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困境，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人兜头砍来了一刀。阎锡山既加入南方阵营，且成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自然就与张作霖成了死敌，眼见得三角同盟又无建立的可能，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不是他打张作霖，就是张作霖打他。
山西与北京近在咫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1927年9月，阎锡山乘京汉路北段空虚之际，亲率晋军主力直扑北京。晋军事先经过精心策划，谋定而后动，来势极其凶猛。东北军措手不及，迭失要地，眼看对方即将兵临城下，张作霖连离京出关的准备都做好了。
相对于晋军而言，东北军的实力毕竟要强大许多，略加整顿之后，韩麟春派遣第二十九军戢翼翘部从左翼迂回晋军侧背，攻下定州。定州位于京汉路石家庄与保定之间，此处失守，不仅令晋军前线各部均失去后援，而且戢部还可由定州直插作为晋军大本营的石家庄。阎锡山被迫下令总撤退，晋军各部纷纷撤离铁道线，向娘子关以西遁逃。当阎锡山逃进娘子关时，其司令部的印信等重要物品都被东北军所截获，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正当晋军各路人马争相败退之际，晋军大将傅作义却不退反进，率一个师乘虚攻占了涿州。涿州距北京仅一百里，是东北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同时北京西郊沿门头沟一带，又发现晋军便衣队进行扰乱。来自南方的情报则显示，国民革命军枕戈待旦，预计也将于第二年春天起举行北伐。种种危情使得京师震动，群情惶惑，张作霖更是寝食难安，头痛不已。
两个多月前，驻华公使芳泽冒冒失失地向中方提出“满蒙五路”的要求，被中方拒绝后还引起了媒体关注。两个多月过去，舆论又有了新的聚焦点，关心旧闻的人已经不多，而且张作霖四面受到强敌的猛攻，正是其意志力最为薄弱的时候，町野和山本都意识到这是进一步推动秘密行动的好机会。
首先出马的不是町野和山本，而是一个叫江藤丰二的人。江藤过去曾是山本的部下，他和山本、町野等人一样，都是地道的中国通，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和张作霖有不错的私交，关系密切到甚至能出入张作霖的卧室。在张作霖的日籍朋友和幕僚中，要论与张作霖的接近程度，恐怕也就仅次于町野了。
江藤面见张作霖时，带去了一份“满蒙铁路计划”。“满蒙铁路计划”是日本外务省在东方会议上的一份提案，该提案主张向中国东北索求七条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这七条铁路干线中的四条都与“满蒙五路”重复，如果全部连接起来，足以形成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环球线。东方会议在围绕提案进行讨论时，一度有过争议，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洮索线，陆军认为将来对苏作战有用，主张应及早修筑，而外务省担心苏联对此敏感，要求慎重对待，不过最后会议还是决定“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
看到“满蒙铁路计划”，张作霖脸上霍然变色。一直以来，他都处心积虑地在用东北自建铁路对满铁进行包围，作为回应和反击，日本自然要进行“反包围”，这一点是他能够想得到的，他真正感到不安的，恰恰就是像洮索线这样明显针对苏联的线路。他对江藤说：“这不是日本准备与俄国开战的铁路吗？”
日本人不好对付，俄国人更难相处，这是张作霖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早在两年前，新任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赴任前到大帅府晋见，他就特地托之以重任：“这次到苏联去，要把他们在边境上的事了解一下。”
王之相也是东北人，张作霖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咱们东北的处境很困难啊！南面有日本人，关东军就在眼皮底下，北面有苏联，它的军队驻在边境上。你是搞外交的应该知道，咱们东北的事情不好办啊！”
两年后，王之相由海参崴回国，经过奉天时又去晋见张作霖。他不负所托，把一份中苏边境情况的书面报告交给张作霖，并且大略告之：赤塔有个较大的兵营，驻有苏联边防军一个师，约一万人，另外黑河驻苏军一个旅，伯力驻一个师，海参崴驻一个旅，总共有两万多人的样子。
张作霖听了很高兴：“他妈拉个巴子，他们尽瞎说有十万人。不可能，还是王总领事（指王之相）说得对。东北这个地方，两方面受攻击，我受不了啊！”
他又特地问王之相：“听说广州共产党革命闹得很凶，里面还有俄国人，你看俄国是不是要出兵中国或东三省，闹共产主义革命？”王之相回答说，根据他调查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广州的革命组织里主要都是中国人，虽然确实也有苏联人，但只是充当顾问的角色，比如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鲍罗廷，这表明“苏联不会出兵，只是宣传和声援”。
判定苏联出兵是假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东北才可以避免被两面夹击，张作霖在入关时也才能放下一半的心。可若是现在同意修筑洮索线等线路，让满铁找到“反包围”的机会不说，还极可能触怒苏联，使苏联出兵由假变真。张作霖对江藤直言，这些铁路一旦建成，他就好像“怀里抱着炸弹”，晚上连觉都不敢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