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八章 百花齐放（1952～1957）

1952年7月下旬，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48岁生日还差一个月。这时候，他的嘴角和额头都已出现皱纹，看起来已经不再年轻。在此前5年当中，他留起了胡子，但在离开四川的时候，他剃掉了胡子。奇怪的是，他竟然还把头发剃个精光，就像蒋介石一样。剃了光头的他，更凸显出额头的轮廓和下巴的棱角。到北京两年之后，他才再度留起头发。他的健康状况大体不错，不过在阅读长篇文章或讲话时，必须戴上眼镜。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听力大大衰退，特别是右耳。不过从照片上看不出他当时是不是已经开始戴助听器。他的个性很直率，作风平易近人，自然不做作。即使是在1980年代，他在接待外宾时，除非是在最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再开始正式谈话。

跟着邓小平一起来到北京的，还有他的妻子卓琳（她在1937年到达延安后不久，就把本名浦琼英改成卓琳）、五个子女和继母夏伯根。他和家人一起住在紫禁城西边的中南海。这也是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住在园中两湖之间一座四合院内。现在这里没有人住，有时候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为书房。据说，他经常独自边读书，边在这间屋子里吃饭。（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看出，毛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米远的地方是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落，党的办公地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最后12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也很难再把人们召集起来。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同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无关系。他的权力日益加强，达到了顶峰。此时的毛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的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这个时候，毛绝不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过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最令他心满意足的是能够自主行事。

1952年，中央书记处成员除毛之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积极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1950年10月至1953年6月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50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1)。他在党内和军队内是一位威望极高的人物，并以性情耿直而著称。他是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传统的典型代表。

1956年以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在1940年代后期，他作为毛的主要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管理者崭露头角。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曾经有过一句关于刘的名言，说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前所述，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要求广为传达。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有的谨慎态度，没有让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也没有让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相反，在这个时期，毛认定刘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在延安成为毛最密切的政治伙伴。至于他为什么能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个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刘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待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刘或许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地升迁。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这个时候，毛还不是党的任何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主席。果然，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样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颇受尊敬。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具备一个外交家兼演说家的天赋，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周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视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为一种天然优势。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间谍，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和农村匪祸（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土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来辨别哪些应该受到惩处和他们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在这场运动中，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企业的资产被完全没收。但一般采用的做法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近代以来在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100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几乎被彻底消灭。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后，中共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4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随后被称之为“五反”运动，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和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中共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党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最初，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被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个“社会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也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战争结束后，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尽管经历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且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入侵前最好的年份（也大大超过了1949年）。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国内的和平环境，得益于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个时期，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几乎也没有人提出过，就是轻工业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对于能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的重要性，多数人没有充分的认识。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部门的所有工厂，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制订计划，均衡地分配原材料，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方案。

但是，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把民族资产阶级确定为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邓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他的这个观点，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中共向全国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席，主要都是政府的职位，而非党内职务。当时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和担任财经委员会的陈云，因此成为邓小平的上司和最亲密的同事。邓主要负责的是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接替薄一波出任财政部长，工作重心转向更细致的财政工作。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和薄一波相识。1940年起，薄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年底，薄因实施新税制，降低私营企业所负担的税负，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在8月的一次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薄被迫辞去担任的职务。

邓小平当时一定以为，自己可以在财政部长这个敏感而重要的位置上干得久一点。但他只干了9个月。1954 年6月(2)，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的工作从政府行政部门转向党的工作。这也使得他有机会更接近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为毛刘两人和全国党的组织机构联系的主要接触媒介。

邓小平这次职务变动，是有背景原因的。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阴谋陷害、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企图推倒刘、周两人，因而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未指名的方式攻击刘、周两人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同时私下发放新政治局委员人选的机密名单，名单中更换了几位军方高级人员，企图挑起人们对刘、周两人的怨恨。高、饶两人说，这份名单是刘少奇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亲信草拟的。这项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希望他们加入打击刘、周的阴谋，但邓小平和陈云两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有欠光明正大，于是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与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让他反对刘少奇的阴谋暴露出来。毛泽东同时又给刘少奇一个报复的机会，让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少奇也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会议上大肆抨击高、饶是反党阴谋分子，并敦促大会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高、饶两人的行为。有个说法，高曾经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才免去对他立即采取惩处行动。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次中委会会议代表了这项阴谋的结束。高岗和饶漱石不久就丢掉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所有职位。高岗还被逮捕下狱。1954年夏天，他在牢里自杀身亡。(3)

高饶事件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另外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主任，并在1955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一个月后，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在政治局排名第十三（也是最后一名），但他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的很多同事。总括来说，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党中央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他大略地介绍了这次大会的议程，并且谈到党在“一年之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泽东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下18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必须起草很多文件，以及做各种细节上的安排，但对身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理们来说，时间应该很充裕。

不过事实上，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政治态势。在国内，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崇拜”，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战略策略。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这一制度，缓和了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反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的粮食紧张。毛对这些的反应是，应该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最初，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畜和家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规模的农场，实行规模经营，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被破坏。

1955年4月底，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以继续发展，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收缩。毛对此决定并不满意。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做法。在这次会议上，他以下面这段不久就被广为传播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指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从1949年开始，用18年的时间实现农业合作化，并不背离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各省的省委书记都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面临得失攸关的重要时刻，因而纷纷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社。他们的行动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56年底，大约有1亿1千万农户加入到30多万个高级合作社。毛提出的目标提前11年完成了。在实现这个巨大转变之时，中国虽然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大规模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也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与苏联的合作化运动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同样也引发了城镇的连锁反应。城镇的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地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从此以后成了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是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非常不满意。同年4月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先是波兰发生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据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份报告中谈到，夺取国家政权也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这让毛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把列宁主义相当多的东西也已经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毛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1956年9月召开了。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人是主要的发言人。毛泽东发表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小平在大会第二天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在这篇长篇报告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党的任务作出详尽的阐述。由于他的报告不管在风格上、实质内容上都和另外三位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份报告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这显示出他个人对当时政治情势的观感，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标准，用来评估他这些观感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到三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国阶级关系的现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没有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事实上应该是说，这个社会里只有一个阶级，而不是没有阶级）。他比较了党在1945年和1956年的情形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邓小平对党的作用与政策的这些看法，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也表达的非常清楚。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谈到党员的行为时，邓小平提到他曾经反复批评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的习气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批评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他接着提出各种补救措施，如在与官僚主义的长时期斗争中，要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并强调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

关于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作用，邓小平很辩证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重视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不会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他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和在政党中的作用。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小平接着特别阐释这一点。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所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根据毛泽东提议，采取措施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制止歌功颂德等措施。然而，由于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此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听众中，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无法反对他阐述的这几项原则，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反驳他对苏联经验所作的简短评论。还有，也没有人能够反对他对党的现状和历史所作的评论。这种评论既不自责也不自满。最高明的是，针对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他在演说中替毛泽东作了辩护。他指出，党所通过的禁止对任何个人“歌功颂德”的决议，提案人正是毛泽东。

不过，对于一项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却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这就是党决定删除党章中提及毛泽东思想的两段文字。这并不难了解。不管他说什么，都会被认为或者毛泽东已经向党内或党外的压力低头，同意这项改变；或者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对自己的信心，或者两者都有。参加大会的代表们，在拿到修改后的党的章程后，当然注意到这项改变，并且想要知道为什么作这样的修改。党的高级人员在大会的简报中是这样解释的：党的章程不必再作太详细的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邓小平强调党的新章程的条文必须完整与准确来看，这种解释并不能令所有人信服。

这些条文究竟是如何修改的，到目前仍然还不清楚。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最初提议作这种修改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他从来不对毛泽东表示特别尊敬）。第二，这项修改如果没有得到毛的同意，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可能还要再经过好几年，才会知道究竟是谁向毛提起彭德怀的提议，对方又是如何向他说明此项提议，以及他当时有何种反应。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猜测就是，身为党章修改小组的负责人和报告人，他大概只能静候上级的指示行事。

全国代表大会最后的重头戏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落幕，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立即接着开会，选出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一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本来已经取消，这次再度恢复，但地位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变。总书记一职，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现在则是党的幕僚长。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以前的书记处，职责同以往的书记处完全相同。

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因此成为一名决策者，同时也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主要负责官员。身为总书记，他手下有一个秘书处，工作人员全都是党的高干。在政治局里，他的排名由第13位一下子跳升至第6位，领先林彪和另外6个人，其中包括彭德怀和洛甫，他们进入政治局的时间都比邓小平久得多。

换句话说，在短短四年内，邓小平由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地方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权势的六个领导人之一。套句他的官方传记上的话，“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如此快速地晋升，可能是有点运气，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邓小平在处理复杂工作上，例如协调党章的修改，所表现出的活力、效率与自信。有一项直接的证据，赫鲁晓夫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很高。那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会面中，毛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邓小平能力很强。

任何年纪较大的中国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或专业人员，都忘不了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年是在怀疑中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但最后却以绝望结束。

鼓励百花齐开的正是毛泽东本人。他当时希望中国经济进步，并且希望中国的党外知识分子能够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他认为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能够鼓励党外人士参与，将会更为有效。他并且认为，要想使中国不受到1956年席卷东欧的混乱情势所波及，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后者。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为毛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存在于“人民”（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的决定：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和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从事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一步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最终结果是限制而不是放宽了发表言论的范围。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人士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自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开展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召集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开了几次会议后，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立起“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后，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党的不良倾向，因为这些不良倾向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还有许多言论带有强烈的反苏情绪。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所谓“互相监督”更多是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监督。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5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6天里，《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5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是作者本人根据自己的讲演记录整理的，并且作了若干补充。这篇文章中关于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是后来加上去的（1800多人在2月份听过毛的这篇讲话）。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意味着一场反击运动即将开始。

一两天后，这场反击运动便开始了，并很快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他们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许是因为缺少机会，并没有发表什么言论，现在却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怀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以违犯过党纪国法为由，受到处理。最先受到处理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就波及到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这一年的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政干部也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被分配到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还对那些要准备划成右派的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认罪并收回他们的言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定。有的马上被宣判，有的是在几周或几个月后被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宣判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知名女作家丁玲因为与中宣部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被遣送到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反映组织部中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文章，被发配到了新疆。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他们都没有回过北京。后来，邓小平提拔王蒙当了文化部长。

整个“百花齐放”的结果是负面的，造成人才的大量浪费。它终结了已经持续40多年的新文学与艺术时代。它还让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第一，确定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知识分子；第二，确定中共八大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伍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在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跟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表现的非常积极。

在“百花齐放”运动准备期间，邓小平利用职位高升后所得到的机会，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不同的讲话。从他的这些演讲内容来看，他很热心支持言论自由。他只在“大民主”问题上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他赞成把“大民主”，即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普通老百姓用来表示他们希望党改变做法的途径之一。但是，邓小平不这样看。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干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现在还是一样）认为，邓小平在百花齐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中，是右派分子最狂热的敌人之一。很多年以后，邓小平坦言，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这是他当时的态度吗？目前所能看到的唯一的证据是1957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把反右派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虽然他估计错了，但是这至少表明，他希望这场斗争能在一定期限内结束，而且，范围也不要太扩大，因为在距离大城市较远的地区组织斗争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此外，他的报告也是根据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撰写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后者的处置不应该太过严厉。虽然，这并不足以挽回邓小平在反右派运动期间的名誉，但也许能够让人们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