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可以概括为“丰财，强兵，择吏，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苏轼凤翔任满，父亲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到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监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在神宗支持下雷厉风行地进行变法。苏轼与他政见不合，曾上书表示反对。先是反对王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法”，接着又借神宗征召对策的机会，面谏不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以后又一再上书给神宗，极力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根本对立了。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苏轼无法在朝中任职，于是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起，他先是任杭州通判，后又知密、徐、湖三州。在这段任地方官期间，他较多地接触了下层人民，生活态度有所改变。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罢相，一批投机新法的官僚，结党营私，倾轧报复。元丰二年（1079），朝廷中御史台李定等人摘引了苏轼的一些被认为是攻击新法的诗句，横加“讪谤朝政”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指御史府）诗案”。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几乎断送了生命，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直到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等旧党上台，他才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一切新法。苏轼认为，新法抑制了豪强兼并，有利于巩固中央政权，也有有利于老百姓的一面，因此批评司马光是“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结果又遭到旧党的打击，说他是“第二个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只得再度请求外调，先后出知杭、颍、扬、定等州。这时期仍和以前任地方官一样，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元祐八年（1097），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被列为“元祐党人”，一贬再贬，最后竟贬到海南岛，做琼州别驾。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继位，他才遇赦北归，第二年死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一生的政治思想有几次大的变化：在熙宁变法之前，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公开决裂之前，苏轼的主要政治倾向，是主张改革的；但当王安石执政，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时，他又站在保守派一边，指责新法。后来，他在接触了一些实际之后，对新法的某些方面转而持肯定态度，因此在旧党（司马光等）执政时，他又反对不加区别地“尽废新法”。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比较开明的中小地主阶级文人的两重性。
苏轼的思想体系是相当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而大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他从儒家思想出发，积极入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墨妙堂记》），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在朝中直言敢谏，“议论不随”（《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在他任地方官时，曾按照儒家施行仁政的“清官”标准，给人民做些好事。他一般地能排斥老庄的出世、厌世、消极、隐退的思想。但是当政治上一再受到挫折时，又更多地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消极情绪和“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的旷达态度。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
（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佛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
这段话正说明了苏轼思想的复杂性及前后变化过程。这种复杂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二、创作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提起苏轼的名字，几乎是妇孺皆知。他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作家。他毕生致力于创作，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对宋代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学主张
苏轼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对文学有自己的见解。他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序》）。他的政论文就是从“有益于当世”出发，直接抒发政见，批评朝政的。他主张诗歌要“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这与白居易新乐府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文学风格上，苏轼崇尚自然，反对雕琢，要求写文章要像“行云流水”一样，“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因此他的文章能摆脱形式限制，使之有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并且做到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
他提倡文学的个性化和独创性，反对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强求一律，要求文艺创作要敢于创新，在认识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独创性的自由，即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
在《答谢民师书》中，苏轼还发展了孔子的“辞达”观点。对于辞达，不能简单理解为文辞通顺或不要文采，而应是一种艰苦的艺术创作过程；要求作家首先应该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准确清楚地把握它的特征，做到“了然于心”；其次便是运用语言文采对事物进行准确表达，这就是要做到“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辞达，并不是“不文”，而是能文：“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苏轼还强调“神似”，反对“形似”。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即此诗，是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清新自然，意境深远，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苏轼的这些文学主张，继承了前人，特别是欧阳修的文论思想，而又有所发展。其中也有不少是他个人创作的经验之谈，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广泛影响。
（二）文学创作
苏轼是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给我们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四五十首词以及大量的散文作品，其数量之巨为北宋作家之冠，其质量之优则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1.诗歌
苏轼的诗歌，在他的创作中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题材相当广泛，几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无不进入诗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他表达自己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态度和观点的政治诗。这类诗有的直接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如《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五禽言》“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鱼蛮子》“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吴中田妇叹》“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在灾荒和虐政下的困苦境况，字里行间交织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谪居惠州时写的《荔枝叹》，诗中有感于唐玄宗与杨贵妃之事，把历史的批判与现实的揭露联结在一起，控诉了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劳民伤财的罪行：“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此外，苏轼还写了不少主张抗敌御侮的爱国诗篇，如《和子由苦寒见寄》、《祭常山回小猎》等，都表达了诗人跃跃欲试的报国雄心。
第二类，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这类作品，在苏轼诗中数量最多，成就突出，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苏轼一生政治失意，遭遇坎坷，他的诗歌常常通过对乡土的留恋、对亲友的追怀、对自然景物的观赏来排遣自己失意的惆怅和悲愤。如他在熙宁四年（1071）冬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镇江时写的《游金山寺》，诗中的思归之情，就是他受陷害后抑郁心境的反映。
苏轼的诗在写景方面是很成功的，主要表现在诗艺之精和想象力之丰富。如《有美堂暴雨》、《中秋月》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苏轼还有一些写景诗，善于从普通的自然景物中悟出耐人寻味的哲理，富有生动活泼的情趣。如《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些诗篇，不仅给人生动的形象，还以思考的敏锐启迪着人们的心灵，读了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苏轼《题西林壁》一诗，令人领略到人要真正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宏观地整体地全面地观察的哲理。
另外，他还有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一），更是万口传诵的杰作。诗是这样写的：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写西湖之美，共四句，可以说句句都佳。特别是后两句，把西湖和美女西施联在一起作比，更是出奇制胜，以至成了西湖的定评。难怪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宋·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
苏轼的诗歌，在艺术上总的特色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他也学了韩愈的“以文为诗”，走着欧阳修散文化、议论化的路子，但他能够以其清新畅达的语言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把诗写得雄健畅快，基本上纠正了欧阳修、梅尧臣浅率和生硬的缺点。
在形式上，苏诗各体皆工，七言各体尤其擅长。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其近体诗，立意新颖，巧于用比，显得更为精美明快。
应当指出，苏诗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他有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有时喜欢在诗中故逞才气，铺排典故，使之诗意艰涩，格调滞闷，缺少形象性，如《贺陈述古弟章生子》七律等，影响了苏轼创作的总体成就。
2.词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者。比之诗，他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
首先，他的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旧框框，扩大了词的题材和内容。
词在五代和宋初，大都是写一些男欢女爱和离愁别绪之类的，被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以后的词人（如范仲淹等）虽有所矫革，但是影响不大。直到苏轼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才大大扩展了词的题材范围。举凡抒情、写景、怀古、说理、赠答、送别、悼亡等向来为诗人所惯用的题材，无一不可入词，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言：“东坡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
其次，在形式上，苏轼突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使词成为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学样式。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以诗入词”，用散文句法填词，而且常常熔写景、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炉，从而使词更自由地反映社会生活，更充分地表达思想感情。正因为这样，有些人把他的词当作“别格”，说“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虽工而不入腔”（彭乘《墨客挥犀》）、“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李清照《词论》）。其实，苏轼着重于词的内容，不愿多受形式上的束缚，正是他的革新精神的表现。苏轼并不是不懂音律，只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而已。
最后，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苏轼刷新了词的境界，创建了豪放派的词风。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词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这里，我们只要选他两首名作为例，便会感到他的气概不仅与花间、南唐词风格迥异，也与欧阳修、柳永完全不同。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词，借出猎写下了作者的报国壮志，全篇笔力雄健，情绪高昂，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后一首词和《赤壁赋》一样，同写于元丰五年（1082），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期。词借怀古抒发自己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怀抱。其意境之高阔，气象之恢宏，更是前无古人，历来被认为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
在苏词中，即使是那些写离愁别恨的作品，苏轼也写得洒脱超逸，并无“凄凄惨惨戚戚”之感，如那首久负盛誉的中秋词《水调歌头》便是一个例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苏轼熙宁九年（1076）在密州时写的。词中抒写作者出世和入世思想的冲突和他对于生活的无比热爱，想象奇妙，风格旷达，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一个大家的文学风格常常是多样化的。我们说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并不等于说苏词只是清一色的豪放。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把苏词分为清旷、豪放、婉丽三类，是很有见地的。统观现存的三百多首苏词不难发现，清旷词、婉丽词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他的《念奴娇》（凭高眺远）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一个高洁清凉的月宫仙界，意境浩渺高远，风格清新瑰丽，就属于清旷词一类，而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悼亡词和《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咏杨花词等，写得韵格婉媚，一往情深，则属于婉约词一类。
由此可见，苏词的风格虽以豪放见称，但又是多样化的。
3.散文
苏轼是继欧阳修而起的北宋文坛领袖。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实际上到苏轼手里才算最后完成，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后人把他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为散文四大家；再加上其父苏洵、弟苏辙与王安石、曾巩，又称“唐宋八大家”。
苏轼的散文，无论是谈史、论政，还是记游、说理，都有名篇传世。
他的论说文，最有名的是那篇《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一些策文、史论。其策文有《策略》、《策别》、《策断》等，其史论文有《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平王论》等。这些文章大都是他早年所作，既反映了他要求改革弊政的进步思想，又表现了他在王安石变法中的保守倾向，思想成就不太平衡，艺术上则大多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严密生动的分析说理，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文章的优点。他《策别》中的《教战守策》评论北宋的国防问题，劈头就提出论题，然后引证史事，运用比喻，分析形势，反复论证“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严重危险，最后提出教民战守的政治主张，逻辑严密，说理透辟，是一篇现实性、针对性很强的政论文。又如《志林》中的《平王论》，全文不到七百字，一连列举了十三个有关迁都的史实，来论证平王“东迁之谬”。苏轼在评论史事时，还善于随机应变，翻空出奇。他青年时代写的《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指出这是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使他在楚汉战争中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
苏轼的记叙文不多，但比之政论文、史论文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他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刻画出人物性格，笔势奇伟，妙趣横生。《湖州韩文公庙碑》结合韩愈一生遭遇，对他的道德文章以及在湖州的政绩加以评述和赞颂，虽然措辞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提法，就出于此文。
在苏轼记叙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记叙亭台山水的作品。这些作品，从总的倾向说，借鉴了柳宗元、欧阳修同类散文情景交融的传统，但他又能发展为叙述、描写与议论错杂并用，在结构布局上又随内容、主题的不同而各有变化。《喜雨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等，都能随事生发，写得生动活泼，姿态横生。他的《石钟山记》虽然是一篇游记，却是以探索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为中心组织成文的，写景真切、生动，同时又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另外，还有分别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的七月和十月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简直是两篇优美动人的散文诗。前赋字字秋色，后赋句句冬景，但都写得情景交融，各具风韵，完美地表达了他在贬居黄州时复杂而深刻的人生思想。如《前赤壁赋》开头的一段就写得很美：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