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三部 开国总理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

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创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1)的角色”。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最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最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鲜嫩的鲫鱼、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尽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通行证。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呼。”或许，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最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

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唯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紧张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最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第一，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对象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周恩来对艺术没有多少鉴赏力。他对一位西方来访者说，如果抽象派艺术没有思想的话，“它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他11次观看大型革命歌剧《东方红》一事证明了他的爱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谢绝观看一个赞颂他本人的节目。

然而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向演员和导演作一些“有益的批评”。的确，他那无休止的革新精神几乎介入了中国生活的任何部分。当建筑师们对新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感到发愁时，周恩来帮助解决了问题。大会堂必须大到能容纳1万人，既不要使人们感到狭小拥挤，但又不要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是周恩来首先用铅笔首次画出扁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从而满足了这些需求。这座建筑物的许多细节也是出自他的建议。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毛在审阅建筑规划时，周恩来显得希望被理解这是他的创作。

另一个精明的决断是关于杭州灵隐寺的例子。那儿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成交叉形。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翘着，雕塑家却以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个矛盾最终送交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来。

“雕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他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他们回答说。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周裁决说。他曾潜心钻研过争论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结尾使僧侣们为他也作出让步。他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过来，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他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使他看上去像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关系到国家大事，这还情有可原。例如当医生试用一种新眼药膏时，他先让大夫在给毛泽东用之前先给他试试。还有，他曾派一名警卫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岗，以免毛泽东在开会途中被绊倒，而且过后严厉批评有关的人，说他玩忽职守。甚至当周恩来突然出现在普通列车上，或者在冬天出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时，他都拒绝别人给他让座位。他说：“我来和你们一起体验一下。”他是来观察上下班时间乘客的各种问题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建议采用一些安全岛和其他措施来缓解交通。这样，许多自觉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但当周开始在他常去的地方亲自维持交通时，比如在会议厅外和举行招待会的饭店门前等，人们便会无意识地原谅自己，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而这需要的是一种热情。

一位日本新闻记者极好地抓住了周恩来的这一侧面，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当他不谈话时，他的双眼从不停止转动。如果这不是周恩来，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泡茶时发出声响，他要他的翻译暂停一下。他亲自把麦克风挪到旁边翻译坐席上，然后从坐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似乎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放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还有一次，周恩来向离他很远的一位摄影师指出说，他忘记打开相机的镜头盖子。显然，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但有时这些禀赋逐渐被夸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员们抱怨说，他有时容易脾气烦躁。不过当他们见他在公开场合下执行公务时，又常常原谅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他喜欢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泼的手势，双眼总爱不停地来回转动。新政权一开始，周恩来给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专家写了很多封信，恳求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里工作。接受他邀请的有大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帮助把中国改革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也许，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来去领导一种强制可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一种周恩来在早期统战时一直预言的制度。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许他们所有的人感到自己与周恩来有着一致的想法，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一定是暂时的，未来或许会改变。在过渡时期里，旧中国培养的这种奉献精神有助于保持优良的价值观念。

周恩来使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离乡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现已归国。例如，他自己办公室的浦寿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归国后成为总理的秘书。当然，周恩来不能管制党内低级官员的每一项活动。有时，他的邀请也出问题。埃里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当周恩来呼吁那些爱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帮助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湾或西方时，一位曾出版过仇的作品的香港华人编辑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访问了北京。他告诉他的作者说：“埃里克，周总理清楚地记得你，他问起了你，我告诉他，你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他说他愿意亲自见到你。”40年代，仇作为一名记者的确在大陆见过周恩来，他尊敬这位总理，他的虚荣心被挑动起来，同意到中国作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里，他就被扣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再次见到周恩来就逃了出来。

周恩来试图用共产主义术语将新政权描绘成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他对两名英国作家说：“我们并不试图消灭个性，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尽力消除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欢那样表达的话。”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由于美国在共产党胜利前几个月断然拒绝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他们不得不转向俄国寻求帮助。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最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像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他把周恩来召去。周恩来于1950 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带来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这是他专为来莫斯科而买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来仅有的一套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打满蓝白相间的补丁，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1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30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5年的3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这是周恩来在50年代对苏联进行的6次访问中的第一次。双方的关系在抱怨的基调下开始，彼此漠视，很快便公开化。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放弃前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侵略成果时，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曾对此欢欣鼓舞，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列宁的继任者不去兑现这些承诺。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来不得不尽可能地拼凑最低限度的协议，他从国民党时期就习惯于这种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然，这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讲是一个诱饵，使它们知道中国是无辜的，无论是道义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对周恩来来讲，人不能一仆二主，这是古老格言的一则训诫。否则，你对一个人说东，又对另一个人说西，他们俩都会发现，并再也不相信你。周恩来希望俄国人理解中国国内的原因，中国同志必须采取这种策略是由于关系到国民党的原因。或许，他也考虑到像苏联这样一个先进国家会把自己的民族利益与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然而，这两种假设都彻底错了。

人民共和国安定下来还不到一年，中国就成为一场有害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使它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建立与美国的联系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导致了中美兵戎相见的可怕后果。它对中国没有一丝好处，恰恰是周恩来有意要避免的那种没人能取胜的局面。但是周恩来对此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相信中国人1950年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事实上，就北朝鲜来讲，这似乎是自由的行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俄国人的怂恿（出于不满，他们不会同中国人磋商）。从中国的观点看，这场战争肯定是不适宜的。

美国人把朝鲜看成是苏联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势力范围的证据。因此，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去守卫台湾，防止来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威胁。周恩来将这一行为谴责为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因此双方很快转而采取敌对态度。

在北京的周恩来政府方面看来，好像世界正在封锁中国，唯有不值得相信的苏联在支持软弱无力的新中国。印度大使潘尼迦与他的缅甸同僚徒劳地试图劝说周恩来。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舆论对中国与右翼的美国政府的斗争如果不是明确同情的话，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来给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印度人后来写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手。它们不仅得到精心保养，而且就像中国人描绘的那样，每个手指如同细嫩的葱芽。他用它们打着手势，产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深刻透彻的。尽管他对印度了解得不多，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令人信服的共产党员，一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双脚同样牢固地扎根于祖国的土壤之中”。

不过，周恩来还是支持正式受到苏联撑腰的北朝鲜金日成的路线。他在公开讲话中使用激烈的措辞抨击美国，这使华盛顿多年后才能原谅。例如，1950年9月30日庆祝人民共和国创建一周年时，他说美国在通过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行为表明自己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得到解放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只想重新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绝不容忍外来侵略，也绝不坐视自己的邻邦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试图从联合国中排除近5亿人民，谁蔑视并违背这个世界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利益，并徒劳地幻想任意妄为地解决直接涉及中国的东方问题，谁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粗鲁的语言为中国对美国的目标未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当然，周恩来必须对自己党内强大的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强硬路线派表明，当需要谴责外来强国时，他并不怯懦。

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约见潘尼迦大使，这是他通向华盛顿唯一可行的渠道。这位印度人发现，周恩来在今天清早的会面中像以往一样谦恭迷人，丝毫未显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简短地感谢了尼赫鲁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后，总理迅速转入正题。他说如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像麦克阿瑟将军断然宣称的那样要发动进攻并进入北朝鲜，中国将被迫参战。外交部通过其他的中立国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机构发出了同样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传播渠道来发出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运用了宣传手段。过去，周恩来的这种大张声势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响。不管怎样，潘尼迦这位诚实的印度人却不辞辛劳地注视着中国问题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却怀疑他在打中国牌。

尼赫鲁及时地将这一信息转达给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将周恩来的警告视为一项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敲诈。《时代》周刊将其驳斥为“仅仅是宣传”。据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进入北朝鲜会感到自在些。结果，他的确这样做了。

因此，周恩来的威吓兑现了。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在紧张的战争中，周恩来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官方的说法是他因工作过度而患了病。毛泽东建议他到海边胜地旅大去疗养。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与妻子在海滨疗养身体。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俄国人已提出停火建议。这一建议最终导致了两年后在朝鲜的停战。

事实上，美国人抑制住了跨进中国及对中国进行的轰炸。他们不想在此时与中国人较量。据周恩来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后来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孩童般的口吻对此事进行了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责来抨击他们，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老实了。”还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你把帝国主义者打得使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就会向你求和。”这是中国的政治语言，而周恩来必须擅长于此以保住他的地位。这种语言是要从心理上补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无能为力感。

中国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来恢复生产和进行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须重新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应付对共产党改革的不断抵制活动。作为总理，周恩来无法逃避卷入共产党的镇压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10个月中一个省处理了2.8万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谓“三反运动”中同样走在前面。这场运动始于同一年，是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很多人为此受到处分。

竭力把红军(2)留在朝鲜境内，是在无情地消耗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地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作出的牺牲相等。

国际舞台（1953～1955）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欧洲的共产党同事们不仅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代表，而且对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唯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被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但是，周恩来的复仇情绪很快会转到现实中来。他能从苏联新的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什么呢？与斯大林相反，这些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合作。在那儿，现在开始了一个迟到的蜜月，它将延续3年左右。

周恩来在斯大林葬礼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他在后来的朝鲜停战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会议上的显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愿望。印度支那会议于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殖民军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3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前往开会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周曾对越南战争作过这样的解释。

胡志明同志对我说：“越南的局势毫无希望，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继续坚持抗击法国人。他们要我们帮助他们驱赶法国人。我们简直不能……我们在朝鲜损失了很多人。这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力量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说点俄国式的谎话，让胡志明继续相信中国可能会派军队越过边界去支援他们。

结果是，周恩来没必要采取这种防御式的态度。会议开始时，越南人已经赢得了奠边府战役，而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已准备妥协。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时，周恩来却出人意料地与西方领导人结为朋友，这使他的共产党盟友感到吃惊。

这是他自30年前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重返西欧。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那样，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总理，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他从未亲眼见过大工业中心里现代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日内瓦和伯尔尼是他仅仅参观过的西方城市。它们很难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国落伍的程度。

日内瓦的人们最初不明白他为什么通身都着黑色。他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开始时，他显得紧张不安，在一小队保卫人员中移动，似乎他料到会有暗杀行动。一位记者写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环视，面孔显得冷淡，带着一种蔑视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绘为一个喜欢享乐的共产党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代表团租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雇了一队小轿车，而周恩来本人则住在一座舒适的别墅里，并在那里会见友好国家的代表团。

周恩来为促成会议召开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人产生了一种敌对的印象。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质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像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哝着，“我不能”(3)。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像是说：“这是什么举止？”这一戏剧性的事态的急转为他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个法国官员把在这次相遇中“穿着简朴凉鞋”的中国人比作有教养的人，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并很有代表性。在日内瓦要处理的事务结束时，另一位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却对周恩来表示赞赏，称他跟丘吉尔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抵制了苏联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他断定苏越方面在会上采取的阻碍议事的战略，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帮助越南。这既关系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边界问题，也关系到范围更广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他或许已看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无论如何已准备与西方进行缓和。6月中旬，周恩来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说，他同意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从越南分离出来，实现独立。这使与会者又激动了起来，他看到印度与其他中立国家在东西方争夺中对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是多么关心。周还说，中国要与敏感的越南人处理好关系会碰到一些麻烦，不能不让越南继承法帝国主义曾行使过的权力。为什么老挝和柬埔寨在未来的印支地缘政治方面不会像受到中国的大量影响那样而受到越南的影响呢？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是，越南人却极为恼火。他们试图恢复对这两个小国的霸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图谋这种霸权了。

艾登不仅被这一妥协的信息所打动，而且对发送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这位英国人被周恩来的风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经是一名作过战的游击队员。周恩来与艾登相处得很好，几乎像他与杜勒斯之间那样富于戏剧性。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位随从对此感到惊异。他想，双方之间的融洽关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有“一种相同的直观和温和的才智”？周恩来对这位文雅的英国人充当他与美国人之间的调停者并不感到怀疑。

在日内瓦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不仅把周恩来当做一名老练的外交家，而且视为一名政治上的“稳健派”。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许代表着北京的一批注重实际、头脑清醒的行政官员。杜勒斯充满敌意的反共“边缘政策”逐渐使欧洲人警觉起来，但他们同时欣慰地发现中国总理现在愿意妥协，尽管中国向越南提供武器并有可能使它获胜。欧洲人将周恩来看成是一个做交易时拼命讨价还价的人，但却可以成为一名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合作者。

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在会上处于关键地位。一位法国官员回忆道，周恩来不止一次，而是几次为达成妥协在尽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动将住宿地点安置在法国代表团下榻处旁边，以便在那里审慎地会见范文同。周恩来于6月底前往伯尔尼，与孟戴斯—弗朗斯私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在法国的学生时代。显然，他并未因这次与法国人的会晤会给越南共产党造成坏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回访。他发现从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观点上看，这两个国家对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和谈能起帮助作用。周恩来访问印度并会见尼赫鲁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安排的。

“多么富饶的国家啊！”周恩来抵达印度时羡慕地说，流露出一种北方人对热带景致的正常反应，“你们拥有充足的财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尽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要求，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1950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感到震惊。他从西藏人那里得知，周恩来可能是一名非常强硬的领主。印度理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些要求。周恩来现在再次对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在西藏以外扩张自己的霸权。他要求印度与其他的亚洲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即将出现的反共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由美国组织发起的。而尼赫鲁却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共产党加以遏制，阻止其对老挝与柬埔寨施加压力。他们明确同意，对双方共同的边界及有关难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详细讨论，但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由于周恩来与尼赫鲁制定了这一文件，其他亚洲右翼政府便很难继续将中国当成一种威胁和敌人。

周恩来随后很快拜访了伟大的越南政治家胡志明，要胡对他的日内瓦外交活动放心。但是，胡志明不能够对这种保证感到满意。

周恩来于7月返回日内瓦，孟戴斯－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听胡志明对国际磋商的反应如何。

周恩来和蔼地回答说：“我发现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对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几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这并不是说每一方都要作相同的让步。”

几天后，周恩来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线问题上将作出新的让步。这一招打破了会议的僵持局面。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劝说周恩来接受在老挝组成一个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党的政府（但却是亲越的）时，越南人却感到愤怒。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关心的是设法让美国人承担一项义务，即不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或许，他至少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无论如何要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敞开大门，以使共产党能渗透进去。有一次，他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让他理解这次会见的内容，并及时地转达到杜勒斯那里。这条消息是，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所有军事基地，那么周恩来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议。然而，当谈判各国于7月发表最后宣言—一个使周感到极大满足的事件时，美国人却拒绝在上面签字。周恩来不得不发表一项单方声明，要求美国人不要妨碍其他国家达成协议。

亚洲的共产党同事认为，周恩来一开始在日内瓦会议上让美国人撤离而不承担义务是过于天真。数年后，他试图为此进行辩护：“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怎么能让一个拒绝签署协议的国家不妨碍这一协议的履行呢？你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批评我们。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我接受你们的批评。”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对一位美国记者抱怨说：“我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使周所明显倾慕的法国能够体面地撤出，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几周活动使他能够将中国从自身感到的孤立状态里摆脱出来。他在会见查理·卓别林时所表示的姿态是充满天才的一招。卓别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国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进事业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但是现在有一位更为著名的人前来向周恩来讨好。

正像周恩来被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错觉所迷惑那样，卓别林对周恩来的外交计谋也是一无所知。他应周恩来邀请前去赴午宴，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因会议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晚一会才能来参加午宴。然而，当卓别林抵达时，却发现周恩来正在他下榻处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问起上午发生了什么，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显得很自信。

“所有问题都和解了，”他说，“仅仅在5分钟之前。”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另一次交际活动导致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英国工党领导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工党尽管处于在野地位，却受到周的重视。用代表团的秘书摩根的话来形容，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中国新的组织机构及台湾问题。

从日内瓦归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恳求的面容。他在日内瓦帮助领导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因而敢于重新对俄国人提出一些长期要求。

“也许，你们能为我们建造一所大学。”他满怀希望地问赫鲁晓夫。

“你知道，我们本身也很穷，”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也许比你们富裕。但是，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恢复过来。”

周恩来代表中国在日内瓦显示的新的独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样的表现。他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用英文发表祝酒词。“周，为什么你不讲俄文？”米高扬（后任副总理）抱怨说，“你的俄语相当好。”（事实上并非如此。）

周恩来对此同样用英文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了。”

“中文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苏联领导人反辩说。“别介意，”周恩来轻快地说，他仍然讲着英语，“早上到我们使馆来，我们会很高兴给你上课。”

在北京，周恩来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对日内瓦妥协的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于8月份来到北京，他认为日内瓦会议仅仅是初步成功，还有待于合作与发展，周恩来却是以另一种不同的语调发言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它缓和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们正在对那些坚持所谓实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厌倦。这种政策谋求扩军、备战。”与他的越南伙伴不同，他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很少给予重视。

在向国务院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把美国制订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比作一个害人的东西。“这一集团正在筹建，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因而，像在日内瓦那样，他呼吁亚洲国家应该达成自己的安全协议，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被选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包括了政府职责的全部范围。他说，中国正试图将生产力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应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系统地、迅速地发展，新的工业经济将由社会而不是私人所拥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安全。在回顾过去的进展时，他宣布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得到统一（尽管对负隅顽抗的台湾岛仍然在提出要求）。实行土改，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它将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与耕作区域实行合作制。

周恩来在9月23日的这篇讲话中同样强调了新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开拓性，并充满了自信心。“中国愿意与欧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同样的要求与真诚的愿望。”他为中国采取这样一种调和性质的出发点作了如下解释：

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可以稍微乐观一点了，因为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停战已缓和了紧张局势。在日内瓦，周恩来发现西方对中国提出的关于对台湾的主权及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种接受的倾向。中印协议中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或许能用来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

周恩来同样对他的同胞讲到如何对待华侨问题。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早期，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问他华侨是否会被当做中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在这位记者的国家里有几百万华侨。一位在场的人注意到周恩来“顷刻间的愤怒”。他挥舞着双手来充分表达他的意思，用严厉的声音来表示他的愤怒。周恩来回答说，中国并不为自己的祖先在过去对邻国犯下的侵略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决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决不成为帝国主义者。随后，周恩来的愤怒平息下来。“他使这位听他讲话的人对自己的提问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在日内瓦与万隆直接看到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受。与西方的犹太人的情况有点相似，这些华人迅速控制了当地的经济，但未同化到东道国的社会中。这次讲话是历届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华侨问题的存在。他说，中国准备抛弃血统主义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它从前保留中国人的国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国外生活了许多代的人，中国将同各东道国政府达成协议，以解决这1200万华人的地位问题。他解释说：

我们愿意敦促海外华侨尊重所在国政府的法律与社会风俗……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从未试图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这使华侨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并经常导致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早应采取的姿态，但是对许多听众来讲，周恩来的声明是革命性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自小村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只知道国外同胞源源不断地给国内的亲人汇款。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成为外国人？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内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国并由此开始明白了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

为了对周恩来在所有这些进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5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据赫鲁晓夫回忆，周恩来做得有点过分，他问俄国人是否能将他们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国使用。赫鲁晓夫严厉地回绝说，苏联担负不起丢弃这些设备的损失。

在赫鲁晓夫10月访华后，尼赫鲁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他急切希望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像中国地图显示的那样，中印边界有大量领土似乎被中国兼并，而在印度这些领土被视为是印度的。周恩来回答说，与他们讨论的其他问题相比（诸如阻挠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可以暂缓一下，待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再来考虑。正是在这里，双方撒下了未来不和的种子。

看来，只有美国人没有把周恩来真正当回事。当美国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年底签署安全保障条约时，周恩来隐喻地对美国表示了宣战。他说，美国是历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和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靠山。

令周恩来愤怒的不仅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国与台湾签署的条约。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几个没人正式居住的小岛。1958年9月共产党炮击这些岛屿时，激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国际危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行为证实了中国的侵略意图。周恩来谴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人的支持。汉弗莱·杜维廉爵士发现周恩来“处于最激动和痛苦的情绪”之中。总理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会面：“感谢你的到来，不过，我必须说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会见。”艾登试图进行解释，他请求周恩来承担义务，保证中国政府和平地解决金门与马祖的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问题，甚至提议会见周恩来进一步讨论中国与香港的边界问题。不料周恩来却迅速作出答复，邀请艾登爵士访问北京。这会使这位英国政治家失去他对华盛顿的影响。周恩来拒绝了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管辖的领土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加以限制的意见进行让步。

1955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在印度、缅甸、锡兰(4)、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的发起下，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中，周恩来与人们打交道时对人们的心理了解得极为透彻。在日内瓦他已与高鼻子的欧洲人进行了较量，并战胜了他们。但是，他们却将中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目前造不成什么危害的大国，对中国古老的文明非常钦佩，现在他不得不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议程带到一个非共产党的聚会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他们对本国华侨的经济成就感到不满，而且也担心中国贸然扩张它的版图，或当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防备这些华侨时中国政府会进行干预。

周恩来是否能够出席万隆会议一事至关重大。仅仅两星期前，他由于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然而刚一拆线，他就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他在位于热带的爪哇岛上艰苦地待了一个月，未表现出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周恩来尽管动了手术，但他在第一周里却只睡了13个小时，有时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医生们救治的这位病患者，正是国民党破坏者试图干掉的人。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载着他们的代表团飞往万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那天，这架载着9名中国官员的飞机坠毁在海上。尽管调查的结果从未令人满意过，但看来好像是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企图使周恩来丧生。然而，周恩来本人却取道仰光迂回而行（在那里，他应邀与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和埃及的纳赛尔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级会谈）。

周恩来于万隆会议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会上发言。他详细阐述了对和平的需要及结束殖民主义的愿望。周恩来不能接受巴基斯坦与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他强调要使亚洲团结起来，特别是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在一篇灵活的、带有奉承词句的讲话中对菲律宾与泰国做出了友好的姿态。这篇讲话只会刺痛那些不在场的国家。用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说，周恩来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存在着共产主义者与中立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基于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西方军事条约是对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胁。没有人记得俄国人也是白种人、欧洲人，或是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在听了其他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将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放在一边，作了一篇即席演讲，并用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这篇讲话直接涉及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卡洛斯·罗慕洛，这位精明强干的菲律宾人咒骂共产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记者们蜂拥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来为此作出评论。

我“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和蔼地回答道，我是为了大家“求同”而来的。

下面是他第二次即席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我们仍有共同的基础。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至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国得到别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内政，“不要别的国家承担”。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的好评。

其他代表被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微妙关系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们两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转变为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党内声名显赫、深谙世故的人，并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们的党是由像甘地和毛泽东这样的较为朴实与僵化的人物领导的。尼赫鲁已经给予周恩来以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已远远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谈到的，他感到高人一等，并不令人感到诧异。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种联系比起周恩来要广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国总理还年长9岁，正像一位友人所说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来的老大哥”。万隆会议是尼赫鲁的建议，因此在会议上他自然感到要保护周恩来。一些观察家们把他看做是一位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保护人。其他人则断定尼赫鲁有意地待在幕后，以便让周恩来出头露面，使其他亚洲人接受必须与中国共处的现实。他把周恩来的成就看做是自己个人的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