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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鸟之歌》第四章 马德里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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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倾注在大提琴演奏上了。

身为老师,具有重大的责任。老师协助形塑学生的生命,并且为这些生命指明方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严肃?小孩子和年轻人是我们最大的珍宝,当我们想到他们,我们想到世界的未来。想想这些事有多重要:滋养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训练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从事将来要做的工作。我想不出有哪一种职业比教师更重要。一位好教师,一位真正的老师,对他的学生来说像是第二个父亲。这就是墨菲伯爵将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母亲。

墨菲伯爵就像集许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有那么多才华、能力和技艺。他知识渊博,可以说他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多才多艺与世界观。他身兼学者、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王室顾问、作曲家、艺术赞助者和诗人。他的兴趣涵盖了艺术、文学、政治、哲学、科学和社会等领域,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他尤其关心年轻音乐家的工作,和他们当中许多人结为朋友,受他提携的包括阿尔贝尼茨、格拉纳多斯、托马斯·布里顿等人。他和加泰罗尼亚伟大的音乐学家费利佩·佩德雷尔一起促成西班牙音乐的重生。他最热衷的是歌剧。他是现代西班牙歌剧的建立者,他努力把西班牙歌剧从意大利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重建歌剧音乐中真正的民族特色。他那么热爱西班牙音乐,对西班牙音乐又那样了解!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音乐史的重要著作,论及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伟大作曲家,这本书如今仍是研究西班牙音乐的学生教材。他是研究鲁特琴在西班牙发展历史的先驱,事实上,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来研究古代西班牙鲁特琴的记谱法,并写了一本经典巨著《十六世纪西班牙之鲁特琴家》,遗憾的是,这本书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伯爵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私人教师。当我见到他时,他是克里斯蒂娜摄政王后的助手和私人秘书。在宫廷里,贵族称他为“那个音乐家”,带点儿轻蔑意味。当然,他们的态度只显出他们自身的缺陷。

他十分了解西班牙的民族音乐,对西班牙音乐的复兴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背景,有一段有趣的花絮:他的祖先并非西班牙人。他的祖父是个爱尔兰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逐出爱尔兰,流亡在外。墨菲伯爵的姓氏源自“Murphy”!

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有一个我称之为“怀旧厅”的房间,在那里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件我珍藏的物品。那是墨菲伯爵的一张相片,相片上题着几句话:

我请求上主做证

向小卡萨尔斯证明我此言不虚

我乃身处上苍的恩典之中

当此刻我确然主张

此一丑陋的容颜

乃属于他最好的朋友

是的,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赞助人和引导者,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八九四年,我十七岁。在那影响深远的一日,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恩立克、路易抵达马德里。我们立刻到墨菲伯爵位于市郊阿奎洛区的宅邸见他。那是个真正出众的人物的家,是一位在文化和品味上出众的人物。那房子里,每一件家具、古董、地毯和画作都是带着情感细心挑选出来的。当你走进他的客厅,看见他美丽的钢琴和乐谱,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心中的音乐。他的图书室令人欣羡,成百上千的书,你想象得到的各种主题,新旧都有。他年近六十,个头很小,十分整洁,胡子整整齐齐,前额很高,只在脑后有稀疏的头发。他举止亲切,不矫揉造作,非常温和。他很热络地欢迎我们,一读完阿尔贝尼茨的信,他就问我是否带了我所作的任何一首曲子到马德里来。我带来了一叠,包括一首弦乐四重奏,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写的。“你愿意为我演奏吗?”他问,我照办了。当我演奏完毕,他说:“没错,小卡萨尔斯,你是个艺术家。”

伯爵安排我去王宫为伊莎贝拉公主演奏。她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姐姐,对音乐很有兴趣。那次拜会令我难忘,不仅是因为那是我头一次在王宫里演奏,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去王宫。我母亲没法把我两个小弟弟留在别处,所以带着他们一起去了王宫。恩立克还是个婴儿,当我为公主演奏我所作的一首曲子时,他哭了起来。对一个肚子饿的婴儿来说,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算在王宫里也一样。恩立克是个健壮的男婴,他的哭声制造出不小的噪音,和我的音乐此起彼落。我母亲静静地解开她的衣裳,开始喂恩立克吃奶,一点儿也没有小题大做,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我继续演奏……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插曲以前是否在王宫里的音乐表演中发生过,也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宫廷礼节。但是对我母亲来说,这没有什么差别。她会在其他地方喂恩立克吃奶,那么在王宫里为什么不行呢?就算公主就坐在旁边,母亲一点儿也不在意。对她来说,公主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之后不久,伯爵带我们母子去见摄政王后。她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并且安排我在王宫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在那场音乐会上,我既是演奏者,又是作曲者。演出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是我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我演奏大提琴部分。

第二天早上,伯爵给我们母子带来令人兴奋的重大消息。他告诉我们,王后决定给我一笔奖学金,金额是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约等于五十美元。这笔钱在当年不算少,事实上,算得上相当可观。尽管如此,要养活一家四口,这个收入就不算多。我们过得很拮据。

母亲替我们找到一间房间,其实是间阁楼,位于房子的顶层,在昆汀街,面对着王宫。我们的房间俯瞰着王宫的庭园,庭园里有历代国王的雕像。在顶楼还有四间公寓,比我们矮半层的邻居都是劳工阶层,他们是好人,喧闹而友善。对于有一个拉大提琴的年轻人来到他们之间,他们萌生了特别的兴趣,而我一向乐于助人的母亲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我们的邻居当中有一个在王宫担任门卫,他对自己的制服十分自豪,习惯整天穿着,我还猜测他是否睡觉也穿着制服!另外还有一位鞋匠和他的家人,那个可怜人有两个弱智的孩子。还有好几个妇人是做雪茄的。那个地方总是很吵,大孩子跑来跑去,小孩子哭叫,做母亲的则斥责他们,夫妻吵架,叫喊、歌声和争吵一直延续到清晨。那么混乱,又那么喧哗!可是我不让这干扰我练习。事实上,我得承认我在那些声音中又加上了另一种声音,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练习大提琴……

在墨菲伯爵的教导下,我开始了密集的学习。他看出我的教育中有许多缺漏,也看出如果我想作为艺术家走进这个世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每天上午,我会在九点钟到他家,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规律地接受他的教导,就像是通识教育。然后我们会与他太太和继女一起吃午餐。伯爵夫人是个美丽的妇人,本身也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曾经是李斯特的学生,她为我上德文课。午餐之后,伯爵会让我在钢琴上做即兴演奏,并针对我的即兴演奏做评论。他有一句评语我始终记得。当时我很喜欢一些特别错综复杂的和声时,每当我沉浸于这种和声,一向和我同坐在钢琴凳上的他就会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小卡萨尔斯,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好吗?”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没错,对于艺术的目的,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说法吗?的确,如果不能以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那么音乐——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能满足什么目的呢?

如同我所说的,伯爵的教导绝不仅限于音乐科目。他教导我所有能教的,关于人生以及我所生活的世界:语言、文学、艺术、地理、哲学和数学,他不仅教我音乐史,还教我人类历史。伯爵主张,要成为一个发展全面的艺术家,必须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他认为艺术和生活密切相关,这两者密不可分。他不仅具有罕见的天赋,还是个极有智慧的哲学家。

他让我定期参观普拉多美术馆[1]。在我去之前,他会对我说:“小卡萨尔斯,今天你该研究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或者也可能是穆立罗、提香或戈雅[2]的一幅画。在那座宏伟堂皇的建筑里,在那些长廊和大厅里,我会站在那些画作前,审视那位艺术家的技巧,思索他那幅作品的含意。我会自问:“他在说什么?他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然后我会针对那幅画写一篇文章交给伯爵,再一起讨论我所写的东西。

每周一次,他叫我去议会,去参议院或众议院,听政治领导人物和当天的讲者演说、辩论。然后我会就我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写一篇报告给他。

在我学习时,母亲也在学习。她不仅学外语,还研习其他课程。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帮助我的课业,也是为了避免我们母子之间在教育上出现任何鸿沟。

伯爵用来教我的许多课本是他从前用来教导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书。在那些书的页缘,我常会看见国王做的笔记。伯爵常说:“我有两个儿子:阿方索和小卡萨尔斯。”我也开始称呼他为“爸爸”。

他对我满是体谅,满是温柔!住在马德里的初期,我尚未摆脱在巴塞罗那时折磨我的忧郁,午餐时,如果他看见我心事重重或是悲伤,就会说幽默的故事、诙谐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他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往往能把我逗笑。

伯爵对我的个人教导长达两年半。没有人指派他做这件事,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个了不起的好人,我欠他多大的恩情啊!

伯爵教导我的同时,我还在马德里音乐学院学习。伯爵安排我跟布里顿学习作曲,他当时位列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他的歌剧非常受欢迎,伯爵带我去欣赏他的知名作品《帕洛玛圣母狂欢节》的首演。

音乐学院的院长莫纳斯泰里奥是我的室内乐老师。莫纳斯泰里奥是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一个神童,七岁时就得到王室的赞助。他是个伟大的老师,在我音乐生涯的这个发展阶段,不可能遇到比他更好的老师了。可以说,在我人生当中,除了父亲之外,是他给了我音乐上最大的影响。为了打开我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了解音乐真正的内在意义,并且教导我所谓的风格,他做了多少事!我那时已经非常注意音准,这是当时的音乐家不太在意的事,而莫纳斯泰里奥加强了我在这件事上的信念。他还鼓励我练习音乐的重音标示,我对此极为重视。他看待音乐的方式十分严肃。那是“世纪末时期”,艺术家有飞扬的头发、飞扬的领带和飞扬的言辞!精巧的花腔、矫揉造作、夸张的情感在当时蔚为风尚。但是莫纳斯泰里奥不一样,他极为强调音乐的基础原则,从不把音乐视为玩具、一种兴之所至。对他来说,音乐是人类尊严与高贵的一种表现。

我成为他的学生时,莫纳斯泰里奥大约六十岁。他为人体贴,对我十分慈和。课堂上,他有时会谈起音乐的规则——对他来说,音乐是种语言,和语言有着相似的规则,比如重音、音长和持续的变化——或是用他的小提琴来示范说明,这时他会从眼角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有一天,他告诉班上同学,要我们第二天务必到学校来。他说:“我们有一位学生表现优异,王后要颁奖给他。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名字。”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我。从他手里,我接获从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得到的第一枚勋章,她是我的赞助人。那是天主教伊莎贝拉勋章,我当时十八岁。

我常到王宫去。每星期两到三次,我会去演奏大提琴,用钢琴即兴演奏,或是在音乐会中演奏。我渐渐受到王室成员般的对待。克里斯蒂娜王后的钢琴弹得很好,常和我演奏二重奏。我们坐在同一架钢琴前一起弹奏,四手联弹。她是个和蔼、仁慈的妇人,非常亲切。我越来越依恋她。她不仅是我的赞助者,还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亲。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首度认识了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他那时候七岁,是个可爱的男孩!我们渐渐喜欢上彼此,他喜欢我讲故事给他听。他热爱玩具士兵,我们常常一起玩,把他的小小部队排成阵列,让他们行军、演习。我会带邮票给他,而他会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从不曾失去我对王室家族的爱意,也不曾忘记他们对我的恩惠。

不过,这当然是件私人的事,跟我对君主政体或是整体宫廷生活的感觉毫无关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也不喜欢那个世界。在贵族当中有许多人矫揉造作,他们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而且宫廷里总是钩心斗角。我是在普通百姓之中长大的,我仍旧认同他们。在我所受的教育和先天的倾向上,我都拥护共和政体。而且,我是加泰罗尼亚人,并且深以为傲,而出身自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往往瞧不起加泰罗尼亚人。

许多年后,阿方索已是执政的君王,我有一次对他说:“你是国王,我爱你,可是我拥护共和政体。”他说:“你当然是拥护共和政体,我知道。这是你的权利。”而事情怎么可能会有所不同?没错,我是个艺术家,可是从事艺术的同时,我还是个用双手工作的劳动者,终其一生都是。因此,当我必须要在君主政体跟共和政体之间做选择时,我的好感自然是在共和政体那一边。

然而,我跟西班牙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将持续许多年。事实上,最近一次接触是在我首次拜访马德里王宫之后七十多年。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时我去希腊指挥我的和平神剧《马槽》。我在雅典见到了王储卡洛斯[3],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我庆贺他没有在佛朗哥[4]的政权下接受王位。我告诉他:“我认识西班牙王室五代成员,从伊莎贝拉二世开始。”卡洛斯娶了希腊公主索菲亚,第二天他带着太太一起到我住的饭店来了,还有他们两岁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室的第六代。

卡洛斯最近誓言要继续当佛朗哥的继承人,这多么令人遗憾!而当年流亡的国王,他的祖父,对这个政权的态度是多么不同!

我在马德里待了将近三年,这时我母亲说她认为我在那里学习的时间够久了,是时候做点儿改变了。她认为我现在该专注于拉大提琴,我也认同。她提议我们可以回巴塞罗那去,但伯爵听到后非常反对。他想要我留在马德里,跟着他工作,成为一个作曲家。在歌剧界,他将大力提携我。我母亲的看法十分不同,她对伯爵说:“我相信对卡萨尔斯来说,大提琴要胜过其他一切。他将来要成为作曲家,以后还有的是时间,而他在大提琴上所下的功夫并不会有所妨碍。可是若他现在不专注于这件乐器,将来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缺憾。”他们的争执变得很激烈,两人之间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情势变得十分紧张。王后也反对我们离开。事情的发展令我父亲极为烦恼,他写信给我母亲:“你心里在想什么?这究竟会有什么结果?”但我母亲坚定不移。

最后,他们妥协了。伯爵同意我离开马德里,但有一个条件:他要我去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那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音乐学院,可以在弦乐器和作曲方面提供优异的教学。伯爵说,在那里我可以跟弗朗索瓦·赫法尔特学习作曲,他是音乐学院院长,在音乐界享有盛名,而且是伯爵的老朋友。伯爵告诉我们母子,说他会跟王后安排好,让我于音乐学院就读期间能继续领取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的津贴。事情解决了,我们前往布鲁塞尔,恩立克和路易跟我们一起去。出发之前,伯爵给了我们一封写给弗朗索瓦·赫法尔特的介绍信。

我这一生在布鲁塞尔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但我的首次造访却称不上愉快。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坐在火车上那拥挤的三等车厢穿越法国,那旅程似乎没有尽头,而等我们终于抵达布鲁塞尔——那是我头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眼前所见令我沮丧。那里跟阳光灿烂的加泰罗尼亚非常不同!当时是冬天。我讨厌寒冷,而天气又冷又湿又凄凉。浓雾笼罩着那座城市。

我们直接前往音乐学院去见弗朗索瓦·赫法尔特。他是位著名的音乐学家兼历史学家,人生经历十分曲折有趣。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面包师傅,希望他继承父业,但他的音乐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年纪尚轻时,他便以他所写的教堂音乐和歌剧声名大噪。他旅行到西班牙,成为西班牙音乐的权威。有一段时间他在巴黎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后来转向音乐史研究。他是位杰出的学者,写了许多书,其中《古代音乐史与理论》是部经典之作。他对墨菲伯爵的影响很大,并且鼓励伯爵研究西班牙的鲁特琴历史。在去世之前不久,这个面包师傅之子被比利时国王册封为男爵,表彰他为刚果谱写的国歌。

我把墨菲伯爵的信交给弗朗索瓦·赫法尔特。他年事已高,相当虚弱,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谨慎地慢慢读那封信,我们谈起伯爵、马德里,还有音乐。他要求看我作的一些曲子。我身上带着一首我作的弥撒曲、一首交响诗和一首弦乐四重奏。他对我的技巧表示惊讶。“可是很抱歉,”他说,“我非常抱歉,没办法教你作曲,我实在太老了,而且看了你的作品,我不认为我能教你多少东西。”他又说:“你最需要的是去听音乐,尽你所能地去听,欣赏各种音乐演出。布鲁塞尔无法给你这些,当今的音乐中心是巴黎,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在那里你能听到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的演奏,巴黎有四个乐团:拉穆卢(Lamoureux)、科隆(Colonne)、帕斯德鲁(Pasdeloup)和巴黎音乐学院,你能听到所有的音乐。这才是你需要的。”他又说伯爵信上提到我演奏大提琴的能力。“我想让我们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听你演奏,”他说,“你明天上午能来吗?”

第二天,我出现在班上。我非常紧张,因为这所音乐学院享有盛名,据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弦乐器学校。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那些学生演奏,我得说我并不怎么佩服,我开始觉得不那么紧张了。那堂课结束时,教授向我示意,在那之前,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他注意到我在场。他说:“嗯,我想你就是院长向我提起的西班牙小子。”我不喜欢他的语气。

我说是的,我就是那个人。

“好吧,西班牙小子,”他说,“你似乎是拉大提琴的。你想演奏吗?”

我说我很乐意。

“你都演奏些什么曲子?”

我说我演奏的曲子蛮多的。

他叽里呱啦念出一串作品,每一次都问我能否演奏他所说的那支曲子,而每次我都回答可以,因为我的确能演奏。然后他转身面向班上同学,说:“嗯,这不是很了不起吗?看来我们这位西班牙年轻人什么都会演奏。他一定是真的很厉害。”

那些学生大笑。起初这位教授的态度令我难受,毕竟这仅是我在一个陌生国度的第二天,可是现在我却生他的气,气他嘲弄我。我什么也没说。

“也许,”他说,“我们是否有这个荣幸,请你演奏《温泉之忆》?”那是首炫技的曲子,在这所比利时学校经常被拿出来演奏。

我说我会演奏。

“我相信我们将从这个什么都会演奏的年轻人这儿听见惊人的音乐,”他说,“可是你用什么乐器呢?”

那些学生笑得更厉害了。

我气极了,差点儿就要拂袖而去。可是我想,好吧,不管他想不想听我演奏,他都会听到。我从离我最近的一个学生那儿抢过一把大提琴,开始演奏。教室里安静下来,等我演奏完毕,教室里鸦雀无声。

那位教授瞪着我看,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请你到办公室来好吗?”他说,语气跟先前大不相同。我们一起离开教室,那些学生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

教授关上门,在办公桌后面坐下。“年轻人,”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很有才华。如果你来这里就读,并且同意在我班上,我可以承诺你将在音乐学院拿到头奖。我现在就这样告诉你其实不符合规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告诉他:“先生,你对我很无礼,在你的学生面前嘲弄我。我连一秒钟都不想再待在这里。”

他站起来,脸色灰白,替我打开了门。

隔天,我们出发前往巴黎。一到巴黎,我就写信给墨菲伯爵,把在布鲁塞尔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告诉他我们为什么去了巴黎。他在回信中流露出不悦,说我违背了他的意愿,说我们的协议是让我去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就读,而非到巴黎去。“王后给你的津贴,”他说,“是基于这个协议才成立的。这是王后的要求。除非你回布鲁塞尔,否则你的津贴就会被取消。”我回信说布鲁塞尔实在不是我想待的地方,说我虽然不想违背他的心愿,却还是打算留在巴黎。他的回信显示出他认为我去巴黎是受了我母亲的影响,但事情并非如此。我自己知道返回布鲁塞尔没有意义。

我从王后那儿得到的津贴立刻被取消。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很艰辛!我们之前仰赖那份津贴,现在少了那笔钱,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立刻陷入窘境。我们毫无经济来源,该怎么办?父亲此时当然更加为我们担心,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寄钱给我们。

母亲替我们找到栖身之处,在一个比狗窝好不了多少的地方,靠近圣丹尼门。那是个看了令人难过的街区,举目所见尽是贫穷。母亲开始每天外出,设法赚一点儿钱。她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而她往往带了待缝补的衣物回来。我的两个小弟弟几乎吃不饱。

我自己当然也拼命努力去找工作,终于在香榭丽舍大道一个名叫马里尼的剧院担任第二大提琴手。那是罗特列克[5]在巴黎作画的年代,如今当我看到他的画作,就想起那间音乐厅和跳康康舞的舞者,当时那种舞蹈非常流行。我一天赚四法郎。我背着大提琴徒步前往马里尼剧院,再徒步回家。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可是电车车费是十五生丁(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而我们没有半点儿余钱。

那时是寒冬,最后,工作的辛苦和缺乏食物终于将我压垮。我生病了,病得很重,必须留在家里。母亲比之前更加辛勤工作,让我们有东西吃,替我买药。她缝制衣物直到深夜,可总是愉快开朗,尽一切努力维持我的士气。

有一天,当她回家时,生病的我躺在床上,几乎认不出她来。我明白某件非比寻常的事发生在她身上,我惊慌失措地看着她,她那头乌黑的美丽长发不见了。她的头发现在又短又参差。她卖掉了她的头发,好替我们多换几法郎。

她一笑置之。“别担心,”她说,“别去想这件事。那只是头发罢了,会再长回来的。”

可是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的严酷考验还在继续。终于,我说:“母亲,咱们怎么能这样过下去?我们何不回巴塞罗那?”

“好吧,”她说,“咱们回巴塞罗那。”

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看到我们回来,父亲高兴极了。在我们旅居马德里的那几年里,限于能力,他只来探望过一次。然而,我们运道的转变使他惊慌。我们家微薄的积蓄用尽了。但我并不觉得气馁。母亲为我做了好榜样。


[1] 被认为是世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

[2] 委拉斯开兹是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西班牙画家,代表作《宫娥图》;穆立罗,十七世纪西班牙伟大画家之一,代表作《吃葡萄与甜瓜的少年》;提香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代表作《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戈雅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作《裸体的玛哈》。

[3] 指胡安·卡洛斯,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4] 指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曾发动西班牙内战,并获得胜利,其后独裁统治西班牙三十多年。

[5] 后印象派画家,代表作《红磨坊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