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很希望能有一个高手指点迷津，帮他走出连续受挫的困局。
早在苏中战役开始之前，蒋介石就曾读到一份机密材料，名叫“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读完之后，他击节叹赏，认为切中利弊，把中国军队的缺点都讲清楚讲透彻了。
材料中的中国军队，主要指的是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存在的问题，蒋介石多少也心中有数，只是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积重难返，而且大战频仍，短期内他确实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去予以纠正了。
他现在更想了解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军队，这个已经和他角逐长达20多年的老对手。
在这方面，他有过堪称成功的经验，只是如今随着对手的迅速强大，似乎已经过时，而那份材料的作者，可以为他提供另一个观察角度和办法。
作者是日本人，“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冈村宁次。
冈村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主要对手就是华北八路军，以八路军那样强韧的生命力，在冈村的进攻下，也曾处于极度被动的境地——经过“五一大扫荡”，华北根据地缩小一半，主力部队减损10万，还战死了1名参谋长。
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评价：“冈村宁次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
抗战刚刚结束，延安总部即将冈村列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年初，与李宗仁进行谈判时，作为谈判条件之一，中共仍要求对冈村予以引渡。
此时，冈村被软禁在南京，除协助遣返日军、日侨外，他还充当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角色：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
滚筒式战法
“鲁中决战”失败后，冈村更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冈村对共产党军队的认识是，长于谍报，而且作战灵活，尤其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
谍报方面，蒋介石暂时还无从着手——他当时并不知道延安的谍报网竟然会深入国民党军事决策的最高核心层，而在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死后，国民党在特工情报战方面的能力已经相当薄弱，根本组织不起防御。
对于其他方面，蒋介石都是感同身受，且竭力想要弥补。
正是为了避免部分被歼，国民党高层在战术设计上已经是绞尽脑汁，从最早的“长驱直入”，到“齐头并进”，再到“中间挺进”，花样不断翻新，但翻来翻去都没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最后连“五大主力”的头牌都被粟裕抠出来给打掉了。
说到底，还是战术不够高明啊。
从冈村那里得到启示后，蒋介石重新检讨战局，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术思路：“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
1947年6月下旬，经过长达40多天的调整期，蒋介石正式推出新一期“鲁中会战”计划。
汤恩伯已被撤职，蒋介石任命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前线指挥官。
按照蒋介石制定的新战术，范汉杰一改以往齐头并进，肩膀挨肩膀，胳膊靠胳膊的阵形，代之以重叠交互的前进方阵，采用“滚筒式战法”，逐步向鲁中山区“滚”进。
1947年6月28日，由9个整编师组成的范汉杰兵团已“滚”至南麻一线。
面对“滚筒”，粟裕起初确实有些挠头，分割肯定不行，寻歼侧翼或直取中央吧，一时又缺乏条件，若是往后退，后面是大海！
国民党中央社天天广播：“共军背靠大海，海水是喝不干的。”
只有往前，朝敌后，继续“耍龙灯”。
粟裕本来的打算，是以3个纵队出击鲁南，以迫使范汉杰回援，华野主力则集结于沂水一线待机，但恰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说，刘伯承、邓小平将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掀起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为此，毛泽东希望华野能够分兵鲁西、鲁南，以打开与刘邓会师的通道，“如动作迟缓，则来不及”。
要不要分兵，粟裕当时做过一番推敲。按照军委部署，刘邓在6月底一定要南渡黄河，如果华野不分兵，集中力量在鲁中打一场类似于孟良崮那样的大仗，也同样可以起到牵制敌军，配合刘邓南渡的目的。
问题是，大仗需要寻找合适的战机，孟良崮战役前，足足“耍”了一个月“龙灯”，才诱到了七十四师，就剩这么两天工夫，谁能肯定战机必会出现呢？
守株待兔这样纯靠偶然的事，粟裕是从来不会去想的。
在华野首长共同协商后，最终定为三路分兵：一路向鲁西；一路向鲁南；一路继续留在沂水待机。
原定从鲁中分出去的3个纵队变成了5个。这便是华野战史上的“七月分兵”。
刘邓南渡，华野又有重兵前去接应，蒋介石、顾祝同急忙调整部署，从鲁中山区抽出7个整编师，分路增援，至此，范汉杰在鲁中的整编师只剩下了4个。
蒋介石的这一兵力调动，让粟裕一度认为“鲁中会战”已被粉碎，留在鲁中山区的敌军也势必相继西撤。
然而范汉杰没有走，也不打算再走。
范汉杰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但与大多数黄埔生不同的是，他在报考黄埔之前，就已经担任上校团长，在粤军中具有相当地位。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在粤军总部代理参谋长，范汉杰是兵站站长，所以范汉杰曾经笑着对别人说，“蒋老先生”虽是校长，但我们两人还做过同事哩。
范汉杰考入黄埔时已将近30岁，在黄埔一期生中，像他这样的“大龄青年”还有几位，不过戴着上校军衔上学的就他一个，所以当时的黄埔教官对他的印象都很深，周恩来在很多年后还能从人堆里一眼把范汉杰认出来，说那个瘦高个子，当年比我这个教政治课的老师年龄都大。
粟裕是智将，能跟粟裕对阵的，绝不能没有脑子，否则就会被立斩于马下，而在国民党将领中，范汉杰恰恰以老谋深算著称。
他竟然也起了引诱粟裕上当的念头。
陷阱
要引诱别人，必须有别人看得上眼的东西。
范汉杰这4个整编师中，能够让粟裕的视线停留片刻的，非整十一师莫属，那毕竟也是“五大主力”之一。
另外还得搭配一个地方：南麻。
南麻位于沂蒙山根据地的腹地，自抗战以来，就是根据地首府。蒋介石把南麻的地位等同于延安，他曾经说过，共产党在江北有两个“老巢”，“政治老巢”是陕北的延安，“军事老巢”就是鲁中的南麻。
向南麻挺进时，范汉杰将整十一师作为攻势楔入的锥端，攻占南麻后，又将它作为守势诱敌的诱饵——除整十一师外，其他部队都远离南麻，有意显示整十一师的孤立。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可是范汉杰所摆出的，偏偏就是一个孟良崮战役的格局。
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孟良崮战役中，七十四师之所以覆灭，不说明“固守待援，中心开花”不对，而是汤恩伯、张灵甫事先没有做精心准备，临时想出了这一招，加上张灵甫把部队拉上绝地，这才导致走了麦城。
如果有所准备，也许结果完全不同。
范汉杰所布下的这个陷阱，始终没有能够被粟裕所识破。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华野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虽然口头上都要求戒骄戒躁，然而上至陈、粟、谭等华野首长，中至各纵队司令员，下至基层官兵，普遍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轻敌情绪，“都想再打一个孟良崮，再来一个空前的空前”。
延安的“战略反攻”，刘邓的南渡黄河，无疑更加重了这种过于乐观的氛围。
作为常胜将军，粟裕有着超常的谨慎和智慧，但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百密之中亦可能出现一疏。
在发现范汉杰兵团还未全部撤走后，粟裕决定追着尾巴打，歼灭位于南麻的整十一师，同时截断其他敌军的退路。
粟裕可用于进攻的兵力，有4个纵队外加华东特纵，整十一师只有5个团，另外，从情报上看，整十一师在南麻虽然修筑了工事，但并不坚固。
事不宜迟，正是乘势猛击、打一个类似于孟良崮战役那样漂亮大仗的时候。
1947年7月17日黄昏，粟裕发起南麻战役。按照“围点打援”的惯例，由1个纵队和地方武装负责打援，另外3个纵队分路开进，完成对南麻的包围。
7月18日晨，在特纵的火力掩护下，华野3个纵队向南麻连续发起逐波冲锋。
战役一打响，粟裕就发现不对劲儿。
整十一师战斗力强，这一点倒是可以预料。该师由第十八军改编而成，是陈诚的老部队。淞沪会战中，有“血肉磨坊”之称的罗店一役最为激烈残酷，中方主角便是第十八军，到抗战中后期，有一个被称为“中国斯大林格勒”的石牌防守战，第十八军仍是主角。
承继于第十八军的整十一师为美式装备，又有显赫家史，这支列于“五大主力”的部队能打仗，并不奇怪，让粟裕感到不对劲儿的地方，是南麻的工事非常坚固完备，哪里是没有筑好？
情报有误！
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因石牌防守战而成名，此人被毛泽东称为“狡如狐，猛如虎”，换句话说，他比张灵甫更精明滑头，但又比李天霞辈要勇猛善战。
胡琏与张灵甫是老乡、同窗好友、黄埔同期同学，张灵甫命丧孟良崮，等于给他敲了一记警钟，让他在行动上变得更加诡谲小心。
被范汉杰拿来南麻当诱饵，就要准备着死，但胡琏并不想死。
他一占领南麻，就把阵地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赶走，甚至于，胡琏不允许指挥所外面有供人辨认的任何标志，师部则真真假假设了不止两处。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整十一师的所有工事及外壕就都相继修好了，但由于消息被严密封锁，华野始终未能得到相关的准确情报。
胡琏的防御战术与一般国民党军也完全不同，采取的是“大纵深弹性防御”，整十一师有前哨连，前哨连游移不定，对华野的进攻部队进行引诱，想办法使其扑空，不过只要一接触，便迅即后撤，退入核心阵地。
胡琏在核心阵地周围设置了许多铁丝网和鹿寨，其中仅鹿寨就多达3层，这些障碍物不仅阻碍了华野向前推进，而且整十一师突然发起的火力袭击，还会给进攻部队造成很大杀伤。
南麻战役从一开始即异常激烈，经过18日一天的冲击，华野终于占领了南麻外围的大部分警戒阵地。
1947年7月19日，下午3点，在粟裕的亲自指挥下，华野向南麻的核心阵地发起了第一次总攻。
胡琏放出了一道闸：子母堡，这是他用以扼守南麻的撒手锏。事后，华野战史上这样记载：“所有参加南麻战役的华东野战军部队，都不承想到子母堡竟如此难攻。”
子母堡
胡琏利用他所控制的村庄和山头，构筑了大大小小1200多座地堡，其中大堡叫作母堡，小堡叫作子堡，每1座大堡和20座或30座小堡便组成子母堡，数个子母堡以交通壕相连，又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堡群。
母堡中驻有一个班，子堡里面只有两三个战斗兵，但这些像触角一样分散在母堡周围的子堡，能够迫使进攻部队在到达母堡前就不得不提前展开兵力，从而丧失其进攻的突然性。
子堡一触发，母堡马上启动，为子堡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打攻坚战，一般可以用火炮将堡垒先行予以摧毁，但子堡矮小，且数量太多，犹如是在用炮弹打苍蝇，效果不明显不说，对于弹药大部分必须依靠缴获的华野而言，这样使用炮弹也无异于是在暴殄天物。
当天的总攻起初只能完全依靠人海战术，华野各纵队组成密集队形，向堡群猛打猛冲。在子母堡密集火力网的拦截下，部队伤亡十分惊人，而且冲锋仍旧一次又一次失利。
粟裕在前线观察所看到，一线部队被子母堡死死封锁，举步维艰。他问身边的作战参谋：“攻打子母堡的战术动作以前训练过没有？”
参谋回答：“攻打地堡训练过，但是攻打这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没有训练过。”
粟裕为之扼腕：“这是一个教训啊！”
华野偶尔也能攻下一座地堡，但却平均要付出伤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的代价，而整十一师方面的损失，不过是子堡中的两三个士兵，或是母堡里的一个班。
粟裕赶紧改变战术，除用炮火射击外，又组织爆破小组进行爆破——爆破小组先用炸药包炸掉地堡，然后突击组发起迅猛冲锋，一拥而上。
进攻部队的伤亡因而减少了，但地堡不是城墙，炸完一道就没事，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地堡，爆破很费时间。
胡琏也针锋相对地制定出防御战术。粟裕有突击组，他有反击组，反击组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
解放军那边爆破，反击小组会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猛射，将随后冲上来的突击小组打死打伤在突破口附近。
就在双方拉锯的关键时刻，突然下起大雨。
因缺乏防潮设备，华野的弹药都被淋湿了，赖以爆破攻坚的炸药包也大多失效，大雨还引发了山洪，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重炮拉不上前线，难以再对地堡进行轰击。
老天是公平的，不会永远偏向于战场上的任何一方。孟良崮战役一滴雨没下，直接导致七十四师覆灭，在这节骨眼上，它又意外地拉了整十一师一把。
胡琏乘势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将华野打开的缺口又一一予以封闭。
1947年7月20日，战斗进入最为紧张的阶段。华野全力突进，整十一师一线部队的弹药都快打光了，虽然他们有空投弹药补充，但那点弹药还不够部队晚上两个小时的消耗。
胡琏急得没办法，把师部传令兵的弹药都搜集起来，送往第一线。
经过苦战，华野将整十一师压缩到纵横十里的区域，不过并未能攻入并巩固南麻的任何一座主阵地。
1947年7月21日晨，粟裕采用正面佯攻，侧面偷袭的办法，从整十一师阵地的薄弱处切入，终于攻下马头崮。
马头崮是十一师师部南面的屏障，巩固之后即可扩大战果，可是给粟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南麻枪声一响，蒋介石就接到了范汉杰发来的报告，急令黄百韬整二十五师、邱清泉第五军等部迅速向南麻攻击前进，对华野实施反包围。
记取了孟良崮的教训，蒋介石这次下达的命令极为严厉，警告说整十一师如果像七十四师一样被华野消灭，将按照连坐法，对各师军事主官处以严惩。
老头子搬上了虎头铡，又有李天霞的例子在前，解围部队没一个敢不卖力。
离南麻较近的3个整编师已与打援部队发生激烈交火，粟裕计划于21日当晚再发动一次总攻击。
战役胜负往往取决于“最后5分钟”，孟良崮战役也是经过3次总攻，在敌军援兵到来前的最后一刻，才将粮弹两绝的七十四师拿下。
可以预计，整十一师的弹药库也要空了，华野有望重演孟良崮的辉煌。
就在这时，战事突然发生转折，“狡如狐，猛如虎”的胡琏率先出手了。
胡琏已能听到援兵的枪炮声，他知道，援兵越近，粟裕可能攻得越急，为了争取防守时间，他索性转守为攻，把空投和库存的最后一点弹药都用上，对华野实施了反攻。
华野猝不及防，阵地一度失手，粟裕的总攻击计划被完全打乱。
与此同时，黄百韬已突破华野阻援阵地，邱清泉逼近南麻，其他各路援军距离也越来越近。
粟裕手中没有预备队了，无法增加阻援兵力，如再不撤出，就可能被反包围，以致歼敌不成反被敌歼。
1947年7月21日黄昏，粟裕当机立断，下令撤围，各纵队分别朝东北方向撤退。
可是他们已经进入了范汉杰的包围圈。
天时
范汉杰当初设定的方案，就是要以胡琏为饵，通过南麻坚固的工事和整十一师较强的战斗力，来消耗华野的有生力量，等对方力竭之时，再对其实行反包围。
除从各个方向直接增援南麻的国民党军外，李弥整编第八师已星夜赶到位于南麻东北方向的临朐，以截断华野的退路。
临朐是连通鲁中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之间的咽喉要道，华野要退入渤海解放区，此城乃必攻之地。
粟裕临时得到的侦察情报是，整八师远道而来，主力尚在半途中，前卫虽已入城，但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
尽管部队还很疲劳，伤亡也未能得到补充，且野外仍是暴雨连绵，粟裕仍决定于7月24日黄昏发起临朐战役，用速战速决的办法攻克城池。
可是这次情报又失误了。
1947年7月23日，也就是预定发起战役的前一天，李弥已率主力入城，当天便控制了临朐城周围各个制高点。
整八师虽非“五大主力”，却也并非无名之辈。该师前身第八军在抗战时期为滇西远征军主力，在时任第八军副军长李弥的指挥下，这支部队曾为攻克松山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国民党内部，李弥被认为是一名“胆识具备，身经百战，善于统御指挥之将才”。他在进入临朐城后，同样没忘记先建造子母堡，而且建的速度奇快，进城后仅4个小时，每班即完成至少一座地堡。
这些情况粟裕都不了解和掌握，失去情报战方面的优势后，华野反而成了聋子、瞎子。
1947年7月24日下午，从南麻撤出的华野主力，加上渤海军区的3个团，冒雨行军，将临朐围了起来。
晚上，三军按计划在城外展开队形。
粟裕定于晚上进攻，就是要体现攻坚的突然性，然而恶劣的天气依旧在扯着他的后腿——暴雨令河水猛涨，致使王必成纵队无法按时到达指定进攻位置，特纵也因道路毁坏而无法参战。
再进行调整已来不及了，粟裕下令部队先行发起攻击。
此时城外已经是一片汪洋，水深过膝，解放军的几次进攻都未能逾越城壕。
1947年7月25日，特纵、王必成纵队赶到，华野拿下了部分外围阵地，但攻城时还是困难重重。
临朐城墙牢固，城外地势开阔，守军易于发挥火力优势，仅靠人海战术，连城墙都很难接近。
1947年7月26日，粟裕指挥特纵榴炮团，先对城内的南北大街进行远距离急袭，接着再压制其炮兵阵地。
在炮火的掩护下，攻城部队第一次对城墙实施爆破，但因雨天受潮，炸药包失效，爆破没能成功。
当晚，组织第二次爆破，终于在西门附近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约百米宽的突破口，有7个连得以先行攻入城内。
李弥慌忙堵漏，派部队从两翼将突破口重新封闭起来。
在守军浓密的火力封锁下，解放军后继部队伤亡过大，未能源源投入，城内城外失去了联系。
西门内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周围全是整八师临时修筑的梅花式子母堡，失去后援的7个连难以突破，全部当场战死，场面极为惨烈。
1947年7月27日，粟裕再从城防上寻找薄弱点。
临朐城外有南关和北关。南关外原有一片靠近城墙的房屋，攻城时可作为依托，但它们已被李弥用大炮炸毁，相比之下，北关有三面是略低矮些的土围墙，架梯进攻尚具备条件。
进入解放战争后，华野已很少使用架梯方式攻城，这也是雨天作战环境下的迫不得已。
上去后才发现，还是被老天给坏了事。
土围墙整天浸在雨水里，土成了泥巴，没能架梯子，就是勉强爬上去，腿也会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难以行动。
北关仍然攻不进去，攻守双方形成胶着状态，短时间内很难分出输赢。
粟裕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能不能得到，全看打援部队的坚持程度。
这次担任阻援的华野四师表现异常出色。在临朐战役结束前，他们独立阻击国民党军7个旅的援军，长达6个昼夜，可谓是“打得最苦，守得最好”。
粟裕得到了宝贵的时间，他继续组织兵力，对城内发动猛烈攻击，整八师伤亡惨重。
截至7月29日，华野占领了南关和北关的大部，整八师被压缩到城内狭小地区，李弥弹尽粮绝，已经出现被歼前的惨淡景象。
看到对手摇摇欲坠，粟裕把3个纵队的兵力全部集结起来，当天晚上便对临朐发动总攻。
整八师就像是南麻的整十一师一样，到底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精锐之师，即便快要断气了，胳膊上都还有那么一把子力气，而华野各纵队从南麻战役开始，连日苦战，部队十分疲劳，冲劲狠劲大减，粟裕又没有新的生力军和预备队能够投入，结果解放军仍未能突破城垣。
1947年7月30日，雨过天晴，对攻城一方来说，本来是利好，但自南麻以来，天时似乎真的一边倒了，最早从中尝到甜头的竟然仍是守城一方。
灾难月
天气条件的好转，为国民党空军的行动带来了便利。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因其规模和能力所限，国民党空军对陆军的支援一直十分有限，有时甚至还帮倒忙。不过这一回，它的飞临，倒真是给城内的李弥来了个雪中送炭。
临朐地势平坦开阔，且城外已尽被华野所据，飞行员无论是寻找目标还是空投物资都比较容易。
大量弹药物资的补充，令整八师很快恢复了士气，同时空军战机也给毫无防空能力的华野攻城部队带来了威胁。
这时国民党援军也改变战术，利用阻援部队之间空隙较大的弱点，突破了华野四师的一线防守。
若再拖下去，华野不仅没法攻下临朐，还可能如在南麻那样，再一次陷入包围。
1947年7月30日晚，粟裕决定放弃临朐，同时改变撤退路线，向临朐的东南方向，即胶东半岛转移。
这也就意味着，华野被迫放弃了经营十几年的沂蒙山根据地，而后者曾经是华野在山东的主要根据地。
据华野战史所载，在南麻、临朐两战中，国民党军伤亡18000人，华野自身伤亡达到21000人，另有专家推算，华野的实际伤亡数字，可能不会少于26000人。
歼灭战终于还是打成了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华野自身并无稳定和充裕的后方基地，其物资补给，除一部分由东北解放区通过海路供给外，大部分都要依赖战场缴获。
对于这样一支主要靠缴获生存的野战部队而言，发起一次战役，若不能彻底消灭对手，从中获得物资和人员（俘虏兵）补充，以便进行良性循环的话，其后果将极为严重，这也是粟裕打仗，客观上就只能胜不能败的重要原因。
战后，仅华野四师所在纵队就减员了6000余人，人员无法补充，只得进行缩编，其中的一个师被迫缩成了2个团。
华东特纵在孟良崮战役中打掉了前面战役中缴获的部分炮弹，但又从七十四师手里缴获了一批汽油和炮弹，结果所有这些汽油和炮弹在南麻、临朐战役中都全部消耗掉了，以致出现了有车无油、有炮无弹的尴尬局面。
蒋介石亦清楚华野的状况，他在日记中写道，经过南麻、临朐两战，华野“半年来所获得我军之炮弹枪械，已消耗殆尽”。
国民党方面由此视南麻、临朐战役，为孟良崮战役之后的“翻身仗”、“打气仗”。
在这一轮较量中，粟裕确实忽视了“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天时。
每年的七八月份，南麻、临朐一带均为雨季，常有暴雨和山洪暴发，对缺乏雨具和防潮设备的华野来说，必然影响作战效能。事实上，早在一年前的泗县攻坚战中，陈毅就已经吃了一次亏，只是当时大家都把失利原因归结于守泗县的桂军较强，没有能够再从中汲取其他教训。
鲁中下着雨，鲁西、鲁南也一样，大小河沟水位猛涨，地势低洼的地方，已经被淹成一片泽国。进入鲁西、鲁南的陈唐叶陶5个纵队因连降暴雨、兵力分散等原因，攻击滕县、邹县等地亦未得手，反陷入敌军包围，用刘伯承的话说，是“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
陈唐叶陶南下西进，本为配合刘邓南渡黄河，到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刘邓要策应他们向鲁西南突围。部队赤着脚，在大水和泥泞中连续行军作战，情形十分狼狈，非战斗减员也相当严重，很多师都只能缩成一个团。
国民党军在电报和报话机中，给两大华野主力各取了一个他们认为很爽的绰号，一纵（叶飞纵队）称为“面包”，四纵（陶勇纵队）称为“西瓜”，这帮人只要一打开报话机，就是一迭声的“吃面包”、“啃西瓜”，犹如将要举行宴会一般。
陶勇谈起这次突围的艰难和困苦，说即使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7月简直可以说是华野的灾难月。
粟裕的心情无比沉重，在部队转移途中，由陈毅、谭震林提议，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电报稿，称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影响了整个山东战局，“言念及此，五内如焚”。
电报稿是粟裕对南麻、临朐的检讨，他从战略战术两方面剖析了失利原因，但粟裕终其一生，始终未能发出这份电报稿。
因为对电稿内容，华野内部还存在着严重分歧。
一将难求
当时华野高层的分工是，粟裕主要负责战役的组织和指挥，陈毅主要负责战略的设计和规划，虽然中间大家会协商，但最后定调裁决，还是各负其责。
问题就出在一个“责”字上。
战役刚刚结束，陈毅在给部队做动员时说：“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抱有积极的态度，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他强调：“南麻、临朐战役不是败仗，我们不仅没有被敌人整营整连地消灭，还捉了俘虏，杀伤了敌人，又是主动撤出战斗，败仗何从说起？”
陈毅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失利后士气陷入低迷的部队鼓鼓劲。20年后，他在政协接见整十一师的原国民党将领，当再次谈到南麻、临朐战役时，他的态度就变得坦诚多了：“那次战役我们被你们打败了，我打了败仗，撤到黄河以北整理，我给党中央、毛主席打电报，请求不要撤我的职，让我再干干看。”
陈毅是华野最高首长，他当时身上所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偏偏在粟裕的电报稿中，“过分乐观”、“七月分兵”都被列为失利原因，而这些无疑都属于战略范畴。
陈毅、谭震林不同意电稿内容，认为战略上没有问题，失利是因为“军事部署上的错误和战术上的不讲究”。
在没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粟裕另行起草并发出了一份内容简短的电文。
电文一发出，大伙儿炸了。
粟裕在电文中引咎自责，请求处分，但他说他只能对战役方面负全责，同时没有排除失利还有战略方面的因素。
谭震林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粟裕，从苏中战役开始，列举了粟裕指挥过的一系列战役，说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
按照谭震林的说法，粟裕起码有五仗都没有打好，“如果把五仗没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
在打仗这件事上，粟裕向来都很较真，较真倒像一个孩子。他给谭震林写了封复信，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战术上确很低劣”；另一方面仍没有放过“过分乐观”。
粟裕甚至提到：“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指谭震林）比我和陈军长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温厚沉静的粟裕，和执拗倔强的粟裕，是同一个人，低调谦逊的粟裕，和认真到不懂转圜，不看脸色的粟裕，也是同一个人。
中央则有中央的考虑。
毛泽东已将大别山选定为战略反攻的矛头，并做出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刘邓为主，直趋大别山，粟裕为左后一军，陈赓为右后一军，三军互为掎角，逐鹿中原。
从粟裕“自请处分电”发出的当天起，延安总部连续两天，连发四电，要粟裕速去鲁西南，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以策应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
在“三军配合，两翼钳制”这个战略构想中，毛泽东对华野在鲁西南的配合寄予厚望，特地电告陈、粟：“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
到第三天，中央对“自请处分电”做出正式回复：“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同一天，陈毅致电中央，对粟裕做出了极高评价：“我认为我党20多年创造的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彭德怀）、刘（刘伯承）、林（林彪）并肩前进……”
由于作战方向和重点发生变化，华野一分为二，陈毅、粟裕在鲁西南指挥的部队为西兵团（此后也称陈粟野战军），随谭震林留在胶东的部队为东兵团。
1947年8月8日，粟裕率领王必成纵队及特纵，准备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
打了败仗谁都提不起精神，加上远离老根据地，随粟裕行军的部队在纪律上都不同程度出现下降，各种消极埋怨情绪也开始抬头。
一些人甚至对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大形势也感到怀疑——怎么全国都反攻了，山东老家反倒保不住了。
一个顺口溜在行军途中不胫而走：“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已提前一步进入鲁西南的陈、唐、叶、陶5个纵队也够呛，自“七月分兵”以来，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就是整天被敌军追在屁股后面跑。
比之于正在行军中的纵队，陈、唐、叶、陶纵队的思想更乱，有的干部直接就说：“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
5个纵队中，宋时轮纵队已经被迫退到黄河以北，此次粟裕南渡，才重新加入行军队列。
思想混乱，当然可以进行思想教育，但在战言战，最有效的药方，无过于打一场解气的胜仗。
还没有渡过黄河，粟裕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他所要权衡的，是过了黄河休整一下再打，还是渡河次日就打。
新科倒霉蛋
粟裕出发后不久，就接连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急电，告知刘邓南进后处境日益困难，“情况异常紧迫”。
1947年8月30日，粟裕再次收到毛泽东亲自署名的急电：“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毛泽东要求粟裕立即渡河，以全力配合刘邓。
刘邓的处境，让粟裕做出了选择。
在鲁西南作战，与以前的苏中、苏北，以及后来的鲁南、鲁中都不一样，因为已经离开了根据地，成了蒋介石所说的“流寇”。此外，还有一个“天时”作怪——雨季仍在继续，到处一片汪洋，机动作战不易。
不过这次对手出现的漏洞，足以弥补所有困难。
在对南麻、临朐两役进行检讨时，粟裕看似执拗，不懂变通，其实他的认识很认真很深刻，“过分乐观”也就是轻敌，确是失利的主因，抑或至少是主因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轻敌这个前提，才会有急于求胜、情报失误、准备不足等漏洞，而这些漏洞中的任何一项，在粟裕以往的计算中是很少出现的。
骄兵必败是军事学上的一个大魔咒，什么时候你忽视它，就会在战场上受到惩罚。
7月以后，华野已远离了“骄”，现在这个魔咒将要应验在国民党军身上。
华野既成“流寇”，蒋介石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跃进大别山的刘邓成了他新的心腹之患。在国民党阵营内部，也普遍认为“山东共军溃不成军，不堪再战”，“鲁西南共军陷入绝境……四面被围，无路可走”。
国民党军在与华野打交道时向来比较谨慎，到了鲁南鲁中，更是一步一个小心，没有几个整编师在一起，绝不敢紧随追击，但是自从华野主力移师鲁西南后，他们就变得骄狂起来。
在鲁西南，有时一个团竟然也敢自成一路尾追，要说这些追敌是整十一师那样的精锐主力倒也罢了，让华野将士几欲吐血的是，里面很多还是杂牌部队，比如素为华野所看不起的“泥鳅部队”吴化文部。
把我整个华野当痴子、呆子、大傻子了！
当然，一堆杂牌里面还有亮着光的，比如邱清泉整编第五师（由原来的第五军改称）。
在实力确已大损的情况下，粟裕暂时不可能去碰最硬的，他只会先拣软的捏。
被粟裕选中的新科倒霉蛋是整编第五十七师。
整五十七师为日式装备，比较陈旧，本就属于二线部队。早在宿北战役时，它又被华野歼灭1个旅，实力更遭削弱，这样的“食材”，正合粟裕的胃口。
整五十七师早先傍着整五师一起追击，但是追着追着便放松了心情，逐渐与整5师拉开足有20公里的距离。
有20公里，够了。
可供粟裕指挥的机动部队，除华野西兵团的6个纵队和特纵外，还有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11纵队，面对敌军的一强一弱，兵力上很充裕。
1947年9月6日晚，在南渡黄河之后，粟裕迅即下达作战命令，发起沙土集战役。
9月7日上午，华野集中3个纵队向整五十七师发起攻击，整五十七师见势不妙，急忙向沙土集收缩。
就兵力数量而言，解放军主攻部队是整五十七师的4倍，因此很快就将整五十七师包围起来。
沙土集是一座小集镇，有围墙和外壕，整五十七师进驻后又挖了一些地堡和掩体，但是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土质较为疏松，容易实施土木作业。
交通壕很快挖到地堡近前，就在总攻即将发起前，粟裕对战备情况再次进行检查，一看，他皱起了眉头。
鲁西南与鲁中山区不同，这里属于平原，更适合于炮兵作战，如果有一定数量的炮弹，攻击地堡不在话下，可现实情况是，特纵“车没油，炮无弹”，其他参战纵队除王必成纵队有一些迫击炮弹外，也是两手空空。
刘邓在大别山困难重重，缘于是纯外线作战，完全脱离了后方，陈粟要比他们好得多，尽管西兵团脱离了山东根据地，但还背靠晋冀鲁豫解放区，实际是半外线作战，并没有远离后方。
粟裕赶紧让留在黄河以北的后勤部送来炮弹，越快越好。
1947年9月8日晚，华野发起总攻。经过半小时的炮火轰击后，进攻部队用连续爆破的办法炸毁了地堡。
至9月9日晨，整五十七师遭到全歼，师长段霖茂以下8000余人被俘。
打败仗不怕，怕的是走过场，不好好总结。粟裕引以南麻、临朐战役为鉴，对沙土集战役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南麻、临朐时，没有配备预备队，这次他配了1个纵队做预备队，当时的阻援部队过少，这次他用了3个纵队加1个师阻援，阻援部队比主攻部队还多。
华野围攻沙土集期间，整五师虽欲出手援救，面对这么多阻援兵力却也无能为力。
沙土集战役是华野进入鲁西南后的开门红，也是这支部队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这样的胜仗对于“以战养战”的华野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露，自此，人员、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给，仅从整五十七师缴获到的火炮就有20余门，轻重机枪数百挺，还有大批弹药和军需物资。
战役一结束，蒋介石就不得重新谦虚下来，从山东和大别山战场调重兵来援，刘邓、华野东兵团所面临的压力均因此有所缓解。
西兵团压力变大了。
中原逐鹿
蒋介石共调集了4个整编师增援鲁西南，让华野吃了大亏的胡琏整十一师即在其中。
仇人眼见，分外眼红，粟裕曾计划集中主力，歼灭整十一师于运动之中，但胡琏反应很快，在华野集结之前，即迅速加修工事，据险固守。
粟裕连攻两日，均攻不上去，只得停止攻击，退出战斗。
此后，除留两个纵队在鲁西南牵制外，粟裕率其余华野主力跨过陇海线，继续挺进中原，以进一步实施“三军配合，两翼钳制”计划。
1947年10月上旬，粟裕、陈赓会师。在中原战场上，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的太岳兵团，粟裕的华野西兵团，形成了“品”字形的战略格局。
中原鹿正肥，国共角逐的主战场已从山东转移到中原，中原战场的胜负，成为交战双方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要“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泽东也要经略中原，他说：“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一打下来，解放军很被动，其中又以刘邓最为困难。大别山战略地位重要是重要，但那里都是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更主要的是没有后方，粮草弹药的补充以及伤员的安置，都非常成问题。
粟裕和陈赓也是在外线作战，处境同样不容乐观。
自孟良崮战役后，粟裕一直想打大歼灭战。打大歼灭战，必须在兵力上首先占有优势，然而国民党军在中原集中了6个机动兵团，仅靠华野或三路大军中的任何一家，都难以单独取胜。
倘若三路集结，又往往失去战机，只能打中小规模歼灭战，而由于敌军增速很快，大多时候连中小规模的都打不成。
粟裕觉得，这一切急需改变。
当时毛泽东主张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即缘自于此，粟裕的想法是，还是得有后方，否则难以在大兵团作战中占得先机。
战役规模上，因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中央军委主要强调打中小规模歼灭战，粟裕则认为，应该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这样才能确保解放军在数量和技术上迅速取得优势。
显然，粟裕的所思所想，跟中央的战略决策大不相同。为慎重起见，在起草好相关电报后，他又继续观察思考了40多天，最终才把这份分量极重的电报发出。
1948年1月22日，粟裕以“斗胆直陈”的措辞，向中央发出了电文，按照电报日期上的惯例称呼，该电被称为“子养电”。
中央收到“子养电”的时候，陈毅也在陕北杨家沟。
毛泽东电召陈毅到陕北，是因为继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他正在考虑第二步战略跃进。
毛泽东预计，5年内可以解放全中国。1948年是第三年，战略重点就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
中央决定以华野为主，组建东南野战军，陈、粟分任正副司令员。毛泽东与陈毅还共同商定，先由粟裕率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
陈毅兴致勃勃，赋诗一首：“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子养电”来了。
围绕“子养电”，中央军委进行了复议，复议的结果，决定维持原议不变。
5天以后，中央将“跃进江南行动”电传粟裕。
渡江南进，还是无后方作战，而且比刘邓跃进大别山走得更远。当收到中央命令的时候，粟裕又想到了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年那支本来很能打仗的部队，也是在做无后方挺进，行程2500多公里，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了一半，它后来的覆灭，几乎是可以预见到的。
这次渡江南进，华野要走的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还多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一半，沿途又得不到补充，前途如何，粟裕心里实在一点儿底也没有。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粟裕加紧完成渡进南进的准备，但他并没有放弃过个人的独立思考。
自此以后，粟裕经常手拿中央军委的电报默默沉思，他时而站在地图前比来画去，时而征询众人的意见，翻来覆去地对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敲。
1948年4月中旬，陈毅由陕北西柏坡南下，对华野各部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这时粟裕主持的渡江准备工作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
粟裕两次向陈毅谈及自己的设想，陈毅大感意外，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
见粟裕仍然坚持己见，陈毅遂同意他将意见直接报告中央。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野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规模歼灭战。
3天后，粟裕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和陈毅一起动身北上。
军令状
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提议在阜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是会上要讨论的首要议题。
4月30日，陈、粟到达阜平。
毛泽东有个习惯，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但当获知粟裕前来时，他破例走出门外，并同粟裕长时间握手。
经过中央集体讨论，粟裕的建议最终以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不是一个轻易能被说服的人，而敢于对毛泽东反复提出意见并为他所接受的，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粟裕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会议结束，毛泽东突然告诉粟裕，陈毅将不回华野，今后华野全部交给粟裕一个人来搞。
粟裕听后感到非常意外，再三请求让陈毅仍回华野。
毛泽东表示，中央已经做出决定，陈毅去中原局，华野完全交给粟裕。
中央决议无法更改，粟裕只好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继续保留陈毅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一职。
毛泽东沉思片刻，点头同意了，但是强调陈毅必须马上去中原局，不能再回华野。
1948年5月中旬，中央军委接连发出命令，任命陈毅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即原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不在华野期间，其在华野的职务由粟裕代理。
这就是有口皆碑的粟裕“二让司令”。
中央同意了粟裕留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建议，不过给他的指标难度不小——要在4~8个月内，歼灭5万~10万敌军，当时华野在中原的主力部队总共才10万，也就是说歼敌数要达到自身体量的一半甚至全部。
粟裕接下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从这个时候起，他在战场上就只能胜，而且必须是大胜。
粟裕有此勇气，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打大仗、取大胜的时机已经到来。
山东已经大半被国民党军所占领和控制，解放区面积狭窄，能供华野闪转腾挪的余地很小，暂时难以打大仗，中原不同，这里的活动空间大，尤其是粟裕看中的黄淮地区，地势平坦，最适于大兵团作战，另外很关键的一点是，它背靠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得到稳定后援，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便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打大仗，先打谁？
朱德在视察华野部队驻地时，要求华野“钓大鱼”，尤其要“钓”到一两条像邱清泉兵团（以整五师为主）这样的“大鱼”。
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央的要求，即首战要以歼灭盘踞在鲁西南的邱兵团为主要目标。
在中原战场上，华野跟邱兵团常打交道，相互间非常熟悉。华野指战员一听炮声，就知道是不是邱兵团，邱兵团官兵一听炸药包连续爆炸后紧跟着一排手榴弹，也会立即大呼“华野来了”。
大家都对彼此知根知底。
就粟裕的了解，邱兵团在战斗素质上虽不如整七十四师和整十一师，但兵员数超过那两个整编师，同时该部亦为美械军，有一定的火炮攻击和步炮协同能力。
以华野现有的实力，要想一口吞下邱兵团并无绝对把握，正好粟裕这时又得到了一份侦察情报，情报促使他改变了主意。
无声炮
情报显示，开封守备薄弱。
粟裕立即决定放弃鲁西南的“大鱼”，先发起开封战役，钓它一条“小鱼”尝尝鲜。
“钓大鱼”是中央的部署，粟裕又做更改，令很多人始料不及。一位纵队司令员直率地对粟裕说：“502，难怪人家说你跟别人打仗不一样，总是拗着来，还说你从来不打别人想打的那个敌人，从来不打别人想打的那个地方。”
粟裕听后笑了笑：“这没有什么不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兵家所贵嘛。”
他给出了一句很可玩味的总结：“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
果然，敌方全都被蒙在了鼓里。即使当粟裕率部到达开封城下时，开封守军仍以为华野在声东击西，为的是调动国民党兵力，以便在鲁西南与邱兵团决战，因此向上报告“开封无真正战斗”。
1948年6月17日，华野突然向开封城发起猛烈进攻，守军这才如梦初醒。
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的省会，经长期经营，已形成半永久性防御体系，除有深达丈余的外壕、高大坚固的城墙外，城门外和城门两侧还构筑有大量地堡。
又是攻城池和打地堡，对此，粟裕早有准备。
战前华野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即著名的濮阳整训。经历南麻、临朐两役的挫折后，粟裕吃一堑，长一智，意识到国民党军在守备战术方面有了提高，遂利用这次整训的机会，花一个月工夫，对攻坚战进行了专项训练。
根据当初的实践，华野针对性地推出了炸药包爆破技术。
在练兵过程中，大多数官兵都学会了手掷小炸药包，可随时组成爆炸班、排，对数量众多的子母堡进行爆破。后来又发展到可以用迫击炮、六〇炮、掷弹筒发射炸药包，而且越来越纯熟。
解放战争初期，原山野第八师以坑道爆破解决了攻城难题，这种攻坚法在太平天国时代就有，但炸药包爆破却是华野独创，无论在古代兵书还是现代战斗条例中，都无相关记载。
自进入中原后，华野一直受炮兵较弱、火力不强之苦，爆破技术的出现，对此予以了弥补。炸药包爆破也由此成为华野攻城夺地的重要手段，被称之为“无声炮”。
1948年6月19日，在扫除城池外围阵地后，华野组织突击营，对城门进行连续爆破，用11包炸药包轰开了城门，开封敌军的地堡也被“无声炮”全部炸毁。
城垣破了，但是城内还有守军的龙亭核心阵地，邱清泉兵团也正全力西援。
不过粟裕已经不着急了。
粟裕打仗，越打越精，他总结出了一个围点打援的“转折点理论”。粟裕认为，如果敌增援部队是强大兵团，战役的转折点必须来得越早越好，最好是在战役进行到1/3甚至1/4的时候到来，如果做不到，这个转折点也至少得出现在战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否则的话，时间就紧张了，攻城部队到时不得不撤围，仗就变成了“夹生仗”。
开封战役一开始，粟裕督战非常紧迫，对攻城部队的要求是迅速突破城垣阵地。
能够突破城垣，便是开封战役的转折点。粟裕除留下一部继续攻击龙亭外，把其余兵力全部调到城外参加阻援。
攻坚当然是兵越多越好，兵少了会影响攻坚的进度和质量，但粟裕却说，龙亭终究是要打下来的，但迟一点也不要紧。
朱德讲到“钓大鱼”时说过，“钓大鱼”的诀窍，就是不能性急，千万不要一下就扯上来。
不光是“钓大鱼”，钓什么鱼其实都一样。粟裕认为，暂时留着龙亭反而是好事，因为可以作为钓邱兵团这条“鱼”的钩子，你要是马上打下龙亭，邱兵团来援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粟裕从开封城内调出了2个纵队，加上原来负责阻援的3个纵队，达到5个纵队，邱兵团连攻数日，都无法接近开封。
城里这一块，粟裕亲自赶到第一线进行指挥。
自6月20日起，华野对龙亭发动两次攻击，均未能奏效。粟裕见状调整了部署，采用步炮协同战术，将迫击炮、六〇炮推至距龙亭几百米处，进行抵近射击，从而一举摧毁了对方工事。
到6月22日晨，龙亭终于被攻破，开封战役结束。
华野攻下开封后，美联社发出专电：“共军在汴（指开封）所获物资、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
通过围城打援，华野总计歼敌近4万，一个月时间不到，粟裕已接近“军令状”中的最低目标。
占领开封，在粟裕的“转折点理论”中，标志着一个新转折点的产生。
浑身是胆
华野攻占开封时，南京正在召开伪国大。听到开封失守的消息，与会者无不情绪低沉，惊怨交集，特别是国民党的河南省代表，一帮人围着蒋介石又吵又闹，要求蒋介石限期“收复开封”。
蒋介石吃不消代表们如此闹腾，当下就命令各兵团向开封靠拢。
能不能“收复开封”，什么时候“收复”，得根据战场形势判断，那是军事指挥官的事，哪里能听这些对打仗一窍不通的政客们胡诌。
大战在即，国民党还要搞这种伪民主，当然只会扯着他们自己的淡，因为粟裕已经在开封张开了大网。
发起开封战役之前，粟裕的完整构想是策动豫东战役，开封战役只是豫东战役的第一阶段。
谭震林曾批评粟裕“常常只看到一、二步”，唇枪舌剑中，不乏意气成分，但事后粟裕更多的还是总结和提高，他不仅要看一、二步，还要能够预见到第三步。
如果说对开封的围点打援是一、二步；那么第三步就是“二次打援”，而“二次打援”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攻克开封这个转折点能否提早出现。
开封战役的结束用了5个昼夜，整个豫东战役耗时20天，它只占1/4。
粟裕的心完全踏实下来。
不过当时对华野还要不要“二次打援”，中共内部仍存在分歧。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即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简称中野）致电中央，要求华野在攻克开封后，协同中野进攻郑州。
1948年6月2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在华野指挥层，也有人认为部队连续作战，过于疲劳，应当转入休整。
显然，如果粟裕这时罢手，上下左右都会满意。
粟裕权衡之后，还是觉得自己的计划无误。
1948年6月24日，他起草出坚持“二次打援”的电报，首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请其他表示同意的负责人共同签名，以示负责。
前来“收复开封”的国民党军多达5个兵团，粟裕以签名电的方式，执意打援，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胆略，因此陈毅曾评价粟裕“浑身是胆”。
电报发出，粟裕即率部前往隐蔽集结地点。
参谋人员最后出发，第二天他们收到了中野刘、邓、陈致粟裕电，仍要求华野停止“二次打援”。
此时各部正在开进，粟裕和其他首长也都走了，参谋们料定粟裕不会改变决心，也就未对行动做任何更动。
1948年6月26日，毛泽东复电粟裕，批准了“二次打援”。
“二次打援”中的打击对象早已选定。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华野在开封战役中也蒙受了较大伤亡，要歼灭邱兵团这样的强力兵团自然还差着火候，区寿年兵团由此进入了粟裕的瞄准镜。
区兵团是一个刚刚组成的混合兵团，实力较弱，比较容易聚歼，但是它和邱兵团相距较近，要吃的话，得先拆分开才能动筷子。
一年前，粟裕指挥莱芜战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掌握王耀武的指挥特性，导致下手慢了一拍，以致未能全歼李仙洲集团。之后他便总结出一点，就是打仗得了解对方主将的性格特征，然后对症下药。比如敌将多疑，就要多设疑兵，敌将悍猛，就要给他来软的一套。
邱清泉和区寿年就是指挥特性完全不同的两个敌将。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打仗很凶，行动积极，曾放话出来，要“活捉粟裕”。区寿年是粤军出身，一般而言，国民党地方军出来的将官都会把保存自身实力放在首位，对区寿年而言，进不进开封，拿不拿头功都无所谓，只要不第一个挨枪子就行。
粟裕不想吃邱兵团，就不打算以硬碰硬，他主动从开封撤兵，给邱兵团让开一条道路。
邱清泉果然毫不客气地进入开封，并向华野的诱敌之兵追了过去。
这时候区寿年如果跟着一道往前冲，他就能在关键时候得到邱清泉的一臂之力，很可能没事。
可惜的是，区寿年到睢县、杞县（合称睢杞）之后就徘徊不前了。他的算盘倒是打得挺精，估摸着华野主动让出开封不是什么好事，没准下面还有“大戏要唱”，粟裕要借此机会吃掉邱兵团。
在这种情况下，那邱兵团等于灾星一般，谁靠谁倒霉，区寿年自然不能会再跟着它走。
假使区寿年知道粟裕选定的网中猎物就是他自己，他兴许会把肠子都悔青了。
邱、区兵团逐渐拉开距离，一天之内，两兵团便出现了40公里的间隙。
1948年6月27日晚，粟裕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不待查明敌军具体部署，即指挥华野迅速楔入两兵团之间，并对区兵团展开围歼。
在睢杞战役中，粟裕一开始就不停顿地对区兵团进行连续突击，不给其以收缩和组织防御的时间，以争取“转折点”及早到来。
作为一支混合兵团，区兵团的弱点之一便是对指挥系统依赖极大，在对区兵团进行穿插分割的同时，粟裕将主要突击方向指向了区兵团部。
1948年7月2日晨，华野突击集团攻入区兵团部，生俘区寿年。区兵团失去指挥系统，陷入一片混乱，其中的整七十五师主力已经被歼，余部不足一个旅。
睢杞战役的“转折点”出来了。
但就在这天早上，赶来援救的邱兵团也突破了阻援阵地的西北角，战局瞬间又变得紧张起来。
以一敌三
区兵团虽弱，毕竟也是一个大兵团，而且配备有大炮和少量坦克，甚至于还有喷火器。睢杞是平原地形，大炮坦克比较容易发挥威力，要围歼并没有想象中来得那么容易，所以华野仅打掉区兵团部，就用了6天，比整个开封战役还多一天。
作为邱兵团主体，整五师的前身第五军因昆仑关大捷而成名，该部最早由装甲兵团扩编而成，是抗战时期中国最早的一支机械化部队，坦克装甲车冲击是它的保留项目。在睢杞战役中，邱清泉为救援区兵团，也采用了步车协同战术。
“转折点”来得晚了一点，邱兵团的冲击力强了一点，两个“一点”汇合，直接加大了阻援难度，使阻击战由运动防御变成坚守防御。
粟裕还没有来得及在西战场增加阻援兵力，东战场就忽然险象环生。
区兵团陷入重围，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陷入极度的焦虑不安之中，言称“五中惨裂，不知所止”，他以统帅身份两次乘机飞往战区上空督战，催促睢杞以外的其他兵团尽力援救区兵团。
5个兵团还剩3个，其中胡琏兵团（以整十一师为主）、吴绍周兵团为中野所牵制，能赶来的，只剩下黄百韬兵团（以整二十五师为主）。
黄百韬系杂牌出身，一个杂牌出身的将领，能与胡琏、邱清泉等人同殿称臣，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国民党军政大员中，黄百韬的个人品质较为突出，他生活廉洁，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在部队中甚得人望。他的整二十五师其实也是杂牌部队，所辖的几个旅不是原东北军，就是原川军，所持武器也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枪械，但这支部队却愣是被黄百韬练成了一支能与整八十三师等美械军比肩的精锐。
黄百韬骁勇善战，毅力强韧，即便在处境异常困苦时，亦不灰心，不屈服，常说的一句话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死”。在他的训练和指挥下，整二十五师的作战风格与一般国民党军不同，倒与解放军颇为神似，不仅非常机警，善于夜战和近战，而且几乎每战都能往死里打。
黄兵团原在山东滕县，奉命之后乘上火车，迅速赶往睢杞。一下火车，黄百韬不待部队完全集结，即下令兵团所属的快速纵队率先西进。
快速纵队到达的帝丘店一线，正好是华野的薄弱点，驻扎部队是粟裕作为预备队的中野第十一纵队。
负责阻击邱兵团的华野部队事先埋了地雷，挖了反坦克壕，有的还在壕内设置了敌人不易察觉的鹿寨，那是知道邱兵团有坦克，中野十一纵原为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战斗力一般，而且毫无思想和工事上的准备。当快速纵队的装甲部队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猝不及防，一线阵地很快就遭到突破。
区兵团所属的新七十二师（华野攻占泰安时所消灭的整七十二师重建部队）已收缩至铁佛寺一带，听得外面动静后，立即东靠，两部一东一西，仅一庄之隔，彼此之间的联系眼看就要被打通了。
世上的事，无巧不成书，正好华野一师、三师奉命来到铁佛寺，准备进一步压缩对新七十二师的包围圈，一看情况紧急，在没有请示上级命令和集结部队的情况下，即分两路向黄兵团实施反击。
此时此刻，对作战双方来说，快都是唯一要素，也是唯一正确的要素。华野一师、三师通过第一时间进行反击，抢占有利阵地，堵塞了敌军东西会合的必经之路。
解放战争中，在粟裕所指挥过的重大战役里面，有3个战役令他最为紧张，第一个是华野、山野初次合并时的宿北战役；第二个就轮到了眼下的豫东战役。
也就一天时间，华野已由1个兵团对2个兵团，变成了要以1个兵团对3个兵团，一师、三师更要与黄兵团、新七十二师两面作战，竟日处于敌军东西夹击之中。
粟裕红了眼，他偏要以一敌三。
没有多余兵力，粟裕就索性把华野的南下干部队增援给阻援集团，从而堵住西战场缺口，并将邱兵团阻于距区兵团10公里的杞县附近。
在遭华野猛烈反击后，邱兵团伤亡骤然加大，进攻正面缩小，乘此机会，粟裕从阻援集团中抽调兵力，用4个纵队组成新的突击集团，对前来搅局，但长途跋涉，尚立足未稳的黄兵团发起进攻。
1948年7月3日晨，新突击集团完成了对黄兵团的包围。经过两天激战，黄百韬被迫把部队收缩到以帝丘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
7月5日晚，华野准备再次发动攻击，肃清帝丘店外围。在粟裕的计算中，这是帝丘店战役的“转折点”。假如这个“转折点”能提早实现，他就能把新突击集团一分为二，其中2个纵队用于围歼，2个纵队用于打援，歼灭黄兵团即有把握。
但黄百韬反守为攻，提前发动了逆袭。
意识到自己的兵团处于覆亡边缘，黄百韬不听参谋长劝阻，在4辆坦克的掩护下，亲率2个营发动冲锋，并在作战过程中负伤。这是国民党战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的唯一战例。
当天黄兵团夺回了四五个村庄，华野的进攻势头遭到遏制，粟裕预定的“转折点”终究还是没能出现。
粟裕还想再等一天，以便发动总攻，但这一天他已经等不到了。
一招鲜
1948年7月6日，邱兵团突破阻援集团防线。
邱兵团擅长坦克冲击，邱清泉本人即长于此道，在昆仑关大捷中，正是他亲自驾驶坦克，率部迂回奇袭，以闪电速度截断了昆仑关日军的后路。
见正面始终无法突破，邱清泉故技重施，实行大胆迂回，绕过防守正面，从阻援集团的右侧插入，由此不仅打开防线缺口，而且直接威胁到华野侧背。
与此同时，胡琏兵团也已迫近，大炮可打到华野背后。
当晚，粟裕被迫下令撤出战场。
豫东战役有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开封战役、睢杞战役，粟裕都打得极其漂亮，唯独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帝丘店战役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按照粟裕后来的说明，发起帝丘店战役的原因，是因为华野在战斗过程中已有大批伤员，转移不易，他担心黄邱两兵团会乘势从东西两面夹攻过来，尤其是黄兵团，增援积极，且是生力军，不会那么容易让华野抽身而走。
在粟裕的设想中，组织新突击集团，对黄兵团发起进攻，可以起到既令黄兵团焦头烂额，也使邱兵团不寒而栗的“一箭双雕”效果。
可是实战过程明显偏离了这一意图，为撤退而战变成了要全歼黄兵团。
时值炎热夏季，睢杞地区久旱无雨，饮水困难，加上连日苦战，官兵体力下滑很厉害，已成强弩之末，华野突然扩大的胃口，实际已经超出他们当时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这是豫东战役显得有些虎头蛇尾的主要原因。
见华野撤兵，黄、邱、胡兵团紧咬不放，粟裕曾计划以一个纵队的兵力进行伏击，杀一个回马枪，但部队确实疲惫已极，无法再战，只得临时放弃这一计划，原定的向北转移，也改为分兵向南北两个方向转移。
由于撤得过于仓促，华野受到不小损失，连野司指挥部的两名参谋都战死在撤退途中。相比于野战部队，战勤部门得到撤退通知的时间最晚，行动最困难，受到的损失也最大，华野卫生部的部长急得团团转，但也无法把伤员全部带走。
黄、邱、胡兵团一直追到黄河边，华野被俘人员达35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轻、重伤员。在整个豫东战役中，华野伤亡共计33000人，战后华野的三大王牌纵队——叶飞、陶勇、王必成纵队都“残废”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投入主攻，而这3个纵队都是在帝丘店战役中负责围攻和阻击黄兵团的主力。叶飞坦言，当时打得“很艰苦，很吃力”。
对于军事家而言，算无遗策，那只是一种“孔明式”的理想主义，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作为一次战役性的决战，豫东战役在整体上又是成功的。
它是解放战争以来华野所打过的最大规模歼灭战，无论是参战人员数量、持续时间长度，还是战斗的剧烈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的任何一次战役。
这次战役显示出，解放军不仅能在内线大量歼敌，而且可以到外线争夺交通线上的中等城市，并连续歼灭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团。某种程度上，豫东战役完全可以被看成是后来淮海战役的一次预演。
在豫东战役中，华野歼敌总数已逾9万。也就是说，粟裕仅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军令状”中的最高目标。
粟裕曾用“斗胆直陈”的执着，打动过毛泽东，而豫东战役的战绩，更令毛泽东为之动容，他在西柏坡当着华野代表的面，兴奋地说：“我们过山坳了！”
他随后加以解释：“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两个月前的中央阜平会议，其实并未改变分兵南渡的决策，只不过是将即刻南渡调整成了推后南渡，即等粟裕在中原打完大仗，开辟渡江通道后再行南渡。
豫东战役令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认为，解放军还是得在长江以北打，因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80％都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他了。
南渡就此撂下，毛泽东让人转告粟裕，说他已经把黄百韬和邱清泉记在了粟裕名下。
1948年7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交给华野一个新任务，要求山东兵团（即东兵团）攻克济南。
守济南的是王耀武，黄百韬兵团、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以整八师为主）则随时往来应援。
王耀武在济南有11万人马，与华野山东兵团基本上旗鼓相当，但若加上可能增援济南的黄、邱、李三兵团，山东兵团则远远不及。山东兵团若攻济南，围点与打援便难以兼顾，因此粟裕判断，让山东兵团单独攻取济南，把握性不大。
但是此后两天，中央军委又连发7次电报，都强调山东兵团必须用10天左右拿下济南。
经过深思熟虑，粟裕致电中央，建议华野东西两兵团同时休整一个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
粟裕似乎次次都是拗着来，不过中央对粟裕的指挥已经非常信任和放心，他的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
乘着雨季到来，华野各部先后进入休整期，一直休整到了8月底。
休整期间，经粟裕建议，华野所属的苏北兵团（1948年初南下苏北的华野部队）也被调来参加济南战役。这样，华野的三大兵团——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均陆续在山东集结，华野参战兵力达到了15个纵队32万人，而国民党济南守军和可能增援之军加一起，也不过才28万，在华东战场上，华野兵力第一次超过了国民党军。
解放军的战术不像国民党军有那么多花样，在进攻战术上，其实就是一招鲜，也就是攻点打援。
如果要说变化，主要是攻点和打援的侧重点不一样。一种叫作“围点打援”，打援是目的，围点是诱敌来援的手段，一般来说，打援的兵力配备多，围点的兵力配备少。
与之相反的叫作“攻点阻援”，攻点是目的，阻援只是辅助手段，因此兵力配备上，大部分兵力用于攻点，小部分兵力用于阻援。
粟裕发起济南战役，对这一战术又进行了创新，他是要鱼与熊掌兼得，既攻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军，二者同时进行，即“攻济打援”。
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因为华野早已今非昔比，集结兵力数量之多，为王耀武所不及。
但对于这一创新战法，一些华野的高级指挥员，主要是山东兵团方面不予认同。他们认为既然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就得分出用兵重点，怎么能搞得两边的兵都一样多呢。
在讨论作战方案时，不断有人提出，“攻济打援，到底哪个是重点”、“在兵力分配上，如何确保重点”。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参战部队分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攻城兵团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兼政委谭震林直接指挥，打援兵团由粟裕直接指挥。
许世友直接致电中央军委，说他对攻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是部署得有重点，言下之意，就是要把兵力集中到攻城上来。
这是华野各部重新会合后的第一次大兵团作战，也是粟裕首次以代司令员的身份全面指挥华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华野内部关系尚未理顺，对战法的各种议论，以及许世友的极力反对，都从不同侧面考验和挑战着粟裕在军中的指挥权威。
为打好济南战役，中央选择了力挺粟裕，中央军委在致许世友、谭震林等人的指令中，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对许世友解释道，济南战役的主要目的，的确是攻下济南，可是敌军援兵太多，如果以少数兵力打援，攻城时间就无法保证，则“攻济必不成功”。
许世友最信服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发话，他也就没意见了，华野内部对战法的不同意见这才平息下来。
“攻济打援”的兵力分配由此形成定局，其中打援兵团18万，攻城兵团14万，打援多于攻城。
在判断华野大兵云集山东战场，且目标直指济南后，王耀武如坐针毡，他必须想办法挽救自己的命运。
难言之隐
早在国共主力涌入中原时，身为山东省主席的王耀武日子就不好过了。
粟裕虽率西兵团离开了鲁中，但邱清泉兵团、胡琏兵团这些精锐部队也跟了过去，山东的国民党军由此变得十分薄弱。偏偏此时蒋介石又在南京当上了“总统”，这下子好，老头子成天跟一帮不懂军事，只知投机的政客和议员打交道，变得瞻前顾后，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指挥了。
一座偌大的山东，这里要守，那里要防，结果处处守，处处守不住，许世友领着一个山东兵团，就能搅得王耀武不得安宁。
1948年3月，山东兵团攻克胶济路上的众多城镇，整三十二师等部3万余人被歼。4月，整四十五师等部4万余人被歼。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胶济路上由王耀武指挥的部队就被消灭了8万多，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二、三线部队或地方保安团队、交警总队，济南形势变得十分孤立。
王耀武深感这样下去不行，他专乘飞机赶赴南京，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建议。
王耀武认为，只靠现有部队无论如何守不住济南，不如干脆放弃，将济南军队撤到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徐州部队连成一片。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放弃济南。除了战略考虑外，他还有一大堆难言之隐。
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就跟开封是河南省的省会一样，那些议员政客要知道“总统”主动抛掉济南，那还不得吵翻了天，而且济南不守，青岛必然陷入孤立，那里驻扎着美国海军，蒋介石还指望美国能给予援助哩。
蒋介石要王耀武“发奋努力，坚定意志”，力争守住济南，并且保证：“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我有力量来解你们的围。”
在谈话进行到末尾时，王耀武从蒋介石那里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王耀武有守城的“坚定意志”吗？如果时光能倒退十几年，他也许是有的，那时候红军将一座宜黄城团团包围，王耀武一守就是20多天。
可是现在他没有了。
王耀武时年才44岁，但在他身上，已经出现了陈诚所称的“45岁现象”。等到济南战役爆发，济南被围，王耀武竟然还在用无线电话跟南京的家人联系，告诉他老婆，家里还有什么事，应该怎样怎样处理，细细叮嘱，长达半小时之久。
这段对话正好被前来增援的黄百韬所截听，他发出了跟蒋介石一样长长的叹息：“大敌当前，身为统帅，指挥之不暇，何能顾及家事？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
守城者必须有必死的准备和勇气，现在这种勇气，只能在黄百韬、邱清泉等少数将领身上看到一些踪影了。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将领们也普遍丧失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对这一点，蒋介石完全能感觉得到，他为此精神沮丧，焦虑不安。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蒋介石甚至发狠说：“我训练出来的人都是官僚，毛泽东训练出来的人都是革命的，我今天的训练失败了！”
在南京时，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曾以讽刺的口吻对王耀武说：“抗战胜利后，我们与共产党作战，我们的将领送给共产党的礼很多，你也送了不少……这样下去，真是不堪设想，希望你守住济南，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了。”
王耀武暂时还能守住济南，可他却没有办法不给共产党继续送礼。
1948年7月，在肃清胶济路上的国民党军后，山东兵团又对济南至徐州之间的国民党军展开围歼。第十绥靖区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整十二师、保安团队被歼3万人，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只身逃往徐州。
至此，济南与徐州，济南与青岛，各个地段上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被解放军一口一口地吃掉了，济南周围600里区域尽为解放军所控制，济南完全陷于孤立。
1948年8月，王耀武得悉，华野的西兵团、苏北兵团正向山东大举北调，而原在山东地区的山东兵团也在加紧练习攻坚战，马上判断出解放军的下一个目标必是济南。
为了增强济南的守备力量，王耀武急忙向南京求援，南京方面则指派“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与王耀武进行配合，以解徐州之围。
杜聿明奉令立即飞往济南，但在如何加强济南守备的问题上，他与王耀武的意见完全相左，简单来说，就是王耀武要添兵，杜聿明却觉得没那必要。
救命稻草
济南守军名义上有11万，可这11万兵中，夹杂着相当数量的保安团队，他们装备差，待遇低，精神涣散，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即便在正规军中，也只有少数尚可，其他大部分是已被解放军歼灭过，后来才重新建立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弱。
王耀武认为解放军的力量增长很快，如想守住济南，就必须增加部队，因此他想把驻于苏北、老部属较多的整八十三师或新七十四师（老七十四师覆灭后的重建部队）调来增防。
杜聿明当时负责指挥黄、邱、李三兵团，财大气粗，与王耀武的窘迫形成强烈反差，他对此大不以为然。
杜聿明说，只要加强工事，即便不增加兵力，济南也可以固守。反之，如果本来就守不住，再增加兵力也是枉然。
杜聿明不同意向济南增兵，他拍着胸脯告诉王耀武：“如果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15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解你们的围。”
王耀武对解放军围点打援的战术很了解，知道援军在途中必遭解放军截击，杜聿明的包票在他看来完全不保险：“我看15天绝对到不了济南，还是必须增加防守部队。”
王耀武还说：“如再调一个师来，别说15天，我们守20天也无问题。否则济南守不住，到那时增援部队再多，也无济于事了。”
王耀武的参谋长紧跟一句：“光靠工事而部队不坚强，是不行的。如不增加部队，济南只打三五天就完了。”
众人不欢而散。参谋长的话，不经意间让杜聿明看出，王耀武及部属并没有死守济南到底的决心，不过在拼命捞救命稻草而已。
杜聿明高不高兴，早已不在王耀武的考虑范围之内，既然杜聿明不肯帮忙，他就直接向蒋介石伸手，因为已吃准蒋介石不肯放弃济南，所以态度上十分坚决。
不出王耀武所料，蒋介石尽管在口头上一再强调“打仗主要是打士气”，但为增强王耀武固守济南的信心，他仍决定尽量满足王耀武的需要。
1948年8月27日，蒋介石分电“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及王耀武，让刘峙负责将整八十三师集结于徐州机场附近，从9月1日开始空运济南，并限10日内全部到达。
王耀武接到电报很是高兴。
虽无守城的“必死之心”，但王耀武多年征战的经验和功底还在，在求援的同时，他并没有忽视工事的作用。
在他的命令下，济南守军到处征工征料，大量砍伐树木，加强工事，积极备战。
济南城分内城外城，外城挖有8米宽4米深的外壕，架有铁丝网、鹿寨，内城有护城河，城内城外，堡垒据点星罗棋布，既坚固又有纵深，至9月上旬，这些据点又都加筑了钢筋水泥工事。
现在又有了整八十三师，王耀武觉得他跟杜聿明保证的20天应该是不成问题了，视察工事时，他对整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说：“这样坚固的工事，共军就是想攻下其中一个据点，都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我们如再守不住，那真太无用了。”
这句话，王耀武更多的是要说给曹振铎等人听。曹振铎一听，也赶紧振作起精神，回答：“我在抗战时也没有筑过这么好的坚固工事，我们的工事筑好了，就怕共军不敢来，如果他们敢来进攻，一定会将他们予以击败。”
整七十三师实际上是一个重建后的编制，老部队早在莱芜战役中被粟裕给歼灭了，内心里，王耀武指望最大的，还是整八十三师来援，可最后他却发现，承诺竟然中途被打了折扣。
死穴
王耀武要添兵保他的济南，徐州的刘峙同样也有这种危机感，毕竟在济南战役尚未发起之前，谁也不能保证解放军是不是在声东击西，明里做着进攻济南的姿态，暗里突然杀向苏北一线。
机动兵力一共就这么多，整八十三师俨然已成活宝贝，把它全部调去济南，徐州这里可怎么办？
在整八十三师的一个旅空运至济南后，刘峙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先向济南运送弹药、通讯器材、铁丝网，剩下的部队缓一缓。
于是济南守军一共只得到了一个旅增防，而周围的情形却是一天比一天紧张，王耀武发现山东兵团正向济南外围移动，同时开始络绎不绝地向济南外围运送粮弹及攻城器材。
1948年9月14日，王耀武鉴于时机紧迫，再次乘机飞往南京，请求蒋介石增拨新七十四师。
蒋介石答应了，可是他这边刚点头，那边济南战役随即打响，解放军用炮火封锁济南机场，王耀武仅多得了一个团的援兵。
在济南战役发起前的第十天，粟裕已进入指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