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赫的作品里，我看见上帝的存在。
十一岁时，第一次听到大提琴演奏，我和大提琴之间长久而珍贵的伴侣关系就此展开！一个三重奏团体来到本德雷尔，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一位钢琴家、一位小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家。父亲带我去听那场音乐会，音乐会在天主教中心的小厅里举行，听众是镇上的居民、渔夫和农夫，他们穿上周日的正装——这种场合他们一向如此。那位大提琴家是何塞普·加西亚，他任教于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相貌英俊，高前额，留着长长的八字胡；而他的身材跟他所演奏的乐器似乎很相称。当我看见他的大提琴，便为之着迷，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大提琴。刚听到头几个音，我就被一股澎湃的情绪淹没，仿佛无法呼吸。那个声音非常温柔、非常美、非常具有人性，是的，非常具有人性。我从未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一种光和热盈满我的心。在第一支曲子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乐器。这就是我想演奏的乐器。”
在那场音乐会之后，我一再向父亲提起大提琴，央求他给我一把。那是在八十多年前了，从那时起，我就跟这件乐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将成为我未来生命中的伴侣和朋友。当然，小提琴、钢琴和其他乐器也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对我来说，大提琴是件特别的东西，独一无二。我开始用拿大提琴的方式来演奏小提琴。
母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父亲：“卡萨尔斯对大提琴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忱，一定要让他有好好学习大提琴的机会。本德雷尔没有够格的老师能好好教他，我们得安排他去巴塞罗那的音乐学校。”
我父亲大为吃惊。“你在说些什么？”他问，“卡萨尔斯怎么能去巴塞罗那？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
母亲说：“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会带他去。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家，这是他的天性，他生来就是要做音乐家的。他要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没有别的选择。”
父亲没被说服，事实上，他已经在考虑让我学习做木匠，以便将来能够维持生计。“你幻想过头了。”他对我母亲说。
他们针对此事的讨论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激烈，我十分苦恼。我觉得他们之间意见不合都得怪我，寻思着该如何终止这种情况，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我父亲不情愿地让步了。他写了一封信给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去就读。他还说我需要一把小一号的大提琴，四分之三尺寸的，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哪个乐器师傅能给我造一把。
尽管如此，当学校给了正面答复，随着我前往巴塞罗那的日子逐渐拉近，父亲仍然一再表示怀有疑虑。
“亲爱的卡洛斯，”母亲会对他说，“你可以确定这样做是对的。必须如此，这是卡萨尔斯唯一想做的事。”
父亲则会摇摇头，说：“我不懂，我不懂。”
而母亲会说：“我知道，可是你得有信心。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
这件事实在非比寻常。我母亲受过一点儿音乐训练，她，不是个音乐家，跟父亲不一样。尽管如此，她却知道我的将来会是如何。我相信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仿佛她有某种特殊的敏感，一种奇异的预感。她就是知道。而且她一向根据这份预感行事，带有一种坚定、确信和冷静，对此我一直感到惊讶。不仅我去巴塞罗那求学一事如此，在之后的岁月中，当我面临抉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两个弟弟路易和恩立克也一样，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他们将来会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当我在世界各地举行演奏会，获得了一些成功，她为我感到高兴，但我不会说她深为感动。她早就认定事情将会如此。
在我后来的一生中，我渐渐明白了她所相信的是什么。我渐渐有种感觉，凡是发生的事都是必然。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想变成怎样的人，什么也不用做。我们随时都在变化，这是大自然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持续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我的确相信我们各有各的命运。
我带着错综复杂的心情离开本德雷尔。那是我的家乡，我童年生活之所。我骑着自行车走过的蜿蜒街道，我们住的小屋，客厅是父亲练习弹钢琴和授课的地方，我度过许多欢乐时光的教堂，学校里跟我一起摔跤、玩游戏的同伴，所有这些亲切、熟悉的事物，我不想离开它们。毕竟当时我才十一岁半，即使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那个年纪也不算大。巴塞罗那距离本德雷尔只有大约八十千米，可是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前往另一个国家。那里会是什么样子？我要住在哪里？哪些人会成为我的朋友和老师？当然，我心里也满是兴奋……母亲跟我一起搭火车去，父亲在火车站温柔地拥抱我，跟我说再见，当时我努力回想起有一次我被狗咬了，被送到医院去时，他对我说：“你要告诉自己，男子汉是不哭的。”
就这样，我在八十年前去了巴塞罗那。当年的巴塞罗那就跟现在一样，是个芜乱的大城，有着热闹的街道、人来人往的咖啡馆和博物馆、拥挤的商店、忙碌的码头，来自各国的船只在那里停泊。对我来说，在不止一层意义上，那是通往世界的大门：我注定将在这座城市度过大半人生，将和那些杰出的市民共度许多充满欢乐和创造力的时光，将和这座城市的艺术家和劳工建立起珍贵的情谊，在这座城市里我将深深体会人类的高尚，而且，唉，也将深切感受人类的苦难！半个世纪之后，我将看见这座心爱的城市被法西斯分子包围，头顶上是轰炸的飞机，街道上是民兵和沙包。哪个孩子能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母亲让我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入学，然后她返回本德雷尔，大约一个月之后她又回到巴塞罗那，留下来陪我。她安排我跟她的几个远亲一起住，一个木匠和他的妻子，他们住在城里较老旧的一个城区，邻居多半是劳工阶层。他们为人亲切而温和，待我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个木匠名叫班尼，是个怪人。他个子不高，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疾恶如仇，独自一个人对抗犯罪。这件事是我有一天发现的，他打开一个抽屉，我发现里面全是刀和手枪，吃了一惊，讶异地问他这些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他才告诉我他这个独特的嗜好。几乎每个晚上，在做完工作、吃过晚餐之后，班尼就会离开屋子，勇闯城里最乱的地方，当年巴塞罗那的犯罪案子很多。他身上只带着一根学生的木棍，但是在他手中，那就是件厉害的武器。拿着那根棍子，并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看见，他勇敢地对抗那些恶名昭彰的歹徒：抢匪、小偷和其他亡命之徒。他会朝一个歹徒走过去，指称对方是坏人，曾经做过哪些坏事，接着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现在把你的手枪交给我。”视情形而定，也可能是要求对方交出刀子。那些歹徒晓得他的名声，对他怀有敬意，通常会听从。当然，碰上有些歹徒不愿意听从，他就会用上他的棍子。有一天夜里，他带着刀伤回家。他耸耸肩膀，对他太太和我说：“别担心，这没什么。明天我会把事情摆平。”第二天夜里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走进屋子，说：“我跟那家伙扯平了。”我想你可以说他像个使徒，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到巴塞罗那之后不久，我去拿父亲请人为我打造的那把小一号的大提琴。那个制造乐器的师傅和蔼可亲，三十出头，名叫迈雷。当他把大提琴交给我时，还给了我一把琴弓。在那之前，我手里不曾拿过大提琴，但我立刻用它奏出了一小段乐曲，迈雷大为惊喜……
在音乐学院里我很用功，学习和声、对位法和作曲，还有大提琴和钢琴。我的大提琴老师就是曾在本德雷尔演奏的何塞普·加西亚，他的演奏对我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他出身于知名的加西亚家族，跟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演员兼教师曼努埃尔·加西亚是亲戚。曼努埃尔·加西亚建立了或许是史上最杰出的声乐家族：他女儿是伟大的女高音玛丽亚，他儿子曼努埃尔本身也是个教师，发明了喉头镜。荷西·加西亚是个训练有素的优秀大提琴家，他放在琴弦上的手很美，我从不曾见过比那更美丽的手，而且他是个好老师。他对训练要求很高，尽管他个性温和，有时还是会令学生害怕。在我们上课时，他很少表示赞许。可是偶尔在我演奏时，他会转过身背对我，就那样站着好一会儿，等他再度转过身来面对我时，他脸上会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当时我不懂，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受到了感动。许多年后，那时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开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他，他已经移居该地。那次重逢是那么令人欢欣！他非常自豪曾经是我的老师，而我非常感激他所教给我的一切，还有他对我的慈祥。我们相拥而泣。
在巴塞罗那求学时，我开始针对当时习以为常的大提琴演奏技巧做了一些改变。的确，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左右，但有些事情就连对小孩子来说都显得不对劲。当年学大提琴的人被教导用僵直的手臂来拉琴，手肘要尽量贴近体侧，事实上，我们在学琴时必须在持弓那只手臂的腋下夹一本书！在我看来，那显然既笨拙又不自然，实在很愚蠢。因此，在家里练习时，我琢磨出一种方法，能让手臂自由，抛弃那种受到限制而且不自然的姿势。我还觉得指法的技巧和左手的动作可以加以改善，那时候拉大提琴的人左手受到限制，在运指时手必须不停地上下移动。我尝试把手张开，扩大并延伸左手能及的范围，发现我不必移动左手就能拉奏四个音，而旧方法只能拉奏三个音。我开始在学校里使用我发明的技法，同学都很惊愕，我的老师起初也吃了一惊，但我已经说过他善解人意，而他渐渐看出我疯狂的表面下是有一种方法的。总之，如今没有人在练习大提琴时夹一本书在腋下了！
在学校里过了六个月，我的演奏技艺就进步到足以让我得到一份工作，就在城郊的一家咖啡馆演奏。那家咖啡馆叫托斯特，以老板托斯特先生命名，是个温馨的家庭式小馆。我每天在那儿演奏。薪资是每天四个比塞塔[1]。我们是三重奏，一把小提琴、一架钢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轻音乐：当时流行的曲调、大家熟悉的歌剧选曲，还有华尔兹。然而，在我年轻的脑子里已经吟唱着那些大师的音乐：巴赫、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贝多芬。没有多久，我开始在节目中引进更好的音乐，而且我大概是用了点儿小聪明，仗着自己年纪小。顾客很喜欢，于是我认为时机到了，便向咖啡馆的经理和三重奏的其他成员提议，每周抽出一个晚上用来演奏古典音乐。那个晚上大获成功。没多久，我开始独奏。话传开了，关于托斯特咖啡馆里的音乐和那个演奏的“小家伙”（大家后来这样称呼我），顾客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家咖啡馆消磨一个晚上。托斯特先生很高兴看到这种情形，也为我感到骄傲。有时候他会带我去听音乐会，有一次我们去欣赏施特劳斯[2]在歌剧院指挥他自己的几部作品。施特劳斯当时还年轻，正在他事业的开端。那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有一件事让托斯特先生不高兴，就是有时我没能准时抵达他的咖啡馆。我应该九点整到那儿，可是城里有五光十色的东西可看，也有许多新奇的想法让一个年轻男孩思索。我也许会沿着兰布拉大街漫步，那儿有迷人的鸟市和花店，去探索一些我从未去过的街区、读一本新书，或者只是在歌剧院的庭园里做白日梦，所以有时候我上班会迟到。有一次，在我抵达时，托斯特先生面色不悦地站在门口。他伸手到口袋里，拿了一只表给我。“好吧，”他说，“这也许能够教你明白时间的意义。”那是我的第一只表。我想我可以说，随着岁月流逝，我更加明白了时间的意义，开始善加安排、小心地利用时间，虽然有时候玛蒂妲需要提醒我某个约会的时间到了，尤其是当我在练习或研究乐谱时。我认为好好安排时间对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来说极为重要，我常对我的学生重复这句话：“自由——还有秩序！”
在夏天里，学校放假的那几个月，我加入了旅行演奏的乐团。我们搭乘马拉的公车，沿着炎热、灰扑扑的道路，一路穿越加泰罗尼亚的乡村地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市集、舞会和节庆中演出。我们演奏民间音乐和舞曲：华尔兹、马厝卡舞曲、萨达纳舞曲，还有一些来自美国的曲子，无所不包。我们往往傍晚开始演奏，一直到清晨。农夫和渔夫身强体壮，能够通宵跳舞，说到这个，他们第二天还能再跳上一整天！夏季的那些巡回演出非常辛苦，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可是我十分享受那些演出！在我和那些村民的美妙友谊中，我为他们演奏；在他们和我之间的交流中跳着舞蹈；还有当他们在演出后呼喊喝彩，脸上所有的表情，我在其中找到一种特殊的快乐。我们通过音乐的语言交谈。自此以后，在我的演出中，不管是在小型独奏会上，还是在大音乐厅里面对大批观众，我从未失去当年那种感觉——在我和我的听众之间那份亲密的默契……
在托斯特咖啡馆演奏了几年之后，我在帕哈利拉（Pajarera）咖啡馆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西班牙文里，帕哈利拉的意思是“鸟笼”，那家咖啡馆是栋有着玻璃墙面的大型圆形建筑，很是壮观。我在那里拿到的酬劳比较高，而且我不再是在一个三人乐团里演奏，而是在一个七人乐团。
十四岁时，我在巴塞罗那举行了第一场真正的音乐会。那是在新潮剧院的一场慈善演出，为了一位知名的老演员，她的名字是帕拉。父亲为此来到巴塞罗那，带我搭电车过去。我紧张得要命。当我们抵达音乐厅，我说：“父亲，我忘记那首曲子的开头了！我连一个音符都想不起来！我该怎么办？”他让我冷静下来。那是八十年前了，但我始终没能克服演出之前那种可怕的紧张，那一直是个严酷的考验。上台之前，我胸口作痛，饱受折磨。想到要公开演出，对我来说，仍旧是个噩梦。
父亲习惯每周一次从本德雷尔来看我。我们会一起散步，偶尔去音乐书店找乐谱，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得踏上归途。在帕哈利拉咖啡馆的表演曲目要比在托斯特咖啡馆来得多，我继续独奏，也就需要更多音乐。有一天，我跟父亲说我需要找一些新的独奏乐曲，好在帕哈利拉咖啡馆演奏，我们便一起出发去找。有两个原因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首先，父亲替我买了第一把标准尺寸的大提琴，能够拥有这件美妙的乐器我十分骄傲！然后我们在港口附近一家老音乐书店驻足，我开始浏览一捆乐谱。突然，我发现一叠破破烂烂的纸张，因为年代久远而褪了色。那是巴赫的无伴奏组曲，专门为大提琴所写的！我惊讶地看着它们：《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心想在这几个字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和神秘？我从未听说这组曲的存在，没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些曲子，包括我的老师在内。我忘了自己到这家店的目的，只是凝视着那些纸张，抚摸它们。那一幕至今不曾变得模糊。即便是今天，当我看着那几首乐曲的封面，我就像又回到那家杂着霉味、淡淡海水气味的老店。我急忙回家，紧紧抓着那组曲，仿佛它们是王冠上的珠宝，一进房间，我就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候我十三岁，而在接下来这八十年里，发现那套乐谱一事越来越令我感到奇妙。那组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开始演奏它们，怀着难以形容的兴奋。这几首曲子成了我最珍爱的音乐，在接下来那十二年里，我每天都研究、练习。是的，过了十二年，在我二十五岁时，我才有勇气在一场音乐会上公开演奏其中一首。在那之前，没有一位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完整演奏过巴赫这套组曲中的一首。他们只会演奏其中一段：一支萨拉邦舞曲、一支加伏特舞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而我演奏的是整套组曲：从前奏曲直到五个舞曲乐章，包含所有的反复，这些反复赋予每一个乐章美妙的整体性、步调和结构，具有完整的构造和艺术性。这些曲子曾被视为机械化而缺少感情的学院派作品。你能想象吗？当它们焕发出空间和诗意的灿烂光芒，居然会有人认为这些曲子没有感情！它们是巴赫的精髓，而巴赫是音乐的精髓。
就在我发现巴赫那套组曲之前不久，还有一件事，这件事对我的艺术生涯影响深远。当时我还在托斯特咖啡馆演奏，一天晚上，一位重要的访客来到咖啡馆，他是加泰罗尼亚知名的作曲家兼钢琴家阿尔贝尼茨。他和两个朋友同行，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鲁维奥。阿尔贝尼茨听说了那个“小家伙”，那个据说大提琴拉得极好的男孩，他想来亲眼看看。他坐在那儿，专注地聆听。他身材矮胖，大约三十岁，留着八字胡和一把小胡子，抽着长长的雪茄。节目结束时，他走过来拥抱我，说我具有罕见的才华。“你得跟我一起到伦敦去！”他说。他态度活泼，具有感染力。“你得到伦敦来跟我一起工作。”能从一位知名音乐家那儿听到这样的提议，我当然是受宠若惊。可是当他向我母亲重复这个提议时，她的反应却相当不同。她说她很感激他的提议，但她完全反对我去。“我的孩子年纪还小，”她告诉阿尔贝尼茨，“要到伦敦去，开始四处旅行，他还太年轻。他得留在巴塞罗那，完成他的学业。要做其他的事，将来有的是时间。”
阿尔贝尼茨看得出来，我母亲的心意不容改变。他说：“好吧，可是你儿子拥有极佳的天赋，我觉得我必须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他。让我给你一封给墨菲伯爵的介绍信，他住在马德里，人非常好，是艺术的赞助者、杰出音乐家、优秀学者，也是克里斯蒂娜王后的私人顾问。他很有影响力，对卡萨尔斯的职业生涯会有所帮助。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就把这封信带给他。”我母亲同意了，于是阿尔贝尼茨就把那封信留给她。
过了三年，母亲才用到那封信。她留着那封信，等待她认为恰当的时机；等她真的用上那封信，那一刻将成为我音乐生涯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而那一刻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到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后来，阿尔贝尼茨成为我的挚友。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卓越的钢琴家，还是个极不寻常的人。
他是个神童，四岁就在巴塞罗那的罗米亚剧院首次登台弹奏钢琴。七岁时，他写了一首进行曲，被军乐队广泛接受。少年时期，他做了各式各样的狂野冒险。他十三岁时逃家，在欧洲四处游荡，弹奏钢琴，并且疯狂地胡闹。然后他上了一艘船——我想他是个偷渡客——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和印第安人一块冒险，做其他类似的事。他讲了那么惊人的故事！他回到西班牙时还是个年轻人，最后在伦敦安定下来。他具有非凡的音乐天分，从不练习，就连音乐会前也不练习；他的一双手很小，但是出奇有力、柔软。他所作的曲子受到他故乡加泰罗尼亚的影响很大，包括家乡的美丽风景和民谣旋律，以及从某些旋律衍生出来的阿拉伯曲调。他常说：“我是个摩尔人。”他具有罕见的幽默感，而且是个真正放浪不羁的人。我听说他以区区十五比塞塔的价格卖掉了他那首知名的巴望舞曲，那是他很想去看的一场斗牛赛的票价。
墨菲伯爵跟阿尔贝尼茨首次相遇的方式就是这位艺术家人生的典型写照。伯爵搭火车旅行——我想是要去瑞士——他听见在他座位底下有种奇怪的声音。他弯下身子，发现一个男孩躲在下面。那个男孩就是阿尔贝尼茨，而他躲在那里自然是为了逃票。伯爵说：“请问你是什么人？”当时大约十三岁的阿尔贝尼茨答道：“我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就是这样相识的。
在我整个成年岁月中，我相信人类有接近完美的能力。人类真是奇异，于己，于周边世界，他能做那么奇妙的事！大自然创造出人类，这是何等成就！然而，如果人类身上具有无限的行善能力，他也有无限的作恶能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两种可能性。我很早就认识到我身上有作大恶的潜力——最坏的罪行，一如我身上也有行大善的潜力。我母亲常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有恶，必须做出选择，此一选择才决定了善恶。你必须听从自己心中的善。”
青少年时期，我人生中出现第一个重大危机，而我无法说出这危机的确切原因。我的学业即将结束，但又尚未决定自己的未来。关于我的职业生涯，父母一直意见相左，我为此十分苦恼。他们的意见仍未统一，父亲觉得我想献身音乐过于鲁莽，母亲则坚决认为我应该献身音乐。想到我是这个冲突的起因，我十分痛苦。我只希望这冲突能够结束。同时，我心中满是新主意、新概念和想法，不断探索、搜寻、检视我周围的世界。我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阅读所有能弄到手的东西，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在那之前，我发现了那么多的美，然而如今我看见了那么多的丑陋！多少邪恶！多少痛苦和人类的劳苦！我问自己：人类之所以被创造，是为了活在此等污秽与堕落中吗？我看见了身边的苦难、贫穷、悲惨，看见了人类彼此不人性的对待。我看见有人生活在饥饿中，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喂养他们的小孩。我看见街上的乞丐，也看见贫富之间那历史久远的不平等。我亲眼看到普通百姓在生活中遭受的压迫，亲眼看到严苛的法律和高压措施。不公不义和暴力令我嫌恶，一名军官和他的佩剑令我战栗。我日夜思索这种情况。我走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感到难过，心中充满忧虑。我在一个黑暗的坑洞里，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不希望白昼破晓，夜里在睡眠中寻求逃避。我不明白世上何以会有这样的邪恶，为什么人会彼此相残，也不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有何意义，或是我自己的生命有何意义。自私猖獗蔓延，而我问自己，在何处能找到同情？
我无法再忘我地沉浸于音乐之中。那时我不认为音乐或任何形式的艺术可以提供解答，我也从来没这样想过。音乐必须满足一个目的，必须是某件大于音乐之物的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我与今世音乐之争的核心——当今的音乐缺少人性。音乐家也是人，而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这两者不能被分开。
我心中的痛苦到了一种程度，让我觉得能够结束苦恼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的念头开始纠缠我。我没有告诉母亲我有轻生之念，不愿让她为此担忧。然而看着我，她能感觉到我内心的痛苦，她总是能看见我的内心。“怎么回事？”她会对我说，“亲爱的卡萨尔斯，是什么让你这么烦心？”我会说：“没什么，亲爱的母亲。”她会沉默不语，不再细究，但我看得出她眼里的忧虑和痛苦。
我心中的某种东西在与自杀念头相抗，某种内在的求生意志，也许是哲学家柏格森[3]所谓的“生命冲力”。一场战争在我内心掀起。我开始寻找解脱、喘息的其他办法，心想也许能在宗教中寻得慰藉。我向母亲谈起宗教。她在形式上不是虔诚的教徒，从来不去望弥撒。虽然我从没听到她反对其他人的宗教或信仰，但她通常也不会谈起宗教。她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试图影响我。她对我说：“儿子，这是件你得自己去找的东西。你心里什么都有，亲爱的卡萨尔斯，你得自己去找出来。”我求助于宗教的神秘主义，拼命想要寻得安慰，寻得我那些疑问的答案，寻找平静，寻求减轻折磨我的苦恼。我常会离开教堂后，走了几步又急忙走回去。然而那毫无用处。既然无法在人类的天堂梦想中找到答案，那我就在世间梦想里寻找解答吧。我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我朋友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我心想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也许能找到答案，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在其中也发现了一种无法满足我的教条，一种对我来说不真实的乌托邦梦想，充满了企图改变人类和社会的幻想。我问自己，当人类充满了自私和愤世嫉俗，当侵略性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该怎样改变人类？
很难说是什么把我带出了这个深渊。也许是内心的挣扎和对生命的热爱，也许是我心中无法被摧毁的希望。然后，大约在同时，母亲决定该是我离开巴塞罗那的时候了。在我最需要时，她给了我所有的支持。虽然我没有向她透露我深刻的绝望，她却感觉到了。就在那时，她提议让我们到马德里去。“是时候了，”她说，“让我们接受阿尔贝尼茨的建议，拿他的介绍信去找墨菲伯爵。”
母亲和父亲激烈地争执了很久。父亲充满疑虑。母亲要带我两个弟弟同行也是个问题，路易和恩立克都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时出生的。路易当时大约三岁，恩立克还是个婴儿。不过，最后事情决定了，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将一起走。我不知道假如当时没有去马德里，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1] 比塞塔是西班牙及安道尔在2002年欧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货币。
[2] 此处可能是指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
[3] 指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