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前我就醒了，头剧烈地疼，好像大去之期就在今朝。开始我很惶恐，过了一阵子我感到了一种奇特的喜悦。本来我可以说出多美妙的话啊！但慢慢回过神来，却陷入了无奈的沉默。我能听见外边拉蔬菜的车子正行驶在鹅卵石街道上，朝着勒·哈勒斯方向行进，就好像维庸[23]在缪勒地牢里听到的行刑人的车声一样，外边的车轮声裹挟着死亡的气息。可惜，痛苦在维庸身上催生了激扬的生命，而我却无动于衷。我无话可说：如果今天早上真是我的最后一早上，我只能宣布在某时某刻，我在巴黎听到了蔬菜车驶过的声音。仅此而已。不足以发表长篇大论。
所有的想象力都离我而去了。在我春风得意的日子，快乐引领我前进，快乐将世界展现在我面前；即便在狱中，我给博西写着长信，也能恢复快乐。但现在，快乐荡然无存，套用一个可怕的习语，快乐遭到“灭顶之灾”了。我也无意去奋力争取，重拾快乐。出狱后，我写了《雷丁监狱之歌》，向世人说明苦难只是磨砺了我的艺术家品性。我当时准备在写完这首诗后，重新从《圣经》中寻找被现代欧洲人淡忘的伟大戏剧主题：我想把耶洗别[24]和耶户[25]的历史写成像我的《莎乐美》那样充满暗示的作品。但这想法来得快，夭折得也快。我的意志渐渐衰退，乃至全然消失。我不能完成计划创作的作品，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但我的遗憾是多么的无益—我的生命是断乎不能圆满完备如初了，仅此而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是不会出现在司各特[26]的“伟大作家”系列里了。
不过对我这样的艺术家而言，死亡是很可怕的事。死亡本身对于我这样熟悉它、了解它的人是没有什么威慑力的，但失去艺术家的力量—那该是多难以承受的惩罚。我遭到了如同坦塔罗斯[27]一样的厄运，能看到果实却不能品尝，能看到美妙的景象，却无奈地一次次放弃。
当然，我的朋友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文学就像没写完的信，什么时候想捡起来重写都行。罗比·罗斯写信过来，口气就仿佛美国“经纪人”马尔伯瑞小姐一样，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真是美国经纪人。他要我写一部新戏，但我告诉他在英国境外我干不了活。我现在只给高年级的学童写东西。他们把剧照寄了过来，询问对排演我的戏剧有什么建议。我用红色信纸给他回信。我就是小天使们簇拥在脚边的西勒诺斯[28]。或许我可以重开一条事业之路，游历于英国的各学校，给年轻人讲建筑对人的习俗的影响—我在狱中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教室里的魅力应该比马修·阿诺德[29]强。他真够荒唐的。我就好多了。我只是荒诞而已。孩子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这么喜欢我的作品。不过现在我和他们的关系有些变化了，我现在和他们平起平坐。社会给艺术家下了定论，而下一代人则又会给这社会下定论。在这下一代中，我的作品兴许还可留存。
确实，现代社会于我毫无益处。我走到英国游客聚会的游乐场所，总有人叫我离开，我红着脸，不明就里地离开，他们却伸长脖子看我。如果我去饭店，也会去主顾不认识我的饭店，并躲在厨房附近孤零零的桌子边，吃廉价的客饭。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孤独的滋味。英国人一直讨厌我、憎恨我的出现，不过现在竟然胆小到要把这心态当众表露出来。如果我去剧院，就算和法国人一起去，也不得不坐最便宜的座位。要是去时尚场所，也得有富翁朋友陪着—英国人是见钱眼开的。
我现在对他们的这些做派见怪不怪了。萧伯纳给英国人下过很好的定义。他在一部戏（记不清具体名字了，不过应该是我们几个朋友一起特地赶到郊外去看的那一部）里用过这定义：“英国人只要打着天理的旗号，什么都敢做。”这话说得很完美，不过作者忘了加一句：这天理的名字就是“自私”。
有一次，我在埃及咖啡馆，抽着烟—我愚蠢地认为这一定是埃及烟。一个英国人从我身边路过，向我吐唾沫。我如遭枪击。我目瞪口呆，失去了说话和思考能力—但是，感情还在。一个人落到了人人唾骂的地步，经常担心的就不是什么时候会被人打击，而是这打击是用什么方式表现的。我过去觉得感受自我意识是美妙的事，我甚至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把世界变成多彩的衣服，把真正的人裹在当中。不过这衣服现在成了一张致命的网，有如克吕泰墨斯特拉[30]面前的那张恢恢大网。我的思想力有一半源自我的虚荣。没有了虚荣，抛头露面就是坏事而不是好事了。
所以现在我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吃饭，或者和一些街头流浪儿一起吃，这些流浪儿就好像是从维克多·雨果的书中走出来的。他们的做伴让我入迷，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真真切切的：因此他们对我就十分了解。我想我最好的故事是讲给了他们的。他们大多不能识文断字，所以对他们来说，我简直就是荷马。他们吵着要我讲爱情故事，然后又为我伤心落泪。他们也要我讲财富和宫殿的故事，这下子该轮到我为他们伤心落泪了。我们的关系非常和美。在某个咖啡馆，我曾经和公共行刑人坐在一起。当然，行刑人并不知道我是谁—做他们这一行的对警局的记录一般不感兴趣—但我们饶有兴趣地在一起打牌。他会喊一声：“给你一下子！”这时候我就感到诗意盎然。
不过在英国人那里碰钉子还是让我不快，最难容忍的就是故意被其他艺术家冷落。几周前，我坐在格兰都咖啡馆外，突然威廉·罗特斯坦[31]从我的桌子边路过—伦敦厌倦了他之后，他就到巴黎来了。他看到我了，却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一个年轻人，居然冷落把自己带出来的诗人，这真是荒谬！需知是我教会了他如何塑造艺术家的个性，而这以前他是块多么不可雕琢、多么不可雕琢的料子！不过我也说过生活的艺术就在于挑战：我向他脱帽，给他道了早安。那帽子下就像有蛇一样—罗特斯坦好像一下子变成了石头，顿时就呆在了那里。[32]
这种例子还不止一个。有一天黄昏，惠斯勒[33]从普桑家出来，路上和我撞个正着，但他就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疲惫，活脱脱一副克莱纳赫笔下的圣母像[34]的模样。连比亚兹莱[35]在迪耶普时也见我就躲。我还听说他责怪我把他的事业毁了。真是不知所谓：一个艺术家要倒霉挡也挡不住，怎么就把自己的痛苦往我头上扔呢？
但是英国人我是了解的—他们的为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更让我寒心的是，我的法国朋友也一样，在自己的城市里把我抛弃了。皮埃尔·卢艾斯，马萨尔·施沃布，马拉美，现在都不想找我了。甚至连纪德看到我走过来也会躲到街道另一边去。我到迪耶普闲游之后回到巴黎，就收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决定烧掉和我相处的那些日记，那上边记有我们相处的那火热的一个月时光。我以牙还牙，把他的信也烧了。我敢肯定，纪德肯定跟人家说我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就像撒旦一样，不过，就算我像撒旦那样，他也是心甘情愿投到我门下的。可怜的纪德，明明长着引诱者的脸，却要装出受到糟蹋的处女的样子，也真够难为他了。
当然，像惠斯勒这样和我平起平坐的艺术家对我有什么评判，我还能接受；我也确实有过不配艺术家身份的荒唐日子，钟情于艺术和想象的人是很难原谅我的所作所为的。不过，像纪德这样在艺术上不及我一二分的人居然也对我弃若敝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综观历史，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这些熟人所引发的思考给我上了沉痛的一课，深化了我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我现在意识到了我的力量—以及我个性的力量—原来是取决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地位没有了，个性就一钱不值。同样，过去我对现实要俯视，因为我处在个性的巅峰。现在我的处境一落千丈，现实就显得高不可攀，我都能看出它的阴影和纷乱的裂隙。发现了延续生命的内在力量，从卑微屈辱中站起来，勇敢地面对世界，这本身就在无形中谴责了当代社会。
所以现在我若是出现，就会有人不高兴:我是拉撒路[36]，我从死亡中来，嘲笑将我掩埋的人。在我最黑暗的时候，我感觉到别人把我当不洁之物一样避开甚至是合情合理的。穆尔来信说，我的男仆自杀了。他也一样遭到了世人的厌弃—他和我靠得太近了，所以为此承受了磨难。我内在的诅咒超过了我的世纪给我的诅咒。凡我经行之处，必有毁灭之人—我的妻子康丝坦丝静悄悄地躺在热那亚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坟茔下，墓碑上甚至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两个儿子的生活也毁了，他们的姓氏也改换了。[37]我母亲的状况更糟糕，完全是死在我手里，和我用刀子把她杀了没什么两样。我杀了她，然后，和俄瑞斯忒斯一样，遭到了命运诸神的追杀。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把奇怪的晦气带到什么地方：凡是我有所接触的人都遭受了我的创伤，我吻过的人就如遭火烙水烫。就连诗歌可能打动了天神的博西也一无例外地被折腾得疲乏之至，生活滑入了灾难的阴影中：我能看到，摆在他前方的，只有不尽的痛苦和疲乏。要是有哪个傻瓜要给我作传，我生活中的宿命性也会传染给他。如此说来，他是不会从他的创作中得到什么报酬的。
逼迫我，力图毁灭我的人自己也遭到了厄运：昆斯伯里今年早些时候一命呜呼，据说他死前唾弃自己的儿子，却痛苦地叫着我的名字—但这也没有让我感到安慰。我实在是生活在他人的眼泪和痛苦之中的。不过，我不会自杀。尽管《第二个唐奎丽夫人》一剧[38]把自杀变成了体面的事，我决不步其后尘。我害怕痛苦，再说自我了断岂不正中仇家下怀？万万不可。
我就是我：就这样。我记得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好像就写过这样的话。其实写这篇奇怪的小说，本意是让人按表面情节去了解：它说明了艺术的短暂，和艺术家的不朽。把画布放在教室里就反映了一些天才的成分；那是我们的麻烦开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