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一部 求索

多次收养（1898～1913）

在淮安，坐落着一栋雅致的上流社会的住宅。对一个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人来说，这里似乎不可能是一个起步的地方。然而，没落的周氏家族的绅士们，尽管他们在中国东部海岸那繁荣的城镇里挣扎着来维持自己的官吏阶级利益，当他们听到1898年3月5日出生的那个孩子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总理的消息时，却根本不感到惊奇。他们觉得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

今天，如果你到江苏省的淮安去的话，人们会带着你穿过一条两壁洁白的通道，进入那老式的却又具有新的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去。房子上面写着：“周恩来总理故居”(1)。这栋房子并不算大，仅仅一层，但那砖砌的墙壁却厚厚实实，那支撑着房檐的木柱雕刻得精致华丽，那传统的灰色中国瓦片昂首翘望着天空。

在这栋房子里，你可以看到周降临人世的房间，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卧室。屋外的院子里，有一小块菜地和一口古井。整个故居显得古老陈旧，在一个国家目前正忙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却俨然像座静静的小岛。按照当地的水平来讲，这栋房子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淮安县城坐落在大运河畔。这条大运河是过去皇帝们修建的一项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连接了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通过许多沼泽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苏中部变得犹如中国的荷兰。这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所处的位置。长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这里变成了一块非常富饶的土地。

在填写大学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栏时，周恩来写道：那是在“民国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2) —一个令勤劳的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国，周为了巩固这个共和国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出生时，一个旧的世纪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经历了犯有时代错误的清朝皇帝统治下的最后几年，而这个清朝皇帝则是一系列统治中国的皇帝中的最后一位。(3)

周的家庭长辈们是一些有修养的、遭受了艰难时世磨炼的绅士。他的国家竭力让人们知道，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海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文明的国家走向了衰落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它的领土，强迫它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王朝统治者们却对此一无所措。

周的父亲—贻能（1874~1942），有着玩世不恭的特点。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但却是个开朗的人。不过，他对长期在中国实行的崩溃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满。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县官职位，而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儿子出生时，他才不过24岁。孩子取名为恩来，意为“恩惠到来”，是用以对孩子的来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贻能徒劳地期待着，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职位。当周恩来几十年后成为总理时，他常常十分严肃地这样回忆他的父亲“一个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时也称30美元(4)。

这位父亲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在几个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置生活的压力于不顾，对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饴，以喝米酒和吟颂一本诗集来打发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里，墙上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从这张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老式大袖衫，神态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却流露出安宁的圆滑老练。

如果周的父亲当初“成功”了的话，周或许获得的会是一种完全的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正如事实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破产的官吏家庭”里；或用他的中文传记之一的话说，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财产意味着什么，并且也更进一步感到了什么是不公平。在中国的属相中，周是生于狗年，因此，一个算命先生认为他是个具有潜力的正义的斗士—谨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却固执，是个爱挑剔错误的人。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1877~1907），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出身于一个杰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娴熟于中国传统的交往。家中房间里的照片显示出她的热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几乎容易感觉出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并不是通过受教育发展而来的。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她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伤或许使她失去了对孩子的兴趣。

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主张南北议和。

周的童年并不具有典型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孩子所过的平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当还是个几个月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被过继给了叔父贻淦，因为贻淦病得很厉害，唯恐无嗣。这种收养并不意味着要搬迁远去，他的许多叔伯都与周的父母同在一个院落内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愿望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非凡表现，即保证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过男性后代继续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治好恩来叔父的疾病，而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对去淮安参观的人们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出于这一动机的话，那么此举是未奏效的。

一位中国作者评论了这一情节是如何表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解除无能为力的父母所肩负的重担的办法”。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位生父的不负责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亲的去世而产生的悲痛，使她变得不能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对孩子加以照料。这些表明，周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留养在家中。

根据一种说法，童年的周是屡遭不幸。他被收养后不久，其继父便死了。他当时还只有1岁，由守寡的养母带大。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他承认自己有两个母亲，而这使一些传记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养母陈氏没有受过教育，(5)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暴烈脾气，使她不可能让人来教她。她没有读过书，因此她的一些才艺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务，诸如做饭和刺绣等。但是，她却强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威，通常以严格的家教来对孩子们进行约束。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胆敢坐着不动；当她发脾气时，没有谁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带微笑提些谨慎的建议或尽力使她消气。她肯定对恩来有着偏爱，她思维敏捷，据说她能在与当地佛教法师的辩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那些抗暴起义的古代传说。在她的身边，听着这些故事，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而这可能使他反抗家长专制的梦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对他了解这些故事的程度及这些故事仍能够使他激动不已而感到惊奇。“我感激我母亲的指导，”他这样说，“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过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妇女，则是那个家庭奶妈。她非常喜爱他，常常告诉他有关周家大门外农民们过着的艰苦生活。她详细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起义、惩处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故事。

当周6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时来运转，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张彩票，得了1万元的奖。他们有了这笔钱，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这里离大运河约有10英里路远。在这个地方，她厮守着一个古怪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贻能（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以及周的养母。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在淮阴，周进入了他外祖父(6)留下来的大藏书室。在这3年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

这是他这段生活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奖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命运而不断下降。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饥荒和经济萧条的严重破坏。周此时才9岁，却不得不经常往当铺里跑，并到亲朋家借债，然后从药店里买些药回来给他那痛苦的母亲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于1907年离开了人世。

正像周恩来仅仅不到1岁时就“失去”了养父一样，当他现在才10岁时又失去了两个母亲，因为他的养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他分别从两个母亲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他从生母那儿继承的是身体方面的东西，而从养母那里继承的则是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两个母亲中的位置。“我婶子，”他后来解释道，“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亲。在10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她，甚至一天也未离开过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两人都去世为止。”

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无疑这是他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亲属(7)伤感地回到了他们原来在淮安的家中，生活变得更为贫穷了。只有诚实厚道的老奶奶继续留下来照料周和弟弟们。他再度开始往当铺里跑，被迫负责在院子里种点菜以养活家人。

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为有抱负的年轻人开辟一些途径。此刻，周的其他几个叔伯开始对周产生了兴趣。据说其中有一个在回淮安探亲期间同周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让他到北方去。根据另一种说法，是周主动给他的两个叔伯写信的，而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其他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即周“说过以后便出走了并一直走自己的路”。

在12岁那年，即1910年春天，周离开了他那绿色遍布的家乡，来到了遥远而干燥的北方。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日本对它长期投以贪婪的目光。这两个当时在满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现在的辽宁省。(8)周首先住在铁岭，恰好这时他父亲也在铁岭，他同父亲住在一起。贻谦在一个税务所工作，他乐于给侄子讲清楚国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周开始阅读有关历史上革新者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梁启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宫廷的镇压。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扎过辫子。我满脑子旧思想、旧东西，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一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几个月后，周进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学读书。他的伯父贻赓没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领走，让他在奉天（今沈阳）进了一所更好一点的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靠近沈阳老城的东门，作为传教士赞助创办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显得更加进步些。在此校3年间，周在书法和国文两门功课中均属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为全区的范文，还有一篇被选入一本集子中而发表并参加了评展。

他采用一些办法来对付学校中的那些恃强凌弱的学生，而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了这一战术，与那些受欺负的人结成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条联合战线，以反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然而，同样的一个朋友却把他描绘得“害羞”，特别是当他被点名站起来朗读课文的时候。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十几岁的青少年周，现在已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开始与其终生的世界观相接触。他的身边现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长辈。在家接触的是他过去远离的伯父，在学校则是他的新老师。历史老师高(9)给他介绍了一份激进的刊物，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政治见解和令人兴奋的民族主义语句。周开始了解到达尔文、米勒、卢梭及宪法保障下的人权概念。通过阅读有关康有为的文章，他脑子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梦幻，追寻共产和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他的同代中国人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热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颇有头脑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毛泽东。

这些年轻的革新者—包括周，他们的靶子是当时的政府对大众愿望的置若罔闻、中国施政的专断蛮横、当政者对欧洲几个世纪来都已公认的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视、妇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后的女人裹足陋习，以及对智力活动与教育的极为严格的束缚。

周的老师通过向他介绍著名的《新民丛报》，给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这个杂志中，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这两个老师为周恩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起谈论早期革命者的殉难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学们潸然泪下。

周在东关模范学校就读的第一年，一个偶然到来的机会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的大门时，历史老师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辫子，或者叫“猪尾巴”，蔑视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辫子的满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辫子，加入那些从异己的清王朝习惯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团和派别，各自追逐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孙逸仙）是1912年创建的国民党，其政纲是使共和国实行议会制。周后来在这一阵营内度过了几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于周来自鱼米之乡，那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因此，他发现中国北方显得萧瑟奇异。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比他个子高，体格也比他壮，所以他们称他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蛮子”的意思。他们以高粱、小米为食，而见不到他曾常吃过的大米。“我1910年来到沈阳，”他后来回忆说，“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我刚到时，我扎着一条小辫。我的身体之所以现在还这么好，应该感谢沈阳的高粱米和从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

“在满洲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周回忆说，“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个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归因于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中国的这两个“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从而更能够理解并敢于领导这个幅员辽阔并且变化万千的国家。

1911年，有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仅在6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的一个战场遗址。他这个朋友的祖父气愤地讲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国人。据说，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周于1913年即他15岁那年，毕业于在沈阳念书的那所学校，沉浸在一片鲜花的告别之中。周给一个朋友题写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10)这个特别的男同学很幸运地生活了以后的40年，他拿着已经破烂的字条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以证明周总理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年的掌权人，周重新读了他青少年时所写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条。他可能对他在1913年写的带有沙文主义急躁情绪的这种纪念物并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据说他很快把这个字条藏到一个没人能够发现的地方。

60年代，在一个很少公开的有关他的家庭的参考资料中，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半个世纪没有回去访问过他的家乡，尽管周已经“把我家的房子捐给了政府”。他的婶母曾不太合适地指出了“我出生时的地方，事实上她并非真正知道”。江苏省委坚持要保留一间房子作为纪念……“介绍这种封建的思想会有什么好处呢？这难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再说这还牵涉到一些祖坟，尽是些没必要的东西，请采用深葬法了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从淮安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对这位当地英雄持有纪念的兴趣。

他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送给了他的养父母。接着，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便开始痛苦地料理两个母亲的丧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每当他谈到家庭的早年破产与应酬门面及自己在中年时对老父亲在经济上的保守行为时，总会流露出一种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周把这些经历作为从事革命事业的基本磨炼。他的父辈们终生悔恨那已消失的过去，但对日益逼近的未来却永远是那么的困惑。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激情，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

就学津门（1913～1917）

周15岁时，便开始自己操心上学的事。在沈阳时，他住在四伯父周贻赓家中。1913年，周贻赓工作变动，调到天津，在长芦盐运司催运科当科员。周恩来随伯父母一起迁到天津。周贻赓没有子女，周恩来同四伯父、四伯母生活在一起，住在天津河北区的三间平房中。由于天津的学校中有英语课，周恩来先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然后考入天津的南开中学。

周的志愿是南开中学(11)，这是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学校，以不墨守成规著称，而这却引起了他的叔伯们和他父亲的担心。但是，由于已通过了入学考试，周不顾长辈们的意见而注册入学。

天津，一个旧工业城市和商业港口，对中国的未来完整来讲，它充满了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大量外国人住在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地区内，叫做“租界”，另外还有残暴的军阀统治。南开可以为促进周的天才和理想得以发挥和实现提供一块合适的阵地。他所经历的封建家庭生活的衰落，使他有条件接近激进主义。现在他的那些想法有了实践的机会。

1913年夏末，周到南开中学报了到。此前教过他文学的老师为庆贺这件事，写了五首诗赠给周恩来重返南方(12)。

南开在对待学生及其观点方面，采取的是自由甚至是民主的做法。然而，该校的学术标准是很高的，考试往往是很难对付的。校长相信应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发展他们自己。他同情周希望在经济上独立的想法，因为直到这时周还在依靠自己的伯父给予经济援助。(13)但是，伯父的收入后来也花光了，学校的学费又高，周在天津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干点活，如抄写点东西、为学校刻刻蜡纸等，以便挣点钱。

周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周当时只有一件蓝色棉上衣，他每个星期天把它洗洗，晚上把它晾干，然后星期一又穿着去上学。

根据周入学考试的成绩，他被分到五班。(14)但是，由于他的良好背景及他给人的印象，学校允许他直接进入了四班。当他进入四班的教室时，唯一空余的位置是挨着一个叫吴大个的非常高的学生，周不得不与他同桌上课。南开的学生们和中国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常常根据他们所来的地区形成一些小团体。吴是一个摔跤冠军，是东北小团体的领袖，这个小团体比起其他小团体来，显得大而热闹。吴后来讲道。

当下课时，周向他的邻座介绍了自己。

“喂，吴，你在哪认识了这么一个英俊的男孩？”一个东北学生说。

“还穿着一双非常好看的袜子。”另一个补充说。

当时周的确穿着一双红蓝相间的袜子，对此那些东北学生明显觉得挺好笑，这使周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起来。姓吴的那个同学带着自己的新同桌到处转。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那些东北同学总是逗弄周，说他穿花袜子，还说他穿衣整洁。但后来他们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周和吴一起去上课，当他们再次逗弄周时，没想到他身边的新保护人吴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那帮学生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了。但是，周在宿舍里还是受到欺侮。“他们奚落他着衣讲究。”一个与周年龄相同的人记得当时的这一情况。

周渐渐地与吴形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一起吸收了6个结拜兄弟。周的另一个伙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叫马骏，是个穆斯林。他后来在天津作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与周在一起亲密工作。

然而，在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对周的进步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而是校长张伯苓博士。这位杰出的现代教育家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周产生了兴趣。当他几次看到周在一小时内完成了要求两小时做完的作文后，他发现了这个男孩的才能。一种相互爱戴和尊敬之情在他们之间逐步产生，而漠视了政治界限，因为张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跟着几个不尽满意的父辈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后，周把张校长当做一个可靠的权威和向导，以至于当他第一次离开学校时，他竟把学校管理这一行作为自己选择的职业。

在南开中学的第一个学年里，周写了一篇文章，激励同学们尽可能地为国家而努力学习，肩负起中国未来的责任。这是一种保持了周恩来特点的信仰和爱国热情的混合物。他加入了讲演会，参加和其他学校的辩论。为了使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他通常在其他同学都入睡后，继续工作到深夜。

所有这些都减缓了他的经济问题，因为他的一个老师推荐，鉴于他家庭经济困难和他在学校的优秀成绩，他应该享受免费。第二年，他成为学校的免费学生。当时的学费是一年36元，另加24元的寄宿费，还有每月4元或5元的伙食费。周的生活作风是简朴的。“我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最后两年期间，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帮助。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作为校长的张伯苓还热心于戏剧。不久，他把周也拉入了学校的舞台演出活动。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常常由男生演员创作的剧本，不仅是为了娱乐，同时也是为了受教育。他们意欲使观众从中发现民主的真谛，科学的思想，妇女从传统的社会地位中获得解放及破除迷信等。在封建习俗中，他们试图打破—但是还不能打破—这样一种说法，即女人不能与男人一起同台演出。因为在莎士比亚的英国，男孩们不得不志愿扮演女性角色。由于周长得好看，声音尖细，以及他巨大的魅力和沉着冷静，他明显是这类角色的候选人。因为周志愿演了一次，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样在《一元钱》《一念之差》里扮演了更朴实的女角色。

周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值得自豪的是当《一元钱》这场戏1915年从南开转到北京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他长得如此潇洒，以至于他可能成为电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兴趣使他向那方面发展。

他的家庭显然认为让他们的孩子降低身份去扮演女角色是件伤风败俗的事情。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瞧不起表演这一职业。演员终究没有资格参加行政公务的考试，而行政公务却是通向社会名望之门。

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生涯中，他运用这些舞台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开展辩论的艺术是绝妙的，”周的一个同事观察到，“包括不时故意装出的语句不连贯和不流畅—但却能说服每个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他演剧时，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使他的观众也都跟着他笑，跟着他哭。这才是在演戏！”

周约在30年后曾回母校(15)看了一场男女共同表演的戏剧，他低声对他的老校长张博士说：“老师，时代真是变了。现在男生和女生可自由地加入同一场戏进行表演。我记得我们在南开演出时女生是不能登台的。”

老师的反应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从前的学生，咧嘴笑着说：“你知道，你仍然能够化装上去进行表演。我敢肯定，你比现在台上演出的那个姑娘演得要好。”

当周成为中国的总理时，他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尽情地表现自己对穿着的喜爱。他在访问国内的少数民族和一些邻国时，总是穿上当地的服装，并且有一些他穿着纱笼和其他服装的图片。另外还有一张他试着戴上华丽的巴基斯坦头巾的快照，他在这张快照中显得幽默诙谐，富有表情，使他能够获得许多镜头。

1914年年初，周和两个朋友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的新社团，取名为“敬业乐群会”。这一想法是为了使大家互相传阅书籍，组织讲座和研讨会，鼓励同学们进行交流、结识朋友（而在这一点上，对周本人来讲还是很害羞的），以弥补课程表安排的不足。在乐群会的支持下，周帮助了那些比他自己更体弱、更害羞的同学，也提高了他自己的社交自信心。

乐群会创办了会刊，取名为《敬业》，共出了6期，周用“恩来”“翔宇”(16)（小时候的常用名）及“飞飞”（意为飞翔）等名字为会刊写了大量文章。在周担任主编的后几期刊物上，他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其中，他抨击了中国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孟思想，表现了他的进步观点。1914年，他在该刊上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

这两首诗的古典喻意是如此浓厚，以至于只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逐鹿总是引起朝廷之战或个人最高权力之争，而博浪正是历史上一个爱国者试图谋杀一个异族皇帝的地方。(17)周的诗采取的是隐喻手法，表达了对封建的军阀政府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痛恨。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他接管了共和国的革命，在北京作为总统统治着中国。

在所有这些脑力劳动过程中，周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做些体育锻炼。根据记录，他曾在跳高项目中得过第三名，是班上篮球队的队长，还代表班上参加过排球比赛。但是，他却从来不能胜任5英里的长跑。

他继续赢得了作文比赛的名次，其中包括在第三学年里参加的全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他与高年级的同学们竞争，在800多名学生中获得了第一。使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文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为打草稿所烦恼。

同时，他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了解一些激进的革命观点。他欣赏一家激进的上海报纸和非常民主的天津《大公报》。他已经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并阅读了一些英文作品。

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晚上和周末进行的。由于当时没有图书馆可供借书，他不得不节吃省穿来买他需要的书籍。一次，他看见书店里有一本司马迁的《史记》，便立即用下一顿饭的钱把它买下来。回到学生宿舍后，他爱不释手，向其他学生讲述书中的一些故事，使他们也产生了兴趣。

另一个记述表明，他广读博览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同时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他曾经阅读过1915年第一期的北京《新青年》(18)。他开始为学生报刊撰写新文化、民主与科学方面的文章，并强烈要求振兴中华。

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地谈论着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从中嗅出革命的气息。周在这些情况下常常发表激昂的演说。当总统袁世凯在1915年不得不接受军事强国日本提出的赤裸裸的带有侵略性质的“二十一条”时，周在当地公园发表演说，强烈抗议这一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接着，当袁第二年自封皇帝时，遭到了周的愤怒讽刺。

作为仍然在中国横行的旧武装唯一严肃认真的现代对手，孙逸仙（孙中山）为青年一代反对旧政权提供了斗争的焦点。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备受孙博士的国民党的影响。

为了掌握演讲艺术，周在自己创建的乐群会里进行练习，后来被选为南开中学辩论队的头头，这个队在与天津其他中学的辩论中成功地获得了胜利。

1916年5月，周再次代表班上参加了作文竞赛。他写了一篇痛骂反动军阀政府的文章(19)，其中列举了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辩。他在该文结束时说道：“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睹，实不啻作法自毙。”他的文章获了奖，评判者在他的证书上写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所读过和学过的东西，能加以理解并掌握其实质。”

在这一年里，他克服了早期对自然科学的反感情绪，文学这门功课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几何、数学也名列前茅。他的中文书法再次被评为最佳。

下面是一首周与好朋友张蓬仙分别时所作的诗篇。张与周一个班，是敬业乐群会的共同缔造者之一。周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与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情感和热情。当张1916年离开南开中学，经由东北故里去日本时，周提笔惜别写下了几段诗。

在这首诗中，革命思想居于友谊之后，但事实上诗文提到了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提到了他们的责任。但是，周的愿望非常富有人情味，他觉得一旦责任尽到了，两人便应该在田园处找个宁静的地方去分享幸福。

周看来也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与自己的笨拙相比，他羡慕朋友们的轻捷。我们可以断定周认为自己正处于一个筑巢在繁茂的枝叶下栖息的“乌鸦”之中，而令人嫉妒的“孤雁”此时却在空中飞掠。更有可能的是，尽管表面上在考试和竞赛中取得了成功，并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周在18岁那年仍然感到自己还不那么成熟，总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缺乏拼冲和抓住他人的想象力的勇气。

1916年9月，袁世凯死去了，这样军阀们便开始商讨如何进行割据的事宜。周在南开最尊敬的老师中有一个写了一首诗，痛惜民族的生存正断送在少数人手中。周写了一首政治评论诗：

在1917年的毕业生评语中，周被举为全校文科考试第一名，甚至在理科方面成绩也名列前茅，数学成绩优秀，并在课外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他的书法也得到了表扬。他于1917 年6月26日毕业，平均成绩为89.72分。

周在南开中学度过了幸福愉快、激动人心、颇有意义的4年。但是，自从清王朝逊位之后，政府仍然是越来越腐败。国内到处都是混乱，而外面又充满了外国的威胁。周抓住一切机会来加深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运用西方理论家们新的、陌生的方法论来加以分析。他对一些地方事件和即发事件进行政治和社会评论的技巧首先是在南开培养出来的。他对同学们及其他人大讲中国需要搞工业化、实现统一，唤醒民众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和使社会关系现代化，甚至讲到了不经父母允诺的自由婚姻。

尽管周具有学校辉煌的评语和优秀的毕业成绩，但周本身却并不是一个中国意义上的真正学者。埃德加·斯诺后来把他描绘为“学者转变型的造反者”，但是许多同胞称他为“半知识分子”。尽管他喜欢辩论，但他对理想的态度却是功利主义的，把它们看做是社会改良行为的工具。他在南开的4年奠定了他后来所坚持的学术风纪的方向，而他又充分地加以开拓，用来指责那些后来成了学者的人。但是，他自己仅仅是个实施者，而不是这些思想的发明者。南开使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加之他与许多人结下并持续了多年的友谊，周总是带着怀旧的情感来回顾南开中学的往事。这种怀旧感流露在他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诗中。

30多年以后，周回到母校向南开师生发表讲话。(20)作为一个新的共产党政府的总理，他向这所中学作了《我的母校》的演讲：“要知道我们所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但是，我却获得了一些知识，锻炼了组织才干。”在另一个场合周总理略带礼貌地谈到了他的感激之情：“我仍然感谢南开中学所给予的带启发性的基础教育，这一教育使我能够进一步追求知识。”已经成熟了的周几乎不可能对与资产阶级和美国有联系的南开有厌恶之感。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他不断提及自己对许多南开伙伴和老师们的笃实情感。毕业3年后，他在法国碰到其他南开校友并向他们保证退休后用全部时间来写传记。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许多艰难时刻甚至当中国同志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时，只要周与他尊敬的校长张伯苓在一个城市里，他就给他打电话。同样，他有一个在往东北去的铁路上当火车站站长的同学，只要周路过那里就给他挂电话，而不顾被发现的危险。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和张博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周却继续尊敬他十分感激的这位老师。1949年后，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周在国家教育部门给了张一个高级职务。(21)但是，张的正直诚实也不亚于他的学生。他拒绝了。

令人感到朦胧的是周年轻时在南开的感情生活。有个流传的故事说他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来自东北的同班同学，并偷偷地与她订了婚。但是，这个传说一直未被证实。尽管周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体育锻炼及政治活动上，但却难以相信像周这样精力充沛、感情丰富、英俊潇洒的青年人能够回避女人的友谊。我们可以肯定，正如周的同学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他在中学时代对具有浪漫色彩的感情是很害羞的，或者他当时在这方面是最谨慎的。总之，他是个具有判断力、具有主见的人。他那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不仅使他在与别人处理关系时显得能力薄弱，而且一旦和别人相处了，他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

东渡日本（1917～1919）

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同学好友，现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于周恩来早年想进入美国学校的愿望遭受了挫折，在19岁那年他便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像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3个在日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起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诗：

在这首诗里，周恩来决心终生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18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待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1917年9月到达日本。(22)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待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4000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做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进行赞助的那些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周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做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扬扬。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唯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待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日本的敌对，促使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新中学会，相集研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把中国从这两者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周参加了这个学会并为该学会撰写宣传稿件。1918年5月，中国学生在神户一家中国餐馆秘密集会，抗议日本让中国政府派军队去西伯利亚的要求。集会被警察驱散了，而中国学生中的“返乡”运动却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力量。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次，当地警察署长在讲话中使用了侮辱中国的语言，为此中国学生宣读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议书，使该警察头头不得不赔礼道歉。周作为集会的3个组织者之一，亲自作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演讲。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低潮的时候，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受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欢迎。周和大家一样，无比喜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及他的同志们的消息。

正如周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艰难困苦现在又一次缠绕着周。吴此刻在京都学习，他仍然从那里给周寄钱，但周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他放弃了吃肉，停止了试图获得正规学生资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时间均用在阅读和帮助其他学生组织会议上面。

1918年，当秋日来临之际，周感到丝丝凉意。这时，吴邀请周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块儿。吴由于获得了两份生活津贴，再加上有一个聪慧的妻子，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并且按照学生的生活标准，吴过得非常舒服。“你和我们待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这样我们可以抽时间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学的事情。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那里的。我已经问了你好几次，但每次你都说不愿意靠朋友过日子。然而，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吴的其他信都未能说服周，但这最后一封信感动了周。他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热泪盈眶地扑进了他中学时的老朋友吴的怀抱。

吴和他的妻子与其他两个中国学生共同住在一栋租借的房子里。周现在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自己的任务。有时，当吴氏夫妇回家太晚时，周便给他们做晚饭。吴不时带回来一瓶酒，他们便一起来欣赏周的烹饪手艺。正如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周不介意他的伙伴们把这称为“女人的事情”。吴给周讲他听过的课，而周给吴讲他读过的书。

和在东京一样，周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进入大学。他填过一份申请书，选修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并仍把自己的地址写为东京菏田。不过，这份表格事实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确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儿受益匪浅，因为从1919年起周便成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的读者。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响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杂志。令人惊奇的是，他却从未见过这位学者。周让吴介绍一下这位学者，但吴却不愿意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怕自己与他的南开老朋友在意识上的不同会因此而变得更大。吴已经后悔把自己的《资本论》一书借给了周。吴正寻求一种对中国的俾斯麦式的领导，吴认为俾斯麦是权威的政治家，这样的人能领导国家强大并使之向着现代化迈进；而周却相信只有对中国人的头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使中国发生必要的变化。一个实行“铁血政策”的强人在一个没有普通人民进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国加以改变的。

吴的妻子经常在这两个老朋友的争论之间进行调停。有一次，争论发生在吃饭后，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拯救中国。由于争论得比较厉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喝，在争论的高潮中竟有点失态。“光靠强硬的领导，”他断言说，“是不可能挽救局势的，必须拥有坚定的追随者来支持领导，必须逐步地对年青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农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使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不进行革命，中国便得不到拯救！”

这时，吴倾过身来从他的朋友手中夺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坚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叫道。

就连吴的妻子也插话提醒周说：“恩来，你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不要喝得太多。在你来这里之前，吴十分担心你一人孤独地待在东京。他说，甚至在南开时你就爱喝酒。”

据吴说，周当时的反应只是静静地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乱东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给他的主人们带回一束鲜花，尽管他当时实际上已是身无分文。“你怎么能真的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生气呢？”吴后来说道。还有一次，当吴从喝醉了的周手里把酒瓶夺走时，周冲回自己的卧室并把自己闩在屋里面。吴发现周为自己没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语还不是太好，影响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动显得单调孤独。

1919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国的准备，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国已经开始的国内斗争。在樱花第一次盛开的节日般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周前往京都两个著名的公园，写下了4首充满感情的非凡诗篇。这些诗是用自由体写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写诗曾用过的古诗体。他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地表露过自己的感情，以后也从来再没有写过如此外向的诗篇。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光芒，抒发了自己发现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这就是第一首诗中所写到的“一线阳光”穿云出。

周当时愿意谈及这个神秘的女士吗？如果愿意的话，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诗当中，《圆山公园》一诗表现了一种纯浪漫主义的风格。以上3首诗均写于4月5日。第四首诗写于4天以后：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期间，周承认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也具有某种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见到了一点光明”。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在周的诗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繁荣发展，封建主义正在走向枯败。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23)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作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唯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1971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1955年，当周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唯一能说的日本话是Konnichiwa，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周于1919 年5月离开了日本。(24)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30美元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中占据了数年的支配地位。成千上万的学生反对政府和驻京各大国的示威运动受到士兵和警察所规定的线路的限制。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更强烈的抗议，几乎使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聚集起来，迫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在天津的抗议运动领导人中，有一个是位年轻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当时年仅15岁。另一个是位杰出的穆斯林，叫马骏。马和他的其他南开朋友对21岁的周于1919年春天重新出现在过去在天津待过的地方而感到非常高兴。在一个大型的茶话会上，周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当马向他简述学生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时，他才知道他的老校长张伯苓博士已成为新的南开大学(25)的校长。此刻周与张之间的友谊已变得很不正常，因为张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领导人，他试图把自己的学生从街头政治中引开，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他所希望的、不久将在中国实现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胜任的公务人员，而革命者周却拒绝接受这种渐进主义。不过，他们却仍然互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