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七章 逐鹿中原（1945～1952）

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后，国共两党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再度展开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而且这次权力争夺激烈程度要远远胜过抗战之前。那么，这场斗争一定会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从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来看，双方都准备做出较大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至少是在形式上建立起一个机构，从而使双方能够在这个机构内展开政治上的较量。社会各界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呼声很高，也很强烈。因为经过八年抗战，有数百万人丧生，(1)尤其是此前还经历了近三十年连绵不断的内战，全国的各个阶层对战争都已是深恶痛绝了。这时，美国也非常希望和平，他们竭力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并为实现和平进行斡旋。此时的国民党同抗战时期一样，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当时，俄国的军队已经在1945年8月间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很希望和平，以免自己处于在国共之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尴尬局面，同时还希望因此能促使美国尽快从中国撤军。此外，就国共双方而言，各自也都有不希望发生内战的充分理由。共产党没有把握能在这样一场内战中生存下来，更没有把握取胜。国民党则有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做，其中最迫切的既有恢复日军占领区内的行政权力，又包括恢复和重建战时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国共双方都不信任对方。更严重的是，双方都坚持各自主张，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因此，一旦双方之间的均势因发生变化而出现严重倾斜，双方间的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会立即破裂。而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要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他们一直无意放弃武力），内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各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内战不可避免，但应尽力推迟内战的爆发。

实际上，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共曾有两个严肃认真的谈判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谈判。双方就存在争议的所有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谈判。然而，在谈判桌的背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早已在满洲地区展开，捷足先登者将得到苏联的帮助，这就是国共谈判的背景。最终双方都作了让步，共产党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让出他们19个根据地中的9个。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共产党的其他10个根据地将来如何管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将这10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在这一阶段，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一方面竭力协调国共停战，一方面积极催促双方达成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一开始，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先是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战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平衡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未能延续下去。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派兵要赶走共产党军队。也正因为如此，满洲地区在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战协议的事件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在6月初设法调停东北停火两周，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并未达成任何协议。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后，终于下令发动了战争。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的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后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场战役是打阎锡山。阎锡山从1940年起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想恢复他曾经担任过的山西省省主席的身份，为此，他开始出兵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两个根据地—太行和太岳。刘伯承和邓小平早有准备，他们根据毛泽东的传统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有多名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不但有实力同国民党的大兵团作战，而且还能够战胜他们。同时，这场战役也教训了蒋介石，使蒋认识到，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他们不愿在谈判桌上放弃的任何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紧接着就爆发了。国民党军出动4万人，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刘、邓立即出兵迎击。第一次战斗在平汉铁路上的一个大城市邯郸打响，结果，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在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共产党的军队包围，并被迫投降。这次战斗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解放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在这次战斗结束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共产党的这一意图，他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次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

在接下来的9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解放区”开始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泽东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他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

关于这场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示中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产。指示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做法。许多地方的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达到，因为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他们还会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并会因此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战场，而在当时，恰恰是从军才是共产党及其军队最迫切需要的农民对他们的支持方式。

邓小平本人就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他的二弟邓蜀平在父亲邓文明去世后，接管了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时，邓小平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但没迹象表明他对党的这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他所在的解放区，党的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邓小平都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改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是全面内战的第一年。这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的时间，刘邓的部队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军，尽管他们本身的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让出不少土地。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35个县中的24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泽东及其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在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相当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这一情况背后全部的故事，首先它无法显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的比例为10：3；再者它也无法告诉人们当时国民党部队的纪律是多么涣散、道德有多么沦丧，而且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进攻作战。在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要发起战略性的反攻。他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因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但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还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共产党军队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军5万人，有4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2)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20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同样十分艰苦，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这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生动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

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小平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这段文字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由毛泽东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彻底失败。对于刘邓的部队来说，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的那段时间，当时，曾率部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20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开始了在大别山艰苦奋斗的岁月。

直到1948年的春天，邓小平及其部队的处境才开始有了转机。其余的共产党部队的防线进入了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向豫北进军。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小平出任这两项要职时，这场战争正处在停滞阶段。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休整、总结一下。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泽东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问题的几次谈话，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泽东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都生活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泽东的身体感到有些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他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要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是共产党第一次想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总之，毛泽东有理由怀疑斯大林的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都是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斯大林这次邀请他，是想从他这里探听中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同时，斯大林此时已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泽东怎样怀疑，他很快就感觉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的回忆录。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荣臻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地说，他拒绝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内战胜负的命运。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当的胜利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以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150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邓小平的军事生涯，在这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的战场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黄淮平原，这次战役从1948年11月上旬持续到1949年1月中旬。在淮海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邓小平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出动了大约30万兵力(3)并得到了民工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540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8个兵团，每个兵团近10万人。(4)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淮海战役期间，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先后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前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10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国民党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立即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的战斗刚一开始就缴枪投降了。国民党军队曾一度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自己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同时，他们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装甲部队，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土地相当坚硬，十分有利于装甲部队作战。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并亲自坐阵指挥战事，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加之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等，也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阵亡，大约有55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国民党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的道路，也意味着国共双方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军队全面投降，还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等。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这时北平已经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个草案包含了毛泽东最初所提的全部条件。4月20日，李宗仁表示拒绝接受这个协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在随后的三个月当中，除从东北南下的林彪的野战军在湖南受到白崇禧部的牵制外，共产党的其余几支野战军大举南下，几乎未曾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名义上退休了，可是他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的老关系，又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50万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大部分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欧洲的冷战和美国日益强烈的反共情绪会阻碍共产党的军队攻入台湾。从更长远来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还有机会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本来应该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因为中央曾计划让他负责此前曾是前国民党中心区域的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

但是到这年的7月，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里挺进。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乘火车奔赴前线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就是在离那不远的地方陷入埋伏的。

第二野战军这次的任务是“解放”整个西南地区。这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虽然国民党把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但在四川及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将领纷纷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向了共产党。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29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小平一定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他离开之后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这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邓小平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出任重庆市市长了(5)，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小平这样老的资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中央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职位较低且十分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700名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描绘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根据纲领，全国共分为6个大区，其中4个大区都是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他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小平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平的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4个省，这4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在过去20年间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来说，是西藏的一部分。在这4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将近1亿5千万，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

在西南，邓小平、刘伯承和他们的同事们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的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相当困难。山区活动着各种土匪武装，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同时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中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充实干部队伍。

要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样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势在必行，并且很快产生了效果。到1951年，全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骤然下降到20%，1952年进一步降至10%以下。

在四川，邓小平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直到1949年，整个四川省仍旧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从现在能看到的公开的资料中，也看不出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没有铁路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近一千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小平即将离开四川之前正式启用了。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3张照片被收录到了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为自己能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这三项任务中，邓小平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就是从根本进行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过去的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控制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活。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都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能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修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0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1500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

土地改革使中共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共产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批判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获得了解放，并树立起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党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管理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经济上，土地改革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来看，土改都达到了均贫富的效果。

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积极地推动土地改革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要被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都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自己住在一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小有名气，同时地方的党政干部也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如果他们留在当地，那么在土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粗暴的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更为高明，他这样做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因为一旦他的亲属受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会面临十分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由他圆满地解决了。

1952年7月，或许他事先得到了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西南的这段经历使得他那本来就已经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建立的功绩，使得毛泽东及其同事决定把他调进北京。对邓小平来说，这次调动在其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在此前的整整15年间，他一直在地方工作，有人认为他同毛泽东的私人关系影响到他的这次调动，这个推测无疑是错误的。如果说有私人关系影响的话，邓小平同毛泽东最重要的副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系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