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九章 大跃进（1957～1965）

从1956年9月获得晋升，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0年当中，邓小平一直置身于中共的权力核心，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他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发现有问题需要解决，他就会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不是坐着等待问题找上门（周恩来有时就是这样），也不是在自己的提议受到批评或被驳回时，就退缩到一旁（陈云就是这样）。当他发现他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的建议时，或是判断他的说服行动不会成功时，他干脆先采取行动，然后再报告。毛泽东在对日作战期间，就是鼓励他的军事指挥官们这样做，甚至允许他们不报告就采取行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行事作风。

身为总书记，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执行长官，同时也通过党掌控政府的所有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邓小平的主要运作机构是书记处。这个机构的人事阵容，从一开始就很强。到1958 年5月，它的实力更强了。除了邓小平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书记处又增加了三位政治局委员。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书记处又接管了党内及党外其他几个机构的职权。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手中，接管了研拟与实施经济政策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群众运动，而这是国务院办不到的。在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挽救“大跃进”对全国造成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很多重大决策，它取代了很多原本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工作，因为这两个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这些文件只有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后才能发布。在彭真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平主掌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后来毛泽东批评说，邓小平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未言过其实。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的混乱，以及混乱后灾难性的后果。毛泽东的本意是利用“大跃进”使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地发展。“大跃进”在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大规模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并不打算剥夺任何社会阶级的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这场运动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在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开始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目标。它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20%，超过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目标。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好几千公里的新路线。但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却很令人失望。特别是农业生产，增长率只有4%，没有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目标。农业生产的低迷，严重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面临两个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最终结果是，两者都受到严格地控制。

1956年春，中共领导人一致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优先项目和方法，应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泽东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表达了与之相同的看法。他建议，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赋予省及地方政府更大的权限，让它们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比较自主地作出投资和其他经济决定。减少在偏远地区兴建新的工厂，因为这些地区距市场和原料供应地都太远。他还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他甚至批评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就犯了一些“错误和缺点”。但他当时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在此后的18个月内，他却决定完全放弃这种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策略。这个战略是依据对人性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制定的，对资源的利用和制定的目标也大不相同。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毛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经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入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只能找出几个确实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在1955年之前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提供了依据。1955 至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意；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使毛更加坚定地要证明，他所采取的行动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和表现。虽然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在经过反复思索后，他更加确信，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都必须具备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被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 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

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并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赶上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种显著的效果。但是，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过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识：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也想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实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也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这些资源如果被合理地加以利用，一定能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是非常缺乏理性的。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这两个错误都让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工作方法六十条》。它是毛泽东1958年1至2月间，在浙江等地召开的几次会议的结果。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性质的内容表明了毛已背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出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

关于经济计划的内容表明，毛已彻底打破了过去制订计划的方法，代之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分别制订两套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账，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一本是希望完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且是地方必须完成的计划。按照这种计划，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几倍。这个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完成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原本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在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出一些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接管了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这段时间，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来，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一共存在了25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公社最初的形式，也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其实只持续了不到三年。人民公社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毛的心意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最基层的广大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妻子们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符合毛的思想。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他坚信，这样做是为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奠定基础。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的。跟20个月前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的报告。他第一个的报告是相当严谨的，但第二个报告却是幻想式的。毛泽东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只讲了一次话，而且很简短，几乎可说是敷衍了事。但在第二次的会议上，他的发言不少于五次。他不仅自己相当兴奋，而且也让与会代表们非常兴奋。他批评斯大林冷漠与官僚式的对待经济发展，并且宣称，全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打破束缚，打破克服困难的迷信，让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几千名与会代表信心十足地回到他们的岗位上，深信他们的前途就在于能否有效地实现这条总路线。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当中，中国大陆的七亿人民都陷入狂热的气氛之中。一个又一个运动相继热烈地展开。先是成立人民公社，接着又说即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这股“共产风”之下，很多人民公社实施了免费供给制度，社员吃饭不要钱，吃多吃少随便。1958年1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在近几年内，农村地区的工业生产值要赶上农业生产值。为了响应毛的这项号召，各地的人民公社兴建或扩充数以千计的小工厂或小作坊。这些小工厂或小作坊使用的机器设备大多数是他们自己设计或生产的。后来由于缺乏钢铁，生产这些工厂机器没有了原材料，人民公社决定自行炼钢。(1)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兴建了几十万座小炼钢炉和小炼铁炉。有些公社一口气就兴建了几十座。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项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是到煤矿运煤，或者直接用小高炉炼钢和炼铁。在党的干部的强大压力下，很多社员被迫交出他们家中的铁锅、水壶，拆下家里所有能用来炼钢炼铁的东西。

由于大炼钢铁运动进行的时候，正好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秋收季节，因此造成了农忙最紧要的关头缺少劳动力，以至有些田里的作物没有人收割。大炼钢铁运动也没有炼出任何有用的钢和铁。因为，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炼钢炼铁所必需的技术和设备。广大农民花费几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不过是几百万吨毫无用处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然达到2亿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毛泽东等人看到各地送上来的报告中都提到农业增产，因此盲目地认为，粮食产量还可以更高。8月，中共农村工作部长谭震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粮食产量可能达到3亿多吨。12月，中共中央宣布，粮食产量达到3亿7千5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1958年底至1959年初，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开始出现强烈不满的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他们开始调整前一段时间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3月间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批评了农民的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银行提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毛转而听取陈云的意见。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坚持认为，组织动员的手段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应当从3000万吨降至1300万吨，要把国民经济看成是“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生产所有产品并都做到自给自足，是限制而不是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产值的基础上做出的几个决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在1958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继续提高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但总的播种面积要减少。而且在总播种面积减少的前提下，还要相应地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正是这些决定使得“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受到严重毁坏。这个时候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压力，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措施毛都赞成，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中共文献上，看不出邓小平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有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赞成“大跃进”的。在党内就是否应该发动“大跃进”发生争论时，他是反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的。3月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些反对发动“大跃进”的人是“错误”。这一年的夏天，他又多次提到“大跃进”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称这个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一次，他在参观一个人民公社时说，“我们想要多少谷物，就可以有多少。而且在不远的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有酒喝有肉吃。农村妇女有朝一日也都可以擦口红、穿高跟鞋”。据毛泽东当时的一位私人秘书说，毛是通过邓小平向全国各地的干部宣传“大跃进”的意义的。

但邓小平也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他也没有使用毛泽东（或刘少奇）常常使用的那些煽动式的用语，而且也很少提到“政治挂帅”、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之类的话语，这些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重要目标。他对农村兴建的炼钢炉的效果持怀疑态度。10月，他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期间曾经说过，他们应当引进技术。1958年底，在根据毛的指示召开的一次讨论劳动报酬和奖金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他反对全面免费供应物资。

1959年，邓小平的角色改变了。周恩来和陈云试图根据工业和农业的真实情况，调整钢铁的生产指标，因为原来制定的指标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邓小平赞成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他们成为合作者。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有关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第二次会议重新研究钢铁生产的指标，并且将会议精神传达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毛决定重新采纳陈云的意见时成立的，是一个由资深的党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似乎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也就是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1959年，中共领导层又重新团结起来。大家努力工作，力图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由于毛和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党内的统一和团结被打破了，并造成了一种谁提意见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德怀为人率直，没有心机，在军中很受欢迎，也很受党内同志爱戴。根据“文革”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回忆录来看，他并不是什么理论家，但他很关心改善五亿农民的生活。他很重视党与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他一向以平常心对待毛泽东，并没有特意去巴结他。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1959年，他又在一项重要政策上和毛泽东发生争执，这个政策就是军队的性质问题。毛想加强中国核武器的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1958年秋至1959年春天，彭德怀通过视察部分农村地区，同农民和地方干部面对面地谈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地方干部向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样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结论。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6月中旬，他在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德怀前往庐山参加政治局的扩大会议。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大跃进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亲笔回信给他，或是召他去谈谈。但他没有料到，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在随后的一次讲话中，毛以讥讽的口气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与会人员说，彭所批评的这些政策，是大家一起制定的，而他自己就曾经带头批评过这些政策，但彭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他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德怀有一些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议上曾经发言，另外也还有不少的同情者。但是，在毛泽东把彭德怀定性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发动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之后，除非党内两三个资格最老的领导人愿意出面，否则没有人能够让毛泽东让步，挽救彭德怀。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因此能够在随后立即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放手全面批判彭德怀，同时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把彭德怀和另外三个人（包括毛泽东在江西时代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25年来一直担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没有人在会上替彭德怀辩护。刚在4个月前接替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尤其猛烈攻击彭德怀。

彭德怀所受的羞辱，在9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画下句点。林彪和其他人对他发起猛烈地批判，指责他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且解除他国防部长的职务。他虽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但不久就不能再参加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也被没收，迁居到北京西郊的一栋空房子。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且很快地把军队变成可以供他自己使用的政治工具。他先是按照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所希望的，把军队加以改组。然后着手把军队变成具备革命美德的根据地。1960年秋天，他说服军事委员会同意，把毛泽东的思想列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唯一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发行从毛泽东各种演说和文章中摘选出来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后来名闻全球的“红宝书”。

毛泽东对林彪这些行动的反应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样。1963年12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党的各级部门都要像部队一样，成立政治部。这使得林彪得以开始改变党和军方的传统关系，也就是党指挥枪的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开始逐渐脱离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跃进”一次复苏的机会。这是因为毛泽东坚持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不久，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对所有在“大跃进”中表现的不积极或慎重的党干部的整肃。结果，造成所有党的干部不敢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不敢再替农民争取任何福利。

1960年初，中共又发动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生产目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高。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支持“政治挂帅”式的工业管理模式。

1960年底，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美梦中惊醒。同意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大跃进”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场大的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十二条紧急指示，允许农民恢复“大跃进”以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不过这时候，中国农村正遭受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可分配到1亿2千2百万吨粮食。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亿1千3百万吨，每人每年只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0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底，死于饥荒的人数已经超过2千万人。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都要严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有关这一时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跃进”的情况，甚至也很少有小说及文艺作品提及。“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1958年，邓小平有一次在玩台球的时候摔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撑着一根拐杖走路。他的腿伤复原得很慢。

由于腿伤，邓小平没有参加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委会会议。但他一定参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除了毛泽东，他是军委会上唯一的文人。虽然他跟彭德怀一直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为彭的命运和毛泽东的行为担忧。在已经公布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是很杰出的领袖，但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但在当时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他还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的干部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他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身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然难以避免不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或“第二次”跃进发生关系，但他并不是这两项运动的支持者，也没有发表与这两项运动有关的谈话。从他在天津的讲话内容来看，1960年春天，有很多时间他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区考察。同时，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也很有可能占去他很多的时间。这或许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去处理提供了一个借口。毛泽东在1960年1月至3月召开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当然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都始料未及的，其影响不仅深远而且范围广大，影响到整个世界。中苏论战使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还导致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作出了新的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意识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险。中国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的影响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国家的共产党的态度必须十分的谨慎，因为对他们过分表示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是通向彻底地反革命的。这个后果与赫鲁晓夫主张的非斯大林化和议会道路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时，就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成功地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对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感到不安。但他们还是决定，要满足中国人提出的帮助他们建设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是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达顶点，随后就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相继出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始终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采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美国确实承诺过要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苏联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1958年8月中国人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这样说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问题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正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2)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1959年10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在北京和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4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只有在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之间才可能出现。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大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竟然敢于声称，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1500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这段时间，俄国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天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大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中苏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他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擅自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大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信给毛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经串通起来，准备对中国的事务进行干涉。实际上，并没有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是到庐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的。然而，老谋深算的毛却从中看出了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鲁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很被动，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以后，世界已发生了变化，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在中国人展开的进攻面前，苏联人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然后才能发起反攻。

1960年夏天，中共和苏共发生两次冲突，分别是在北京举行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在布加勒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骂毛是“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者”，并且说毛和斯大林一样狂妄自大，这引来中共首席代表彭真的反击。彭的发言同样具有攻击性，以及更具说服力。这番激烈的争论，引起其他国家共党代表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中共和苏共双方施压，要求双方和好，并努力达成协议。在各方调停下，最终确定，当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三个会议：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议，26国共党代表会议，以及81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共的首席发言人。他当时发表的很多声明和演说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看出来，他当时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立场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间的武装停火而已；对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阻止美国发动核战争），但区域性的局部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对于社会主义路线，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一定会爆发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保持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正确（和安全）的做法，而鼓励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武装反抗是错误的。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中还看不出，邓小平是否在全球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上和毛泽东持同样的看法，即认为核战争的最坏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整个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看来，在为期八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他一定很难不去提及这个问题。但如果他真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任何其他记录里，也没有看到他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看来，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第三次的高峰会最后发表了一篇宣言，涵盖所有的问题，并由与会的各国领袖签署。据第一位研究中共与苏共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分析，这篇宣言等于是苏联的一大胜利。宣言主要以苏联的基本立场为主，不过文字却很含糊、不清楚。这篇宣言能够顺利发表，完全是因为当时在北京监控全局的毛泽东(3)，接受了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当时中共所面临的抉择是，妥协或是和苏联正式决裂。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虽然刘少奇在宣言上签了字，但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内外的很多人，都已经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小平再度前往莫斯科，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他率领一个人数不多的党的代表团，和由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率领的苏联共党代表团，商讨莫斯科宣言所提到的所有理论问题，以及双方在1960年前后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双方都对对方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中共对苏联特别不满的有两点，第一，苏联在1961年到1962年之间，收容了从新疆逃往苏联领土的5万名中国难民。第二，赫鲁晓夫在1962年中印战争前后，公开批评中国。在苏联方面，特别不满意中共先是公开指责苏联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是“冒险主义”，接着又嘲笑苏联是“投降主义”。

会谈开始之前，双方各自发表冗长的文件和声明，充分而且有针对性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然后，双方在会谈中进行激烈的辩论。苏联方面甚至明确表示，他们和邓小平代表团会谈的重要性，比不上当时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与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对中共的挑衅）。赫鲁晓夫本人确实曾经举行晚宴招待邓小平和他的团员们，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双方又没有准备让步之后。双方也没有决定下一次会谈的日期。这等于是会谈破裂。而事后也证明，这也标志着中苏两党26年正式交往的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泽东否决了邓小平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稿。这个故事可能有相当的正确性。但即使真的如此，也不能表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邓小平了。毛泽东经常对别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意，而且如果他对邓小平的能力有任何怀疑的话，绝对不会派邓小平去对付苏斯洛夫，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不管如何，在这次的莫斯科会谈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甚感满意。最不寻常的是，毛泽东还特地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邓小平，并且指定邓小平为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准备对中苏共冲突的原因和过程发表详细的公开报告。这个报告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之间分九次发表（简称“九评”），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小平在两项事务上特别活跃：拟定经济复苏计划；策划及组织一场运动，专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和道德败坏现象。

负责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有四个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逐步取消“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取代五年计划，同时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和农业（这是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重要建议）。

邓小平对这项计划的实质内容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他主要是配合其他人的工作。他制定的每一项有关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文件，都是在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监督下进行起草的；他同时还负责协调三个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委员会的工作。

到了1961年底，这几个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已经制定出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以及几套规定草案。毛泽东召集了几次工作会，审议这些文件和规定。会上，这些文件和规定大体都获得通过。但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发生了冲突。关于冲突的原因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调查北京郊区几个人民公社后所作的报告。还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对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对这些会议的一些“安排”很不满意。第三种说法是，在毛泽东还未过目之前，邓小平就安排通过一项或多项文件。不管哪种说法是准确的，反正毛泽东都很生气。他质问说，是哪个“皇帝”敢于擅自作出这些安排？不过，邓小平并未因此而靠边站，或是被要求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一定是对他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委员会提出一套完整的长期计划，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项计划几乎全面推翻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人民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保留下来，但被剥夺了绝大部分的权力。地方上的主要经济单位是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有30个农村家庭组成（原来的人民公社平均有4千户农家）。土地所有权都归生产队。生产队负责管理队员的生产工作，并且给予队员们适当的报酬。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一律平等的制度已经取消，并且再度允许个人拥有一小块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部分地区普遍建立、以实现农业集体化为最终目标的政治体制下，生产大队有权和社员签订合约，允许他们从事非农业性的生产劳动。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达到1亿9千5百万吨，恢复到1957年（大跃进的前一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在1960年提出的且一直实行的工业管理制度被取消。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包括六十条规定的管理规划，邓小平作了一些补充，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业制度，重新确定了工资制度。工业的投资比例予以削减，很多亏损的工厂都被勒令关门。因此而被裁员的工人多达几百万人，他们全部被遣送回农村地区，这也有效减少了政府必须取得足够粮食供应城市居民的压力。工业比农业晚一些进入不景气，最不景气的一年是1961年。但恢复的速度却比农业要快得多。到1965年，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是1957年产量的两倍多，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在原油产量大增的前提下，这些新的工业企业迅速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大企业。

邓小平本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在1958年到1962年之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9年10月，他还很热心地在文章中称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

这种改变，导致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隔阂。毛泽东一向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就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该从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扩展到管理制度和分配。在管理制度上吸收工人与农民参与管理，在分配制度上实行非物质奖励和平均分配。对于这两点，邓小平都和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在重振党的士气上，看法也跟毛泽东不同。他们唯一一致的看法是，一定要消除“大跃进”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对于造成消极影响和后果的原因，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则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党员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太过薄弱；邓小平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毛泽东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确定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展开了一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根据的是一份文件，后来这份体现毛泽东指示精神的文件被称为《前十条》。但很快就发现，地方的干部并不愿意组织农民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此9月间，书记处发布了第二项文件，也就是《后十条》，把教育的方式从自下改造转变成自上改造。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但他继续把这场运动看作是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所必需的，并且盼望有一天，农民组织会能成为进行这场运动的主要机构。

在这时候，刘少奇也插了一手。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里住了5个月，刘少奇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待了两个星期。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大多数的地方官员都是贪污腐化的，而农民本身也好不到哪儿。所以，不能太倚赖农民们来纠正地方干部的行为。刘少奇因此草拟了第三份文件《后十条》修正案，并在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于这场教育运动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份文件持很悲观的看法。所以，刘下令从各城市派出大批工作组，对地方干部的恶行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根据这项命令，对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的干部进行了彻底地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名官员干部进行整肃。

《后十点》修正案只实施了4个月。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它。这就基本上又回到了《前十条》，只是增加了几段措辞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从这些内容来看，毛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