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十一章 打倒“四人帮”（1973～1976）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还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总之，这时的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在这时候开始恶化。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了。尽管这些讲话充满完全相左的论点，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在心理上，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他已经很少接见党内同志和家人。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主掌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声望，他的一句话就足以确立或推翻某项政策，造就或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想要成功地推动一件事情，必须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权力，毛泽东是否支持也是成败关键。在决定什么人将在他死后担任什么职位问题上，他也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中，他被发现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虽然相当活跃，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泽东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泽东久，他也无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泽东死后他是最有资格担任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过，要他担任党主席，他倒未必会拒绝。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查；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待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这两个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打出的口号是反极“左”派。毛泽东并未反对，因为林彪的背叛、逃亡与死亡，对他的心理和政治声望打击很大，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认为“左”派。所以，周的反“左”口号一定会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也对“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大字报与红卫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林彪在位时，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没，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益于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地位并不很有保障。虽然，1972年毛泽东同意把他从流放中召回任职，并称赞他是很难得的人才，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泽东会永远支持他。周恩来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在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时，周恩来不管在身体上还是政治上都很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们两人也是靠着附和毛泽东的某些见解，才逃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康生和江青对他的敌意仍然还未消除。另外，还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他们一定很担心，如果让邓小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是不是会善待他们。

从所担任的职位上看，邓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稳。身为副总理，他有权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下指示给各部部长，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无权参加任何党的高级别的会议。

很巧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碰上非常不利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项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和林彪都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现在，他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长久的人。周恩来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被列入考虑，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他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在激进派方面，康生年纪较大，体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三个人除了搞党内斗争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才能。毛泽东年轻时是热心的女权运动者。这可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看出来。在财产与离婚问题上，该法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但他知道，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统治者的偏见是很强烈的；同时他也知道，江青的思想觉悟是很差的，对行政工作没有兴趣，而且声望并不高。张春桥曾经当过上海市革委会主席，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外围找出一位或多位继承人选，相反的，他采取了一项很出人意料的行动，充分显示出他这时候的做法实在相当任性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中共的领导圈内。王洪文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激进分子，当时只有38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听说过他。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筹备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据说，他让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教导他了解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真是如此，那王洪文可说是学得不多。根据他在1976年被捕后，中共一份内部传阅的文件可以看出，王洪文资质迟钝，个性懦弱。他很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他自己没有主见，每次江青要他对她的看法提出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见解。他没有什么政治深度，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项决定是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毛泽东突然宣布，林彪是极右的代表，而非极“左”的代表。这项改变对他有两个好处。其中之一是拉大林彪和他自己的政治距离。另一项好处是，由于大多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亡之时的行为，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可以打破这种想法。在政策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保持革命的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很快就意识到，毛泽东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泽东准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行动，对周本人进行批判。毛泽东反对这样做，他说，周恩来的声望太高，对他发起批判，对发动者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同意他们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和王洪文的策动下，北京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群作家撰写一系列文章批评孔子和被孔子当作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很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对于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性统治者，全都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相当惊讶。所有希望林彪死后，社会能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那些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已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的说法时，都感到非常失望。

周恩来并没有被这场运动打倒，却被迫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精力来保护他自己。据说，他曾经多次阻止报纸编辑刊登某些特别荒谬或恶毒的文章。在江青还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时，周恩来一直待她很好。例如，他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访问苏联时，还特地到距莫斯科有段距离的一所疗养院看望江青。而且，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乱不安的时期内，他也一直试着和江青维持友好的关系。但现在这场运动终于迫使他不得不把江青看作敌人，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场运动的某一个阶段里，邓小平也成为必须被打倒的目标之一。但很矛盾的是，这项运动进行的时期，也就是1973年夏天到1974年夏天，正是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蓬勃发展的时期。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 年8月秘密召开，共进行了5天。这次会议，是激进派的一大胜利。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他显然很了解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定，所以，他所采用的报告内容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

邓小平也是十大的党代表，并且入选主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再度当选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在1956年时是八大的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这是邓小平恢复党的高级职务的第一步，但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政治局时，他没有能够更上一层楼。他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委会开会时，他的名字不在候选人名单上。在当时激进派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意外。他也没有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正面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

当年秋天，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据推测，毛泽东把他们两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要他们两人彼此试探对方，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及有可能共事。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在这次联合视察时共处的情形，但邓小平后来说王洪文是“坐直升机”升上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看法。这次视察结束后，毛泽东问他们两人认为在他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状况？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会继续实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团结。邓小平比较精明，或是比较诚实，他回答说，军阀将再度出现，全国会陷入混乱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全国政治生活的控制。地方省委会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一些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很多省份改组后的党委委员或书记。毛泽东希望用文人取代这些军人，大幅度降低军人在各级党委会所占的比例。他同时也希望打破中共11个军区司令员过去多年在地方上建立起来的势力。他也许想到了邓小平的预言：在他死后，将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总之，毛泽东相当清楚，一出了北京，都是“枪杆子”在指挥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意见。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各军区的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丧失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泽东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而且没有任何怨言。

毛泽东同时向军委会建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项建议当时并未立即付诸实施。但邓小平已经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会委员。这使得他的地位至少与激进派同级。但激进派的两名成员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党内的排名还在他之前。不过，他们在军队与政府方面的地位都远不及邓小平。

从1974年年初起，周恩来也开始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对邓小平来说，这是新的工作领域。很快，邓小平在外交工作上就表现出与周恩来不同的作风。周恩来那种柔和、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手法不见了。从1971年1月秘密访问中国，到1973年11月，基辛格前后共访问中国大陆四次，并和周恩来建立起相互尊敬与谅解的关系。但他发现，邓小平较难打交道，而且不容易亲近。事实上，邓小平当时所传达给美国的信息，也比周恩来时代更为严厉。例如，邓小平警告美国，美国想从中国和苏联的和解中捞到好处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而且，美国也并未兑现稍早所承诺的台湾与贸易关系。此外，激进派也在一旁虎视眈眈，看看邓小平有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指责他是帝国主义者的朋友的表现，或是崇洋媚外。

邓小平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率团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没有对国际合作与发展发表任何看法，而是借机宣示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表现出他一向特有、而且愈老愈明显的大中国主义。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泽东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美苏真的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小平的演说吸引了很多听众和观众，并在国际间广受宣传。他回到北京时，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很像他在1963年在莫斯科和苏斯洛夫激辩5天后回到北京时所受到的欢迎。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包括他的政敌在内，都前往机场迎接他。他被安排坐上第一辆小轿车，领着长长的欢迎车队，风风光光地驶入北京。三个星期后，在毛泽东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会谈时，尽管周恩来也同时在场，邓小平却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和巴基斯坦总理之间的座位上。这个位置一向保留给毛泽东最重要的顾问。这样的安排很明显是要向全世界明白表示，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联合国的演说相当满意。

纽约之行，对邓小平还有两方面重要意义：这使得国际社会增加了对他的认识，同时也让他首次见识到现代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在1974年之前，非共党国家的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新闻人员对邓小平还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对日抗战期间及结束后，有少数几位美国军官跟邓小平有过接触，其中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伊文思·卡尔逊曾经撰文赞扬他博学多闻，而且思维敏捷、机智。但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只有外国共产党党员和共党的支持者跟他见过面，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大陆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共的书籍，但书中提到他的内容却很少。

邓小平对这次纽约之行有何心得，并没有正式文件可以参考。但他一定对纽约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过，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多次访问莫斯科，但这些经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纽约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待了4天之后，他一定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必须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努力与奋斗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出席了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之后两周，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首都医院的一间套房。他这样做可能有他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对他的监视。但事实上，这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重。从1974年4月他在机场和邓小平合影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相当强烈的对比。仅比周恩来年轻6岁的邓小平，脸圆圆的，皮肤光滑。周恩来却是形容憔悴，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有多处深色斑点，而且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一身衣服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就是整顿党和政府，特别是后来者；尽快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战略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泽东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1)把这个理念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激进派则把它看作是对他们的挑战与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这时候已经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单位，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的人选。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少数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泽东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周恩来和他的盟友们这时又得到了一项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改变了对激进派的态度，尤其是对江青。早在1974 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见面，并说江青多年来并未听从他的指示，同时也未研读他交给她的马克思、列宁及他自己的著作。在7月间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伴的面，说他们是“四人帮”。结果，“四人帮”就此成了他们千古洗刷不掉的恶名。大约在这同一时候，他告诉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江青有“很大的野心”，所以，她没有权力以他的名义发言。这项改变使得周恩来有机会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他同时设法使毛泽东接受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定，谴责激进派提出的“反潮流”口号。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泽东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也相当有利。尽管毛泽东出席了当年夏天党的一些会议，但他愈来愈消沉。他因为视力极度衰退而沮丧，同时也似乎已经发现，江青等人已经成为他的政治负担，而且负担愈来愈重。

毛泽东不在北京，也表示周恩来有权力决定政治局何时开会，以及讨论些什么，同时，他也可以放手指挥政府的运作。这也表示，“四人帮”只能通过周恩来与毛泽东接触，或是特别大老远地跑去求见。

这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吓坏了。因为这个消息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最有资格接替周恩来出任总理，而且，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和邓小平发生争执，江青对邓小平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泽东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而且，四人帮还犯了更严重的一项错误，他们指示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周恩来故意装病躲在医院里。毛泽东当时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他仍然可以看出“四人帮”是在说谎，而且很痛恨他们竟然会认为他会相信他们的谎话。

“四人帮”的诡计产生了反效果。毛泽东告诉王洪文，要他在跟江青打交道时应该小心，避免和江青“勾结”。毛泽东还派遣他自己的特使，他的侄女王海容，前去告诉周恩来，他希望周恩来继续留任总理，并希望安排邓小平出任中委会副主席及第一副总理。更令“四人帮”觉得不妙的是，毛泽东再度提议，应该安排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同时出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12月，毛泽东再度亲自向周恩来及王洪文提出这些建议，并且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四人帮”的这次反扑完全失败了。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了毛泽东要他担任的所有职位。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小平，但他已经被剥夺了自1974年以来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在军委会里，叶剑英的排名高于邓小平，但叶愿意放手让邓小平全力去处理跟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70岁的人来说，他在此后的9个月当中所表现的充沛活力令人称奇。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社会经济等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小平首先处理组织上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很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在铁路系统和钢铁企业，这种现象最为严重。他向各地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要加强“集中和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755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88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他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小平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小平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小平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恩来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的，但当时显然未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毛泽东当时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其他项目上。这一次，邓小平先设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

设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三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后来在80年代成为著名的政治保守派。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小平的参谋的角色。

邓小平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泽东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而他的政敌“四人帮”，却在这时又犯了两项重大的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又误解了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泽东。毛泽东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在随后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的会议上，爆发了政治冲突。在第一次会议上，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邓小平批评“四人帮”滥用毛泽东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批评“四人帮”。他说，他们忽视他的“三要三不”指示（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要他们不要再结帮派，而且由于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帮派，所以，政治局应该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批评使“四人帮”完全落于守势。王洪文甚至因此退回上海，江青也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短文。从那年夏天到秋天，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可说志得意满，事事顺心。

但到了1975年的10月底、11月初，情势发生了逆转。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各种计划已经开始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毛泽东的眼中，邓小平有两项做法令他最为不满。其中之一是他使用代表“重要环节”的“纲”这个字来形容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强调，要安定与团结，要加速经济发展）。这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纲”只能用来形容阶级斗争，例如“阶级斗争为纲”。

另一件事是，邓小平支持清华大学开除该校两名支持“四人帮”的积极分子。这两人上书毛泽东，毛泽东支持他们。他们于是公开宣称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且扬言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所有的常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既不是“四人帮”党羽，也不是邓小平的支持者。接着，毛泽东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小平当时就被取消所有政府职责，只留下主管外交事务。不管真相如何，华国锋宣读这项声明就等于是宣判邓小平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小平来说，紧接着的四个月，很像是1966年7月到11月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遭受激进派的猛烈攻击。但他这一次采取了不同的反应。在1966年，他同意作羞辱性的自我批评；现在，在1976年，他又被要求这样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向他施压），但他坚决拒绝这样做。他也知道，如果他批评自己从1973年以来的任何作为，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一定会发生的政治斗争中，他一定非败不可。

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小平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小平。邓小平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当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周恩来去世，华国锋被任命为代理总理，以及北京市民发动大示威。他们这样做除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敬意之外，也表示他们认为，邓小平才是周恩来的适当继承者，同时也表示他们唾弃“四人帮”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三次手术，但手术都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

周恩来在1976年1月8日去世，邓小平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失势了两个多月，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泽东不信任的人有密切关系。他告诉毛泽东，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泽东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些措辞都很谨慎。不管“四人帮”如何不服气，但他们确实无法批评周恩来的做人态度。

周恩来的去世意味着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泽东家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对于未能当上总理，邓小平可能有点失望。但他也一定不会感到意外。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这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泽东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只是从1973年起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泽东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泽东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如果邓小平等人打倒了“四人帮”，华国锋也同样会被看作是眼中钉。

在此同时，“四人帮”的一些做法也显示出，毛泽东不信任他们是正确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泽东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泽东的指示。邓没有躲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尽管他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为批判他而召开的。这表明邓小平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经受得住这场政治风暴。

到了3月底，双方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能够说服毛泽东停止保邓小平，也没有能够说服华国锋不要理会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指示。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小平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2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说，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

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行动打破。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姚文元撰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章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一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表达对周恩来的支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的报刊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依旧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通过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的消息。总之，是通过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这件事让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再被搬走。

4月4日，大批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有的在纪念碑前放置花环，有的拉起白布条，有的发表演说，有的朗诵诗歌。这些诗歌与布条的内容，一方面颂扬周恩来，一方面批评江青。有些布条上说“恶魔兴风作浪，人们应该群起除魔”；有的则说“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有首诗形容“四人帮”是“豺狼”，另有一首诗说，江青一定是想做女皇帝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泽东同意政治局决定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民众的反应相当愤怒。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

政治局再次开会，并作出决议：清除天安门广场是处理“反革命暴动”必须采取的行动。政治局接着请毛远新向毛泽东转达政治局的这项决定。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次事件很快被称作“天安门事件”，并使邓小平的政治地位退回到1969年的状况。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也被封口（叶剑英和李先念未被邀请参加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参加）。最恶毒的是，政治局作出决定（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小平后来宣称，这个事件削弱了“四人帮”的力量，使得舆论更加反对“四人帮”。可能真的如此。但在当时，邓小平一定发现情况对他愈来愈不利，军队、民兵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的命令后，立即采取行动，毫不迟疑。他们并没有回过头来对付“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反而驱使华国锋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但邓小平这一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早已拟妥一项秘密计划，并在危机发生时，和他的盟友保持密切联络。所以，在毛泽东下令解除他的所有职务的当天，他才能够逃离北京。他在许世友陪同下，搭飞机飞往广州。(2)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并且是政治局委员。这项行动进行得很秘密，以至于在当年整个夏天里，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同党一直不知道邓小平竟躲到哪儿去了。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所创造的政治清明与经济好景，在1976年夏天时又再度陷入新的混乱状态。华国锋在7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他的所有提案，结果造成政治真空。“四人帮”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在各省进行罢工和示威。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来追求派系利益，或是，他们甚至喜欢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一次，也是他们所犯的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就是利用一项官方文件号召唐山市幸存的市民（唐山市7月发生大地震，共有25万人丧生）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天里，叶剑英一直扮演着反抗“四人帮”运动先锋的角色。在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期间，他一直支持邓小平。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接任总理，而不是邓小平，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还担任国防部长，但已被剥夺实权，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不过，他还是设法在夏天前往华南视察。这时，他一定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采取行动推翻“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泽东死前行动比毛泽东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人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泽东逝世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午夜过后几分钟，毛泽东去世了。全中国的民众都很惊慌与焦急地谈论着毛泽东的死讯，但并不很悲伤。对30岁以下的中国人，也就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他确实是个伟人，但也犯了很多重大的错误，尤其是在对待他的同志方面。但在大部分军队领导人的心目中，他的声望仍然很高；他把当年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中国未来形势的发展趋向，决定于毛泽东死后立即于9月9日清晨召开，以及后来又于9月19日和29日召开的三次政治局会议。“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准备接受华国锋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他们提出几项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毛远新保管他叔叔所有的私人文件；由江青出任党主席。“四人帮”的这些要求，全都在正式表决时，一一被否决，或是决议交付研究。当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国锋还犹豫不决，但“四人帮”的态度使他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为了争取华国锋的支持，叶剑英还向华国锋保证，一旦将“四人帮”逮捕，他本人、李先念和其他延安时期的老领导人都会支持他出任党主席。

华国锋改变态度，使得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烈的对抗行动，比如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党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也保证了军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10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作出最后的决定，逮捕“四人帮”。(3)“四人帮”以及其他不知情的委员都未参加。10月6日傍晚，当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走进中南海准备参加华国锋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汪东兴亲自指挥的部队逮捕。大约在同一时候，毛远新和江青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遭到逮捕。据说，江青被带走的时候，还对着逮捕她的人大声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