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二部 奋斗

革命婚姻（1924~1925）

1924年9月，周恩来返回位于亚热带的广州。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孙中山共和运动的首府。据说，周恩来是经过莫斯科，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国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常常经过苏联从西欧回国。周恩来在国外待了这么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华北的朋友和眷属。他曾向埃德加·斯诺讲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了解他的埃德加·斯诺则用肯定的语气说他“在莫斯科作了短暂的停留，旨在听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断言，周不仅经过了莫斯科，并且在列宁大学同铁托、陶里亚蒂和胡志明一块儿学习过。然而，没有确切的事实可以表明周恩来经过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国的。

回国后，他的职务是担任极为重要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军事部长。他的办公室设在文德路一幢小楼的二层，尽管没有什么标志，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事实上，这是中国唯一公开的中共办事处，门前赤脚的农民与衣冠整齐的官员常常拥来挤去。

这位新书记充满热情地着手他的工作。他对党从1921年到1924年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他曾这样写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便会在短时间内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笃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并渴求英雄主义的行为”。

不过，他的思想观点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样保守。从法国回来不久，他写道：

仅仅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才出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阶段，或者是其最终产品……由于资本的垄断，世界市场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间已被分割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并导致相互冲突。此外，在两次对抗的间歇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就会形成同盟来剥削被压迫民族。这样，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控制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脱这一现实。

另外，周恩来也常常引用儒学的词语，以便使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演讲显得更生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然一个人不愿看到善行被亵渎，那他就不会只为自己；既然一个人不愿使他的才华弃之不用，那他就不会只图私利……这样，抢劫和动乱就不会发生，门户也就不用上锁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周恩来试图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乌托邦思想联系起来。这两位思想家对周的青年时代影响很大。

基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利害关系，周也同时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让他负责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练部(1)。这时是国共合作的黄金岁月，但后来兄弟反目成仇，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周恩来在广州开始工作后不久，苏联红军的“伏拉伏斯基号”船给孙中山提供了俄式来复枪和大量的军火。西方的忽视促使国民党为周进行革命活动开了绿灯，但这种活动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两个党便联合起来了，并在广东建立了它们的共和政府，而它们的长远目标是为了消灭北方的军阀和实现中国的统一。

在广州，两党都有俄国和第三国际的顾问，此地成了酝酿革命的温床。周恩来回国6个月前，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第三国际建议共产党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时”“与国民党一道工作，推翻军阀，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运动”。国民党已经同意像周那样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该党。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的明智合作，国民党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周恩来极力争取国民党的左翼，如财政部长廖仲恺及孙中山比较开明的追随者。廖仲恺的儿子记得“有一天，一个目光敏锐、眉毛浓密、身着白亚麻西服的年轻人”，是如何拜访了他的父亲。

周恩来成了瓦西里·布留克尔将军的知己，瓦西里将军在中国被称为加伦，他是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埃德加·斯诺称加伦为周的“真正老板”，可是周在筹划革命时那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也受到了另外一个俄国人的指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米·谢·鲍罗廷，他的人品与周恩来极其相似，个人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曾被沙皇驱逐出境，在芝加哥教过书，在苏格兰又蹲过监狱，为第三国际走私过珠宝。这个胡子黝黑而又浓密的犹太共产党人，是苏联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至1925年，胡志明也在广州，真可称为人才荟萃。

1924年6月，孙中山正式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新的基地。校内的权力由孙中山的军事副手蒋介石掌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对共产党并不钟爱。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由于他的国民党上司忙于其他事情，这样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的职务很有讽刺意味，作为中国的桑德赫斯特学院或西点军校的政治负责官员，他并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许多胸怀大志、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投奔了向现代化军队迈进的黄埔军校，人们寄希望于这支军队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随者，其中像林彪、罗瑞卿等后来成为中国红军有名的领导人。他们的存在为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基础。第二届学员中有8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加上黄埔军校的新学员，他们为共产党后来的内战准备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来在学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从广州城去黄埔讲课，而教室内常常是挤满了人。晚上，他返回广州城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并进行会晤。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校右翼分子的关系紧张。这些右翼分子成立与共产党作对的团体。周恩来曾同他原来的一个学生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争论，这个学生是一个右翼团体的负责人。周说：“你刚从俄国回来。你曾与俄国的革命领导人一起战斗过，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所有的大国当中，有谁肯给我们枪支弹药呢？只有俄国人，他们是用船运来的。你去年10月7日在那儿时，黄埔港上正卸着俄国人提供的物资呢。”

“英国人向广州商团提供枪炮打我们。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与北方的军阀勾结，攫取我们的钱财、权利和利益……你们这些人应该明白，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与俄国联合起来，否则，我们的革命势必会被埋葬。”可是那个年轻人却一再申辩，并以俄国共产党拒绝归还满洲铁路为理由来反驳。周最终未能说服他。

他与周佛海的关系相处得不太顺利。周佛海是共产党的一个创始人，可后来想退党。一天晚上，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他踏着朦胧的夜色赶到周佛海的住处。当他接到周佛海递上来的退党信时，随手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后平淡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党内同志已经告诉了我你想要干什么，我认为这没有必要。我可以坐下来跟你谈一会儿吗？”周恩来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想劝说他的同志回心转意，可周佛海则辩解他此时如何如何相信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而不需借助共产主义来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周恩来则驳斥说，国民党的的确确继承了旧社会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为了革命，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虽然周恩来的努力受到挫折，可他仍频繁地进行夜访，以使他的朋友留在党内，并争取新的同志加入党内来，同时调和相互争吵的两个团体。当然有一些同志却不像周恩来那样有眼光，而认为终日辛辛苦苦地在两种条件下忙碌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要秘密保留他们的权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后进行第二次革命。

1925年，周恩来已经开始向他的学生—将来的军官们灌输关于军队的作用之类的激进思想。他说道：

军队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民，但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工具去压迫他们的压迫者，并推翻压迫者的势力……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而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在同一年里，周恩来得到了任何一位革命者都梦寐以求的去实现他的理想的机会。他表现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英雄主义行为”。国民党终于开始向反对革命的军阀进攻了。

第一次称做东征的举动给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陈炯明是广东的军阀，如果不征服他的话，广东就不能成为共和政体的安全基地。1925年，经过两次大的战斗，东征便宣告结束。黄埔军校的两个团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当时周恩来作为高级政治官员随军到了前线，他负责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这次战斗。周恩来辅助领导的为数只有3000人的小部队，不到5月份便把陈炯明的势力赶出了广东省。

在这次重要的战斗中，周恩来取得了辉煌的功绩。他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成效，沿途农民为革命军送粮送酒，军队还未到前线，兵员就增加了一倍。他为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分发武器，传授游击战术，在陈炯明的后方发动起义。

为了政治动机而参加战斗的黄埔军校学生的第一次亮相是极为成功的，这说明周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孙中山夫人回忆道，她第一次见到周时，他给她的印象是“一位年轻的，但很有头脑和才干的领导者，在革命活动中立场坚定、目标明确”。

蒋介石不得不提拔他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下级。周被委派负责军法处并兼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摩擦加剧了，右翼反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

5月份，周恩来对一个来访的共产党同志说他对黄埔军校的未来是乐观的，他甚至在孙逝世后推荐蒋介石，使他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便迅速地发展黄埔的学生。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开始时比较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且明显地采取了支持共产党的立场，鲍罗廷同样也持有这样乐观的看法。

到了夏季，一些军阀开始在广东制造麻烦。在香港的英国人为这些军阀提供了资金。周恩来受命带领他的人马回到省府，在那里他赢得了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拯救了革命政府。

可是，游行的人群遭到了枪击，导致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罢工。周恩来用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宣传来鼓动罢工者。这个时候，他整天为这个跟他联系在一起的党而奔波，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为了方便起见，他分别在广州和汕头包了两个房间。

此时，周恩来正式掌握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政治训导被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周就能影响那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员。在军校的领导层里，他的共产党同事有叶剑英。他曾经不顾很多朋友的劝说，在周的说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周最亲密的朋友。(2)

在广东与国民党一起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中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写周恩来的一个中国传记作家认为，从这时起周与毛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俩在同一个农民教育讲习所里讲过课，这个讲习所是国民党创建的。可是，他们在广东真正的合作事例却无人知晓。凭想象认为，他们由于在这儿偶然的接触而开始互相敬慕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的思想迥然不同。例如，一方面，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农民式的游击战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另一方面，周恩来坚持中国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全力以赴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规化、专业化，并使中国共产党官员形成一个专家团体。”毛泽东认为，这些目标是资产阶级的，对此不感兴趣。

在共产党中另外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大地主朋友违背了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正对农民进行压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另一些人则坚信农民无足轻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身上，像欧洲所进行的革命那样。毛泽东则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3)一文，以反对这两种观点。他在文章里写道，农民本身就是一个革命阶级。周恩来看来未参与这样的争论，可能是为了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团结。

周深得蒋的信任，所以在广东的同志就利用他作为向蒋进谏的渠道。可是他在国民党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恺却于1925年8月20日被暗杀了。

这时候，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邓颖超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自4年多前周赴法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她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南下来此，邓在这次政治生活的分离中比周显得更出色。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不会出现分离。没几天工夫，他们便悄然无声地结婚了。当时，周27岁，邓21岁。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他们彼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事实证明，他们是相互恪守了诺言的。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邓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1903年或1904年在河南出生的。同周一样，她被中国一个传记作者描述成来自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她父亲死于突发病。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成年之后只有靠自己。邓是独生女，她母亲对她要求严格，立志把她培养成人。邓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显赫的家庭里做家庭教师，很有可能她也影响到后来的周。她们母女俩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邓的母亲仍然当家庭教师，以此挣来的钱使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

1915年，邓颖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班上，她的成绩常常中等偏上。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点。

她在12岁芳龄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她后来说：“在两年内，我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整整8年的功课，可是由于过度疲劳，我患了肺结核。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汉语，我不喜欢针线活。”

在离校的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邓回忆道：“我们分别组织男学生和女学生，因为让他们一块儿行动是困难的。我们是‘女子爱国协会’，并与男同学进行合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后来的生活中邓承认，她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是有些过激的。“在激动中看书学习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热情这么高涨，以至于我们把一个日语教师给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科书。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1919年秋，觉悟社成立了。这里正是两个未来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位中国作家写道，“那时邓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积极参加了所有的宣传和游行活动。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同年10月，在天津，这对情人再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头。邓承认，他们利用书中所学到的一切来引起革命。“我们鼓动人民拯救祖国，推翻那些卖国贼。当我们演讲时，经常泣不成声，听者也为之感动。”邓带领一个演讲团，到处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包括周编辑的那份报纸。1920年夏，邓来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学校任教。由于她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须赡养母亲而无法出国。

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17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1923年(4)，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这些领袖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1924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1925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5)，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1922年便建立起来了。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然而，客人从用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占领上海（1925~1927）

如果说周和他的新娘曾经度过蜜月的话，这个蜜月也是十分短暂的。结婚没几周，他就重返前线，参加了1925年10月开始的反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学员是第一军的主要成员，周是政治领导人。跟从前一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吸引周围的农民参加革命。部队纪律严明，不许拉夫，不强占私房。由于周的影响，据说，该部5个师中有4个师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掌握的。

周被提升为特派员(6)负责东江地区汕头一带的工作。汕头是这次战役中要占领的关键城市之一。有一位中国传记作家评论道：“27岁的周身穿漂亮的国民革命军服，系一条时髦的萨姆布朗武装带。他是蒋介石武装部队的政治领袖，也是国民党最大占领区的主要负责人。”东征中，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了一个独立团。他还第一次自诩，这是一支归属自己领导的精锐部队。在广东和汕头他下榻的旅馆里，门卫们都尊敬他，就连他的共产党同志们也对他敬佩不已。人们抱怨说，周在汕头的新工作把他“忙坏了，没空到广东去”，而那里却需要他去解决同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争端问题。

这些右翼分子逮捕了周的秘书，因为他给共产党总部送了一封密信，报告了共产党在部队里作用的扩大。于是，他们急忙绑架了这个不幸的人，把他押送到蒋介石那里发落。

周急奔出事地点，耐心地解释了一个小时，为其秘书的忠心作保。共产党可能表现得过于热切，但是这仅仅是为了革命的成功。当各地方部队发生反叛时，必须避免革命阵营内发生分裂，难道这不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事吗？蒋介石完全打消了顾虑，同意周保释他的秘书。但是，必须把他调到别的师去。后来，在向自己的部下发表讲话时，蒋命令左右两派敌对势力全体起立，互致敬礼。

周通过一次巧妙的演说，击败了自己的批评者。“我本人是共产党员，”他说，“但是，没接受过党的一分钱报酬，我现在还在共产党内。共产党没有开除我嘛。”一场紧张局势就这样被他的笑语平息了。后来，周告诉共产国际的代表，如果国民党右翼坚持作为独立的右派联盟活动，他将以撤回俄国援助来相挟。

1926年年初，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左派势力获胜。周的新娘邓颖超也是大会代表，并是中央委员。她同孙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

共产党领导对于自己在这次大会上应采取什么策略是有争议的。有报道说，周坚持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右派分子。他和周不得不对国民党激进派中是否还保留着足够的左派力量值得合作作出明确的判断。

当蒋介石在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中突然把枪口掉向左派力量时，所有这些疑团都解开了。共和国海军的实际统帅(7)—他的上司（一位俄国人）正巧休假—3月份收到了一封伪造令，命令他乘自己的中山舰驶向黄埔港。当蒋发现这一未经许可的行动时，便怀疑是反叛，于是撤了这位司令官和许多人的职，解除了俄国顾问和共产党政委们的职务，宣布了戒严令。周后来回忆说：“他也禁闭了我一天。”

蒋的日益狂妄和法西斯苗头，震惊了共产党人。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自己人的无能。周后来承认：“我对3月20日的事件很清楚。”他和毛泽东当时都在广州，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蒋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达到了目的。现在，他又向俄国顾问们道歉，并开始释放包括周在内的共产党员。由于蒋采用后来被周说成“背信弃义、冷酷无情的强盗方法”，右翼分子开始掌权了。

在蒋的办公室里，周和俄国顾问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求蒋对此事作出解释。尽管如此，蒋还是顽固不化，毫无悔改之意。他又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国民党队伍中被驱逐出去。4月11日，他解除了周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接着，又解除了周的汕头特派员一职。

4月29日，鲍罗廷召集共产党负责人开会，讨论善后事宜。据说，会上在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中国替罪羊的情况下，鲍罗廷应当承担罪责。他在中国的工作应被停止—这也意味着中止所有俄国援助。然而，周承担了这一过失，从而减少了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失。正是用这种办法，知情人才用一种英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

下一步怎么办？共产党员们各抒己见。受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准备同蒋握手言和，并且准备以蒋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然而，受鲍罗廷本人支持的激进的广东共产党员则对蒋的行为深恶痛绝，要求独自采取行动。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和其共产主义盟友的第一次公开决裂。但是，期待已久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中国革命中的两派力量都希望北伐胜利。因为，不击败势力强大的北方军阀，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统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基于这个原因，周仍力图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共产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北伐战争。

与此同时，在1926年春毛接管“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周仍继续在这里讲授军事课程，包括《军事行动与农民运动》。

如果说共产党需要蒋介石把自己推向北方的话，那么，为了北伐的胜利，蒋也需要俄国的军事援助。所以，两党仍很不情愿地站在了一起。蒋同意周在黄埔军校恢复被清除的共产党人的职务。他的宽宏大量无疑是受到了周拼命撮合国共两党联合的感染。他不仅同意周给那些受过清洗的共产党分子以正规的训练，而且同意他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的平等机会，均可提名为北伐军政委。对此，周深感满意。不过，投票时却出现了僵局，直到周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一位左派国民党军官时，僵局才被打破。正是这位军官，在他当选后准许周推荐参谋人员。于是，共产党又一次占了上风。

对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他迫不得已地终日同那些对他失去敬意的两派人士打交道。有一位同志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环境，它“第一次考验了周的忍耐力，也显示出了他应付局势的才能。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从不解释或回答。根据我们的决定，他在黄埔若无其事地履行着教学职责，并对蒋介石更加尊敬”。

1926年7月，矛盾重重的中国人联盟加上他们的俄国顾问们发动了北伐战争，以使上海和北京也加入共和政府。周是第一军团的政治负责人，(8)在沿海一带开展活动，武装工人和农民，支援革命军。

这时，周的家里出了一点事。正是在这个时候，周的夫人在广东怀孕流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有孩子的机会。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便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孩子是中国的下一代—包括他们收养的几个孩子。这一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将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显著扩大和提高。

1926年年末，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研究》，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反右斗争。周响应莫斯科的号召，让同志们加入蒋介石的部队，壮大蒋的力量，在蒋的部队里英勇作战。

根据一种观点，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的时候了。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工人集中地，而此时又处于北伐的共和部队的必经之地。10月份那里发动过一次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起义，结果失败了。不久，他们又为占领上海作准备，制定了工会领导人政治条例，并偷运武器。

1927年2月底，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30多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北洋军阀派出杀手，残杀人民。他们曾真诚地指望蒋介石命令他的北伐部队按时行动，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军阀镇压，但他们却大失所望。总之，工人们没受过武装夺取城市的充分训练，结果起义失败了。

周焦虑万分，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他着手加强他的政治领导。他并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也不太了解，而且既无起义指南，又无苏联顾问的指点。这些武装起义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周仍然低估了蒋的对抗性。在他的头脑中，他大概以为起义失败是运气不佳，或同蒋关系疏远所致。然而，他没有在自责上浪费时间，而是忙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海起义。在法租界的一所学校里，他重新训练工人，负责秘密准备袭击政府军和抢占更多的武器。

有人认为，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中，那位名叫京吉索（Kyo Gisors）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周。这是一本关于上海革命的最著名的西方小说。不过，书里的京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人，死在狱中。此外，两人还有许多不同之处。该书可能描述了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但周后来对该书的评论是“事情并非如此”。

这一次，周的指挥部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300名狙击手组成了“铁军”，接受毛瑟枪的使用训练。这些枪支都是偷运到上海的。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每月拨给经费3万元，由周和他在上海的共产党部属顾顺章共同分配。顾是一位受过俄国教育的机械师、魔术师及秘密社团的人物，他因能赤手空拳同敌手搏斗并不留下蛛丝马迹而知名（后来他成了周的一大包袱）。3月21日，他们采取行动，举行总罢工，关闭了上海的工厂。5000名武装工人第一次攻占了警察署。随后，又占领了上海警备区兵营。

周率领200人夺取了邮局、警察总部、军火库及火车站。一位外国记者在他的电讯中说，巷子外边和闸北那“令人讨厌”的旅馆外，周的5000名衣衫褴褛的武装工人汇成了一股人流，庆祝胜利。军阀的士兵纷纷败退，周宣布“平民政府成立”。周评论说：“两天内，除租界外，我们占领了所有地方。”

周焦急地等待蒋介石的部队给予增援，以巩固这一胜利果实。此间，工会控制上海达3周，红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飘扬。但是，没有国民党部队的援助，上海再度沦陷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政治行动，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汪精卫与陈独秀在国共两党联合宣言重申了他们的联合，否认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谣言。一是说共产党准备成立工人政府，打败国民党；一是说国民党准备向共产党宣战，镇压工会。

30年后，他对1927年的上海起义作了如下评述：

“我负责领导武装起义，但是缺乏经验，对政治动力也理解不足。我是一位出自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很少，因为我没参加过生产劳动。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革命知识有限，仅仅是些书本知识。”

为了证实到底谁有经验、谁有力量，3月21日，蒋介石把自己那装备有机枪武器的部队开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队呈扇形穿过工人住地。共产党纠察队员们遭到了袭击。国民党与秘密社团已订过协约。这些社团是一些流氓团伙，它们在很多方面真正控制着上海。这时，它们兴高采烈地攻击工会领袖。中午时分，工人武装仓促应战，并受到机枪火力的追击。蒋想一举全歼对他有威胁的共产党。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5000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一位目击者说：“头颅滚动，犹如成熟的李子，充满沟渠。疲惫不堪的刽子手们挥动着大刀，拉布风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为他们扇风。”

蒋悬赏两万大洋捉拿或杀死周恩来。在这次袭击时，周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国民党搜查的前几分钟，他溜掉了。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捕、遇难。有的在严刑拷打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后来，陈独秀批评周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说，共产党不是要过早地放下武装，而是应该加强军事力量。这样，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

在共产党夺取最后胜利的平静的50年代，周对上海惨案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的领导人缺乏经验。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胜利成果，也不懂退却的策略。上海工人和邻近乡村的农民们都有准备，可是，我们却没有准备好联盟组织。结果，蒋才能打垮我们。”

国民党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对待共产党人，他们毫不留情，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处决。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工人也格杀勿论。许多人被扔进了火车炉里。然而，共产党领袖们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当周被扣留时，他的运气不错。据说，黄埔军校一位可敬的军人—周救过他的一位兄弟的命—想报答周。当周被扣时，他佯装不认识。另有一种传说，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第三种说法是，周被判死刑后，“某人为周良好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释了。还有第四种说法，说周被捕后和其他人一起被关押在市政府内，最后成功地越狱。当然，这些传说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周逃脱了，离开了上海。据说，他“刮去浓密的眉毛，蓄着胡子，灰黄色的脸上贴着纱布”。他大胆地申请国民党通行证。他仍然是悬赏捉拿的对象，而且这时的悬赏金额增至8万元。在火车站，周躲开了那些张贴印有他照片的通缉布告的国民党警察，化装后的他乘车逃离了上海，加入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层中。

有趣的是周住在武汉一位老朋友家里，此人是国民党军官。然而，“蜜月”已逝，不仅国共两党之间的亲密合作宣告结束，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终结了。蒋介石在上海的暴行，使他的自由主义派分子难以容忍。当汪精卫在武汉领导着势单力薄的左派时，蒋则以南京为基地，留在那里统率着装备精良的右翼部队。最终，争夺中国的这场战争是在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这一复杂范围内左右摇摆。与此同时，中间是处境艰难的共产党和自由派民族主义政党，他们自称要联合起来，结果却渐渐分开了。

现在，周放弃了他的国民党员身份，一心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战争中他曾表现得英勇无畏，如果说他对蒋的计划曾经有些天真的话，那么现在他在党内已经是一个经过风浪的无畏的战士了。

南昌起义（1927）

上海既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又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摇篮。然而，它却几乎轻而易举地被拉进了反动阵营的势力圈内。蒋介石何以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赢得这场胜利呢？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主张，党应倾全力于政治工作，并认为国民党部队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向蒋的军事挑战应战。浪漫诗人瞿秋白、敏感的农民毛泽东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周的态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周首次提出了党内斗争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广为人知。他与瞿和毛对陈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并被推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极不寻常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他在巴黎时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则集中全力于党的军事政策。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不赞成。周并不拒绝政治局的职务，在以后的49年里他始终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据说，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人能够与他相匹敌。半个世纪以来，周一直是共产党的内阁成员，并逐渐树立了一种道德权威，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9)

这时，周宣称，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长沙事件（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一位左翼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就下令杀害了100多名共产党人。两党之间脆弱的联合失去了平衡。

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加速了两党的最终决裂。6月1日，斯大林拍来一份电报，让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共产党员、工人及农民而坚持攻势。由于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原因，罗易竟出格地向汪精卫透露了这份电报的内容。结果，受惊的左派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决裂。

懊悔莫及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庇护，他们就失去了军事实力，无论在哪儿采取任何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受到蒋介石之流的挫伤。共产党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要共产党应当自愿地向左派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此重新获得从前的盟友。

由于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7月陈独秀被解除了职务，铁腕人物鲍罗廷任命了一个5人临时小组，负责党的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周和他的老伙伴李立三、张国焘。张国焘的经历在以后的10年里同周息息相关。他出身于一个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别是江西省会南昌。这里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盛夏时节，当左派国民党开始逮捕共产党时，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人留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对当时周的工作作风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鲍罗廷打算返回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还未到达武汉。在这一交接时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产党纷纷主张武装起义。一切都取决于武汉政治局的明确指导了。然而，左派国民党这时正在追踪周。最后，他在武汉英租界鲁茨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国民党警察是不能进入这里的。周后来承认，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过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治宣传和直接从农村征兵，共产党现在可以获得1万名军人的忠诚了，尽管这些人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短短7年间，人数已增至5万多人，而且每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红军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从那里来信，力主举行武装暴动(10），联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农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议，不过他把目标扩大了，包括在广东省仍然是共和运动的精神中枢的东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两年前，周随同国民党东征军曾到过那里，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不多，农民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俄国的援助通过广东省边缘的汕头港可以很方便地运到。他相信，俄国的援助将是战斗中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他还说服了共产国际保证使这些援助兑现。

7月26日，周动身前往南昌(11）去组织前敌委员会。关于这次起义计划，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在他动身前夕，张国焘还向他简要叙述了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谨慎从事的观点。周只好解释了其他俄国顾问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南昌起义计划一点也不过激。

“你看着办吧。”张国焘说，并补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儿后，我见机行事。”周保证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紧张日子是决定周恩来发展的命运关头。他的行动敏捷果断。当他发现李立三领导下的一群共产党领导人仍在为起义的目的而争论不休时，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在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的僵局，赞成没收土地。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把他称为“暴动者”的时期。他的意见和外表也颇为威严庄重。

几天后，他身着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达南昌。他隐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这里，他和朱德在柏林达成的谅解得到了报偿。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未放弃国民党身份，也没向他的国民党上司暴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时，他是公安首领，左派国民党部队的代理指挥官，统辖南昌。他受命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商议起义之事。附近还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他们是两位对共产党友好的国民党将领。另外还有张发奎将军率领的以“铁军”闻名的第四军。这支部队里的许多军官都在黄埔受过周的教育，同情共产党。

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张将军本人。他既不参与国民党将领们的反共活动，也不偏向共产党。当这种势头上升时，周要求坚决举行起义，不惜冒着同张发奎将军发生冲突之危险。此刻，共产国际顾问们则让共产党同张将军加强合作，保护兵力；在进入国民党的这块根据地后，如果必要，再同他决裂。

但是，这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而据周估计，怂恿张将军脱离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动的年轻共产党领导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会，决定不再等待。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周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下这个战斗方案后，接着就到第20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表明整个行动计划。这一冒险行动是件好事情。贺将军—这位富有同情心的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了周的号召。他同意照周说的干。周当即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起义时间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然而，另一个方面又出了麻烦。周的同事张国焘从武汉抵达南昌，带来了一份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电报，干涉行动计划，要求推迟起义。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类玩意儿是畏惧三分的。

周采取纳尔逊(12）式的办法，打算违背这个命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采取立即行动，起义决不能推迟。不要管它。”张国焘还是倾向于等把张发奎将军争取过来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则热切地要求起义。周对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行动尽量作出了解释。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队已开始行动，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假如张将军开除他们，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与共产党领导派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不相符，”他说，对推迟计划十分生气，“我只好辞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张国焘把这一威胁视为“这次激烈会议的顶峰”。这些冒险者大多数都希望干到底。周像个任性的学生，已订好的请客计划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坏。

由于蒋在上海的背叛和罗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似乎从离开武汉的时刻起就对这次军事行动拿定了主意，而且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说服和诱导自己的同志来实施这一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应当是这次行动的设计师。张国焘是当时的参与者，他就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写下了详尽的回忆，赞扬了周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写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但是，他没想这么做。他很少谈论政治，极少召开委员会议，会上也从不讨论大政方针。”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也许他认为军事胜利才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东江地区扎下根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多数共产党要人的看法都一样，他们强调起义的必要性，把所有怀疑和反对起义的人都视为不可靠的人或动摇分子。这种无视一切就是冒险主义的根源。”

然而，张国焘并没当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敌委员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他向“冒险主义分子”们作了让步。他们决定当天深夜两点发起进攻。然而，天还未黑，他们又一次被迫行动。据悉，张发奎将军正向共产党逼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于是，8月1日凌晨1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满目弹痕的学校礼堂里，周正指挥作战。身旁是他的战友，他们都是留学欧洲的学生：陈毅、刘伯承、聂荣臻，(13）还有军事英雄朱德、贺龙、叶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述的是他们正聚集在司令部门口。画上的周站在其他领导人之中，显然他是在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毫无疑问，50年代的官方画家们认为周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

城里的战斗进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这时，周仍主张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国民党联合。他的士兵仍佩戴着国民党徽章。当命令革命委员会掌管这座城市时，市里仍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被任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未出席）。

刘宁，一位任命为起义的宣传负责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声明南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正宗分支，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刘对此不服地问：“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怎能声称是国民党的接班人呢？”

“我们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停了一会儿，周解释说。他十分珍惜从革命中获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继承性的东西。于是，周让刘起草一份社会主义的土改政策，没收土地。

这是周最得势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岁的周此时肯定成了显赫的军阀或国民党要人。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可以领导人民，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他甚至敢同共产国际作对，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敢的。如果南昌起义的结局好的话，周在中共高级领导层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证。

遗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回忆道，就在发出起义信号前夕，当他到司令部商讨军事计划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将军已表现得非常“坐立不安”，却还让他担任了左翼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然而，在起义军南下中，蔡却带着自己的第10师站在了敌人一边。周向同志们汇报说：

“蔡假借要向军官们讲话，于是召集起军官，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残杀了……第30团的团长和30名共产党员。其他我们的同志中只有一人侥幸逃了出来，安全返回，几十名同志则失踪了。我们在第10师的苦心经营全部毁掉了。这是我的过失，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张国焘火上烧油，指出：“周应当自责才是，因为他没采取预防措施。”不过，据张说，他当时并没有乘机利用周的错误大做文章。他告诉周，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上我们太大意了，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这件事被人所知，它将影响我们的士气。我们最好还是保密。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气馁，不能说你要受到责备，想辞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正视它”。周答应尽力而为。

张发奎将军曾给共产党提供过部分物资援助，而现在他则开始反对共产党。迫于军事压力，共产党只好同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周和叶挺径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头地区挺进。他们不仅要同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作战，而且农民们也不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水。疾病、开小差、叛变和敌人的进攻，使共产党伤亡惨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错呢？周肯定对这次令人沮丧的南下进军进行过反复考虑。由于某种原因，起义太迟了，未能利用3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时席卷全国的义愤，只是在武汉政府结束它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才开始行动。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联盟。对此，共产国际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它的指示是错误的，无用的。共产党不费周折就向农民及自己的部队传达了起义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点上对周大加指责。他写道：“周在其报告中，表明了党对部队的态度。他对党员们说：‘加入这支国民党革命军，壮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战斗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担任政治顾问的我们的同志们则应专心致力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14）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李立三同意这种观点。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8月7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9月24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但他未能如愿。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8周前的一半。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1927年11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15）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最终，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8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1927年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

重获信任（1928~1930）

1928年上半年，尽管周的身体已在香港康复，同新的领导人的关系也明显缓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忧虑。整整一年，他完全错看了蒋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经历了令人震惊的灾难。后来，他又自行决定挣脱了苏联顾问的束缚，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起义，但由于党的领导们优柔寡断以及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结果导致起义失败。周本来是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后其他人却受到了青睐。不过，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当年那位在女孩子面前面红耳赤的17岁的羞怯的小伙子，而今已成长为一名30岁的军人。他率兵作战，歼敌无数，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他的童年平淡无奇，也没受过这种军事暴动的训练，另外他现在还正处于灰心丧气的时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时的心境不佳。

关于他这时的行踪，只有两条线索。一种是说他到天津重建党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真实，说周到苏联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对自己说过:“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须到莫斯科去，在那儿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说过这些话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个月他确实在苏联，那他也是独自一人，因为邓颖超是5月才抵达莫斯科的。后来，他俩都参加了在那儿召开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出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外举行代表大会。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骚扰，却又处于苏联的监督之下，就连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产党处境不妙，党员人数下降使党士气低落，同国民党决裂后，也不知去向如何。共产党决心放弃马上消灭国民党的意图，集中精力开展农村游击战和城市地下工作。领导者们应该如何搞好团结呢？莫斯科会议上有好几个帮派或集团：工会主义者、像毛那样的农村化的红军领导人（毛本人没出席会议）、青年团、托洛茨基派及当时担任领导的李立三、瞿秋白与周恩来。人们原希望会议就南昌起义展开争论，谁知却开成了一次调解会议。三大领导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让，不要给新形成的争斗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机。这些派别由一些缺乏教育的农民和工人所领导。由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三位领导人对他们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