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退回关外后会怎样？可以想见的是，他“又安稳了，在这里坐看时机，等待阳气上升，就会慢慢爬出来”。
此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已经离职，继任者为武藤信义，武藤和他的随员、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都参加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在他们看来，张作霖一直“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明目张胆地对日本人进行压迫”，同时利用日本人加强自己的力量或摆脱困境，最后利用完了，又“没有义气”地过河拆桥。前者包括拒绝履行“二十一条”，对满铁进行包围和排挤等，后者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在张郭事件中“赖账”。
武藤、河本断言，随着东北军在关外力量的增强，张作霖依旧会像过去一样，在经济上对满铁采取包围态势，致使“日本的大陆经营（指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经济掠夺）陷入被架空的状态”。他们说让张作霖出关可以，但应在山海关将败退的东北军全部解除武装。到时张作霖赤手空拳，真正成了只能任由日方摆布的傀儡，要解决任何涉及“满蒙权益”的问题都不过是一气呵成的事了。
对武藤、河本的建议，森恪表示非常赞同。这一方案也被称为“外科方法”，即用武力解决问题，直接出兵占领东北。与“外科方法”相对应的是“内科方法”，支持该方案的人主张继续对张作霖实施“行贿”，同时兼以恫吓，使其接受日方要求。田中事先同町野、山本进行秘密谋划，实际也就是要在“内科方法”上做文章。
田中是东方会议的主持者，他认为如果先采用“内科方法”，在国际上对日本比较有利。在他的力主下，会议最后决定先礼后兵，将“内科方法”作为第一选择，待“内科方法”不能奏效时，再换用“外科方法”。
尽管如此，在动武这一点上，日本人也绝非虚张声势。很明显的一点是，在币原时期，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或张作霖即便有所不满，最多也不过是进行外交抗议，东方会议会后发表的声明却公然将“出兵他国领土”作为了外交原则。
对日本外交而言，“出兵他国领土”这六个字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武藤因此特地向田中询问：“这个声明是百分之百地实行？”田中答道：“一点也不错。”
武藤又问道：“如此重大的方针（指出兵东北），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在这一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没有一点犹豫：“我有这样的决心！”
“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对首相的回答感到满意：“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转过头去，田中又一次向町野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内科方法’）不成功，将赌国运，用武力干！”这一期间，由他牵头，町野、山本共同参与的秘密行动正式开始实施。1927年7月19日，山本就任满铁总裁。满铁首脑原为社长制，将社长制改为总裁制，实际就是为与张作霖交涉提供身份上的方便。
町野认为“满蒙五路”交涉应是他和田中、山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不料事实却不是这样。在陆军省的支持下，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满蒙五路”的要求，结果不出所料地为中方所拒，更糟的是，日本报纸还报道了相关消息。町野为此发飙，并当即打电报给山本：“这样不守秘密，我不干了。”山本老谋深算，他估计大约再过两个半月的时间，舆论就会自动平息，到时一样可以行动，于是给町野发去回电，让他少安毋躁，说：“风声也不过七十五天，请等一等。”
1927年8月，孙传芳率部渡江进行反攻，结果龙潭一役，又被国民革命军杀得大败。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就此消耗殆尽，他自己也一蹶不振，再无法在军政界呼风唤雨。
前线的接连失利，令张作霖一筹莫展。他愁容满面，无论开会、抽鸦片、与人谈话，还是读电报看公文，都很少有笑脸，有时还发出叹息之声。一些政客来见张作霖，也发现他意态十分消沉，看上去就好像一个病人。
一位算命先生曾经预言，张作霖的好运还有两年，张作霖便对五太太寿夫人说：“我们好运总还有两年吧，真不得了时，唯有叫姓段的（指段祺瑞）出来挡挡，再不得了时，只有一走了之，回关外，关起大门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