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天哪，你还在这里等呀！记者招待会的地点已经变了，我们已在内阁大楼举行过了。很抱歉，非常抱歉未能通知你。不过，我可以肯定，总理将会单独与你会晤，以此来进行弥补……”
尼泊尔礼宾官身着宽松的白衣裤，头戴高高的白色帽，把我引向一簇刚刚来到拉那宫的人群旁。渐渐地，人群闪开了，从中显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瘦小而又虚弱的身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形。按照原计划，周1960年对尼泊尔的这次访问将在他的下榻处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下榻在古老的拉那宫，距尼泊尔王国首都加德满都3英里开外。我到尼泊尔去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采访来访的中国人。不巧的是，在他们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要替我的杂志干些其他事情，所以没接到记者招待会变更地点的通知。
因此，按照约定的午夜时间，我单独前往拉那宫去参加记者招待会，结果发现那里空空荡荡、寂静无人，只有两个持枪但却熟睡了的哨兵。我战战兢兢地从他们中间跨过去，谷仓般的大厅里见不到一个人，出现在眼前的只是布满地毯的烟蒂和鸡骨。没有中国的采访者，没有尼泊尔的官员。
而此时此刻，我却面对着62岁的中国总理。尽管是由于尼泊尔人的过错而不是周的过错使我失去了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机会，但周却欣然接受了单独会见我以示补偿的建议。当时已过午夜许久，中国方面的随行人员已到各地访问了几个星期，预订第二天清晨黎明时分起飞回国。他们人人都感到疲倦了，然而周的随行人员中的十几名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却站在那里等待着这个未被列入计划的会晤的结束，然后他们才能去睡觉并为他们的启程作准备。他们中的一些人眼睛盯着我，带着一种不露声色的愤懑感。
但是，周却不是这样。他跟我谈了40分钟，却显得谦恭耐心。我感到有点尴尬，便把提问限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如周的这次访问如何改善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并希望得到简单的回答。但是，周却进行了极为详尽的阐述，一个一个地讲到了他这次所访问的国家。这又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其中包括翻译占用的时间。实际上，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所讲的话与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因此，我的单独会晤并没有获得很大的价值。
如果只是周一个人在场的话，我将借他这次邀请的机会多提些问题。但是，由于陈毅不停地交换着左右腿来支撑他那相对而言较为肥胖的身体，再加上那些年轻些的随行人员斜着眼睛望着我，所以我便决定到此结束。然而，周却还没讲完。他继续往下讲，好像时间还很多似的。他问我是否去过中国，是否知道蒙哥马利将访问中国，以及我是否也愿意去中国，等等。
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了。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设法进入中国，但却未获成功。
“欢迎你！”总理突然用学生式的英语说道，并扬起他的双臂做了个表示欢迎的姿势。
中国官员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好像在说：“终于结束了！”我激动地走出拉那宫，闯入了喜马拉雅山那寒冷的夜空之中。这简直是一场梦。周善于使事情看起来像梦一般，但却不大善于把这些梦变为现实。我后来给他写了几封信，但却从未收到过有关邀请方面的信函。只是过了数年，在蒙哥马利访问了中国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中国访问。但是，周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依然历历在目。他注意尽可能全面地满足我的要求，毫无傲气和任何架子。他的行为近乎卑微，但他的助手们对他的恭敬态度却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政治权力的强烈影响力。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相当多的中国人在挨饿，俄国人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经济专家，中国统治阶层两个权力大于周的人物之间难以缓和的矛盾似乎在加剧发展，中国又感到自己正被敌对的美国军事力量所包围，并且尼赫鲁在中印边界争论问题上不愿进行妥协。然而，40分钟的时间内，在繁忙地工作了一天后即将结束时，周却令人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似的，只注意倾听并回答我的提问。而这些问题是别的记者曾向他多次提出过的。这一天是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庭，在外面连续工作了许多天后的最后一天。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种感觉偶尔也因像尼赫鲁、肯尼迪等权势人物的影响而出现过，但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周几乎给每个见到过他的人都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周体现了旧时中国那些文雅、礼貌和谦逊的品质，然而他也用这些品质来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把引起暴力作为自己政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人们都对这位温文尔雅的总理感到困惑不解。他的言行举止温柔和蔼，然而，为了使他的国家能迅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封建主义进入现代社会，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却显得冷酷、好斗，甚至是不可理解。这个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曾表现出良好理智的人，为了杀一儆百，也曾下令处决过叛徒，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人革命的第一次浪潮中容忍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
周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大陆欧洲对他的才华和智慧有着一致的印象。《世界报》《革命者》等报刊均用大标题把这些表面印象归纳成文。亨利·基辛格发现周是他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三个人物之一”，称他“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哈马舍尔德说周是“目前为止我在对外政治领域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物”。在法国外交部长E·马纳克看来，中国的这位总理是“一个完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表现虽然略显不同，但他们却都有同样的感受。白修德发现周是他遇见过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面前，我的不信任感几乎完全没有了”。但后来，白修德却改变了他的看法，把周与1949年后共产党机构所实施的统治等同起来。因此，在白修德的脑子里便出现了另一种看法。用丹尼斯·布拉德沃里的话来讲，周“或许是他们当中最好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比毛主席本人更富有弹性的革命者，以及一个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讲更为危险的长期的敌人”。
这种人最初是如何获得了改造自己的祖国并使之民主化的动力的呢？这是有关周恩来的第一个大问题；而他如何渐渐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改造的媒介则是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大问题是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使他人身居最高的位置，而自己却拒绝这种地位；第四个大问题则是，他为什么继续支持自己过去的对手毛泽东并跟随其后参加狂热的、毁灭性的1958年“大跃进”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与毛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比，周显得更为开明，更加信任人民，对世界历史了解得更广泛，出访过更多的国家并会见过更多的访问者。但是，在这个面带笑容的领导人和颇具魅力的外交官形象背后，一个真正的周却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深刻认识。
在加德满都的那个4月之夜，当我离开拉那宫时，内心怀有一种良好的感受，即周恩来令我感到更加具体一些了。我羡慕他的魅力与技巧，后来我继而对他的机智、敏捷和远见感到惊讶。这种好奇心导致了20年后我对这个人及其一生工作的刻画与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