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正面的正规战”的时候，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言，“担任敌后的游击战”。
毛泽东可以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游击战专家。他在井冈山上打游击，打得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的那游击战十六字诀，被世界军事专家们奉为游击战经典：“敌迸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眼下，这位从未进过军事学院大门的游击专家，把枪口掉向日军，又打起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来。毛泽东可谓“文人武将”，他一生几乎从不佩枪，却笔不离手。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他写下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成为他关于游击战争的又一理论力作。
毛泽东以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如今，“小而强”进攻“大而弱”，中国只能采取“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中国之弱，决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拼；中国之大，又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在他的论文中论述抗日游击战略，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一论文，不时闪耀着这位诗人的睿智：“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正是在“游击专家”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游击战略指导下，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入华北，开展游击战。
毛泽东在9月25日给朱德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毛泽东手下的军队，只有蒋介石的百分之几，只能打游击战。八路军进入山西时，那里的正规战是由阎锡山负责的。阎锡山比蒋介石年长四岁，乃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此后，他一直盘踞在山西，号称“山西王”。眼下，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位“山西王”并非蒋介石嫡系，他力图保存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生动地勾画了阎锡山的心态：“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就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华北的日军攻下了山西大同，进逼“山西王”的老窝——太原。太原的门户雁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不得不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军，企图夺下平型关，以求抄雁门关的后路，直取太原。
平型关的正面，由阎锡山的晋绥军防守，而侧翼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毛泽东在9月17日给朱德的电报中，便作出判断：日军“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
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乃毛泽东手下虎将林彪。林彪筹划着在平型关打一大仗。
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及：“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17日的判断和部署，他只想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人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
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于24日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这类战术，毛泽东当年在江西对付蒋介石军队时，多次娴熟地使用过。日军没有领教过毛泽东“口袋”的滋味，这一回算是尝到了。
23日，林彪在上寨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恐日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发挥我军的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
在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平型关进军时，进入了“口袋”。
笔者查到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当时所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这一原始文献，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我军参加作战部队……均归林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前一天，旅团首长亲到关沟以西北高地直接详细侦察，已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沿东跑池老爷庙马路一带沟内向平型关之鞋袜口推进，先头部队已于24日前进东西跑池地区（但未进到鞋袜口）。”战斗的这一天是9月25日，在拂晓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后才逐渐晴朗。在接敌中动作迅速、隐蔽秘密很好，未受远火器的杀伤。在进攻中的猛打猛冲的动作是继续了过去的传统精神……
杨得志等的报告，还写及：“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
正因为这样，日军进入“口袋”，突遭伏击，伤亡是惨重的。但日军“能各自为战，最后一个人也能进行战斗”，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死不投降”。经过一天激战，歼灭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是八路军第一次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