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三部 大权在握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握手言欢。无疑，他希望斯大林能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产主义行列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忘记过去并赞同翻开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13年后，他回忆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高曾经在长征结束时把毛迎入陕西并使后者免于磨难。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间，高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高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领袖人物。高并没有公开谋求毛的党的主席职位，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和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所有这些恐怕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毛后来说，斯大林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赫鲁晓夫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个星期前，高岗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报告的译本说，高“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做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认为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2)

赫鲁晓夫是对的。毛在访问前没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对他已有好感，谈判的结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这一原因，高在东北的表现和行为一定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毛必须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对付这个危险的竞争对手。

在毛访问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两天去了列宁格勒）内，中苏双方都令人惊异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寿辰时，毛重新出现在宴会上，之后又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宴请。然而，他们彼此都发现很难谈得来。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对中国的新统治者一直忧心忡忡。“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问身边的同僚，“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斯大林怀疑毛有狭隘的农民观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红军建立在孤立的基础上而不考虑无产阶级。由于毛在国民党无力防御上海时，对占领该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确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打下上海？”他问。

毛答道：“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这个回答只能加重斯大林的怀疑：毛考虑的不是进入上海并获得当地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唯恐供应城市食品的工作会妨碍他在全国其他地区同蒋的斗争。

当后来斯大林重温这段争论时，对他的同僚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最初的会晤一结束，怨气便自谈判中涌现出来。斯大林连续几天不想见毛，而且正如赫鲁晓夫所言，“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谣言传开了，说毛很不高兴，他受到禁闭和忽视，假如这种待遇继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于是，斯大林为他摆了另一次晚宴，以稳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长住归结于下述事实，即他在莫斯科经常患病，身体虚弱无力，无法在会议上讲话。

至于斯大林，由于他要求在华享有和中国过去被迫给予西方人的极为相似的特权，因而加重了毛的忧虑。例如，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来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他还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这两个建议极易让人联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同斯大林的这些会谈，毛牢牢地记在心里。八年后，他在家里告诉他的同志：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那时有两个“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国的都不准住在那里……

1957年毛在另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在俄国首都的寒冬里过了毫无收获的一个月后，毛把周恩来从北京召来以收拾谈判的残局。两个最高级人物能够面对面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神话破产了。结果，毛在中国的威望降低了。三个星期后，1950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一份友好、互助和结盟的条约在为此而举行的仪式上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俄国在5年内向中国仅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和其他经济协定。用斯大林为东欧各国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国为其亚洲盟国所做的一切来衡量，任何人都会清楚，斯大林对待中国明显地吝啬。

中苏还对即将发生在朝鲜的事件进行了讨论。显然，当时尚未认识到这一事件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就北朝鲜领袖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征询毛的意见。

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同意金日成的设想，并提出美国不会干涉的看法，其理由是，这场战争是一场国内战争，朝鲜人民会自己加以解决。

几天后，毛穿越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际，毛对两国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仅发表了寥寥数语的演说。斯大林与毛的“伟大会见”的照片出现在全国，以夸张的语言赞颂他们的新歌也传播开来：“毛泽东！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内人物却知道毛受到苏方的冷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中国人的自豪与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过程中已经站起来了。他的中国同志无疑钦佩他的气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未能把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带回来。俄国拥有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资金，中国自己要花费几十年才能挖掘和积累起来，所以毛的同志们对此一定颇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谅解一经取得，他便安下心来处理国内问题，把延安的经验运用于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6亿人口的国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当所说的那样：“现在，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贡献，那么，人民会需要我们多久？

毛于2月和3月间从俄国归来后，继续在东北的城市和工业区旅行。他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地方官员努力让他住得舒适一些并给他提供良好的饭菜，毛没有阻拦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个城市里，当毛看到他房间里的弹簧软床时，他对贴身警卫说：“我们不习惯睡这种床，你最好用我们自己的。”于是，软床被撤走，毛简单的床上用品铺在了一块木板上。

毛在哈尔滨视察铁路工作时说：“很好。你们有许多熟练工人。我们没有经验，应该依靠熟练工人管理工厂。”

他对一位负责人说：“你懂得怎样管理工厂吗？”

那个官员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刚被调到工厂。”

毛评判说：“如果你不懂，你应该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应该学。 南方的土地改革问题特别困难。1950年初，毛给南方各省党的领导人发出一份征询意见的通知，建议他们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并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党的干部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过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现在已无战争，所以土改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重大。最后，土改将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安，而党正在努力同他们合作。基于上述原因，毛极力主张，尽管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但暂时还不要触动南方的富农。

6月份，毛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党已经创造过奇迹了，但现在应当避免冲动。“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

要说服知识分子学习唯物主义以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在这百业待兴的阶段，迎来了共产主义胜利的第一个周年纪念。在为此而于北京中心举行的舞蹈演出期间，毛作了一首诗：

然而，一个未曾料到的悲剧降临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剧。6月份，金日成越过朝鲜分界线，向南进军，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总统认为这场战争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策划的。中国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访问作为一次乞求帮助的游说活动是很不成功的，但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制屈服的旅行。朝鲜战争的突发，被视为在亚洲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共产主义理想运动的第一个行动。

毛错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进行了干涉以支持南朝鲜政权。到10月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武装部队已逼近鸭绿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国边境进军。在此情况下，毛战胜了自己在向美国人挑战问题上的强烈恐惧，给中国军队发出了一道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中国军队开进朝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毛作出安排，让他的老对手，亲苏的王明坐火车迅速出发去莫斯科。最后得了妄想症的王，断言这是一阴谋，让他在美国飞机袭击苏中两国之间的铁路时丧生。他对毛所下达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所医院里他用消毒杂酚皂液代替医疗药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达了苏联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撰写他的回忆录，编录毛的所谓的罪行。

与志愿军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员是毛的长子岸英。这位年轻人在干了一段农活后，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译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军训。据说他在朝鲜指挥一个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年仅30岁。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军空袭或者中国飞机坠毁的过程中，岸英牺胜了。用江青的话说，毛得到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的个人生活蒙上一层“深深的忧郁”。

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国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坟墓上放置花圈。因为据说后者的遗体“应朝鲜人民的要求”从未运回他的故乡。

朝鲜战争打断了毛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进程，同时也给蛰居于台湾并随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以巨大的鼓舞。此时已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对他们刚刚撤离的大陆加倍地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1951年，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领导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违法者、歹徒的运动上面。所谓“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对倔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展开的。

正是这些运动，和土改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5月，毛发出指示，在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大约10%至20%的人应处以死刑。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些人应当包括“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尽管犯有死罪，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与此同时，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她在文化部的电影筹划指导委员会里谋得一席之地。几个月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并能就此向毛证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卫者。这个机会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上演。武训是19世纪的著名乞丐，他攒钱投资创办学校以便让穷人的孩子受到教育。电影对他进行了称颂。于是江青抱怨说，《武训传》是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规矩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彻底的激进的革命者。负责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官员、江青在上海的岁月里的宿敌、现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没有理会她的意见。毛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她离开了毛。

一连数日，她没有在毛的房间里露面。最后，毛去了她的书房，而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兴地说：“原来你仍在忙这个。”

江告诉毛，她想去山东武训的家乡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江青还是用假名去了山东并胜利归来，因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实上，武训后来变成一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者。毛最终信服了，并帮助她写了一些报告。毛自己也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做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1950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50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做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10月，第2卷于1952年4月，第3卷于1953年5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发行，而第5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1950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

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

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的读书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访问过延安的苏联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苏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钢》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白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

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1968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术……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

毛主席的书是宝库，

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一字值千金，

读了心里红彤彤。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

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70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轻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

18挥 鞭（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1953年3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1953年11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1954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在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14年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显然，毛泽东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悖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1951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作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地说：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的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1953年8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3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因为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他说，用佛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讲话，马上遭到周恩来的反驳，于是梁漱溟写了一个条子给毛泽东，要求再一次发言。他的要求得到准许，于是，梁漱溟十分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要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雅量如何。”

这时，毛泽东发脾气了，他抢过话筒，打断了梁的发言，他说：“我猜想，梁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训斥，梁漱溟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十分紧张。

毛用手指着梁漱溟接着说：“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但是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

于是，梁被出席会议的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哄下讲台。这时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国民党官员站起来，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说道：“请问毛主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的政治问题？”

这一插话的目的在于，根据共产党的理论，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严重得多。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毛回答说：“这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

“既然是思想问题，”这位老者继续说，“我想我们今天不应该过于激动。”

从此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反目了，梁被描绘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毛泽东取笑梁漱溟关于九重天的比喻，以及梁曾经提出的“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和“无色透明政府”等观点，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只会说胡话。

虽然如此，毛没有将梁划为反革命一类，他要求全党继续和梁辩论，以便把问题搞清楚，并且希望尽可能改造他。另外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喜欢挑战，但是他渐渐感到来自党内他的同志们的挑战和争辩越来越少，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维他，又在他的背后搞阴谋。

现在毛的妻子江青，经过疗养后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她的旁边，听她介绍来自各地经过她选择的有关情况报告和电报，以及一些各地寄来的新书。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麻烦事，江青失去了对毛的一个儿子的监护权。这个孩子是贺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贺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据说后来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师照管。在牧师家里他经常挨打以致此后精神从未恢复正常，于是他常常左右摇摆，癫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3)

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这个孩子回到了他父亲身过。江青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努力地去爱他。但当她不得不忍受放射来治疗她的肿瘤时，这个孩子被毛的助手们带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个事情是一个大悲剧，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这是从江青自己嘴里说出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里，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设法保护他的儿子？难道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神经不正常感到厌烦，以至于让别人将他带走？对这个孩子的处理是用什么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为什么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整个事情像一团迷雾，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一切又的确是江青亲自透露出来的。

一年以后，她恢复了和毛的政治合作。当她躺在病床上时，精力全部放在读书上，她看到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8世纪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文章。想起毛泽东对这部中国优秀的古典名著十分推崇，曾说过：“《红楼梦》我已经读过五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响，我只把它作为历史书来看。”

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对中国古籍进行注释工作而闻名的大学教授(4) 最近写了一篇赞赏《红楼梦》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没有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内容。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生(5) 写文章对此进行了批判。江青把他们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同意广泛宣传他们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共产党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显然不具备毛主席那样的敏锐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拒绝刊登这篇彻底的反传统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坚持要刊登出来为止。

是年夏天(6) ，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到北戴河海边度假。在这里他写了一首词：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通过清除他的宿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发动了反对高岗的运动。在建国后的头四个年头，由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毛对高岗的野心没怎么注意。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比以往更加依靠东北地区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这时起。毛就开始作出了处理高岗的战略安排。

在1953年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议中央政治局以党的名义开展一场批判高岗的运动。他后来回忆道：“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0〕一个星期之后，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指出一些领导人现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1〕对于毛泽东本人说，公开地带头谴责他的老同志是困难的，所以在这次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很策略地“走开了”。根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士说，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并且说他准备在那里度过春节，这样就可以充当一个旁观者了”。毛泽东后来承认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12〕但是由于刘少奇没有完全执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对高岗的运动到下一年度才彻底结束。

1953年底，大胆的王明回到中国。众所周知，他现在已经没有几分价值了。在北京医院里，他住了三个月，治疗胆囊炎。据说，他拒绝了医生要他做手术的有力劝告，不久以后，他又重新背井离乡回到了他长期居住的苏联。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他称赞了这部宪法草案，并就此谈到对中国发展的若干想法：

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5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大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

毛泽东已经着手开始实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包括汉字的简化（他拒绝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3年提出的建议，即步子不要走得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较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

不久以后，毛对一些音乐家发表了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谈话。他指责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乐，鄙视中国音乐。他提醒说，全盘西化是不切实际的：

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是民族形式问题。

最后，毛泽东接受了音乐家们的一些观点：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必须善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鲁访问了中国。1954年8月25日毛接见了由克莱蒙特·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莱蒙特·艾德礼是英国前首相，团员有埃热那·伯威尼和埃德兹·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毛很有自信心，并且很有韧性。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始终作陪，但毛在整个谈话中一直不容别人插嘴。毛想知道为什么英国工党不能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对此艾德礼和他的同事持有异议，他们历数了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认为是比较好的。但毛说，这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

艾德礼后来写道：“当我请他们解释一下丹麦、瑞典和挪威为什么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时，他们没有回答。”

9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西藏的传统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毛对西藏的情况表示满意，他说：“西藏已经到了祖国怀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利用开发西藏自然资源使西藏社会得到发展，驻扎拉萨的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帮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对西藏人民发号施令。

然后，毛直截了当地问达赖喇嘛，他们是否反对他的愿望而且事实上已经有所行动。这位西藏前最高领导人后来回忆说，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为难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练地应付过去了。第二次拜访毛时，他同样富有策略性。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当时只有一名翻译在场。达赖喇嘛试图打消毛对他的怀疑，他急于要改变他的处境，于是向毛保证他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人而背弃祖国。

几天之后，毛泽东亲自约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人回忆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认为佛教是一种很好的宗教，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个好心肠的妇女。”这样的谈话讲行了几分钟后，毛又一次起身离去，将手足无措的达赖喇嘛丢在那里。

不久以后，达赖喇嘛应邀到毛主席家参加一个会议，大约有20多位党的干部在座，达赖坐在毛的身边，毛的独断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农村的生活问题，毛“讲话非常生硬……他说他对目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很满意……他引证了一封从他家乡来的信，说共产党的官员正在做的并不是帮助人民”。

过了一会儿，毛转过身对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是比较团结的，但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20年后西藏会变得强大起来，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20年后西藏将帮助中央政府。”他向达赖喇嘛介绍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将军。这位将军曾打过许多胜仗，后来他镇压了西藏的叛乱。

毛最后一次同达赖喇嘛会见，主要是就民主问题高谈阔论。他认为西藏领导人应该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达赖，轻轻地但充满自信地说：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两大缺点，它危害民族团结，它阻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这种对宗教领导人来说十分不得体的谈话使达赖困惑不解，也使他对毛的反感越发强烈了。他回忆说：“毛的表现丝毫没有理智。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健康，气喘得厉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样与其他人一样，只是颜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饰，我注意到他的衬衣袖口已经磨破了。他的鞋好像从未擦过。他的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用字不多，语言简练，每句话的意思都非常充实、清楚和准确。他讲话时连续不断地抽烟。另外他的讲话方式特别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给人以和蔼和真诚的印象。

毛也向达赖喇嘛保证，他不会对西藏使用武力，强迫西藏进入共产主义。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领和统治西藏时，这位西藏领导人还以为这个行动并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来对西藏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态度。达赖评论说：“对此我一点不感到惊奇，当我和毛在一起时，我就知道，他（指周恩来）支持镇压西藏的政策。”

达赖喇嘛在北京出席了庆祝藏历新年的传统晚会，毛送来了一些喜饼。西藏迎新年的传统风俗中有一项是把喜饼扔向天花板，认为这样可以把它们敬奉给释迦牟尼佛。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风俗后，他也把喜饼扔向天花板。1954年 10月1日，苏联三巨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这比任何外国代表团来访的意义都要重大。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一次访问。他发现他受到了彬彬有礼但又不很真诚的接待。他回忆说：

“当我见到毛之后，我们互相热烈拥抱和亲吻。在北京期间，我们通常躺在一个游泳池里，像最好的朋友那样交谈许多相互感兴趣的事情。但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亲密，气氛让你感到难受。此外，毛谈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确实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汉语具有许多微妙之处及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会儿过于简单化，一会儿过于复杂化。”

毛在中断30年后又重新恢复了有规律的游泳活动，1954年，北京一所大学开放了一个新建的内部游泳池，“我每天晚上带着我的包和换洗的衣服去那里，”毛告诉赫鲁晓夫，“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来研究水的特性，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不久之后，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在他的花园内建成。正是在这个游泳池他接待了赫鲁晓夫。据说他对党中央花费这么多钱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为这个特权付钱。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与毛的一次谈话，“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毛开始说，“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面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毛马上作出反应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

赫鲁晓夫试图进行一番解释，他说，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毛根本不想听，他认为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后来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歧，因为赫鲁晓夫想要中国100万工人去西伯利亚帮助苏联开发广阔的森林资源。对于这一要求，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并且预示了要发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们搞得哑口无言。首先，你可以想象毛的样子像什么。他走动起来像熊那样稳静和缓慢，左右摇晃。他会长时间盯着你，然后把两眼垂下来，开始用一种迟缓和平静的声调说：‘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很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人口过多、到处是失业的国家，因为它是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出之于你的口，这倒有点令人为难。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别人会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上述会谈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中苏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北京之行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他与江青的邂逅。当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建国5周年的游行时，周恩来为他们作了介绍。根据赫鲁晓夫妻子后来的回忆，毛注意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将她带到一边，很明显，他要阻止她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在她后来的生涯中，再没有会见过苏联领导人。

19弄 潮（1955~1956）

1955年春天，毛发现，必须除掉党内的一个对手。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高岗还“企图建立东北独立王国”。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赫鲁晓夫是那些对高岗事件的官方解释表示怀疑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我非常怀疑高岗是否自杀，极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这些疑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个关于高岗之死的说法是，在一次质问当中，他拔出手枪，大声说道：“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对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将在你们面前自杀。”但是他被坐在旁边的政治局委员夺下了武器。毫无疑问，当高岗第二次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功了。在中国，自杀是传统的最后的反抗行动。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经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据说，毛打算把他的亲信派到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最高领导人。而且他还要求清除饶漱石及其亲信，当时饶是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毛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探听日本对于建立反对国民党联盟意见的秘密行动的仅有的几个见证人。

在一次讨论有关批判高岗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对他的同事们说，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也应该同他进行斗争。毛提到了个人的态度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长征并参加1935年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的。他说：

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

在1955年3月的这次会议上，毛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对：大部分同志赞同刘少奇的更为谨慎地发展经济的做法。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对党，以钳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妨碍实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这种情况下，毛做出了任何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他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军”。

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厅，承担毛的日常秘书工作，军队也有一支特别部队，这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它是毛的个人警卫武装。这支部队的一些老战士在毛死后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详细情况和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毛主席要求我们从每个县挑选一个人到他的警卫部队来工作。他通过这些人探亲回家所做的一些调查来了解农村一些地区的情况，从而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

1955年5月，毛为这些战士布置了一项新的政治任务。

他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个调查工作。”

“我们拟个章程，”他告诉那些准备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战士们说，“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这批战士按时出发，并给毛带回了许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调查的同志回来，毛主席一连三天，用了十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汇报，并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饭。毛主席仔细地询问农村生产生活等情况，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还把报告中用错了的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在汇报时，把从家乡带回来的农民经常吃的谷面饼子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吃了一些，并且告诉身边的每个同志都要吃一点。

一天，当从湖南和湖北回来的战士汇报家乡的情况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道：“了解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

这些警卫战士不仅被派回家乡搞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家里写信。毛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是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四五封，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分歧是，在当时是否具有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带动全体农民进入农业集体化的第一阶段的胆识。这种做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取得成功，毛还想再试一次。然而许多农民强烈反对这样做，政府所规定的粮食定额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办法，农业产量下降，并且最终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尤其是毛的老战友—邓子恢，认为应该放慢合作化运动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接受了邓子恢的观点。

但毛绝不向大多数人低头，即使是他的亲密同事。7月份，他召开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