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二部 奋斗

7“山大王”（1927~1928）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1) 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工农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9月9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说法是毛的贿赂起了作用。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300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得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0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七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缭绕。毛在给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但对毛的“团”来说，井冈山并不是一个休养所。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来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他们一到井冈山，便与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发生了冲突，后者属哥老会，有600余人，120余条步枪。显然，毛的小部队是没有希望消灭他们的，于是毛采用了结交联合的策略，以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是能够在相处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冈山期间，”毛后来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井冈山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当时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有能力抵抗他们。(2)

结果，党内毛的批评者们斥责他，竟联合这样明显的落后分子。但是，毛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游民问题绝不仅是在井冈山求生存的问题。

毛的批评者之一王明声称，毛在30年代末曾告诉他，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由于当时已有几支共产党军队与他会合，安全有了保证。[13]随后，他解除了土匪部队的武装。

1928年间，毛开始和贺子珍一起生活，贺是一个漂亮的、举止羞涩温柔的娇小妇女，18岁，只有毛35岁的一半多。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曾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当了教员，1927年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她曾领导一支妇女队伍，对于流亡中的毛来说，她是一个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唯一不足是，由于出身富裕家庭，从未做过体力劳动，因而不愿负担日常的家务琐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产党人当做热心家务的模范，因为在选择自己的工作时，她情愿去照顾毛个人。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来的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是这样解释当时自己的婚姻的：“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毛以井冈山为中心谋求扩大他的影响，并逐步壮大他的400人的部队，以控制更多的地区，这表明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罗宾汉。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但是，为纠正单一的流寇式游击，他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中心设在茶陵，中国共产党称这样的政权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毛从他前一时期的狂热后果中吸取了教训，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温和的，既不是没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领导的针对这一地区地主豪绅的游击暴动，旨在得到粮食和武器。因此，他并未取得当地农民的合作，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客军”一样，是冷淡的。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产党官员，侵入毛的领地，把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这个偏远的边界地区。毛到达井冈山5个月后，湖南特委代表到达井冈山，取消了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仅成了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当时，毛被指责为对地主过于温和，而在一两年前，同样是毛却被看成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是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在农民之中促使社会转变的更合适的方式。

领导变更的结果是暂时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可毛却在湘南与伟大的南昌起义英雄朱德会师了。朱德率领一支暴动残存的杂色部队，已经到了湘南的桂东，队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击溃的大量军队和农军。朱德已按自己的计划举行了湘南暴动，毛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与他联络。然而，朱没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镇往东向井冈山退却。5月，两人在酃县会面。

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从此，他就和这个率直刚毅的战士结成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最强有力的团结。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地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朱的传奇甚至比毛更富有色彩。他比毛大7岁，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农民家庭，不仅参加过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同盟会，而且入过秘密会社哥老会（他必须喝血起誓）。在活动中，他失去了两个兄弟，妻子和儿子也被军阀杀害了。在20年代初，他染上了鸦片瘾，但是又戒除了，后来赴欧洲在戈丁根学习。他是一个坦率耿直、极富有智谋的可爱的人：一次他被抓获，在要被枪毙时，这样救了自己的性命，他说：“不要枪毙我，我只是一个伙夫。”

两个领导人率队退至井冈山脚下的江西茅坪，其中毛在湘南之征中招募的农军达8,000余人。不久，林彪也来会合，当时他只有19岁，可是到70年代却成了毛晚年最大的权力竞争者。林是一个湖北农民的儿子，跟随他的哥哥和表兄投身革命活动，在任蒋介石的北伐军排长之前，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南昌起义时他先任连长，后任营长。在井冈山，他的队伍并入红四军，最初他任营长，协助抵抗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进攻。毛对他的评价是：“林彪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3) 。

一个当时访问过毛的根据地的同志，记下了他在晚饭上的谈话：晚饭中间，毛经常微笑。当他谈到繁荣美好的未来时，他由衷地大笑。可是，当他谈到目前经济和粮食问题时，他的表情显得忧虑悲哀。他提到当他退到井冈山时，如何被称为是“抛弃群众的逃跑”，如何受到党中央几次警告，他变得极为愤怒。毛紧握着他的拳头，奚落负责的中央领导人只知道空洞的口号，而不注意实际情况。他的姿势表明，除非进行报复，否则是不会满足的。我感到毛是一个天才，在短时间内，他表演了高兴、愤怒、悲哀和喜悦的全部情感。

1928年5月20日，井冈山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茅坪召开会议，作出了含有下一年毛主义政策路线的所有本质特征的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在军事策略上，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还包括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以加强共产党军队的管理，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三大纪律是：（1）行动听指挥；（2）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3）打土豪要归公。几个月后制定了前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一年左右又增加了后两项：（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虏腰包。

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这较以前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工作，更具有民主性和教育性。“政治部存在时，”毛评论道，“战士们都以为政治工作仅仅是政治部中少数几个人的事。其他人的任务只是打仗。政治部取消后，战斗员和政工人员一起做政治工作，这样就打破了先前的单纯军事观点。”

茅坪会议决定，井冈山地区应作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渐次向周围地区推广扩大。无偿地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武装和组织农民起来保卫分得的土地。但是，对小地主和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这些决议的制定，是基于毛在茅坪对他的同伴们所讲述的五个因素。首先，他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发展不平衡，产业工人很少，而农民很多。第二，对于革命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大国。第三，然而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国民党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第四，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红军仅控制少数贫穷落后地区。第五，农民只要有机会，就会随时参加革命，重新分配土地。

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过，尽管他们很清楚，毛在党的正式领导层中的地位并不稳固。

可是，当夏天毛的上级共产党领导设法将毛调离井冈山时，这些惬意的计划就被推翻了。他们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队去湘南，仅留一支小部队守卫井冈山根据地。毛的同志们决定拒不服从这个脱离实际的命令，可有一个团在与党的特派员之一直接谈话后，确信了有这样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将军决定最好还是多派些部队去增援。党的特派员持有在毛的区域内按他的意见行事的文件，因而，差不多整个夏天，毛被迫靠边站了，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在错误策略的指挥下，损失了一半。

据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讲，毛对他的新伙伴朱德将军消极地接受那招致军事大失败的极端命令，感到很恼火，责怪他“理论上无知”和“机会主义倾向”，而朱将军则转而批评毛当时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轴心“陀螺似的向外扩展”的军事策略。

据布劳恩讲，1929年两人再次会合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并争取一些朱的高级僚属站到他这一边，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员陈毅，以及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在表面上听任了这种权威的丧失，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布劳恩所讲的这些，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军队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个原则是毛、朱都赞同的。可是，后来林彪却声称朱将军对这一思想的支持，并不像一些描写中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坚实的栋梁。他有突出的军事素质，但缺乏政治判断力，当冲突的命令来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时，往往发生动摇。他的忠诚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领导空缺期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在井冈山最近吸收的共产党员成了叛徒，当败退的红军返回以后，9月毛再次接任，并开始在地方党组织中进行大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此目的，他还创建了新的保卫机构，使毛能够统辖较以前更忠诚、更守纪律的组织。

在几个星期内，毛和朱就恢复了年内丧失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的根据地也再次能够生存下去了。为此，毛作了一首题为《井冈山》的诗，以志庆贺：

10月，毛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特点，他夸耀地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可是，敌人制造的经济压力，却使他们感到窒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1928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极为满意的财产。红军在长汀从一个正坐在滑杆上指挥部队的国民党将军手里，缴获了一匹暗褐色的战马。这匹马被分派给毛，成了以后几年里他最喜欢的坐骑。

8 抗 争（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给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很长的、苦苦恳求的报告，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报告提到士兵和党的干部中，伤亡人数都在增加。毛特别抓住这一点，为他使用土匪新兵辩解。“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毛承认道，“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但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产党员，毛希望从外界“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30人来”。“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疗，但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品。毛恳求中央委员会“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他解释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据地外扩展，却是困难重重的。“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在赞美军队中普遍实行民主制的同时，毛承认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埋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革命的进程是缓慢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接下去从毛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动摇和痛苦情绪的句子：“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实际上，在写这份报告的几天之后，援军就到了，但并不是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而是由前国民党湘军军官彭德怀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到井冈山与毛会师，他的部队包括1928年夏的兵变部队和一些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残部。加上毛朱的部队，井冈山部队的人数差不多达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被描绘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以及“是一个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的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仅仅是因为发脾气，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鸦片炉，以反抗祖母，实际上当时他已被父母判处溺死。只是由于他勇敢的舅舅站出来调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与朱德、林彪一起，成为忠于毛的红军将领中的栋梁之一。

1929年初，毛、朱从井冈山大举出动，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困，粮食短缺。他们向赣南闽西的粮食产地行进，相继占领了瑞金和汀州，寻找更适合养活他们军队的地方，扩大他们的根据地。

在那里，毛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此时，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领导人，李曾在长沙响应过毛的求友广告，并协助过毛组织安源的煤矿工人。然而，此时李不是要求提供帮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红军，到上海去，协助领导他所断言的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农村的革命高潮，有待于城市共产党力量重建以后才能到来。

毛拒绝服从命令，并在回信中斥责了他。“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毛想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从中立推到另一边。

毛对党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抗争，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个内容—延缓土地改革，红军分散成小股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取消农村根据地—并与他对农村革命形势估计的意见相左。毛明确表示他是正确的，而许多脱离实际的领导者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大部分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是赞同他的。

在以后的两年期间，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地位，毛重新整顿了红军。这时，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卫队，在他的麾下已有1万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疟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区的小镇古田渐渐痊愈。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评论蒋桂战争的词：

他还作了一首有关当地重阳节的词：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闲，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同伴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些错误思想很明显，例如个人主义，或单纯军事观点。有些则比较复杂，像极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诫说，民主应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就必须“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决议不要太随便，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党内批评应该加强，必须认识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另一个需要纠正的极端是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解释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1930年元旦，红四军领导在古田举行会议，毛同意重新恢复政治部，牺牲了士兵苏维埃的权力。毛按会议精神对部队官兵进行了整顿，巩固了他的领导，因为类似苏维埃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给他的对手钻空子的机会。

他还建议加强党在军队中的作用，党支部由官兵混合组成。那些有“错误的政治倾向”的党员，那些只想“大吃大喝”、抽鸦片、赌博，或不惜犯罪去获取外币黄金发财又不思悔改的党员，应被从党内清除出去。

至于军队本身，毛建议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应该“共同的平等的”参与决策。他制定了详细的、新的、严格的纪律条例，要求官兵在党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工作。

总之，他这样对待他的同志是有点过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怀有意见。在井冈山周围游击了两年之后，毛的战地指挥员们对以江西的贫瘠农村为支撑红军的根据地，已有了显而易见的不满。从而更倾向于李立三路线，在城市地区振兴革命，现在听来就要比毛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指挥员们试图立即就移驻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才调换了许多高级指挥员。

为庆贺新年，毛写了一首短词，呼吁在农村建立新的根据地：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许为进一步坚定他的信心，因而毛于1月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谈了他的乐观主义的理由。“中国，”他写道，“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一年内，江西、闽西、浙西创建独立政权的目的都达到了。只是规定一年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结论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快要”一词应如何解释呢？毛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饶舌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尽管李立三嘲笑毛是“旧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时，红军毕竟是更加强大了。毛在他的部队首次占领江西吉安县城的前夜，写了一首词，赞美部队旺盛的士气，那年，他们占领吉安不下于9次。

3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4)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

“你姓什么？”他问。

“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

“叫什么名字？”

“陈昌奉。”

“十几啦？”

“16岁。”

“为什么当红军呀？”

“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趣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

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

“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

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

“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

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

“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的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却不这样乐观，认为这两个敌人可能联合大举进攻苏区。

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毛忠告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势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怀将军曾一度占领长沙，但立足未稳就被迫再次撤出—这导致了毛的家庭惨遭不幸。毛在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而此时他却以喜悦的情绪为这些事件进行欢呼：

不久，毛、朱进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敌人防御。他们不得不转回向长沙，与彭的部队会合，以执行李的最后指令，试图再次占领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经过持续多天残酷的激战，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毛为这些惨败所震动，从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号召，劝说他的同志向赣南撤退，以便挽救他们的军队。在平江整顿后，10月，这支合编的部队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间，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亲属，在长沙被捕，据一种解释的说法，“由于叛徒告密，有六十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匪徒”前去搜捕。几天后，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公开处决。据说，警方提出她只要公开与丈夫和党断绝关系，并且提供长沙共产党全体成员的名单，就可不杀她。杨拒绝了，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不允许自己因悲伤而落泪。5年以后，当他叙述这件事时，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事实，还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残杀前财产的损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很多年以后，毛为一位曾投身于30年代红军运动的同志遗孀(5) 写了一首词，在词中，他赋予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荀两人的姓以特殊的意义：

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

毛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

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藉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土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4,000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也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朱、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6) 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7) 。

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他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为“归国留苏学生”，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9 遭 贬（1931~1934）

此刻，蒋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潜力。1930年底，他发动了所谓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围剿”。他派遣10万军队去围攻苏区，但善于运用运动战术的毛和朱将军，是能够将他们击溃的。后来毛解释说：

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但是，毛后来也抱怨，由于共产党内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毛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活捉敌前线指挥官(8) ，写了一首词：

1931年1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随后苏区也建立了以项英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后来他叹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间，他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民政事务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签署的新婚姻条例的决议(9) ：

“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

第一次“围剿”之后，仅用了4个月的喘息时间，蒋便在春天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围剿”，被派去捣毁苏区的军队翻了一番。但共产党仍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老战术，毛写了另一首词，来纪念粉碎第二次“围剿”：

这次只用了一个月喘息时间，蒋就亲自率领30万大军—差不多是毛的军队的10倍，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可是，蒋的“长驱直入”，快速占领苏区心脏的战术，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条件。到10月份，蒋不得不撤退，后来毛引用一个敌军将领的评论，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夏季的战斗期间，留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蒋的破坏，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纷纷前往内地各地区。周恩来假扮一个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甫，首先到达了江西根据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为党的下级，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国的名义上的主席。

周是一个与毛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岁，出身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的优雅气度使得他在共产党同伴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朋友，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9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

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1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科影响的中国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1932年4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对日宣战，但政治局再次未给予支持。

1931年11月初，为制定新的政治局路线，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主持，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迎接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激烈地攻击毛的政策，谴责江西根据地的共产党领导“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非难他们未和其他根据地联合行动，并攻击毛的红四军的游击战术，还宣布他主持制定的1930年2 月7日《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中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农投降。

毛个人的错误是犯有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以及思想意识极为空虚。新的党的全国领导重申土地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红军应占领城市，使用正规战，抛弃旧式的游击思想。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新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外，在根据地，莫斯科路线并未得到有力的支持。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因此，毛的许多支持者，像朱德、邓子恢、何叔衡等，也都当选了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持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然而他的新对手却控制了党。

而且，据说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出席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实质性建议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据地建设、土地法和红军的指挥，只有少数修改是适中地采纳了毛的观点。

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高级领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

5月，(10) 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1) 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内，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

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蔑视：“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

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

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愤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揶揄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布劳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仅认识不多的几个字。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