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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粟裕》第九章 砸碎珍珠换玛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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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毅、粟裕和华东部队而言,鲁南的春天已经到来。

1947年1月23日,经过长达4个月的曲折,华野、山野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华野下辖11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

华东野战军(亦简称华野)被列入解放军序列,新四军、山东八路军的番号从此停止使用。

自苏南抗日起,陈毅与粟裕就是很好的搭档,如今他们又组合到了一起,而且随着胜仗连连,两人无论私下关系还是工作配合,都日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攻克枣庄,第一师缴获了一辆周毓英乘坐的美式吉普,陶勇把它送给粟裕乘用,粟裕又转送陈毅。

两军合编以后,原华中部队按照老习惯,仍称粟裕为“粟司令”,粟裕马上纠正:“我现在是副司令员,怎么还叫粟司令?华野只有一个司令员,没有两个司令员,应当叫我副司令员。”

后来还是华野参谋处的人聪明,给华野首长一人编了一代号,比如陈毅是501,粟裕是502,谭震林是503,粟裕觉得这个法子不错:“很好,又顺口,又保密,又好写,以后就叫我502好了。”

在军事指挥上,大政方针主要由陈毅决定,具体战役指挥则交粟裕负责。战役一打响,陈毅就常常离开指挥室,还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

一旦粟裕在指挥上遇到什么故障或困难,只要跟陈毅一说,陈毅就拿起电话:“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执行。”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面告饶漱石:“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他交代饶漱石要亲自向下传达。

由陈、粟联手指挥的华野越来越强,仗也越打越大。

烂葡萄里夹硬核桃

宿北和鲁南两役,在让薛岳损兵折将的同时,也把陈诚的目光完全吸引过来。

有“小委员长”之称的陈诚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仅在抗战时期,他就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等超大规模战役,要论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他并不输于薛岳,而其所处职位和经历,又使他有着薛岳所不具备的战略眼光和视野。

陈诚多次到前线视察,逐渐看出津浦、陇海两线的交叉地带,也就是山东解放区,已成战事重心。

这当然是因为位置太过显要之故。

津浦、陇海两线是联合海陆,贯通中国南北东西的两大动脉,谁只要控制住这两大动脉,就能做到进退自如,可攻可守,即便其他地方“小有疾患”,也不影响大局。

延安总部对此洞熟于心,投入这方面的兵力也特别多,除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外,还有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配置已占到解放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陈诚自然不肯相让,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提出要“15天澄清鲁南局势”。

鉴于薛岳已连败两阵,“声名低落”,蒋介石派陈诚飞赴徐州督战,并代替薛岳进行指挥。陈诚一到徐州就说:“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指“鲁南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陈诚以临沂为轴,组织了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南线由他亲自指挥,以欧震集团为主突击集团,从陇海路向北攻,北线由王耀武指挥,以李仙洲集团为辅助集团,从胶济线向南攻,两个突击集团南北对进,以夹击集结于临沂的华野主力。

此外,陈诚又把王敬久集团调到鲁西南,以隔断华野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联系,并伺机加入鲁南、鲁中作战。

参与“鲁南会战”的国民党部队总计74个整编师、旅,其中仅南北两线集团就有40个整编师、旅,集中兵力之多,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空前的一次,山东由此成为全国的主战场。

1947年1月31日,欧震集团率先北进。

早在“鲁南会战”开始之前,粟裕已经得到了相关情报,他预先集中了50个团的兵力,并制订了先打欧震集团的初步方案。

欧震兵分三路,从实力上判断,其右路较弱,且侧翼暴露,按照先打弱敌的原则,右路敌军当然是首选目标。

可是右路敌军走得很慢,老是不上来,又考虑打左路,也一样慢,没法下手。

不是快不起来,是故意的,两次失败给陈诚提了醒,使之重新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战术和打法。

鲁南战役,败在孤军突进,双拳难敌四手,陈诚为此把推进阵形改为“稳扎稳打,齐头并进”。欧震集团的三路你看好我,我看好你,肩叠肩地往前行进,每天平均才走6公里,简直跟乌龟爬差不多。

2月3日,粟裕再次变招,他派一个主力纵队从正面阻击中路之敌,同时通知华野其余部队,适当放松阻击,诱使两翼敌军放胆前进,以便可以寻机歼其突出的一路。

可是左右两路不但不肯冒进,反而立即向中路靠拢,相互紧紧抱成一团,跟只刺猬一样,让你想下嘴咬都找不到缝儿。

粟裕还发现,即便不搞“乌龟”、“刺猬”这一套,要打三路中的任何一路也并不容易,而这又跟陈诚吸取宿北战役的教训有关。

宿北战役,败在强弱分离,结果弱的就被吃掉了。陈诚采取的办法是“烂葡萄里夹硬核桃”,欧震集团的每一路都会插进一支精锐主力作为骨干,比如中路里夹了张灵甫,左路夹了胡琏,右路算是最弱的,但也夹了一个黄百韬。

陈诚对此很是得意,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老母猪。”

因为有了陈诚的这一说法,陈毅便诙谐地称之为“豆腐渣胀死老母猪战术”。

1947年2月4日,乘华野全力对付欧震,李仙洲集团又从胶济路南下,进占莱芜,威胁到了华野的后方。

陈毅、粟裕急于打掉北犯之敌,为此设下一箭双雕之计,一面对起义后复叛的郝鹏举实行讨伐;一面借以调动欧震增援,以创造战机。

让陈、粟都想不到的是,欧震并不上当,甚至于连郝鹏举的死活也不顾,他们仍然向临沂齐头并进,华野在临沂外围歼敌的打算再次落空。

正在骑虎难下之际,华野类似于“四中队”的技术侦察部门通过破译敌方电报,查明了李仙洲集团到达的确切地点。

陈毅首先拿到这份情报,看后喜不自胜,当时夜已经很深了,众人都已熟睡,但陈毅还是让人把粟裕请来商议。

根据情报,陈毅产生了一个“舍南取北”的全新构想:既然能准确察知李仙洲的行踪,与其在南线等得太久,不如索性抛开南线,转兵北上,先把李仙洲给打掉。

粟裕听后也很振奋,当即表示同意,他的眼前豁然开朗。

空城计

华中部队已经一退再退,从苏中退到苏北,再从苏北退到鲁南。

华中部队的官兵大部分是南方人,即使是在苏北长大,相对山东来说,也还是南方。那时,南方人吃大米饭,山东人吃高粱面煎饼,很多人到了鲁南后生活不习惯,加上对北撤有情绪,于是编出了一个发牢骚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光啃煎饼,外加大葱。”

南征转为北战,看上去又是在撤退,而为了保守秘密,隐蔽作战意图,暂时还不能将作战计划公之于众。

不仅不能说心里话,还得继续装。

粟裕要对陈诚施以疑兵之计,第一步就是摆出“决战之形”。他先在临沂及其以南构筑了三线阵地,主力北上后,又特地在临沂地区留下包括两个纵队在内的18个团,由这18个团“扮演”华野全军,对欧震集团进行阻击和钳制,以造成华野主力仍在临沂的假象。

陈诚的“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固然稳妥,但到这时又变成了一种缺陷,因为它为粟裕移兵北上提供了时间。

主力北上的前一天,粟裕再次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即使不破获电报,华野也能通过另外的特殊渠道掌握李仙洲动向,原因是在李仙洲集团高层,还潜伏有更隐蔽的内线。

根据这份最新情报,李仙洲集团正往蒙阴进发,所摆阵形亦为薛岳那样的一字长蛇阵,从地图上看,就好像是从胶济线上倒垂下来的一串葡萄,正是予以各个击破的极好目标。

1947年2月10日,在粟裕命令下,原先分布在南北线的7个纵队向李仙洲集团所在莱芜地区隐蔽开进。

主力全部集结之前,还需要有人先出手挡上一把,陈、粟召来了鲁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封振武。

给封振武的任务是,阻击李仙洲集团,而且至少需阻击5~7天,使其不能迅速占领蒙阴。

封振武一共只有3个团的兵力,多数还是新建的,武器装备也很差,战斗力当然不会强到哪里去。

听完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封振武整个人都待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粟都看出封振武面有难色,陈毅笑着对他说:“当年诸葛亮大摆空城计,身边只有2个老兵,1个琴童,还迷惑了拥有重兵的司马懿。你拥有3个团的兵力,还不能同敌人周旋一番吗?”

空城计毕竟是舞台表演,而且孔明也就待了半天,现在不是待半天,得5~7天,“司马懿”能看不出来?

陈毅平时就喜欢开玩笑,粟裕不会,可他也对封振武说:“阻击5~7天不成问题。”

何以见得?粟裕给封振武提供了依据。

特殊渠道传来的那份情报显示,李仙洲“一字长蛇阵”的前锋是桂军第四十六军。粟裕说:“敌人这个部队同它的上级有矛盾,对进犯蒙阴不积极,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

粟裕不会把全部的秘密告诉封振武。事实上,第四十六军可不光是“同上级有矛盾”那么简单,其军长韩练成早已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并酝酿过起义,他也由此被称为中共的“隐形将军”,陈、粟得到的最新情报就是韩练成派人所提供的。

韩练成等于是自己人,但他在第四十六军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否则早就起义了,同时他也得给上级一个合适的理由才行,所以封振武又从粟裕那里得到了一套空城计的唱法。

封振武依计而行,明明只有3个团,他打出3个主力纵队的番号,在每一个宿营地,都会特地多搭一些草铺,多砌一些锅灶,转移时一个不拆。

这些都成为韩练成迟滞不进的充分理由,结果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第四十六军还在蒙阴以北30里的地方。

南线欧震集团仍在缓步推进中。

1947年2月15日,欧震进占临沂,随之而来的便是你吹我吹大家吹,最后传到蒋介石和陈诚案前的战报是:“在临沂外围歼共军16个旅。”

临沂失守,当然是因为华野主力已不在附近,但粟裕正好借此对王耀武示以“失利之形”,给他造成华野主力连战疲惫,不堪再战的错觉。

我已经不能打了,你快来抄我的后背吧。

这是粟裕对王耀武的暗示,可他没料到的是,王耀武不仅没往前进,还向后缩了。

王耀武是谁,可以说粘上毛比猴子还精。这个十几年前就击败了寻淮洲、粟裕,并在后来的十几年中,一手缔造出国民党顶尖王牌军的人,又岂是随便能蒙得住的。

王耀武从攻占临沂和“围歼共军16个旅”的背后,发现了一个一般人不注意的细节——按照战报所述,欧震集团在占领临沂之前,并未经过激烈战斗。

临沂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华野主力要是仍在临沂,一定不会让临沂轻弃于人,双方必然要大打,战斗怎么可能不激烈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粟裕改变了作战方向,有可能北上来包围李仙洲了。

王耀武调阅近期的空中侦察情报,果然发现华野有频繁移动的迹象,他当机立断,自行命令李仙洲全线后撤,同时电告陈诚,要求“准予机动作战”。

鱼溜掉了。

要钓的是大鱼

疑兵之计说白了,就是在玩诈术,耍心眼儿。

粟裕放弃临沂在前,他确实得给陈诚和王耀武一个交代,即华野主力此后究竟到哪里去了。

粟裕让地方部队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又在黄河边筹集渡船,做出华野正要西进与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会合的样子。

这是“决战之形”、“失利之形”之后,疑兵之计的第三步——“西进之形”。

“西进之形”非常合情合理,陈诚没看出一点假,另外,他跟王耀武所处位置和责任不同,王耀武只需调度李仙洲,因此很顾及李仙洲集团的安全,陈诚还要统筹南北,为“鲁南会战”的效果负责。

“鲁南会战”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南北对进,把华野给夹住,现在他这边已拿下临沂,王耀武却反而还在往后缩,请问怎么个夹法?

陈诚严令王耀武回到原地,不得擅自撤退,王耀武只好又命令李仙洲返回。

李仙洲进进退退,完全在华野的行动计划之外。很多人都担心计划要落空,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接建议提前出击,这样纵然不能全歼,还能切个“尾巴”。

粟裕则认为王耀武如此反复,恰恰说明对方还没有真正掌握华野的企图,不过是心里没底,比较谨慎罢了。

他要钓的是大鱼,放的是长线,在主力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之前,鱼竿决不能动上一动。

当李仙洲再次返回时,华野各部已基本到齐,并迅速向莱芜的东西两边进逼。

1947年2月19日,包围之势已成。同一时间,王耀武完全判明了华野主力的真实动向和企图,于是急令李仙洲集团往后收缩,处于后卫位置的一个军由此脱离了包围圈。

粟裕后来坦承,他没想到王耀武会如此大胆果断,命令说下就下,也不向蒋介石和陈诚请示,就让后卫部队一天一晚后撤数百里。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他就会插到济南附近,让整个李仙洲集团无一得逃。

后卫漏网,李仙洲本部及两个军也没有马上被抓住,全都收缩到了莱芜城里。

1947年2月20日,粟裕正式发起莱芜战役,至21日,华野部队已全部展开,在莱芜地区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基本完成对莱芜城的战役合围。

王耀武原来想要李仙洲据守固守,后来看到李仙洲实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危殆万分,又觉得不如索性冒险向北突围,这样不仅李仙洲自身可摆脱困境,还可以加强济南防卫。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认可,王耀武派他的副参谋长携其亲笔信前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鉴于“敌前撤退不利”,内心并不同意李仙洲弃城而退,怕因此在城外遭到解放军的攻击,但见王耀武说得有根有据,也只好点头答应。

王耀武的险冒得实在不值,有韩练成在李仙洲身边,这一情报当然又毫不意外地落入了粟裕之手。

粟裕立即采取“围三缺一”的战法,将北面的口子让出来,预先布置成口袋阵。

接到王耀武的电令后,李仙洲召集官佐们一起研究。李仙洲性格非常逞强好胜,他主张固守而不主张撤退,认为在解放军包围下,撤退很不利,如果不撤,只要临沂的欧震集团跟踪而来,便可起到内外夹击之效。

除了李仙洲,其他人都嚷嚷着要撤,理由是两个军挤在一座城里,城小人多,军心慌乱。

李仙洲听来听去,终于也动摇了,赞成撤退,可是在何时撤退这个问题上,大家又意见不一。李仙洲提出宜快不宜迟,韩练成独表异议,说他的部队来不及,需要一天准备时间。

最后撤退时间便以韩练成的为准,就这么一天,让粟裕把口袋阵完全扎严实了。

1947年2月23日晨,李仙洲北撤突围,被粟裕兜头套个正着,莱芜城也被解放军趁机抢占,李仙洲部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人马车辆挤成一团。

在这个关键时刻,韩练成在地下党的协助下,悄悄离开指挥岗位,使第四十六军率先陷入混乱之中,华野担任突击的各纵队趁势发动猛攻。

李仙洲有五万之众,但华野更多,是李仙洲的四倍有余。李仙洲被包围的区域东西仅三四公里,南北仅一二公里,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他的兵力难以展开,战斗力也发挥不出,相反华野火力却能发挥出最大威力——只要记得往人堆里送,一发炮弹就能炸死好多,甚至一颗子弹也能杀伤三四个人。

2月23日下午,李仙洲所部2个军被歼灭,李仙洲以下17名少将以上的将领被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战场的空前纪录。

在莱芜战役中,华野还缴获了大量装备,主要是各种山炮和野炮,后来华野各纵队都成立了炮兵团,其火炮大部分为这一战役中所得。

鲁南战役送了粟裕一个特种兵纵队,莱芜战役又送来了许多炮兵团,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名号自此是实至名归了。

莱芜战役进行过程当中,王耀武曾出现多次犹豫反复,敌情也不断变化,非常考验具体指挥者的意志、决心和应变能力。事后,当记者访问,提及宿北、鲁南、莱芜三战时,陈毅对粟裕赞不绝口,称他“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莱芜战役的胜利,不仅宣告“鲁南会战”计划土崩瓦解,而且在国民党阵营内部引起极大震撼。战役结束的当天,蒋介石即亲飞济南,召见王耀武。

过去两人见面,蒋介石都是满面笑容,这回铁青着脸,把王耀武狠狠地骂了一顿:“这样的失败真是耻辱,你是不能难辞其咎的。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

王耀武有苦难言,只得把一腔愤恨发泄到了李仙洲身上:“5万多人,不知不觉在3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哪!”

李仙洲出身黄埔一期,资历比王耀武还高,身为王耀武的部下,他一度还挺委屈哩,可就这位仁兄,因为一场惨败,竟然就被贬到了如此一无是处的地步。

可叹的是,就算到这个时候,不管是蒋介石,还是王耀武,都还不知道李仙洲旁边有一位“隐形将军”,更不知道,正是这颗定时炸弹,把李仙洲的指挥能力炸到了零。

在写给老部下李天霞的信中,王耀武忍不住发出哀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北线骂了,南线同样要追究责任。徐州“绥靖公署”的牌子被拿了下来,随着机构的撤除,薛岳亦遭免职。在国民党将领内部,薛岳与陈诚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摘了薛岳的乌纱帽,毫无疑问也是间接给了陈诚重重一击。

新挂上去的牌子是“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蒋介石任命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方面的部队。

顾祝同是粟裕在3次天目山反击战的对手,也是他的手下败将。在对华野全军讲话时,粟裕说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称得上是军事干才,而顾祝同只是个庸才,现在老蒋以庸才代替干才,对解放军而言,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

黄河战略

莱芜战役让蒋介石最受伤的地方,就是损失了两个军,他对王耀武说:“这仗以后更不好打了。”

蒋介石一辈子征战,同样具备他这个层次所需要的战略眼光。先前他最看重的是攻城略地,但莱芜战役让他意识到,一个空城临沂,远远抵不上五六万兵力的消减。

占地并不是越多越好,“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解放军牵制”。

“鲁南会战”集中了他可能集中的最大兵力,今后不可能再做到了。为了解决兵力分散的问题,蒋介石设计了“空心战术”,即在大后方只留3个正规军,大部分主力都调到前线投入作战。

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也被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要进攻的重点目标一共两个,除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解放区,剩下来的就是山东解放区,他将这一战略称为“黄河战略”。

1947年3月13日,“黄河战略”正式启动,蒋介石实行“堵黄复故”,堵塞了黄河决堤口,迫使黄河改道,流入豫鲁两省故道。

通过“黄河战略”,在限制刘邓大军活动、切断两大解放区联系的同时,得以把王敬久集团正式调到山东战场作战。

“空心战术”和“黄河战略”的实施,使集结于山东的国民党军再次突破上限,共计有84个整编师、旅,比“鲁南会战”时还多出10个师、旅,接近重点进攻总兵力的1/3。

除以往的张灵甫整七十四师,胡琏整十一师外,这些部队中还包括邱清泉第五军,国民党“五大主力”一下子聚齐了仨,成为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三大主力”。

用将方面,老蒋同样动足了脑筋。

蒋介石对他那些将帅的特点非常了解,据说连很多人的生日都能熟记于心,他所任用的顾祝同当然绝非庸才。

顾祝同在天目山曾败给粟裕,抗战时的战绩也无法与薛岳相比,这跟他所在战区的实力太过一般有一定关系,作为蒋介石身边“五虎上将”中的一位,他还是有两下子的。粟裕说顾祝同“庸才”,同样也有鼓舞全军士气的用意。

更何况,这次蒋介石还特地给顾祝同找了一个主将——时任陆军副总司令的汤恩伯。

因豫湘桂大溃败,汤恩伯也曾被骂得狗血淋头,然而很少人知道,在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上,他却是为日军所惧怕和担心的少数中方将领之一。从早期的南口战役,到后来的台儿庄会战,汤恩伯皆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汤恩伯,并把他作为自己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汤恩伯有能耐,作战有一套,但他的缺点也很要命,那就是总跟顶头上司不和谐。台儿庄时期的李宗仁,河南时期的蒋鼎文,汤恩伯和他们的关系都闹得很僵,豫湘桂会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缘自于此。

顾祝同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军中圣人”之称,特别善于搞人际关系,跟谁都能嘻嘻哈哈地凑一块,顾、汤配,应该是蒋介石能想到的最佳搭配了。

顾祝同到任后,即延续了陈诚“烂葡萄里夹硬核桃”的战术,他以“三大主力”为骨干,将入鲁部队编为三大兵团,分别是汤恩伯兵团、王敬久兵团和欧震兵团,每个兵团中夹一个“主力”。

1947年3月下旬,顾祝同开始发动进攻,其部来势汹汹。到4月中旬,他已完全占领鲁西南,并打通津浦线上的部分交通,对华野形成弧形包围态势。

莱芜战役时,粟裕还啃不动欧震兵团这样的大兵团或“三大主力”,但莱芜战役后,情况已大为不同,经过为期半个月的整训,华野兵强马壮,只愁没东西吃,不愁牙口不好,消化能力不济。

只要三大兵团稍稍拉开距离,或者再来个南北合击什么的,就能像对付李仙洲集团那样,围而歼之。

可是粟裕没能找到这样的战机。

顾祝同把前任陈诚的战术全部继承过来,“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也是一种,同时鉴于莱芜战役中,北线的李仙洲集团遭到了意外打击,他又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

合击、夹击之类是再不搞了,顾祝同把三大兵团都放在一面,进行纵深梯次部署,进攻时“两臂横兜,中间挺进”,让粟裕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

顾祝同并不比他的前任好打发。

耍龙灯

在暂时无缝可钻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待机而动。

有一个寓言,讲到有两只刺猬,到了冬天要互相靠近取暖,可是太近了它们又把彼此都给刺痛了,最后只好分开。

三大兵团和兵团内的各支部队,就像是一只只刺猬,它们怕被华野各个击破,所以得聚拢在一起,但这样一天可以,两天可以,十几天,半个月以后就未必了。

须知这些军事主官大多各怀私心,而私心正是他们身上的刺。

陈诚曾经剖析说,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事主官,凡军师长以上,多半是历年征战晋升上来的,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这种现象与北伐时期正好相反。

“45岁现象”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官们作战时普遍缺乏勇猛精神,衰弱、拖沓、低能、企图心不强,甚至爱财怕死者,随处可见。

陈诚注意到了解放军阵营的不同,他认为解放军指挥员“莫不年轻,能吃苦耐劳,活跃于第一线”。

陈诚看到了这一问题,可惜他力不从心,根本改变和纠正不了。

陈诚能看到的,陈毅、粟裕也早就瞧得分明。他们知道对方内部有着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在指挥和行动上,若说在短时间内协调一致,是可以做到的,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到那时,怕死的、畏难的、投机的、犹豫的,全都会陆续浮出水面。

队形一乱,必然有机可乘。

陈毅、粟裕不再围绕城镇与顾祝同硬碰硬,他们率部进入了鲁南和沂蒙山区。

蒋介石闻之喜上眉梢,认为这次总算把华野逼入了死角:“陈毅钻进沂蒙山,以山大王战术与我周旋,我们就在沂蒙山区把他一扫而光!”

蒋介石说了大话,“一扫而光”,哪有那么容易。

陈、粟的“山大王战术”早已是炉火纯青,尤其沂蒙山区乃山东解放区腹地,华野占有地利人和之便,其部时南时北,忽东忽西,三大兵团喘着粗气都撵不上。

陈毅把这套战法称为“耍龙灯”:华野挥舞彩球在前,逗引得三大兵团像长龙一般回旋翻滚。

还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鹞子捉鸡”。陈、粟一边“耍龙灯”,一边紧盯着身后的“长龙”,第一个被他们盯上的“鸡”是汤恩伯兵团。

汤恩伯兵团与其他两个兵团渐行渐远,而且兵团各师之间的间隙也开始变大,便于分割。

随陈、粟在沂蒙山转悠的其实只有10个纵队,华野主力始终集结在机动作战位置,粟裕立即率主力南下,准备歼灭汤恩伯兵团大部于临沂。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947年4月1日,当陈毅、粟裕的野指机关南移进入一座村庄时,突然遭到飞机的轰炸扫射。还好,机关保卫部门有防空意识,事先挖了防空洞,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此次空袭,针对性极强,显然就是奔着野指机关来的。让粟裕感到疑惑的是,他们在根据地里面行动,沿途又很注意隐蔽,敌人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机关的动向呢?

事情来得过于蹊跷,不能不查。

一查,发现野指直属队失踪了一名“解放战士”。当时因为部队战损的缺额大,俘虏兵经过突击教育和训练后,马上就大批大批补充到各部队,这些“解放战士”有的思想不稳定,“开小差”溜号是常有的事。那名“解放战士”其实早就偷偷地跑走了,只是起初没引起保卫部门重视,这时才想到,很有可能就是他返回敌营报告了机关行踪。

机关暴露了,也就等于暴露了部队南下的意图。汤恩伯是个极警醒的人,他立刻反应过来,将兵团主力调到临沂,实行密集靠拢,倘若华野再硬凑上去,势必打成毫无油水可捞的消耗战。

粟裕只好放弃原订计划,北上另寻战机。

当家花旦

“龙灯”足足耍了半月有余,功夫不负有心人,粟裕终于再次抓到对方一个薄弱环节。

刚调来山东不久的王敬久兵团内,有一个整编第七十二师,该师的前身是川军王陵基集团军,即便在川军中,其实力也仅属二流。

在粟裕把七十二师划入自己菜单的时候,七十二师正据守泰安,因为山川相隔,一旦华野对其发起攻击,周围敌军来不及迅速增援。

1947年4月20日,粟裕发起泰蒙战役。在战役的前期,他采取类似于山东人吃大饼的办法,走一步啃一块,每次消灭几个营,七十二师被逼得步步后退。

4月24日,粟裕完成对泰安的四面合围,开始发起总攻。

川军一般有个特点,就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能力差一些,但是擅长山地战,泰安的地形和工事又利于固守,所以华野在攻击时也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一个难关就是泰安城外的嵩里山制高点,老是拿不下来。

随军督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为此发了火,连声责怪主攻部队动作迟缓。

华野部队,要论攻坚战,以三纵第八师最负盛名,于是粟裕将主攻任务另外移交给第八师,同时将华野唯一的特种兵纵队(简称华东特纵)增援泰安前线。

粟裕一向重视技术兵种,但在骑、炮、装、工这四大兵种中,他最看重的还是炮。这是因为大兵团作战越来越频繁,对步炮协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炮在其中的地位称得上是举足轻重。

在炮的方面,粟裕也做了一个区分,轻型的为山炮,主要装备于各纵队的山炮团;重型的为榴弹炮、野炮,主要就装备于特纵。

特纵由粟裕直接主管,下辖榴炮团、野炮团、骑兵团、工兵团以及坦克大队、汽车大队等。它的家底,就是在鲁南战役中从快速纵队手里缴获的那些装备。

野炮由骡马牵引,榴弹炮由汽车牵引,汽车的机动性当然要比骡马强,粟裕由此又把榴弹炮作为重点。

缴获的美式榴弹炮共有48门,本来可以编成两个团,为了提高效率,粟裕只编了一个团,他又把各纵队的炮兵牵引车全部调过来,把一个榴炮团塞得满满当当,让这个榴炮团成了特纵的“当家花旦”。

装备是没问题了,还得找到合适的人手。特纵组建前,陈、粟曾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支援炮手等技术人才。

让延安总部支援步兵人才还可以,这么多特种兵人才,一下子到哪里去找。陈、粟只好“就地取材”,先从俘虏兵中进行挑选。

坦克手、汽车驾驶员,可以暂时由“解放战士”充任,但炮兵如此重要,要是全让“解放战士”来把控,当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粟裕为此想了一个办法,他从步兵团中抽调出一些打过仗又有点文化底子的班长,让这些班长来担任炮兵团的各级指挥员,具体控制火炮的鸣放,“解放战士”和从地方部队中升级上来的士兵则充当炮手,以此确保不出任何岔子。

这是短期的,粟裕还有长期规划,他以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为基础,组建了特科学校,专门培养自己的特种兵人才。

特纵司令员是陈锐霆,粟裕让他率特纵的“当家花旦”榴炮团前去泰安助战,陈锐霆还有些担心,主要是榴炮团组建时间不长,训练不足。

粟裕告诉他,泰安方面急需增援,只能“赶急火”,实行“以战教战”。

陈锐霆原在国民党商震部队担任炮兵团团长。早在抗战前,他就是中共秘密党员,“皖南事变”后,发动起义参加了新四军,此前担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兼联络处长。

陈锐霆是黄埔毕业生,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在那时候的解放军指挥员中实属凤毛麟角,以至于有人还误以为陈锐霆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让众人交口称赞的,还是这位特纵司令员的炮战功夫。

一鸣惊人

陈锐霆对炮兵业务很在行。榴炮团虽然是初出茅庐,但在他的指挥下,炮火组织得非常出色,所有火炮按照各自诸元,向规定目标进行射击。

华野的一位高级参谋在场观战,不由得大开眼界。他认为,这场炮战比他以往见到过的任何一次战斗都更正规,效果也好得多。

炮弹如雨一样的飞向嵩里山制高点,阵地上的敌军被打得哇哇乱叫,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山上无法立足,很快就丢下阵地,向城内溃退。

用步兵攻嵩里山,久攻不下,用炮兵几下就轰垮了,这就是重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威力。

拿下嵩里山,榴炮团又转向泰安城。八师的连续爆破突击,特纵的步炮协同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城内守军彻底陷入梦魇之中。

1947年4月25日,解放军突入泰安。七十二师师长杨文泉用报话机向南京呼救,要求增援。

南京的答复是:“顶住,顶住!”

杨文泉哭笑不得:“顶不住!共军有大家伙!”

杨文泉所说的“大家伙”就是指榴弹炮。七十二师也有榴弹炮,不过跟特纵的没法比,只有4门,在遭到榴炮团的压制后,它们很快就被取消了发言权。

听了杨文泉的话,南京那边还不信:“共军是土八路,小米加步枪,哪里来的大家伙?”

杨文泉气不打一处来:“共军的大家伙,还不是你们在鲁南送给人家的!”

讨不来救兵,杨文泉只好在城内就地组织反击。川军作战的韧劲很强,前后反冲锋达20次之多,但这些反击都毫无例外地被榴炮团拦阻和轰垮了。

1947年4月26日上午10点,巷战结束,七十二师遭到全歼,杨文泉手下一万多人被俘,4门榴弹炮及40余辆汽车也成为解放军的战利品。

这是华东特纵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可谓一鸣惊人,炮火在攻坚中的作用也被发挥到淋漓尽致。杨文泉在被俘后感叹:“你们有这么多大炮,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们的炮兵火力组织得这么好,步炮协同得这样密切,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粟裕围点,必然配合打援,但是你还真得相信国民党将领们的觉悟,泰蒙战役从发起到结束,也有将近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里,愣是没有一个人肯上来救一救杨文泉,有两个整编师距泰安仅有一日行程,却愣是动都不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僚翻着白眼沉入了水底。

援兵不来,粟裕也就不能扩大战果,这让他很感遗憾。

遗憾的事情还在继续。从4月初到5月初,陈毅、粟裕耍了一个月的“龙灯”,除了逮住倒霉的七十二师外,再没有能抓住任何一条大鱼。

有七十二师的遭遇在前,这伙人又跟冬天的刺猬一样紧靠起来,粟裕几次组织试探性进攻,都因敌方密集靠拢或增援较快而夭折。

在山里“耍龙灯”并不如比喻中那么有趣,部队连续行军,跋山涉水,动辄就要走百余里,官兵的两只脚板所过之处,几乎把沂蒙山新开的几条公路的路面都给磨亮了,那真是又苦又累,上上下下都十分疲劳。

耍来耍去,要是有七十二师这样的猎物跳出来倒也罢了,偏偏又没有,徒劳而无功,免不了生出怨气。

几首顺口溜开始在华野内部不胫而走。

“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嚓嚓嚓。”这是一个。

“机动机动,只走不打,老‘耍龙灯’。”这是另一个。

听到这样的顺口溜,说陈、粟身上完全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也急,只是不好放在脸上罢了。

得再干点什么了。

陈、粟计划以两个纵队南下鲁南,一个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军后方,吸引其回师或分兵。

最沉得住气的,反而是在延安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收到陈、粟的电报后,毛泽东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做出判断:“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

他电告陈、粟:“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有那么多明的、暗的信息来源,毛泽东把蒋介石的处境看得透透的,他知道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那种四平八稳的方步就快迈不下去了。

的确,如今的蒋介石浑身都是包袱,自己就把自己给捆住了。出师以来,他一直想给后方舆论以及各派系以交代,但前方缓慢的进展实在是没法应付这种需要。

蒋介石、陈诚给顾祝同发去严令,要求加快“进剿”,并限定于5月初“打掉陈、粟主力”。

这样一来,无异于又弄乱了顾祝同的心神,增加了他的失误概率。

还差一步,眼瞅着就要掉坑里了。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粟中止了原订计划,为了“配合”敌方心理,华野主力又后退了一步。

一步就够,蒋介石和陈诚立马掉坑里,他们由此判断华野“攻势疲惫”,在向沂水一线撤退,正是实行“鲁中决战”的好时机。

南京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在答记者问时就说:“相信该省(山东省)大规模战争不久可以结束。”

错判和失误由此翻起了跟头,顾祝同决定实行“跟踪进剿”,并且把“稳扎稳打”改为“稳扎猛打”,“逐步推进”改为“全线急进”,他打算这次要一鼓作气,即使不能把华野主力围歼于沂蒙山区,也要赶到黄河以北。

1947年5月10日,在顾祝同的命令下,三大兵团同时向沂水一线推进。

对粟裕而言,一个重大的战机即将出现。

猛虎掏心

即便到这种时候,顾祝同还保留着必要的谨慎,要求三大兵团统一行动,可是汤恩伯不等另外两个兵团到齐,就指挥本兵团率先向沂水攻去。

蒋介石急,陈诚急,顾祝同急,汤恩伯急,几个“急”串成一块,至此,战机完全成形。

1947年5月10日午夜,华野经侦察得知,汤恩伯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已进至沂水以南。

这两支部队都处于侧翼,又比较孤立,陈毅、粟裕决定集中兵力,将他们歼于沂水。

1947年5月11日晚,当参战部队正向沂水集结时,华野指挥部又得到了一份十分重要也非常关键的绝密情报。

这份情报所揭示的,是汤恩伯制订的具体作战计划,而只有看过它,你才会知道汤恩伯为什么那么急于出兵。

原来汤恩伯早已侦知了华野指挥部所在地位于坦埠,他不肯坐等其他兵团,就是嫌那些部队动作太慢,兵贵于神速,他要出其不意,先一拳打掉华野的指挥中枢,陷华野于混乱和四面包围之中,然后聚而歼之。

汤恩伯实施了中央突破战术,主要突击力量就是张灵甫七十四师,矛头直指坦埠。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以及汤兵团的其他部队,其实都只是在策应七十四师的行动,放烟幕弹而已。

汤恩伯名不虚传,用计确实够毒。

情报让大家看得一头冷汗。华野指挥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既然已经了解了汤恩伯的意图,也就避免了最大风险,同时能在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身上捞一把,也算够本了。

大部分人都是这种想法,粟裕不一样。

粟裕说,改变原订计划。

之所以要改变计划,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跟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缠在一起,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即便那两部受损,汤恩伯也能照旧利用七十四师实施中央突破,华野将因此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最后的结果,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

粟裕接下来的一句话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震撼,粟裕掷地有声:“不撤,也不退,就打七十四师!”

众人内心的震撼可以理解。自两淮战役、两战涟水以来,整个华野对七十四师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是恨之入骨,要“灭此朝食”;另一方面,很多部队又都怕跟七十四师硬碰硬,不想和张灵甫交手。

粟裕当然知道七十四师有多难打,但他等这一天,实在已经太久了。

与豪放开朗的陈毅不同,粟裕平时较为沉静内敛,这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

骨子里,这个人依然保持着孩童时代的梦想,他是一名剑客。

作为剑客,只要你还站在那里,手里还有剑,就必须要用尽一切努力去获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两战涟水之后,粟裕对张灵甫始终念念不忘,几乎变成了一种“思念”。战前部队整训,陈毅看粟裕老是待在作战室看地图,怕他太闷,就硬拉他出来,一起去野外打猎散心。陈毅举枪打中了一只野兔,高兴地对粟裕说:“502(粟裕代号),你看这只兔子该怎么个吃法?”

粟裕心不在焉,竟然脱口而出:“这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王牌,硬吃不行,必须智取,而且一定要全歼。”

在场的其他人听后都莫名其妙,只有陈毅心领神会,哈哈大笑:“好啊,这只兔子身价不低,成了张灵甫。看样子,这个张灵甫命里注定要成为我们庆功宴上的下酒菜喽。”

现在未来的“下酒菜”就在眼前,他等到了。

粟裕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智将,他有足够的热血和激情,但早已与冲动莽撞无缘,若不是有一定把握,绝不会想到要选择这个时候与张灵甫一决雌雄。

与张灵甫决斗,必须有兵力上的成倍优势。恰恰七十四师担负了中央突破之责,进入的是华野主力集结位置的正面,而仅仅在这个位置上,粟裕就有5个主力纵队的机动兵力,他在部署上不需要再做大的调整,便可以在局部对张灵甫构成5∶1的绝对优势。

粟裕把他的战术概括为:猛虎掏心,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

他慨然对陈毅说,七十四师与其他敌军不一样,作为“五大主力”之首,它是蒋介石手中的最大王牌,把它打掉,可以给敌方阵营以实力和精神上的最沉重打击——七十四师都能歼灭,还有什么部队不能消灭?

听粟裕讲完,陈毅也十分激动,马上拍案而起:“好!我们就是要有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陈、粟决心已定,作战地点定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因此称为孟良崮战役。参战部队共有9个主力纵队,其中5个主攻,4个阻援,华东特纵集结待命,随时配合主攻部队。

在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干部会上,陈毅一再强调,这次打七十四师,是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就是要从“百万军中”把七十四师这个“上将”给剜割出来,然后围攻上去。除此之外,在七十四师背后,还有大批敌军,必须予以阻击。

都知道孟良崮战役极其艰苦,华野要付出的代价不小,但只要能打掉七十四师,多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叫“砸碎珍珠换玛瑙”。

要饭官庄

汤恩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制订的具体作战计划,会以那样一种奇怪的形式,完完整整地出现在陈、粟面前。

如果不泄密,汤恩伯的作战计划可以称得上是既大胆又周密。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王牌,也是他汤恩伯的王牌,为了确保七十四师旗开得胜,他除部署第七军等部进行策应外,还派两支部队一左一右进行掩护。因此就兵团中的位置和阵势而言,七十四师只是稍显突出,并不是完全的孤军突进。

两支掩护部队也并非俗物:左为黄百韬整二十五师,右为李天霞整八十三师,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主力。

1947年5月11日,在陈、粟还没有得到那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之前,张灵甫正奉命从垛庄出发,经由孟良崮西麓,向坦埠以南急奔。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七十四师曾住在一座叫“要饭官庄”的村庄里。这村名怎么听怎么别扭,有一名军官便说:“要饭官庄,要饭官庄,我们这些人迟早都得要饭拉倒,这和三国时庞统凤雏先生死于落凤坡一样不吉利。”

另一名军官听了不乐意了,认为出师前不应该说这样晦气的话。两人发生了争吵,吵着吵着便动起手来,最后全都搞得鼻青脸肿。

这对张灵甫来说,自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很清楚,涟水战役给七十四师造成的心理阴影从未能够真正消除,军官之间的争执,其实就好像这支军队的正负两种能量在争斗一般。

强行制止是没有用的,军人的伤口,只能通过胜利一点点去痊愈,占领涟水,他可以让部下从对妙通塔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而攻下坦埠,关于“要饭官庄”的流言必然也会不攻自破。

晚上,汤恩伯又给张灵甫发来电报,限令张灵甫于5月12日攻占坦埠。

张灵甫早就憋足了劲,收到这份电令,立刻快马加鞭,七十四师陡然增速,以至于黄、李二部都被落在了后面,黄百韬还好,只略落后一点,相差二三十里,李天霞就离谱了,竟然隔了100里路程。

当七十四师渡过汶河,其左右两翼均已暴露,只是当时张灵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

汤恩伯随后也根据张灵甫的汇报,对目标进行了临时调整,将攻占坦埠的限定日期改为5月14日。

1947年5月13日,七十四师对华野的杨家寨、水塘崮阵地发起进攻。

根据张灵甫以往与解放军作战的经验,当七十四师主力向单个阵地进攻时,对方一般不会进行硬碰硬的抵抗,但这次不同,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阵地都拿不下来。

到黄昏时分,前线部队在电话中告知:“当面之敌,相当顽强,攻击尚未奏效。”

战场这一新的变化,开始引起张灵甫的疑虑和不安。

晚上8点,攻击终于奏效,七十四师完全占领了杨家寨、水塘崮。杨家寨、水塘崮都是海拔千米的高山,山上设有山东军区的印钞厂,前线部队把从印钞厂找到的一些“抗币”送往师部,但张灵甫并未从中感到任何欣喜。

经过侦察,他发现解放军部队正源源而至,约有两个纵队连夜赶到,分别向七十四师的左右两翼间隙急进,来势非常凶猛。

事实上,从黄昏开始,粟裕的战役计划就已经开始启动,叶飞纵队从左,许世友纵队从右,分别向七十四师的两翼楔入。

当两纵队进行纵横穿插时,与七十四师其实靠得很近,华野在山坡,七十四师在山冈,叶飞甚至能亲眼看到山地敌军的运动,只是因暮霭浓重,视线不清,七十四师却并不知道他们是“共军”,还以为是黄百韬或李天霞所部,因此起初既没吆喝口令也没打枪。

等到发现,已经晚了,两纵队割断了七十四师与左右两翼的联系。

尽管如此,张灵甫并没有表现得慌乱无措,他相信以黄、李的能力,分别对抗华野一个纵队应该可以,用不着过分担心。

在将相关情况向汤恩伯进行汇报后,张灵甫仍表示,他有决心在明天早晨夺取坦埠,为此还会把指挥部前移。

刚刚表完态,张灵甫就得到消息:许世友纵队占领右翼的马牧池。

他立刻坐立不安起来,感到右翼有问题。

固守待援

右翼的问题就出在李天霞身上。

李天霞与王耀武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他当过张灵甫的上司,比张灵甫的资格老,但是后来在仕途上,一直被张灵甫所超越,因此他对张很忌妒,两人的私下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张、李的性格脾气也不同,张灵甫为人较为耿直,打仗不会投机取巧,李天霞正好相反,打仗时惯于保存实力,自诩为打巧仗,不打硬仗,早在苏北作战时,就因此受到过撤职留任的处分。

按照汤恩伯的部署,李天霞应以一个旅进出沂水西岸,以确保七十四师右侧的安全,但李天霞并未按照命令行事,仅派一个连,带着报话机,冒充旅部番号在沂水西岸“打游击”。

这就等于说,七十四师的右翼是空的,李天霞主力距离七十四师还远得很呢!

粟裕抓住右翼的空当,不断插入部队,至5月14日凌晨,右翼已被塞3个纵队,对七十四师形成半包围态势。

张灵甫立即向汤恩伯请示撤退,得到同意后,他派一个营抢占右翼的850高地,以掩护主力部队后撤。

不料850高地已被华野提前控制,这个营冲上去时几乎被全部打光了。

七十四师主力尚在杨家寨、水塘崮一线,当他们后撤时,解放军完全可以利用850高地进行侧击,到时七十四师就几乎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损失肯定小不了。

出乎意料,解放军既未侧击,也未追击,使七十四师得以顺利地撤回汶河以南。

张灵甫那时候当然不会知道,粟裕的胃口大得很,他要的是七十四师这整条大鱼,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块鱼肉,暂时的“放虎归山”,只是因为整个包围部署尚未完成,怕打草惊蛇,导致七十四师过早脱离战场。

张灵甫知道的是,他遇到了劲敌,华野主力上来了。

对在沂蒙山区遇到的困境,张灵甫不是没有准备。早在莱芜战役结束后,他就说过“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并且第一次提出要求休整。

当然这个要求不会得到满足。能者多劳,他还得继续干下去,而且仍然是七十四师最不适应的山地作战,他甚至连对七十四师进行山地战训练的时间都没有。

再好说话的人,被驱使到这个份儿上,也不免会生出怨怼之心,张灵甫曾对好友说:“我是重装备部队,如果在平原作战,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力能应付。可是现在却逼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是牵大水牛上石头山。”

最后张灵甫愤愤地说道:“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

张灵甫所说的“有人”不知道究竟指谁,那种焦虑和无奈的情绪却已经再明白不过地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张灵甫也并不是一个肯认怂的人。

撤到汶河以南,七十四师还没有脱离华野的包围,张灵甫完全可以继续往后撤,但他没有这么做。

不管他私底下如何抱怨,在内心深处,他同样期待着与对手以剑相搏的机会。

孟良崮战役之前,张灵甫曾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措辞十分激烈。张灵甫说在山东战场上,国民党各部将领之间是“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他认为这是一个月来各兵团被华野“耍龙灯”耍得团团转,从而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张灵甫能说出那番慷慨激昂的话,当然是把他自个归入了“勇者”之列,为了能够反败为胜,这次他准备充当一下“牺牲者”,以七十四师为饵,吸引华野主力与之决战。

“鲁中决战”不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华野主力吗?现在不用找,人家主动上门来了,那就痛痛快快决个胜负吧。

张灵甫把这一战术命名为“固守待援,中心开花”,并且与汤恩伯达成了一致。

既是“固守待援”,就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固守点。摆在张灵甫面前的地点一共有二:一为垛庄;一为孟良崮。

垛庄四山环抱,无险可守,华野控制了四围的山头,就可以居高临下对七十四师进行打击。

苦思之后,张灵甫采纳幕僚建议,选择了孟良崮。

据说黄百韬曾劝告张灵甫不要固守孟良崮,对他说:“你的装备重,车辆多,怎能上得山?而且山上如果没有水,你怎么办?”

张灵甫的回答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机不可失。”

没有人能够真正透视未来,他们只能根据当时的判断,做出当时的决定,至于这个决定到底是对是错,直到翻开底牌的最后一刻,才能知道。

隐形部队

在给蒋介石的那封信中,张灵甫对自己同僚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说这些人莫不是“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

到了沂蒙山,李天霞算是完完全全地对上了号。

除向沂水派了一个冒充“旅”之外,他最靠近张灵甫的部队是位于七十四师右后方的一个团,而且还是八十三师里战力最弱的团,其前身曾在苏北两度被华野歼灭,整个团装备不全,士气颓丧。

该团前任团长已被俘,由师参谋长罗文浪临时接任。张灵甫给罗文浪打了个电话,问八十三师在沂水西岸究竟有多少部队。

罗文浪不能直说,只得支吾其词。张灵甫确认李天霞给他出了幺蛾子,顿时愤怒异常,由于右前方无兵遮护,七十四师不仅损失了一个营,五十七旅也因此只能拖后掩护,到这时候为止,都尚未撤回,他很担心解放军从右翼包抄,再切断五十七旅的后路。

张灵甫咆哮着对罗文浪吼道:“你们搞的什么名堂?现在右翼出了毛病,我们有一个旅没有下来。共军大部过了河,已对我们形成包围。”

他在电话中大声发出警告:“我已向国防部告了状,出了事,你们要负责!”

发了通火之后,张灵甫又冷静下来。他很清楚自己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官僚程度,眼下又在打仗,就算追究责任也只能是战后进行,心里就算再有气,都只能先忍着。

张灵甫放缓语气,对罗文浪说:“霞公(李天霞)是我的老长官,他上次在苏北作战中受了处分,我心里也非常难过,但他现在又来耍滑头,你要告诉他设法补救。”

张灵甫的这些话,罗文浪一个字也没转告李天霞,原因很简单,李天霞要是真的对张灵甫还有些情谊,就不会派他带着这个破团来掩护七十四师了,自己捎了话,不但不会起什么作用,反而还可能因此得罪李天霞。

果不其然,李天霞随后打电话给罗文浪,指示:“夜间作战要多准备向导,特别注意来往的路,要多控制几条。”接着又说:“你是很机警的。”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罗文浪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李天霞在暗示他,战斗一打响,马上就开溜。

李天霞这人不是一点点滑头,暗示之后,他又让师部传达公开电话命令,要罗文浪确保七十四师的右翼安全,实际上是为了事情一旦露馅儿,可以摆脱自己的责任。

你怕担责任,别人也怕啊,罗文浪就去请示汤恩伯。汤恩伯的回答很简单:“所有部队都不许动,我已令各师分途出击。”

七十四师的右翼这才有了这么一个团保驾。

让张灵甫感到庆幸的是,五十七旅基本完整地撤了回来。他于是将步兵集中到孟良崮,五十一旅、五十七旅在山下,五十八旅在山上,形成掎角之势。

七十四师退守孟良崮,与左右两翼的黄百韬、李天霞应在位置(实际仅为罗文浪团),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且有通讯联系,加上汤恩伯在后面不停地催促各部前推,使得张灵甫对“固守待援”又多出了几分把握和信心。

可惜,他还是走错了一步棋,这步棋的位置在垛庄,不久以后他所有的部署都将被这步错棋所搅乱。

与此同时,粟裕却走对了一步棋。

华野跟七十四师一直是死敌,而在所有纵队中,最恨七十四师,也最想打七十四师的,又非王必成纵队莫属。

二战涟水,王必成指挥的第六师不仅损兵折将,还丢了涟水。打了窝囊仗,谁都会积一肚子火,当时兼任第六师师长的谭震林打电话给江渭清,毫不客气地说:“第六师保卫涟水城不力,是华野的耻辱,全军的耻辱!”

陈毅更是怒不可遏,当即下令将王必成予以撤职,直到江渭清替自己的搭档申辩,说明错不在王必成,而且他和王必成还对谭震林的防守部署提出过正确意见,陈毅这才收回成命。

王必成其实是一员非常能打的战将,苏南抗战中一次性歼灭日军数量最多的延陵大捷,就是由他直接指挥的,苏南老百姓称其为“王老虎”。“王老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这事曾把他委屈到不行。

后来谭震林在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承认第二次涟水战役没打好,不是王必成和六师作战不力,是他指挥不力。

将帅间尽释前嫌,王必成自此便铆足了劲,一心要找七十四师算总账。

在10天前,王必成纵队奉命南下鲁南。鲁南是敌后,王必成不怕危险,他怕的是错过打七十四师的机会,因此走之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打七十四师,绝对不要忘了我们纵队。”

解放军能愈战愈强,就在于有这么一股子虎劲。粟裕非常欣赏,他立即给了王必成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放心,打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纵队,到时候,你不想打也得打。”

粟裕本拟用王必成纵队去诱敌,因毛泽东提出“不要性急”和“不要分兵”,中途又取消了这一计划,但他随机应变,没有将王必成纵队撤回,而是让他们在鲁南就地隐蔽。

在这10天里,王必成按照粟裕的要求,暂时停止攻击,只进行隐蔽战备,行踪从来没有暴露过,从顾祝同到汤恩伯、张灵甫,都不知道鲁南还潜伏着这么一支“隐形部队”,更不知道它会成为粟裕在孟良崮战役中的必杀技。

全盘皆活

1947年5月12日,王必成收到华野指挥部的电报,电报由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位华野最高首长共同签发,十万火急。

粟裕兑现了对王必成的承诺。在电报中,他要求王必成纵队以急行军速度,在48小时内赶到前线,并抢占垛庄,切断七十四师的唯一退路。

接到电报,王必成立即率部出发。

从鲁南回师垛庄,有200多里,沿途重峦叠嶂,道路崎岖,有的士兵鞋子走烂了,就用破布和烂草包着脚行军,途中来不及做饭,就以地瓜充饥。

纵队急行军速度超过粟裕的要求,用王必成后来自己的话来形容,是“飞兵激渡”,前卫提前8小时便到达垛庄以南。

垛庄是七十四师的后方补给点。在垛庄的两翼,各有黄百韬、李天霞部队,前面又有七十四师主力在孟良崮守着,看来是没有多大问题,因此张灵甫开始只留了一个辎重连进行守备。

倒是汤恩伯看出有些不保险,提醒张灵甫加强防守,但随着五十七旅的后撤,七十四师的秩序已经很紊乱,兵力一时调整不过来。

王必成纵队有2万余精兵,并且还是从根本没有预料的后背袭来,一个连的辎重兵又岂能招架得住。当张灵甫好不容易集中1000余人,赶到垛庄加强防务时,王必成已提前一小时攻下垛庄。

王必成一动,华野全盘皆活。

七十四师唯一的后路被截断了,张灵甫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七十四师如果往垛庄攻击前进,必然要遭到后背夹击,何况王必成也已打通与周围其他纵队的联系,收回垛庄没有一点儿把握。

张灵甫唯一可以利用的防御地形,只剩下了以孟良崮为中心的狭长地带,他被包围了。

在以往粟裕指挥的战役中,只要对敌军完成战役合围,基本就可以收工吃饭了,但这次情况不一样——蒋介石亲自调度,包括第五军、整十一师在内,三大兵团中的10个整编师已向孟良崮战场逼近,对七十四师进行增援。

在所有增援部队中,距离最近的黄百韬、李天霞自然首当其冲。

李天霞的整八十三师在苏北刚亮相时还很神气,但在屡遭华野打击后,战斗力已经转弱,而且李天霞对援救张灵甫本身就不太积极,这时出兵只是怕挨老蒋的手板,因此其增援的势头并不猛,根本不用粟裕担心。

可是黄百韬不同,他能打仗,而且打仗的风格与张灵甫一样,向来不计工本,能玩儿命。早在苏北时,他就和张灵甫一南一北,被称为国民党进攻苏北解放区的两把尖刀。

尽管有叶飞纵队进行阻击,黄百韬仍然一路猛冲,不顾一切地向七十四师靠拢,已经冲到了距孟良崮10里的黄崖山附近。

一旦黄百韬越过黄崖山,他的部队将与七十四师连成一片,王必成见状急忙插上,与黄百韬抢夺黄崖山。

王必成和黄百韬都派出了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两军几乎同时赶到山脚下,一个在西坡,一个在东坡,展开了令人窒息的登山竞赛。

解放军先一步占领制高点,往下一看,敌军离山顶也仅有四五十米了。

就是这四五十米,把黄百韬给挡住了。之后,黄百韬下达了“只准进不准退”的命令,仅集团式密集冲锋就组织了十几次之多,正面不行,迂回,白天不行,晚上,上一个营不行,上一个团,然而他再未能够如愿登上黄崖山顶。

黄百韬是张灵甫身边唯一一个肯为他两肋插刀的同僚,连黄百韬都进不了孟良崮,其他援兵可想而知。

但这只是暂时的。

10个整编师,多数距孟良崮仅一到两天路程,最近的如黄百韬、李天霞,只有十几公里甚至几公里距离。光凭黄百韬当然没法一下子夺取黄崖山,要是第五军、整十一师赶到呢……

更加不堪设想的事还在后面,假如粟裕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七十四师,战场将会出现极不寻常的态势,即这10个整编师反过来把华野的参战部队全部围住。

后面这一点正是张灵甫“固守待援,中心开花”的最终目的。他之所以退守孟良崮,就是要以自己为“磨心”,拖住华野主力,并将对方“碾碎”。

战场风云瞬息万变,不到最后一刻,谁困住谁,谁吃掉谁,都是件很难讲的事。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已没有一点讨巧的可能和回旋的余地,胜负之机,只取决于一个字:拼。

粟裕将指挥所前推到离第一线最近的地方,同时下令,各级指挥员全部到第一线督战,竭力压缩包围圈。

血战到底

一夜之间,解放军像汹涌的怒涛一般,将七十四师淹没在了重重包围之中。

在一般史料的记载中,七十四师退守孟良崮,已将所有火炮辎重都抛在了山下,但也有参加过战役的七十四师老兵证实说,其实孟良崮有一些上山的平坦道路,而且七十四师有少量装甲车,可以将山炮、迫击炮、战防炮拖拽上山。

即便这样,因垛庄失守,得不到弹药补给,在后来的几天,七十四师传统的步炮协同也难以发挥出以往的威力。

更何况,步炮协同早非七十四师一家专利。1947年5月14日,粟裕集中特纵及各纵队的火炮,对孟良崮进行猛烈轰击,顿时山鸣谷应,震耳欲聋。

孟良崮是石头山,难以构筑步兵掩蔽所,七十四师只能被动挨打,人马被炸得到处乱窜。

这是大浪即将卷起的前奏和铺垫。

1947年5月15日上午,解放军继续炮轰孟良崮,并开始为总攻做准备。

除包围孟良崮的5个纵队外,负责打援的4个纵队也不同程度地抽调主力参加总攻,仅阻击黄百韬的王必成纵队就调来了两个师,集结的进攻部队密密麻麻。

下午1点,粟裕正式下达了总攻令。

总攻令下,各路解放军如同开闸的潮水一般涌向孟良崮,战场进入了最紧张也最扣人心弦的时刻。

张灵甫选择孟良崮进行固守,确实是出于实战需要。

沂蒙山有七十二崮,孟良崮是这七十二崮中最大的一个崮。所谓崮,是说山的形状奇特,一般山的山顶是尖的,崮的山顶却好像是平的,犹如被什么东西削去一样。

不过这只是站远了看,接近以后你才会发现,上面怪石嶙峋,龇牙咧嘴,一副要吃人的模样,而崮的四周,则是悬崖峭壁,陡不可攀。

显然,对进攻一方来讲,它绝对不是一个理想地形。

孟良崮主峰有五百米高,解放军必须从下往上仰攻,往往经过数次乃至十几次的反复冲锋,才能攻下一个点。

山上都是坚硬的花岗石,而且大多“比门还高”,守军以这些巨石为掩护,不仅可以居高临下地对进攻部队进行大量杀伤,还能不断发起反冲锋,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下的点,一个反冲锋之后,又会得而复失。

攻守双方,一个是针尖,一个是麦芒,在战斗过程中均以硬对硬,以狠对狠。

由于战况过于激烈,素以悍猛著称的七十四师也出现了一线士兵偷偷往回溜的情况,五十七旅一个士兵溜下来恰好被旅长看见,这个旅长当即命令警卫抓来枪毙。

士兵见势不妙,赶紧又回头往前沿阵地跑去。

华野进攻部队亦前仆后继,刺刀见红,拼死搏杀,有的连先后换了7个连长。

仗还没有打完,孟良崮的主峰山顶已经被削去了好几尺。

大地在颤抖,灵魂在战栗,无数个生命瞬间便消失在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山地。

陈毅、粟裕经历过的大仗数不胜数,但是在观战中,两人也都有了触目惊心的感觉。

粟裕评价这是一场血战到底的恶仗,其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据说,陈毅也发出了感叹:“今后永远不让儿子当兵!”

总攻一直持续到晚上,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华野终将七十四师压缩到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狭窄山区。

可是这次总攻毕竟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阻援部队因抽调主力参加总攻,也多次险象环生。

黄百韬还在拼命捞张灵甫,除争夺王必成纵队驻守的黄崖山外,他还向叶飞纵队驻守的天马山一线发起猛攻。

在有可能救援七十四师的国民党将领中,黄百韬可算是最没私心杂念的,他已经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尽管遗尸遍地,但他仍不惜采用人海战术,组织整团整营往解放军阵地撞,炮火不分间歇,部队不分队形。

叶飞率部分主力去参加总攻,所遗空缺,只能用刚刚升级上来的地方部队填补,由于力量变薄,前沿的多处阵地遭到突破,随后,天马山一线全线告急,黄百韬的部队已攻上天马山山腰。

天马山一线部队与前沿指挥所失去联系,担任前沿指挥的廖政国当时身边只剩七八个警卫员,手里再没有预备队,调别的部队又来不及,眼见得阻击圈就要被打破,情况危在旦夕。

事有凑巧,正好粟裕在增加总攻部队,陶勇纵队的一个营奉命前去,路过天马山时被廖政国看到了,他赶紧上前拉住带队营长,命令该营立即赶赴天马山增援。

这个营长告知他们责任在身,另有任务,廖政国急了,向天马山一指说:“天马山阵地的得失,关系重大。如果被敌人打通,全局皆输。所以我只有使用所有到达这个地区的部队。”

营长考虑了一下,决定执行廖政国的命令,奔赴天马山增援,这才将敌军击退。

一山之隔,黄百韬终于还是没能挤进孟良崮,但是第五军等部也越逼越近,粟裕预计,如果到第二天拂晓前,还不能歼灭七十四师,华野将陷入重兵包围,并可能被敌消灭!

粟裕的计算很少出错,硬仗、恶仗转眼又变成了险仗,华野指挥部内的气氛由此变得十分紧张。

煎熬

粟裕决定再发动一次总攻,假如这次总攻再不能“取上将首级”,就不得不下令撤兵,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他在孟良崮战役中失利了。

1947年5月15日,晚上10点,陈毅、粟裕商量一致后,由陈毅亲自打电话给叶飞,授权叶飞统一指挥纵队突击。

陈毅在电话中沉默半晌后,对叶飞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为此,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粟裕接过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将各纵队组织起来?”

叶飞回答:“需要两个钟头。”

这两个钟头的时间里,对作战双方而言,都是一种煎熬。

白天的大规模血拼,已经让七十四师筋疲力尽。华野兵力是七十四师的许多倍,粟裕可以采取疲劳战术,利用交换攻击的间隙,让参战的各纵队轮番进行休息,但七十四师几乎无喘息之机。

张灵甫据守孟良崮,本身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便于防守,不利之处则如同黄百韬曾担忧过的——此乃不毛之地,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看不见一根草木,更无水源。

没有草木,就不能烧火做饭。这还只是次要的,少吃几顿尚不至于饿死,最重要的是饮水困难。

张灵甫本来在山下控制着两个水塘,但在解放军加大围攻力度后,已无法再从水塘取水,官兵渴得不能忍受。此外,七十四师所配备的重机枪许多都是水冷式的,因无水制冷,也打不响了。

当然还有弹药,到晚上10点时,七十四师的步枪弹药、手榴弹都快用完了,许多士兵的步枪里只有1个弹夹、8发子弹。

张灵甫曾急电南京方面,要求空投粮水和弹药。可是空军胆子太小,飞行高度过高,加上七十四师的对空电台已被击毁,导致投掷极不准确,许多物资都空投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七十四师官兵苦不堪言,有些军官已在私底下抱怨张灵甫不该听信幕僚建议,退守孟良崮,以至于犯下兵家大忌,重演了“马谡拒谏失街亭”的历史故事。

马谡失街亭还有撤退的机会,诸葛亮还会帮他唱空城计,张灵甫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妙。

白天战斗结束后,有些作战参谋误认为,解放军伤亡过重,可能不会再攻了。张灵甫则知道,以粟裕和华野的作战风格,决不会善罢甘休,晚上很可能还会发起大规模进攻,他下令各旅将非战斗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并临时教授作战方法。

除了山上的五十八旅外,山下的五十一旅与师部的联系已经中断,能与张灵甫保持指挥联络的只有五十七旅。

深夜,当陈毅、粟裕给叶飞打电话时,张灵甫也亲自给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打去电话,命令他于第二天拂晓前,将部队全部撤至孟良崮高地,末了,他说了一句:“嘘云啊,我们最后也要死在一块儿了。”

陈嘘云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七十四师已面临绝境。

陈嘘云先行上山,来到位于孟良崮山顶的师部指挥所。进入指挥所后,他看到张灵甫斜坐在地铺上,情绪很稳定,并没有明显的惊慌之色。

陈嘘云认为援军已经无望,就算他的部队撤上山来,也没什么用。不如沿山向黄百韬部突进。

没有人赞成,张灵甫亦默不作声,此议只得作罢。

陈嘘云以为,张灵甫的一条腿有残废,如果随部队突围的话,会很困难,这是张灵甫没有拍板的主要原因。

陈嘘云当时的想法是,张灵甫还是私心重了。

但其实,在5月15日白天的交战中,张灵甫已经做了突围的所有尝试,向南,向西,又向东,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方向能突出去,还遭到惨重杀伤。

陈嘘云不知道粟裕布于四周的“铁桶阵”有多么严实,张灵甫知道。

七十四师锐气尚在的时候仍无法突围,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出去了更等于自己找抽,若说放弃险地,全军突进,又无异于步了莱芜战役时李仙洲的后尘。

陈嘘云太理想化了,他的话音未落,粟裕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已经开始。

1947年5月16日,凌晨1点,华野对着孟良崮又是一顿猛烈炮击,炮声惊天动地,炸得孟良崮犹如火山爆发一般。

紧接着,早已蓄势待发的各路纵队朝孟良崮蜂拥而去,整个战场杀声震天,此起彼伏。

五十七旅连撤上山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截在了山下。倘若张灵甫选择这个时候放弃阵地突围,全军崩溃将是顷刻间的事。

战斗空前激烈,七十四师全线告急,但是这次总攻并没有能达到一击而中的目的,孟良崮阵地仍在张灵甫掌握之中。

山呼谷啸

粟裕已经连续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由于患有高血压和头痛症,整个人脸涨得通红,战后测量血压,竟然达到了220。

这是意志和耐力的大比拼,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必须撑到最后。

第二次总攻开始以后,粟裕几乎每隔5分钟就会给前线打去一次电话,以询问战况,调整部署,指挥所的电话铃声因此响个不停。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延续,对孟良崮的攻击力度不断加大。

七十四师的防御体系以540高地为首,占领它,就可以控制整个山峰和囤积兵马的山谷,张灵甫亦知此地之重要,曾亲临高地督战。

双方都集中了远近距离的各种轻重兵器,机关枪、迫击炮、掷弹筒,武器挤着武器,向对方进行密集射击。

短兵相接处,士兵们直接抱着机枪和冲锋枪对射,子弹打光了,就把枪扔掉,互扔手榴弹和拼刺刀。

1947年5月16日,凌晨4点,经反复10次冲锋,华野终于攻克540高地,七十四师的防御体系被撕开了口子。

双方前线部队都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但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没有生力军补充上来,就可能一步不能动。

粟裕把预备队派了上去。

如果说把孟良崮阵地比喻成一只狼的话,540高地是狼的脑袋,芦山则相当于狼的身体,这是孟良崮的南面屏障,也是七十四师布防的腹心区域。

芦山守军都躲在了石缝中,要靠人冲,根本接近不了,上多少,死多少。现场调度的叶飞迫不得已,把迫击炮调集过来,打了100多发炮弹,将防守的300多守军全部炸死,才得以攻入芦山。

时间停留在上午10点,又攻不动了。

继续抽调兵力,组织第三次总攻,这是粟裕唯一能做也必须做的。

前线伤亡实在太大了,当粟裕电话打过去,要某纵队全部压上时,这个纵队的司令员渐渐表现出不满情绪,说着说着,竟然还在电话里朝粟裕叫嚷起来。

声音很大,陈毅听到了。

陈毅见粟裕碰到了“障碍”,便主动走上前来接电话。

他一面走向电话机,一面问接电话的是哪一位,然后拿过话筒就问:“你现在在哪里?你们几个师长都到了什么地方?”

对方回答后,陈毅查看了一下地图:“你们几个师长都要到山顶去。怎么,还要讨价还价?刚才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是经过研究的,你们要坚决执行,不要讲什么价钱!”

对方不吭声了。

陈毅又接着说:“部队伤亡大一些,不要紧,我手里还有预备兵力,你伤亡多少,我给你补充多少。”

陈毅比粟裕会讲,恩威并施,几句话便把这个纵队的司令员给说服了,马上答应投入总攻。

1947年5月16日,下午2点,第三次总攻的号角吹响。

炮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孟良崮山顶及七十四师仅剩的600高地,石头被炸得一块块凌空飞起,山上一片火海,血肉横飞,七十四师的战斗队形变得混乱不堪。

等到叶飞发起纵队突击,进攻部队仅用10分钟便冲上了600高地。

无粮无水又无援军的七十四师终于垮掉了。

下午3点,王必成纵队特务团突破孟良崮西侧,逼近山顶的七十四师指挥所。

张灵甫在指挥所外只有一个师警卫连,他情知大势已去,用电台发出了绝命书:“今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决定……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

下午4点,华野突破了七十四师在孟良崮的所有阵地,师指挥所亦被攻占,当时在指挥所内的张灵甫及其几个七十四师高官都“饮诀”了。

张灵甫怎么死的,却成了个谜。

按照绝命书的内容,以及国民党阵营提供的说法,应该是自杀,但华野方面则认为系击毙。

江渭清回忆说,他在把纵队特务团拉上去投入总攻时,曾专门交代一条,即尽量争取活捉张灵甫。因为华野能够截听七十四师的电台,曾听到张灵甫呼救,所以他确认张灵甫还活着,而能够活捉张灵甫,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没有料到的是,在押送过程中,特务团的一名排长出于对七十四师的仇恨,突然对张灵甫开枪,将其打成了重伤,急忙送到野战医院急救时,已经无效死亡。

不管怎样,张灵甫是死了。一个带兵之人,能在绝境中打到战无可战,就已经算是条汉子,一定要人家自杀,那只是东方式战争伦理的过度要求。

江渭清接到特务团的报告后,很恼火,说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马上派人把尸体抬回来,保管好。

第二天开祝捷大会,陈毅见到江渭清,第一句话就是:“张灵甫的尸体在哪里?”

陈毅下令将张灵甫的尸体擦洗干净,换上干净服装,又弄口好棺材,入殓之后,通过各种关系运回南京浦口。

陈毅是有雅量的,尽管张灵甫曾打败过他,让他蒙受羞辱,事业也一度因此跌入低谷,但他知道,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战场之上,只有厉害的军人和军队,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在孟良崮战役接近尾声时,粟裕突然接到华野情报处的报告,称孟良崮还有电台在联络救援。

粟裕警觉起来,命令缓发捷报,重新核对歼敌数和七十四师的编制数,核来核去,发现少了7000人。

粟裕说:“狗急了要跳墙,弄不好会被它反咬一口。”他立即下令对孟良崮进行严密搜索,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7000人实际就是没能上山的五十七旅余部,弹药已所剩无几,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他们悄悄地躲在一个山涧里,静等解放军撤离或趁其不备发动突袭。

7000人不肯投降,粟裕只好把华野3个纵队都派上去,予以全部消灭。

在国民党阵营中,很少有军队具备七十四师这样的单兵作战能力和困兽犹斗的意志。七十四师一名被俘的营级军官说:“如果七十四师被歼灭了,就没有任何部队能抵抗解放军了,解放军不仅可以收复一切失地,就是要到南京,也没有人能够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