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十章 走资派（1965～1973）

如果毛泽东在1966年之前去世，“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的，他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人。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文化大革命”要从1966年进行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它所造成的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并且把它写入了修改后的党的章程里。但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不安的十年，它最终以毛泽东最激进的手下“四人帮”被逮捕而结束。

从后面这个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运动，它的特性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即使是在1969年之前，它也具备有三重性质。首先，它是一场“超级革命”，企图创造出一种被列宁视为“左倾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列宁把它称之为“左派幼稚病”）。第二，它是一场反革命的运动，目的在于打破及重建1950年代在新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很多制度。第三，它还是一场“为了革命而革命”的运动，这也是毛泽东确认的这场革命所具备的价值。

毛泽东之所以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很明显的目的。首先，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不管在外貌上、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应该完全一样。这也是他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能正确地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他们就能创造出任何业绩和奇迹。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老百姓。相反的，他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他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担忧起中国年轻人的道德，因为他们不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并在制定生产目标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方面，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派出很多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医生前往农村地区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受过次级培训的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就是“赤脚医生”长期在农村地区进行服务。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与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并且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夺回他认为的正在逐渐从他手中失落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把邓小平所主持的书记处，形容成是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明白指出是邓小平本人“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他开始关心起自己的身后问题。1963年时，他已经70岁。他同时也对和他同辈的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发现，他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会接替他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所有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没有和毛泽东发生过冲突的是林彪。但林彪有他本身特有的弱点。他没有毅力、体弱多病、声望不高，而且缺乏军事事务以外的行政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认为，林彪与其他人相比，包括周恩来在内，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他们的鼓励和积极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30多年，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她，并曾赋诗一首以表达对她的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毛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是在他的第一位妻子被捕后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或是在幼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贺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她被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妻子。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1)。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毛泽东靠承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平息了周围人们对他们结婚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青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爱虚荣、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经不再是负担。于是，情况随之起了变化。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毛泽东的顾问，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在毛泽东看来是有害的戏剧，并因此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虽然，她能够设法让文化机构同意上演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但她并不能让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在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照苏联的模式，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警察机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与毛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2)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言观色，在“文革”期间以“冷酷无情”著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期，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看出林彪已经过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时，仍把宝押在林彪身上。

目前，根据中共官方记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期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年秋天，毛泽东就开始准备反对中央书记处。这实际上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是在遭遇一次政治挫败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连续两年，他一直急于在文艺界发动革命，希望革除掉文学艺术界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念，并彻底改变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他同时还要求谴责被他认为是在暗地里攻击他本人的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他尤其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的剧本。这个剧本的主角海瑞，是明代一名县官，他因为纠正地方上的不公平事件，而得罪地方权贵，被告到皇上面前，而被皇帝免掉官职。毛泽东认为这个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

毛泽东发表一连串的声明，猛烈抨击以宣传部、文化部和教育部为代表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1964年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但有关单位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吴晗的作品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和他的剧本，都没有受到公开批判。有几位作家和艺术家确实被送到农村地区从事短暂的劳动，但对于那些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历史不能纯从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的历史学家，以及那些把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归咎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却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毛泽东愈来愈觉得不耐烦，最后决定把文化革命的全部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与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议程上。

这次会议是在1965年秋举行的，开了将近两个月。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并不多，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彭真在会上当面反对毛泽东。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因此是吴晗的顶头上司，他同时也是已经成立了一年的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他明确表示，“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也应该受到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他反对进行彻底改革。毛泽东含蓄地问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让各省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自从长征以来他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的反应是躲到上海去。他和江青在当地有很好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他在当地的活动，远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也比较难以掌握。一到上海，他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泽东一到上海，就在上海的主要大报上推出一篇文章，猛烈攻击吴晗和他的剧本，并把那个剧本形容成是“毒草”（这是1957反右派运动的用语）。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上海的文艺评论家，以文章毒辣见称。林彪立即指示《解放军》报转载这篇文章。这就让在京的党中央负责人面临抉择：是公然对抗党的主席的主张，还是向他屈服。

由于邓小平当时正好出外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邓小平在书记处的副手彭真身上。彭真有意妥协，于是安排在《人民日报》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这篇文章，并且加上编者注，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时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

毛泽东的反应是把彭真召到上海。在上海，他很严厉地告诉他，他认为吴晗剧本中的英雄和反面人物就是影射彭德怀和他本人。所以，他现在就要对吴晗发动公开地批判。

但彭真并没有被吓住。回到北京后，他召集“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篇《汇报提纲》提出，“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并且再次重申彭真在秋季会议上当面反驳毛泽东的那句话，“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汇报提纲》在刘少奇召开的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并获得通过。然后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下发给全体党员。

在这个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迄今仍然是个谜。在这篇《汇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和其他人曾经当面向毛泽东请示。他可能含含糊糊表示了一点意见。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汇报提纲》就被下发出去，那么他将占据非常强有力的地位。或许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认为即使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都会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瞒着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在接下来的几次对抗中，获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最晚在3月中旬，他就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到北京传达他的指示，要对彭进行批判。4 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传达的毛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康生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许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毛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汇报提纲》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18人组成的文革小组，《通知》提出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因此掌握了主动，但是在会议上造成一场骚动的，却是林彪。他在会议结束之前，突然指控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呼吁彻底调查他们的行为。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经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派遣军队进驻北京的广播电台和“公安单位”。在这次会议的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林彪所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尽管毛泽东可能真的大吃一惊，却不能使陆定一和杨尚昆免逃几乎立即被捕的命运。

在打败彭真和书记处后，毛泽东似乎应该返回北京了。但他却决定继续留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使刘、邓两人很不愿意，但却又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毛泽东究竟是想要给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或只是丢给他们一条绳子，要他们自缚手脚，这又是另外一个谜，而且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迎合毛的意见，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和证据，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等人的破坏。通过各机构的军宣队，以及学校和大学的军代表，他们三人把由本该党委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和攻击。他们动员学生示威游行，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也不能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非资产阶级）阶级背景的学生组成的一队又一队的红卫兵，已经布满整个北京市，并开始和工作小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等人也展开积极行动。他们改组北京市委，并且派军宣传队接管了《人民日报》。

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快就发现，他们所面临的这项动乱，是毛泽东最亲信的人发动的。因此他们前往杭州见毛泽东，请他作指示。但毛泽东只是建议他们，不要太过倚赖工作小组或把他们当作革命工具，其余的事情由他们自行决定。他们既然不能拒绝担负起更进一步的责任（这样做等于违背了党的纪律），只好采取唯一可行的做法，回到北京，向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两项命令，禁止学生与教师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小组受到鼓舞，全力反攻，阻止红卫兵走上街头。但对于军方所控制的一切，邓小平和刘少奇却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于回到北京。途中，他在武汉游过将近一里宽的长江。虽然从照片上看起来，他其实是浮在水面上飘过长江，而不是真正游泳，但这对一个已经72岁的老人来说，毕竟是不简单的。在随后而来的宣传中，他被描述为像是超人一般。在陈伯达和其属下宣传人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时候达到最顶峰。他开始被描述成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美术作品里，他的形象被画得比四周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毛泽东已经决定好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一到北京，他立即着手实施。他是在7月18日抵达北京的。在一两天之内，他告诉党的领导人，进入社会主义以后，还应该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那一年春天，毛泽东在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获得了胜利（但他本人只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上（中央委员会已经四年没有开会了）也获得同样的胜利。他成功了。这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按指挥向他本人及林彪欢呼，对少数有足够勇气站起来表示反对意见的发言者发出嘘声。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他坚持说林彪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没有根据。

经过12天紧张而愤怒的激辩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做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乘，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在当时未被发布的其他决定里，政治局常委会人事被整个改变。林彪的排名从第7名，一下子被提升到第2名，刘少奇则从第2名被降到第8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排名甚至在刘少奇、朱德、陈云之上。邓小平保住他的第6名排名和总书记头衔。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进行当中，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项很不寻常的举动，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

5天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揭开了中国大陆两年动乱的序幕，在这段期间内，中共高级干部或著名人士几乎都受到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攻击。这段时期内有多少人遇害身亡或受伤，有多少公共纪念物和公众艺术与文学作品受到破坏，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更不用说私人财产受到的损害了。光是在街头暴动中死亡的人数就高达几万人。很多人在红卫兵敌对派系的战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又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

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在1967～1968年，也就是红卫兵夺得武器或被发给武器的这段期间。但红卫兵有组织地使用武器，是在1966年8月和9月，当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始“破四旧”，他们经常随意闯进私人住宅，拷打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捣毁或烧毁他们的书籍、美术作品和乐器。第一批的死亡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老舍，在遭红卫兵毒打后，含恨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当时还掌握实权，而从他随后所采取的行动来看，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防止红卫兵破坏党的安定团结。他当时的处境还不是完全无望。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局的党委书记明确表示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在政治上被审查的人为自己辩护。但书记处已经改组。书记处中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他的政敌们正忙着向在那年夏末从各省涌进北京的数百万名红卫兵们发表演说。

但是到了9月底，毛泽东发现，大多数省委的党员干部不但不欢迎红卫兵，甚至不愿和红卫兵扯上任何关系。有些地方甚至组织武装队伍对抗红卫兵。他相当生气，因此召集各省委书记在北京开会。他这时已经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且认为他能很快就能让与会者屈服。但他遇到了顽强地抵抗。这次会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使这些省级官员们屈服。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度作出一项报告，却引来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的严厉批评。陈伯达抱怨跟邓小平讨论事情，比“登天”还难，并说，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仍然“试图反扑”。他还说在刘和邓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话题，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支持。有一到两天时间，毛似乎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小平在作出上述报告的一周后，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神情忧郁地念了他的检讨。其内容让人读了替他感到不平。由于他已经决定屈服，所以他放弃了一切反抗的念头，对自己作出自我谴责。他说，他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和林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陈伯达对他所作的所有指控。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清除刘少奇和他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影响；现在正进行中的群众运动，已经和“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发生正面冲突。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应由他和刘少奇来负担。

邓小平说，他的“重大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学习、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他一直都在敷衍应付。他说，他自己的表现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世界观”也一直没有改变。他承认，他干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身为总书记，没有尽到向毛泽东报告的责任，同时也没有理会毛泽东说他的书记处已经成为“独立王国”的警告。他接着说，如果他继续以以往的思想方法、工作态度及政治观点留在书记处，将会损害党和人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学习，因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最好，而且在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面“无人能比”。他总结说：“如果我想改正我的错误，并在以后对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这是唯一的方法。”

邓小平说得如此夸张，一定让所有听到他作这次自我批评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能感觉得出来，他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他是故意选用对方批判他的语言，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被迫这样做的。不管如何，这次经历一定令他感到万分痛苦。他不得不作出难堪的政治投降；同时也向那些盼望得到他支持的人宣布，他再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了。他正式否定了自己在过去几年当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时，他也给了他的敌人在将来攻击时的借口。他也毁掉了他身为总书记的一切权威。

在邓小平（以及刘少奇）作出自我批评后，毛泽东立刻作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告诉与会的各省代表，刘、邓两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并非完全不可原谅。但他同时明白表示，他很不满意他们两人，尤其是邓小平本人对他个人的态度：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

他又说，应该给刘、邓两人一个机会，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悔改了。即使毛泽东真有此意，但刘、邓两人的一些死对头这时正掌握着大权，他们是永远不会给刘、邓两人这个机会的。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在11月和12月公开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在公开场合露面，是6年多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外界根本不知道他们两人的真正遭遇。直到1980年代后，人们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1月至8月，刘、邓两人在理论上都还是自由之人。但是，他们只能躲在中南海的围墙之内，甚至即使躲在中南海内也免不掉受到骚扰。1966年12月，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身边的一些服务人员，在他们家中对他们夫妇举行了一次斗争大会。在街头，红卫兵不断示威声讨他们，官方和红卫兵的报纸更是不停地刊登诋毁他们两人的文章。刘少奇是他们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并被指责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第一号走资派”。在红卫兵的文章中，把邓小平称作“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的报纸则没有这样说。

攻击邓小平和刘少奇的运动由江青、康生、陈伯达与张春桥等人主持。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样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对刘、邓的这场斗争起起落落，完全要看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一场权力斗争的情况而定。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年初爆发，并且在那一整年当中弄得党和军队鸡犬不宁。每当激进派觉得受到威胁—三月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由周恩来主持的党的一次会议上，一批副总理和老元帅们对激进派发动了面对面的严厉抨击；或是当他们觉得可以完全放手攻击敌人时，就像7月间，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时，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

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因为，在他看来，刘是党和国家的潜在危险。但他对邓的态度不那么极端，因为邓从来没有被列入接班人的人选。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

江青指控邓小平的十大罪行，其实可以归纳成四条：邓小平看不起毛泽东；反对改革高等教育、文学与艺术；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小平一些讲话和谈话来支持她这些指控，但事实上，她选得并不很高明。当江青的这些指控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

有组织地批刘、邓的运动，在1967年夏天达到最高潮。7月间，数以千计的红卫兵首次获准进入中南海，在他们的住宅内举行“批斗大会”，批斗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妻子，并且强迫他们的子女在一旁观看。在一次批斗大会上，邓小平被迫跪在地上，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势为“喷气式”。红卫兵们还高喊，应该给邓小平戴上帽子，拉到大街上游行示众。此时，邓小平一定很担心被拖出中南海，在斗争大会上遭到羞辱，也许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狱中。就像在1966年被斗倒的彭真及其他领导人一样。

然而，邓小平逃过了这样的厄运。他被赶出他的住宅，被软禁到一栋较小的房子。本来跟他同住的三名子女被赶走了。但他的妻子卓琳和继母夏伯根获准与他同住。对他的批斗也在这时候逐渐冷却下来。

刘少奇的命运要悲惨得太多。1967年5月初，在毛泽东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少奇问题的“专案组”。这个小组的控制权很快就落入江青和康生手中。1968年10月，这个小组提出一个报告，把他说成是一个“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大约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省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待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保留了他普通党员的身份。这一定是毛泽东出面干预的结果。这样的打击对他来说已经是够大了。但接着他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楼房的顶上跳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出事前，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第二，当有人大胆出面把摔落在水泥地上的邓朴方救起，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等到他最后被转送到一家外科医院时，已经无法挽救他腰部以下完全瘫痪的命运。出院后，他被送到北京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在这段期间内，他躺在床上，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在被整整软禁了两年之后，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会南昌。这是林彪的一项阴谋，目的是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倒的一些老干部和几位老元帅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

林彪的这项行动，和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0月18日发布的一项命令有密切关系。这项命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命令军队进入最高警戒。黄当然是根据林彪的指示下达这项命令，但林彪事先并未和毛泽东商量，直到10月19日，林彪才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这项命令。毛认为他或许是“发昏”了。毛泽东反对林彪擅自发号施令，也反对在当时发生任何军事意外，因为周恩来当时即将在北京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展开会谈，讨论中苏边界的紧张情势（自从3月间中共和苏联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冲突以来，中苏边界沿线连续发生多次小冲突）。

毛泽东的反应令林彪大吃一惊，但并未因此中止他把邓小平及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林彪行为的一项指控，就是他当时是在策划和发动武装政变。

如果中苏边界真的爆发严重冲突，第一个倒霉的将是周恩来。幸好，中苏边界并未发生冲突，周恩来才有能力和机会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处理，那邓小平将会很惨。周恩来这时候在党内的地位低于林彪，所以，他无法反对林的遣送命令。但是他打电话给江西省的党的领导，要他们在南昌附近找一个地方安顿邓小平和他的两位家人，而不是按照原定计划把他们弄到山区去。他还安排跟林彪并不很亲近的地方军事人员保护邓小平，同时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邓小平才能带着一小部分书籍搭机飞往南昌。

在江西，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公家配给他们食物和燃料，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煮饭做菜的工作大部分由夏伯根负责，邓小平亲自劈柴、敲碎煤块，用来做饭和取暖。邓还要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开始接下邓小平和夏伯根所做的部分家事，同时跟邓小平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些菜。这段时间，她还要和邓小平一起，到距他们所住的地方约一里远的一家农机修理厂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而邓小平则从阅读他所带来的书籍中得到很大的慰藉。根据他的官方传记，在江西的这三年当中，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从他后来回到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出，这段生活经验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些讲话中充满对中国与外国历史的精辟见解，这是他以前的讲话中所没有的。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跟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前去劳动的农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但厂里的一般工人刚开始似乎并不清楚他们是谁。但他们一定很快就发现，每天早上8点由警卫陪同到工厂上班，中午再由警卫陪着离开工厂的这个老头子（邓小平这时已经65岁）和这位中年妇女（卓琳这时是53岁），原来是以前的党总书记和他的爱人。

1971年夏天，邓朴方获准离开北京，前往南昌与他的父母团聚。从他瘫痪以来，邓小平夫妇一直没有看过他。因此，当他们看到他的情况时，一定相当惊骇。此后，他们夫妇和夏伯根就负起照顾邓朴方的责任，每天必须把他从轮椅上扶起来洗漱、上厕所，还要扶他上床。在邓朴方来到之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家人都喊她毛毛）和儿子邓质方（他在西北插队）也来看他们。邓质方很快又走了，但毛毛则获准留下来。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变化。

1969年夏天，也就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上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泽东开始对他失去耐心。因为林彪并未积极改造党和政府，而这是毛当时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林的野心是想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希望这个职位暂时空着。林还想干预外交事务。毛这时和周恩来正在策划恢复与美国的来往，并促成尼克松总统在1972 年2月来北京访问。

毛泽东决定削减林彪的势力。第一步就是发起一个运动，打倒陈伯达。因为陈很轻率地就使自己成为林要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出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面对毛泽东的凌厉攻势，林彪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策划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这项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为读起来很像是“武装起义”。预定执行刺杀行动的是一群高级军官，但不是最高级的军官。他们大部分来自空军。这项计划未能付诸实施。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1971年9月13日清晨，林彪所搭乘的一架军用飞机在外蒙古沙漠坠毁，他本人、他的妻子叶群、他的儿子，以及机上另外7个人全都死亡。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一定发生了危机。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必然更为稳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小平和他的家人的生活情况很快获得重大改善。原来的武装警卫是“8341”派来的，住在他们的房子里，而且随时都跟在他们身边，这时被换成非武装的警卫员。1972年4月，邓朴方获准进入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军医院就医。陪着哥哥上北京的毛毛回来后，也获准进入南昌一所医学院就读。

然而邓小平一直未收到任何回信。因此，他在1972年8月，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再度提出回北京工作的要求。他在信中表示，他支持“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像林彪和陈伯达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他细数他在过去几年来与林、陈两人交手的经过，并且提到他自己经过一番磨炼后的心境。这封信确实送到毛泽东手中，毛并且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从毛的角度看，让邓小平复出有很多好处：可以增加当时党政领导班子最缺乏的行政经验，可以争取到党内同志对他的好感，因为他这时非常希望再次建立起他在党内的良好声望。同时也可以替周恩来安排一位能干又忠诚的助手。周恩来本人也一定替邓小平向毛泽东说了不少好话。但邓小平后来一再表示，决定让他复出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思。邓小平如此说法，是可以理解的。

邓小平终于在1973年2月离开江西。回到北京后，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朋友替他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跟他在21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时所担任的是同一职位，而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