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到町野的极力反对，土井仍选择了将暗杀行动进行到底。5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途中必须经过奉天，张作霖和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同前去迎接。之后，两人分头坐马车离开，就在途经小西边门时，埋伏在那里的杀手突然投出炸弹，当场炸死了五六名警卫——事后矢田察看现场，看到爆炸现场惨不忍睹。他捡到一颗没有爆炸成功的炸弹，拿去给一位日本将军看，那位将军马上辨认出来，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
幸免于难的张作霖见势不好，急忙跳下马车，戴上警卫的帽子，并骑上警卫的马，在马队保护下绕道回署。结果当他们跑到奉天图书馆时，又再次遭到炸弹袭击，由于张作霖策马飞奔，炸弹在其身后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仅仅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
这次未遂的谋刺案在迫使张作霖加强戒备的同时，也增强了他对町野的信任和亲近，因为他很快就得知，町野不仅在土井主持的暗杀会上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且还曾声言：“谁要动张作霖一根毫毛，我头一个不依。”
自此以后，张作霖便把町野视为自己的日籍幕僚兼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主要任务是联络日本朝野各派要人，以争取日本在把他视为“忠实外藩”而不是敌人或障碍的情况下，少找他的麻烦。每次张作霖都依张锡銮例向町野提供三万元交际费，而町野剩余多少，也会把结余下来的钱全部缴还给替张作霖管钱的五太太寿夫人。
可是町野等人在当时只是少数派，大隈内阁的主流意见仍是要建立“满蒙独立国”。在谋刺张作霖的同时，巴布扎布又亲自率部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
就好像当年的陶克陶胡一样，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巴布扎布分裂国家，罪在不赦，但因为打着“蒙古独立”的旗号，又使他在部分蒙人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就在巴布扎布部南下途中，不断有蒙古人参军，使其兵力迅速扩充到了三千多人。
蒙军一路上跟奉军打了很多仗，屡屡攻破城池。1916年7月中旬，蒙军进逼洮南，形势十分危急。张作霖闻讯急派吴俊升统兵前往突泉进行阻击，突泉一战，吴俊升肩部受伤，但击毙了蒙军达五百余人，并成功阻击其南下。因在突泉受阻，巴布扎布转而谋攻郑家屯，张作霖立派奉军前往郑家屯进行防守，蒙军只得继续东窜。在此过程中，双方交战多次，蒙军受到重创。
见几条南下路径均被阻住，8月初，巴布扎布指挥蒙军向南满铁路上的要站郭家店开进，欲通过郭家店一举攻下奉天省城。鉴于军情紧急，张作霖要求日本允许奉军经过南满铁路，乘车前往郭家店，但被日本以严守中立为借口予以拒绝。
至此，对于“此次蒙匪南犯确有日本从中计划主持”的背景，张作霖已经十分清楚，也知道对付巴布扎布必须面临可能开罪日本人的风险，但他仍令部队由长春徒步行军至郭家店。
奉军开到郭家店附近后，立即对蒙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十多万奉军的猛烈进攻下，蒙军终于力不能支，最后被迫逃入郭家店据守。正当奉军要对被围的蒙军发动歼灭性攻击时，张作霖突然接到报告，郑家屯爆发了由日军挑起的武装冲突。
事情发生在8月13日当天，直接起因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纠纷：郑家屯的一个儿童误将瓜水泼在了路经此处的日本商人吉本的衣服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吉本想从那名儿童手里买鱼，因儿童嫌他出价太低，不肯出卖），吉本出手打了儿童。当地奉军第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个士兵上前劝解，吉本蛮不讲理，跟士兵扭打起来。
要打架，吉本自然很难从士兵身上占到什么便宜，于是他就恶人先告状，向当地日本警署提出控告。听说中国士兵打了他们的人，日本警察河濑即向其守备队求援。日军守备队队长井上大尉派二十余名士兵随河濑去奉军骑兵团寻仇，当他们走到团部门口时，遭到守门卫兵阻拦。日军用刀砍伤了卫兵，又开枪打死了两名奉军士兵。奉军被迫实施自卫还击，与日军展开枪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共被打死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