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有人宣传说中国虽然要发生革命，但与日本利益相关的“满洲”万万不能有革命，“满洲有张作霖、冯麟阁、张景惠等绿林头目，如果领导这些人，令满洲独立，则可防止革命”。
一个叫町野武马的日本政客听了这话后，就赶往奉天去扶植张作霖，其间共在张作霖家住了一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另一群日本人也在奉天上蹿下跳，为首者名叫川岛浪速，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据说他在日本陆军当过翻译官。川岛这些人的胃口更大，他们不仅想让“满洲独立”，内蒙也在其计划之内，此即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满洲独立”上，町野与川岛有着共同点，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町野要抬出的是张作霖，川岛寄予希望的却是宗社党，他与宗社党骨干肃亲王善耆关系密切，善耆甚至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给川岛做了养女，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大间谍川岛芳子。
大家都要抢生意做，自然就会产生冲突，川岛一群人中甚至有主张要杀掉町野的。有一天，町野偶然在奉天碰到了他们，他们对町野说：“你不要妨害我们的工作。”町野矢口否认：“我并不是来妨害你们的。”
“如果是那样，你能不能帮我们？”
“我不干办不到的事情，对不起，我先走一步。”
就这样，町野被挤出了奉天，但川岛及宗社党也未能成事，“满蒙独立运动”很快便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民国登场，袁世凯所任命的奉督又成了日方关注的对象。从张锡銮督奉起，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他身边设置日籍顾问，起初张锡銮当然不愿意，但是吃不消对方一再逼迫，在答应只需付薪水，无任何其他附加条件的前提下，才同意雇用町野等日本人为军事顾问。
袁世凯在任末期，中日围绕“二十一条”进行交涉，战事一触即发，因为害怕中日开战，东北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附属地（日本对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称呼）。身为军事顾问的町野接到上级的训令，告诉他一旦发生战争，必须搬进张锡銮家，“俘获张锡銮，不要让他逃跑，使其统治满洲”。于是他就真的跑到张锡銮家，说要搬进去住，张锡銮问为什么，町野也不隐瞒，当下就把训令的内容告诉给了他。
张锡銮原本对町野并不信任，但町野能够实话实说，而且还要力保他，让他一下子对这个日本顾问有了好感。自此以后，日本顾问便都可以住在督军公署，和督军的家人一样出入起居了。
当时附属地内中日双方的军民经常发生冲突，张锡銮为此很头疼，就试探着问町野：“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冲突？”町野一拍胸脯：“这很简单，只要我出去走个十来天，一定可以办到。”
町野从张锡銮领了三万元经费，然后前往各附属地，每到一个附属地，就宴请和招待中日双方的要员，协调彼此间的关系。经过他的一番斡旋，冲突事件果然大为减少。
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人就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但清国人对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之不治之症。”民国其实也没比清国好上多少，某些方面可能还更差。倒是日本的政客除了不顾一切要达到其政治目的外，很少沾染行贿受贿的恶习。町野对于经费就非常节省，有时在活动中还自掏腰包，十多天过去，一共只花了四千多块钱，其余都交还了会计，这一点无疑也增加了包括张锡銮在内的中方官员对他的好感。
张锡銮去职后，町野闲了一段时间，直到张作霖就任奉天省督军，他被派去给张作霖当顾问。
当年町野期待张作霖的两件事，一为赶走革命党人，一为发起“满洲独立”，前面一项张作霖做了，后面一项却没做。在町野看来，张作霖其实是“接受了革命军的任务，做它的师长（指担任二十七师师长）”，背离了初衷，因此拒绝去见张作霖，还说：“我不想到绿林出身、没有大志的人那里去。”
张作霖深知对付日本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跟町野相处过一段时间，又看到町野在替张锡銮方面确实肯出力且见成效，便很希望这个日本人能去帮他，即便对方说了不好听的话亦不以为意。
在张作霖的坚持下，町野来到督军府，不过当着张作霖的面，还是冷笑着讥讽他没出息。为了把町野留住，张作霖当场表示他是有大志的人，而且要么不立志，要立志就干到底。按照町野的说法，张作霖和他约定了要“共生死，取天下”，这样他才最终同意给张作霖当顾问。
此时对在促使“满蒙独立”过程中究竟应培植、使用哪一类人，日本内部的意见仍不一致。特别是在民国建立后，宗社党在东京重新成立，善耆、川岛等人继续试图复辟，他们通过游说，将仇恨汉人，向往“蒙古独立”的蒙人巴布扎布也拉进了宗社党。刚刚上台的大隈内阁见有机可乘，便开始支持军方干掉张作霖，以便乘乱造成“满蒙独立国”。于是在袁世凯称帝期间，日本一边派人到华南去出钱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反袁力量，一边派现役联队长土井市之进大佐等人进入东北，计划伺机暗杀张作霖。
1916年5月，在奉天满铁附属地内，土井召集日方有关军职人员开会，具体密商如何干掉张作霖，町野也应邀出席。町野一贯主张扶持张作霖，他认为通过张作霖来实现“满蒙独立”，要比发动没有把握的暗杀和暴动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