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飞向天堂，须立足乡土。
加泰罗尼亚的优秀诗人霍安·马拉加利曾写道：“欲飞向天堂，须立足乡土。”加泰罗尼亚是我的故土，我离开了将近三年，归来对我而言是种喜悦。
我这一生去过许多国家，在每个地方都发现了美，可是加泰罗尼亚之美从我婴儿时期就滋养着我。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圣萨尔瓦多的海洋，锡切斯的滨海村庄、沙滩上的小小渔舟，塔拉戈纳省的葡萄园、橄榄树丛、石榴树、略夫雷加特河和蒙塞拉特山。加泰罗尼亚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爱它就像爱一位母亲……
当然，我是个西班牙公民。虽然我流亡在外已经三十多年，我仍然持有西班牙护照，做梦也不曾想过要跟这本护照分开。有一次，在法国城市佩皮尼昂的西班牙领事馆，有一位官员问我既然决定不回西班牙，为何不放弃护照。我回答：“我为什么要放弃？让佛朗哥放弃他的护照，那时候我就会回去。”但我主要还是自认是个加泰罗尼亚人。由于我将近一百年来都这样觉得，我不认为会有改变。
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有自己的语言，那是一种古老的罗曼语，跟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语完全不同。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萨达纳舞是我们的舞蹈，而且那舞蹈那么迷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历史。早在中古时代，加泰罗尼亚就是个伟大的国家，影响力远及法国和意大利，即使在今天，这两个国家中还有许多人能说加泰罗尼亚语。我们没有国王，由伯爵统治。在我们中古时代的宪法中，加泰罗尼亚的人民向他们的统治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你平等，且我们全体要比你更伟大。”早在十一世纪，加泰罗尼亚就召开了一次大会，呼吁废止世间的战争。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加泰罗尼亚拥有高等文明？
凡是国家都有渐趋没落的时候。几年前，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如今英国还在，但是它的帝国已经不在了。加泰罗尼亚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强大的国家，但这并未贬低其历史，也不能证明别人有权否认它的国家权利。然而，如今加泰罗尼亚等于是西班牙的臣民。我们加泰罗尼亚人想要跟西班牙的其他人民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而非作为仆人，可是在目前的西班牙政权下，我们就是被视为臣仆。公立学校禁止教授我们的母语，而是教卡斯蒂利亚语。我们的文化受到压制。
我一向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优越——可以说他们不同，没错，但不能比较谁更优越。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自认有权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爱国主义则完全不同。爱乡之情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我想起康帕尼斯之死。我认识康帕尼斯的时候，他是加泰罗尼亚的主席，那是在西班牙共和时期。有些事情我跟他意见相左，但他是个爱国者，是个优秀的律师，支持加泰罗尼亚劳工阶层的奋斗目标。当法西斯分子夺取了政权，康帕尼斯和一些共和党人领袖逃往法国。佛朗哥要求将他遣返，而法国贝当元帅的政府从命了。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将他处决了。面对行刑队，康帕尼斯点燃一根烟，脱掉鞋袜。他死的时候想要脚踩着加泰罗尼亚的土地。
在巴塞罗那，我的运道突然好转。在巴黎那些日子的困苦、匮乏和无常，很快就成为过去。我的老朋友兼老师加西亚刚刚辞掉他在市立音乐学院的教职，准备移居阿根廷。在我还是个十一岁男孩的时候，他让我认识了大提琴的美妙。我受邀去接任他在学校的职位，同时，我也接下教导加西亚私人学生的事务，以及他在教堂仪式中的演奏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被聘请去里塞奥高等音乐学院任教，同时获聘为歌剧院管弦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突然间，我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教育工作如今占去我大部分时间。对于我逐渐成为成熟的音乐家，那是个重要的时期。我从不曾刻意将教与学划分开来。当然，一个教师应该要比学生懂得多，可是对我来说，教就是学。当年在巴塞罗那市立音乐学院如此，如今仍是如此。
我继续努力修习演奏技巧。我下定决心，不受过去任何成规阻碍——向过去学习，但不要被过去羁绊。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在大提琴演奏上达到最佳效果。我一向认为技巧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个人当然要掌握技巧，但同时也不能被技巧束缚，而必须明白运用技巧的目的在于传达音乐的内在意蕴、音乐的讯息。最完美的技巧就是那种完全不露痕迹的技巧。我一再自问：“做这件事最自然的方式是什么？”我把我在市立音乐学院求学时摸索出的指法和弓法教给学生，让他们认识到放松的重要性。演奏大提琴时，左手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必须不断练习以维持灵活。我示范给学生看，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演奏时可以放松左手和手臂，哪怕只是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在这一切之上，我强调最重要的是尊重音乐，明白艺术家在为一位作曲家的音乐注入生命时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当然，没有什么能取代努力。我自己不断练习，我一生中都是如此。曾有人对我说，我演奏大提琴如小鸟飞翔般轻松。我不知道小鸟在学习飞翔时费了多大的力气，但我很知道我在大提琴上下了多少功夫。演出看来轻松，是因为有台下巨大的付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就像我朋友阿尔贝尼茨，他从来不练习。可是这种例子很少见。熟练几乎源自最大的努力。艺术是苦练的产物。
当夏天来临，我在巴塞罗那的工作减轻了许多。市立音乐学院放假了，其他工作也暂时中止。因此，当我获邀去埃斯品浩的一家赌场演奏时，我欣然接受，那是葡萄牙海岸波多市南边的一个度假地。前往该地会经过马德里，我心想若能再见到墨菲伯爵该有多好。对于前一年我前往巴黎时，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仍然感到遗憾。我写了一封信给伯爵，叙述所有的事，告诉他我将前往埃斯品浩表演，问他在我行经马德里时愿不愿意见我。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回复。他回信说：“尽快来。”他就是这么和气，而且体谅别人。
我一到马德里，就急忙到他家去。他欢迎我就像欢迎自己的儿子。我们聊了又聊，仿佛我们之间从不曾有过任何争执。
在马德里我也见到了克里斯蒂娜王后。她极其和蔼地接待我，要我仔细告诉她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的种种遭遇。当我描述母亲跟我在巴黎所受的苦难时，她深受感动，而她很高兴得知我目前在巴塞罗那所做的工作。她请我在王宫里为她演奏。表演结束后，她把我拉到一旁。“卡萨尔斯，”她说，“我想要给你一件东西，让你能永远留着，作为对我的纪念。我希望那是件你能摸得到的东西。”她指着她手上精美的手镯，问我：“这些宝石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颗？”
我感动得几乎答不出话来。“它们全都那么美，陛下。”我告诉她。
“那么我就给你这一颗。”她说着挑出一颗光彩夺目的蓝宝石。
后来，我请人把那颗宝石镶在我的琴弓上，作为一件珍贵的纪念品，纪念那位最亲切的妇人，我总是以怀念之情想起她。
我从马德里前往埃斯品浩。那座赌场装饰华丽，俯视着大海，主要是葡萄牙贵族、富商和其他名流来消磨夏日时光的赌博场所。经营者也许是怕他们输得太多，所以希望用悦耳的音乐让客人保持愉快的心情。当然，客人也会跳舞。我们是个七重奏，就跟托斯特咖啡馆一样，我每周表演一次独奏，演奏地点在临着赌博间的一个咖啡厅。音乐会的消息传开了，喜爱音乐的人从葡萄牙各地来到这座赌场。夏季即将结束时，我意外地接到葡萄牙国王与王后的邀约，请我去王宫。我急忙收拾行李，搭火车前往里斯本。当我抵达王宫时，卡洛斯国王和玛丽亚美莉王后极为诚挚地接待我。“你愿意为我们演奏吗？”他们问。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把大提琴带来！“我很乐意演奏——只不过我没有大提琴。我把琴留在埃斯品浩的饭店了。”看出我的尴尬，他们和气地笑了。第二天我的大提琴送来了，我便为他们演奏。在我的音乐生涯中，那是唯一一次表演时我忘了带琴。
许多年后，我重回里斯本的王宫，和我的钢琴家好友哈罗德·鲍尔一起。我记得他对玛丽亚美莉王后的美丽印象深刻，她是位令人惊艳的女子。他也对她的身高印象深刻，王后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事后他向我提起王后和我的身高差距——我一向就比大提琴高不了多少，我告诉他：“不是我太矮，而是王后太高了。”
夏季结束时，回家途中我又在马德里逗留。那一次，我首度以独奏者的身份跟一个管弦乐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演出爱德华·拉罗的《D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指挥是我以前的老师托马斯·布列东，我在马德里求学期间的许多朋友都前来观赏。我再次拜访墨菲伯爵和克里斯蒂娜王后。王后赠给我一把极佳的加里亚诺大提琴，还颁发一枚勋章给我，这是她赐给我的第二枚勋章，第一枚是我在皇家音乐学院就读时所得。这一次她颁给我卡洛斯三世勋章，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那是极高的荣誉，但我认为那更表现出她个人对我的关爱与信心。
回到巴塞罗那之后，我跟几位音乐家同行组成了一个弦乐四重奏，开始在瓦伦西亚、马德里和其他城市演奏室内乐。四重奏的另外三位成员是知名的比利时小提琴家马修·克里克布姆，他定居在巴塞罗那，中提琴家加尔韦斯和钢琴家兼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格拉纳多斯和我成为挚友，我在里塞奥歌剧院指挥了他的第一出歌剧《玛丽亚卡门》的预演，而他自己因为过于紧张而无法指挥。我们相遇时，格拉纳多斯不到三十岁，已经被公认为西班牙数一数二的音乐家。身为军官之子，他从莱里达市当地的乐队指挥那儿接受最初的音乐课程，那是他的出生地。后来他跟随知名的音乐学家兼作曲家费利佩·佩德雷尔学习。佩德雷尔重新发掘出前几个世纪的西班牙民间音乐，他和我、墨菲伯爵一起合作，想创造出真正的西班牙歌剧。虽然佩德雷尔对许多年轻的西班牙作曲家影响很大，但是，格拉纳多斯却几乎是自学的，他精致而诗意的乐曲具体表现出西班牙的精神，绝大部分是他自己非凡天分的果实。
他天生是个优秀的钢琴家，而且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在弹奏贝多芬、舒伯特或其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时，不管是哪一位，他会突然决定要即兴演奏，而且会毫不迟疑地弹下去！他为人可亲，样子也很可爱，有大大的深色眼睛，深色的鬈发和一张诗人般的脸。我们的友谊对我而言十分珍贵，这份友谊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后他英年早逝为止。
和格拉纳多斯合奏带给我许多快乐。我一向不太喜欢独奏，偏好奏鸣曲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室内乐。至少我在演奏前不会那么紧张，我可以跟其他人分担责任！而我最喜欢的根本不是演奏，而是担任指挥！
我在那段日子结识了另一位音乐家，就是那位惊人的小提琴家萨拉沙泰。那时他五十多岁，某段时期是西班牙最有名的演奏奇才。其实我们以前就见过。第一次听他演奏时，我还是个在巴塞罗那求学的孩子。我在那家咖啡馆演奏的老板托斯特先生，带我去听萨拉沙泰的一场演出，我被他精彩的演奏震撼了，我从没听过像这样的演奏。后来，我到马德里求学，墨菲伯爵带我去萨拉沙泰下榻的饭店见他。他非常优雅，温文有礼，留着细细的八字胡，黑发飘飘，黑眼睛闪闪发亮。他不停地抽着雪茄，谈话之中，他想请我喝些白兰地。被我婉拒之后，他说：“什么？你打算成为一个艺术家，但你又不喝酒？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萨拉沙泰演奏小提琴的灵巧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演出令人目眩，蔚为奇观，就像烟火！他是个天生的表演者，当他演奏时，他会直视观众，仿佛在说：“看见我的能耐了吗？对，我知道你们被迷住了！”他从来不会为了一场音乐会练习或准备，就只是出场演奏。他是个伟大的小提琴家，虽然不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就艺术家这个字眼的真正意义而言。
他非常逗趣，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总是在说笑话。有时候他会跟他的朋友小提琴家恩立克·阿沃斯和大提琴家阿古斯丁·鲁维奥，来圣塞巴斯蒂安的赌场停留，夏天里我常在那儿演奏。每天早上，当阿沃斯和鲁维奥去他房间找他时，都会有一场小小的戏弄仪式。
“我给你们看我的新手杖了吗？”萨拉沙泰会说。他收集了很多手杖，这套珍藏是他在旅行世界各地时累积下来的。阿沃斯和鲁维奥会说：“没有，我们还没见过新的那一支。”他会从床上下来，穿着长长的睡衣，大步走到他放那些手杖的架子旁，姿态夸张地从中挑选一根。“就是这根。多么令人赞叹的手杖！仔细观察它。这么坚固，却又这么柔软，怎么拉它都可以，还可以把它弯曲成一个完美的圆圈。”当他用那根手杖比画时，他们会装作惊叹地看着，仿佛他真的正照他所说的去做。“还有一点，”他说，“它对天气状态所起的反应真是很不寻常。气温下降时，你们能在这根手杖上看见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气温上升时，字母就消失了。看，因为今天比较暖和，你们根本看不见那字母！”
这套仪式有各种变化。
一天早上，当阿沃斯和鲁维奥问萨拉沙泰睡得如何，他把双臂往上一挥，恼怒地说：“睡觉？我怎么可能睡得着？”
“怎么说呢？”
“唉，在一个爬满乌龟的房间里，谁睡得着呢？”阿沃斯和鲁维奥点点头表示理解，仿佛他们周围全是乌龟。“啊，是的，这的确是很讨厌……”
同样的仪式持续了好几天。然后一天早上，阿沃斯和鲁维奥又问了同样的问题，问萨拉沙泰睡得可好，又得到了相同的回答，他们说：“你说得没错，你的确应该抱怨。这种情况令人难以忍受。你看！”他们指着房间各处。
当萨拉沙泰望过去时，他看见房间里到处都爬着乌龟！是阿沃斯和鲁维奥在夜里放进来的。
可是萨拉沙泰一点儿也没有露出吃惊的表情，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你们看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在巴塞罗那任教期间，有一段我很珍惜的情谊，后来证明这成为我一生中最持久的一段友谊。我结识了蒙塞拉特修道院的僧侣，开始常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详细讨论音乐、艺术和许多其他事务。可以说那座修道院变得就像我第二个家。
那座修道院是世界上最令人赞叹的寺院，位于巴塞罗那附近，周围的环境很不可思议。它的名字蒙塞拉特（或称“锯齿山”）来自修道院坐落其间的那座山的形状——锯齿形的山峰切进天空，就像一座巍峨大教堂的尖顶。我不曾在其他地方见过比这更令人敬畏、更引人深思的山。那座修道院在靠近山巅的一小片高原上，俯瞰壮阔的峡谷和悬崖，修道院庞大的建筑宛如扎根在岩石上。它创立于一千多年前，九世纪时，人们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座圣母雕像，那雕像是摩尔人入侵加泰罗尼亚时藏在那里的。后来这座修道院成了一个圣地，朝圣者从欧洲各地前来此地向我们的蒙塞拉特圣母致敬，她是加泰罗尼亚的守护神。许多人相信蒙塞拉特还是传说中圣杯的藏匿之处，就在中古时期吟游诗人和抒情诗人的歌曲中所传颂的蒙萨瓦特城堡。
自打修道院创立以来，音乐就是修道院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是宗教音乐，还包括民间音乐。朝圣者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唱歌跳舞，僧侣也会作曲、改编歌曲。早在十四世纪，那些僧侣把一组朝圣歌目编成一本歌曲集，人称《红皮书之歌》，是欧洲复调音乐最早的记录之一。从中古时期以来，僧侣就一直从事重要的工作，不仅是在音乐学上，还包括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这些僧侣中也有过杰出的学者、科学家、诗人和音乐家。我在蒙塞拉特本笃会修士的陪伴下度过了诸多难忘的时光！直到今日，我们都不曾失去联络。
虽然他们把生活奉献给了上帝，蒙塞拉特的僧侣依然深深关切着人间的事务。这座修道院是加泰罗尼亚文化传统的支柱。好几年前，修道院院长埃斯卡瑞神父因为反对佛朗哥政权而被迫离开加泰罗尼亚，移居米兰。他极有智慧，心地仁慈，我们保持定期通信，他在一封信里附上了法国《世界报》对他的一篇访问，篇幅很长，标题是《今日的西班牙不是个基督教国家》。这位修道院院长最近去世了，依照他的遗愿被葬在加泰罗尼亚的蒙塞拉特。
尽管佛朗哥颁布了禁令，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蒙塞拉特的僧侣仍旧继续用加泰罗尼亚语来主持婚礼仪式和弥撒。在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唱我作的歌曲。
多年来，我把我写的宗教乐曲献给这座修道院。我其他的作品几乎都没有发表，但蒙塞拉特的僧侣却发表了我的宗教音乐。他们定期演唱我的弥撒曲，每天演唱我的《玫瑰经》……
不久之前，我跟一位知名的年轻美国音乐家交谈。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具有真正的才华，可是当我提起蒙塞拉特，他不晓得这个名字。“蒙塞拉特？”他说，“他是个法国画家，对吧？”他问的这句话显示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某种不足。凡是音乐家都应该知道蒙塞拉特这个名字。这是过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少了它，当今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
从巴黎回到巴塞罗那之后，我避免任何浪费，尽量把钱省下来。我忘不了在巴黎那段日子的艰辛，也忘不了前几年的辛苦。我下定决心要让父母的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儿，他们为了我做了那么大的牺牲。能够为母亲和两个弟弟提供比较舒适的生活，或是让父亲那折磨人的哮喘得到更好的医疗，带给我莫大的喜悦。同时，我存下了一笔钱，让我能够重回巴黎，以弗朗索瓦·赫法尔特设想的方式继续我的音乐生涯。
一八九九年夏天，我准备好了。我跟父母讨论我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是让我重回法国的时候了。当知名的声乐家内华达邀请我去她巴黎附近的家时，我欣然接受。我通过墨菲伯爵与内华达相识，她当时年近四十，人生故事就像一本浪漫小说。内华达不是她的本来姓氏，她父亲是个美国医生，在淘金热的年代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她在采矿小镇内华达附近出生，后来就把这个地名拿来当作艺名。在她出生时，加州还是美国的边疆地带，南北战争开始时她才两三岁。她的童年在淘金者、职业赌徒和保安委员会（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民间保安组织）的怪诞世界里度过。八岁时，父母送她去旧金山附近的一所学校。她展现出罕见的歌唱天分，十五岁随着一个巡回演出团体到了英国。几年之后，她在伦敦首次登台演唱歌剧，大获成功，接下来她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欧洲首都。她结识威尔第，他请她去史卡拉歌剧院演唱，法国作曲家夏尔·古诺成了她的教父。
当我抵达内华达的家时，她正准备应约前往伦敦演唱，她提议让我跟她同行。那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受邀在好几场非正式的音乐会上演出，当年的上流阶层会在自己家里举行私人音乐会。也是那一次，我首次在伦敦登台演奏，跟一个管弦乐团演出圣桑的协奏曲，由曼斯指挥，那是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水晶宫”；除音乐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大众娱乐在那儿上演。当音乐会结束，有人把我介绍给艾略特女士，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女。她问我：“你愿意为女王陛下演奏吗？”我说我很乐意。
那场音乐会在奥斯本宫举行，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上的夏宫，是栋漂亮的建筑，有几百年的历史，环绕有修剪整齐的庭园。比起我所熟悉的马德里王宫，这场音乐会的气氛要正式得多。音乐会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举行，有一种肃穆的庄严气氛。开始前，大约三十位宾客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彼此交谈。我被介绍给几位在场的人士，包括威尔士亲王，他即将成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以及约克公爵，未来的国王乔治五世。我对于即将见到的维多利亚女王十分好奇，那时她已八十岁，是位传奇人物。她是个矮壮的妇人，脸颊柔软，布满皱纹，眼睛突出。她戴着一件白色蕾丝头饰，直垂到肩膀。她跟一位英国海军上将聊天，其余的宾客都肃静地站在一旁。一个印度仆人穿着绿色丝质衣裳，裹着黄色头巾，把一张矮凳放在她脚下，她举起一只圆胖的小手，示意音乐会可以开始了。演出的时间不长，钢琴家沃克为我伴奏。我记得三首曲子，其中之一是那首圣桑协奏曲当中的快板乐章。曲子之间无人鼓掌，在音乐会结束时，响起了礼貌的拍手声。
维多利亚女王用法语跟我交谈，恭贺我的演奏，说她从西班牙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听说过我。她祝我有成功的演奏生涯，并赠我好几样礼物。在我离开前，康诺特公爵用西班牙语跟我聊了一下，请我在一本贵宾册上签名。
过了一阵，那时我在马德里，克里斯蒂娜王后发给我一封电报当作礼物，是维多利亚女王在那场音乐会后发给她的。那封电报以德文书写，维多利亚女王说她觉得我的演奏“令人陶醉”。
等我回到巴黎，发生了一件事，成为我音乐生涯的转折点。墨菲伯爵替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知名的法国指挥家拉穆卢，要我去他办公室见他。当我被带进去，拉穆卢正坐在一张写字柜前，俯身在一些纸张上。他热衷于诠释瓦格纳的音乐，曾在拜鲁伊特音乐节[1]上指挥，并且把歌剧《罗恩格林》和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介绍到法国来。此时他正准备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德》在巴黎的首演，正在乐谱上做注记。他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没有抬起头来，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表示他知道有另一个人在房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尴尬。终于，我说：“先生，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我只是想把墨菲伯爵的一封信交给您。”拉穆卢猛地抬起头来，他身体有不便，使得他要移动身体或是双腿十分痛苦。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这一年年底前猝然长逝——可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不发一言地把手伸出来，我把伯爵的信交给他。他读了信，然后不多客套地说：“明天上午过来，年轻人，把你的大提琴带着。”
第二天早上我又出现在拉穆卢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前，我猜想他是要替我伴奏。可是，就跟前一天一样，拉穆卢沉浸在他的工作中，当我进来时，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于是我再度站着等待。过了一会儿，他低声嘀咕，说总是有人在他想要专心的时候来打搅他。“先生，我肯定不想打搅您，”我说，“我马上就走。”
他从两道浓眉底下抬起眼睛。“年轻人，”他说，“我喜欢你。给我演奏吧。”说毕，他就继续在写字台的乐谱上忙起来。
我给大提琴调了音，伴奏者跟我开始演奏拉罗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才演奏了头几个音符，拉穆卢放下笔，专注地聆听了几秒钟，然后，他开始吃力地在椅子上转动身体，痛苦地站起来，这让我大为吃惊。他一直站着，面向我们，身体微微前倾，直到协奏曲的那个乐章结束。然后他一跛一跛地朝我走过来，伸出双臂搂住了我，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说：“好孩子，你是被选之人。你将在我下个月的第一场音乐会上演奏。”
当时我并不知道，可是随着拉穆卢的这几句话，我成功的道路就此敞开，借由我的音乐而获致的成功。
那年十月，我首次以独奏家的身份在巴黎演出，和拉穆卢管弦乐团在水堡演奏了拉罗的协奏曲，次月我再度和他一起演出。那几场音乐会的成功是我在最美的梦想中都不敢奢望的。
但我的喜悦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无法跟那个竭尽所能来促成此事的人分享这份喜悦。就在几个星期前，墨菲伯爵在瑞士去世。由于宫廷里的某些纠葛，他被迫离开马德里。我后来得知这个丰富了西班牙文化的高尚人物死于贫困之中，我满心悲痛。
我人生的一章就此结束。
[1] 此音乐节是为纪念著名音乐家瓦格纳而设立，每年都在德国拜鲁伊特定期举办，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