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靳一手挑起的新直皖冲突中，直军仅仅是先过河的卒子，在它后面，赫然还有一个以“三督为重”的十三省反皖同盟。
“三督”分别是直督曹锟、奉督张作霖、苏督李纯。以曹锟、李纯为代表的直系素来都是皖系的冤家对头，张作霖和他的奉系本是徐树铮为皖系拉来的盟友，可惜的是，在上次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张、徐就闹翻了。在和奉军分家时，徐树铮除留下两个旅作为“参战军”乃至日后西北军的家底外，又把奉军的服装、粮秣拿去不少。在徐树铮想来，张作霖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草莽英雄，一定有些江湖豪气，不会在这些方面和他斤斤针较，殊不知张乃“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一点一滴都会记在账上，徐树铮此举只是加深了二人的矛盾而已。
其后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令张作霖对他有了防范之心。靳云鹏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一向过从甚密，便趁此机会对张作霖吹风，说徐树铮在西北发展势力，意在由西蒙直捣东蒙，夺取被奉军视为后路的吉、黑两省。张作霖听后，对徐树铮的敌意更甚，也由此成为反皖同盟中的重要一员。
债务
包括张作霖在内，十三省反皖同盟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段祺瑞、徐树铮为他们曾经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定要偿还的“债务”。
赵倜就不提了，他在反皖同盟尚只有七省时加入，七省同盟一下子成了八省同盟。尔后反皖同盟的雪球之所以越滚越大，则多与徐树铮有关。
段祺瑞几度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就全国各地的督军来说，有关请饷、领械、编制队伍……几乎没有哪一件事不要通过陆军部，而这一切都必须徐树铮答应才能算数——如果直接向段祺瑞请示，他总是说：“找又铮去。”
徐树铮这个关口不通过，就意味着什么事也办不成；而只要徐树铮一点头，即使段祺瑞不知道，也能如愿以偿。无形之中，徐树铮不知为自己树了多少敌。
徐树铮在具备过人能力的同时，也有气量褊狭、不能容人的一面，有人评价他“成见太深，自信太强”，可谓入木三分。因为这一性格缺陷，他又额外得罪了许多人，甚至有很多将领、政客本属于段幕或打算投段，也被他逼得只好另找出路，加入了反皖同盟的行列。
张志潭在段幕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人幕僚。冯国璋当总统时，他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继王士珍之后重任国务总理，遂又任命张志潭为院秘书长，明令已经发表，张志潭也已到院接事。那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一个电话就把张志潭叫过去，当面把他训了一顿，说：“上次你当秘书长，不听我的话，这一次你不用到任了。”
张志潭解释说昨天已经到任，可是徐树铮却让他马上呈请辞职。张志潭知道惹不起徐树铮，只好当面写了一个辞呈交上来，说：“我暂时不回北京了，请你代我交了吧。”
徐树铮立即收下辞呈，并发电报给段祺瑞，说张志潭乃是张国淦的死党，和总统府互通声气，决不可以当秘书长，“我已叫他呈请辞职了”。
张国淦就是黎元洪时代的那个“千年和事佬”，其实也不能算是总统府方面的人，只是徐树铮对他抱有成见而已。段祺瑞对徐树铮的说法本不以为然，但他在公事上很少有不依着徐树铮的，听说张志潭的辞呈也交了，就没太当一回事，说：“不让他来就不让他来吧。”
张志潭虽然是自己递交的辞呈，可是刚刚到任一天就辞职，还得另换别人接替，总是说不过去，于是段祺瑞就安排了秘书方枢暂代。方枢亲眼见到了前任秘书长的悲剧，从此以后就是徐树铮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徐树铮诱杀陆建章后，方枢即奉其命以政府名义写了枪决令，一丝一毫都没敢犹豫。
徐树铮如此行事，效率固然高了，但也极容易给自己制造仇家和设置定时炸弹。张志潭就是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由于对徐树铮怀恨在心，他就倒向靳云鹏，平时常将皖系内部的情报透露给各省督军，对反皖同盟的捏和起到了一定作用。
还有想主动投段而不成的。比如吴光新下面曾有一个叫李炳之的混成旅长，因为和吴光新闹矛盾，辞职不干了。他是段祺瑞的学生，于是就来找段谋事，段祺瑞表示同意，批了一个“交陆军部任用”。徐树铮看到批文，随手写上“此人无大用处”，就把李炳之的事给搁浅了。后来还是靳云鹏派他为将军府参军，他才找到差事。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炳之很快也走到曹、吴那边去了。
吴佩孚保定集会，其实就是十三省反皖同盟的一次大示威，在会上，他们向皖系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予以满足，其中核心的两条是解散安福国会以及罢免徐树铮。
消息传出，京师震恐。徐世昌虽然暗中支持反皖，但他本人就是经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可以说无安福系，他就当不上大总统，而且这时西北军第一师又与吴佩孚的直军第一旅形成对峙，气氛相当紧张，战火已是一触即发。
拨了半天火，却发现火有可能会烧到自己，徐世昌心里有些发毛了。他赶紧给曹锟、张作霖、李纯下达电令，要三督入京共商大计，实际是希望说和各方，以便不让事端越出自己可控制的范围。
收到徐世昌的命令，李纯称病告假，曹锟则推说要抚慰归来的部队，不能轻离保定，最后欣然赴约的只有张作霖一个。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打着“调停时局”的旗号，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乘专车抵达北京。
对张作霖来京的目的，徐树铮看得很清楚，他认定靳云鹏与曹锟、张作霖早就“狼狈为奸”了，现在张作霖名为调停，实质是要暗中窥探段祺瑞的动静以及袒护曹锟。
徐树铮急忙到团河找魏宗翰商量，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张作霖肯定要来团河见“老总”，十五师可就近派兵埋伏在团河附近，将张作霖截住和扣留在团河。
按照徐树铮的设想，如果扣张成功，既能断绝曹、张的联合，又可以使曹知所警惧，俯首听命。
魏宗翰却觉得徐树铮过虑了。在他看来，张作霖虽然与徐树铮已经撕破了脸，但和“老总”并没有到这种程度。
对等条件
就私人感情而言，张、段其实一直相处得不错。从前张作霖每次来京，都要到段公馆和段祺瑞打牌，而段祺瑞对他同样是另眼相看。段祺瑞有严禁收礼的家规，即使是徐树铮、曾毓隽、靳云鹏这样关系相对亲密的部属幕僚也不例外。每年段祺瑞过生日，众人要表示表示，亦只能自行集资，每人拿出三五元钱交给段公馆的厨师，预备两桌酒席，凑一个热闹。若说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就是曾毓隽、靳云鹏还曾送过几盆花，给府内作为点缀。
段祺瑞对张作霖的另眼相看之处在于，张作霖每年春节都会送来黄羊、人参等一大堆关外特产，段祺瑞先是不收，张作霖的副官再三请他赏收，他才勉强收两条江鱼，而这对于段祺瑞来说，已经是给了莫大的交情和面子了。
还有一个例子。几年前张作霖进京和段祺瑞谈话，正好段祺瑞六岁的小女儿由女仆领着到后院闲逛，逛着逛着，小女孩儿自己跑进客厅，来到了段祺瑞身边。段祺瑞便指着张作霖对她说：“这是张督军，你来见见。”
论辈分，段祺瑞要高出张作霖一辈，所以张作霖马上对小女孩儿说：“你叫我张大哥。”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这是一点见面礼，你拿去买糖吃。”
段祺瑞没有按通常的习惯拒收，而是对他女儿说：“你留着买点东西吃吧！谢谢你张大哥！”
如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老段非常看重和张作霖的关系，为此不惜打破自己所定的规矩，为其网开一面；而张作霖一直以来给段祺瑞和除徐树铮外的皖系人员的印象是，他也很重视维护与老段的关系，并没有像徐树铮所说的那样，已经与曹锟“狼狈为奸”。
参与“西伯利亚干涉”的“中国支队”属于魏宗翰的部队，在魏宗翰前往海参崴慰问“中国支队”时，直皖矛盾已经尖锐化。段祺瑞便命令魏宗翰借慰问之机，在路过沈阳时观察张作霖对曹锟的态度。
魏宗翰到沈阳后，张作霖一再向他表示尊重段祺瑞，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决不会偏袒曹锟。张作霖还说直皖系相争是两虎相斗，大者伤小者亡，对北洋实力俱有损伤，至必要时，如果段祺瑞同意，他愿以中立的资格出头调解。
离开沈阳时，张作霖的部将吴俊升到站为魏宗翰送行，并赠送两麻袋高粱米，礼数非常周全。接着魏宗翰车抵锦州，驻防锦州的张作霖之子、旅长张学良不仅亲率官兵到车站列队致敬，还亲自上车对魏宗翰说：“我父亲要我来给魏老伯请安。”
张学良走后，魏宗翰对部属们说：“现在看到张学良对我的态度，更可以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慰问之旅令段祺瑞、魏宗翰对张作霖不偏不倚和愿意调解的立场均深信不疑，因此魏宗翰不同意扣留张作霖，他向徐树铮表示：“我看张作霖能维持其中立地位。”
徐树铮仍然坚持说：“张作霖见利忘义，狡诈多端，绝不可靠。”魏宗翰见状认为事情太大，他不能做主，必须请示段祺瑞。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也同意魏宗翰的意见。
段祺瑞性情耿直，对人对事喜欢直言不讳，向来不主张采取阴谋暗杀的手段。即便他事先知道张作霖与己为敌，也只会当面指斥对方，而不会想到扣留对方作为人质。这也是徐树铮先找魏宗翰，而不是直接向段祺瑞建议的原因。
稍后当徐树铮不得不去请示段祺瑞时，段祺瑞果然不同意。他还责备徐树铮：“各方树敌，非厚道载福之道，应当力戒。”
第二天上午10点，张作霖即在北京谒见徐世昌，随后驱车到团河拜访段祺瑞。
张作霖此行表面是奉总统之命，调停直皖争执，看上去不偏不倚，其实屁股是完全坐在直系这边的。他在谈话中表示，只要段祺瑞接受反皖同盟条件中的三项，就可以不解散国会。这三项分别是：取消中日密约、拥护靳总理以及撤换徐树铮。
对三项条件，段祺瑞一一进行了权衡。他在当国务总理时虽然向日本借了很多款，但并没有什么密约，吴佩孚所谓的“取消中日密约”，与他一贯的高调相符，其实质不过是要以此对皖系进行要挟和攻击罢了。既然原本就没有密约，取消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在段祺瑞看来，靳云鹏完全是自愿辞职，也没有谁对其进行逼迫。他对张作霖说：“靳翼青（靳云鹏的字）是真心真意要辞职，何必非为难他不可？换个别人，也可以商量。”
三条之中，唯有撤换徐树铮，让段祺瑞觉得难以接受。在段祺瑞看来，徐树铮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最近又取消了外蒙古自治，提高了中央威信，怎么会没有功反而有过呢？他实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要撤换徐树铮。
段祺瑞最后对张作霖说，可以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一职，改任其为远威将军，留在北京办事，只不过他还有一个对等条件，只有这个条件满足了，他才会全部做出妥协。
分赃
靳云鹏为什么要背叛皖系，从段祺瑞当时的理解，似乎只是靳想抛师弃友，另立门户，他还不知道靳云鹏其实就是吴佩孚北返的主要促成者。
因为不了解吴北返的内幕，段祺瑞就把吴佩孚认作了祸首。他认为，要不要撤换徐树铮，要不要挽留靳云鹏，中央自有权衡，你吴佩孚一个小小师长，怎么可以在外面越俎代庖，过问中央大计？此风一开，以后中央政府威信何在？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挑战中央权威早非一日，段祺瑞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南北统一之梦是怎样终结于此人之手的，甚至于若没有吴佩孚从中搅局，他很有可能不会那么快就结束总理生涯，皖系也不至于出现在这种局面。
段祺瑞列出的对等条件相当于同归于尽：“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吴佩孚是直系和反皖同盟的当红炸子鸡，怎么可能拿掉？张作霖只好姑妄听之，但他心里很清楚，段祺瑞就是不愿撤换徐树铮罢了。
张作霖与段祺瑞谈了一个小时后即离开团河。路上正好碰上来团河的徐树铮，徐树铮随身只带了一个副官，看到张作霖的车队，他首先下车，接着张作霖也下了车。
二人握手寒暄，徐树铮说：“大哥你见着老总了吗？”张作霖答：“已见着，很好。”各自应付一下后即上车分头而行。
张作霖来团河算得上是戒备森严，除他自己的专车外，身后还跟着两辆汽车，车上满载穿灰布大褂、暗藏手枪的卫士，张作霖的部将汤玉麟据说能双手打枪且可命中飞鸟，此次也化装成卫士随行。段祺瑞的卫队在团河大殿两旁架着机枪，本来只是例行的警卫措施，但传出去，外界就以为张作霖在团河遇险而且成功脱逃了。
虽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但当张作霖驱车到达保定时，仍被曹锟、吴佩孚当成了从敌营中逃出来的英雄。晚上，曹锟为张作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十三省代表尽皆与席，张作霖则被推为首席。
席间吴佩孚发言最多，而且照例还是旁若无人式的高谈阔论，他说道：“内忧外患，都是安福祸国，小徐擅专！”
张作霖坐在上面，却是越听越别扭——现在大家都是关起门来说体己话，又不是约见记者或发电报稿，用得着这么装正经吗？难道你敢说你反皖不是因为老段不让你做湘督，而纯粹是忧国忧民？再者说了，十三省代表皆在，你上司曹锟也在，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大话欺人？
张作霖从奉天老远跑来，可不是为了听人给他讲课，而是来“分赃”的！先前他听说吴佩孚如何如何了得，但一见面却印象很差。
众所周知，吴佩孚是曹锟的主心骨，直系实际上由吴佩孚说了算。张作霖也不好把自己的不快直接表露出来，于是他就趁吴佩孚信口狂言之际，侧过脸去问曹锟：“三爷，咱只问你一句话，边防军人数比你多、兵器比你好。这个仗，你能打吗？”
曹锟朝吴佩孚望了一眼，才断然答道：“能打！”
“你有把握？”张作霖又追问了一句。
“三爷”还是望着吴佩孚：“子玉（吴佩孚的字）说有把握，那就是有把握了。”
张作霖马上打断吴佩孚的发言，先让他坐下，然后才对曹锟说：“既有把握，那就得打。咱们这会儿别讲大道理，先商议该开什么条件。”
张作霖知道曹锟等人绝不会认同段祺瑞的“同归于尽”，便弃之不谈，只让众人自开价码。一帮人顿时都来了兴致，价码也越抬越高，甚至商议要“杀徐树铮，毙段祺瑞”。吴佩孚认为仅此还不够，于是决定第二天继续开会。
第二天议决了七条办法，“杀徐树铮，毙段祺瑞”因为与会者自己也觉得做得太绝，最终没有被包括在这七条之中，而代之以“罢黜徐树铮”。在此之前，张勋因复辟失败之恨，也要求加入反段阵营，并曾托张作霖帮他官复原职，张作霖临时想到这一节，便又提议把“开复张勋原官”加进去，作为办法中的第八条。
张作霖认为八条办法跟自己的设想很接近，会议结束后，他满意地对曹锟等人说：“吴佩孚这小子真不错，我一定帮忙。”
我还怕他吗
大概没有一个调停人会像张作霖这样，不“调停”还好，一“调停”，曹锟方面的条件反而变得比保定会议时更加苛刻了。当张作霖带着八条办法再回团河找段祺瑞时，段祺瑞自然很不高兴，他表示除其中的靳云鹏复职以及撤换曾毓隽等内阁三总长两项不成问题外，余者皆予以严词拒绝。
张作霖立刻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不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撤换王揖唐，不罢免徐树铮（八条办法中的核心三项），曹吴是不肯罢休的，吴佩孚在保定会议上早已有声明在先。”
“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罢了，居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这还成什么体统！”不提吴佩孚便罢，一提吴佩孚，段祺瑞分外激动，“他（指吴佩孚）要不服，大可以和我兵戎相见，决一雌雄。我还怕他吗？”
张作霖悻悻地说如果段祺瑞不能答应八条办法，他就不能再负调停人的责任了，但会永保中立以固边疆。临行时，他还声言日后如果还有需要他奔走之处，仍愿遵命办理。
张作霖随即辞出。段祺瑞送至殿门，目视其上车后才返回。
张作霖到北京向徐世昌告辞，准备回转关外。徐世昌赶紧拉住他，恳请他再到保定去和曹、吴做最后的接洽。
张作霖给徐世昌这个面子，便又到保定去了一趟。曹、吴一听段祺瑞不肯就范，态度也同样强硬：“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换王揖唐，还可以通融。如不罢免小徐，决不能承认。”
吴佩孚自命文武兼资，一向不可一世，也从来不曾真正把段祺瑞这样的“老朽”放在眼里。他说：“老段要和我们兵戎相见吗？他倚仗有日本的后台，想凭借日本的势力吓唬我们，我们堂堂中国男儿，是他吓不倒的。我们正准备在疆场上和他见面呢，看看到底谁是孬种。”
张作霖最反感吴佩孚喋喋不休的书生腔调。虽然曹、吴都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过，不打则已，一打必赢，可要真打起来，孰胜孰败还是件说不准的事，毕竟西北军的装备和官兵素质摆在那里，谁也不是吃素的。
为了赶紧回去调兵遣将，做好应付大战的准备，张作霖以调停失败为由，匆匆返回奉天去了。
对于兵戎相见，吴佩孚早有准备，可是段祺瑞却没有做好充分的计划和准备。他之前竭力阻止吴佩孚北返，也主要是考虑南军会乘虚而入，根本没有想到吴佩孚敢于直接发难，总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吴佩孚与徐树铮一样都是秀才出身，平时以吟诗作对为能事，就在他率部从湖南撤防经过武昌时，曾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其中有两句是：“不图辇毂下，妖孽乱京畿。”
西北军参谋长张藻宸在报上读到了吴佩孚的这首诗，反复吟诵之后，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对自己的同事说：“吴佩孚这次回师北上，显然是向我们宣战。何以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位同事的回答相当乐观：“他敢与段先生作战，准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等到调停失败，段祺瑞认识到直皖大战已经难以避免，吴佩孚随时将指挥直军由保定北指，这才发现周围形势是何等严峻，而皖系的军事实力也远非原来估计的那么强大。
皖系内部对此也议论纷纷，傅良佐来找曾毓隽商谈，说战则两败俱伤，张作霖对“老总”的私人感情还不坏，如果让“老总”开口，示意张作霖入关武装调停，或者能挽救危局。
曾毓隽听了，便和傅良佐一起星夜乘汽车赶到团河，向段祺瑞说明了他们的想法。此时段祺瑞对张作霖尚抱有幻想，听了觉得不无道理，起码也是一个向直系施加压力的办法。当下，他就写了封亲笔信，用边防督办处的名义，请张作霖入关共商军事，其中也就隐含了请张武装调停之意。
曾毓隽受命拿着信去奉天，车到秦皇岛，段祺瑞就又发来急电，下令沿途截住曾毓隽并让他赶紧回京。原来徐树铮反对这一提议，认为张作霖当初调停直皖时，就声明必须满足八条办法，如今要他帮忙，条件也只会多不会少。
很快，报纸上出现的一条爆炸性消息，让段祺瑞终于明白了寄望于张作霖有多么荒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督联衔发表通电，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即“祸国殃国、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大局、以下杀上、以奴欺主”。在通电中，三督声称一定要“谨厉戒行”，“扫清君侧”。
看了通电，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张雨亭（张作霖的字）分明是跟曹、吴沆瀣一气，通谋倒皖，甚恨自家瞎了眼，还把他当调停人看待！”
此风万不可长
三督明着只是“清君侧”，但矛头所向，毫无疑问都是段祺瑞及其皖系。到了这个时候，皖系其实已无退路，要么迎战，要么被清算，可是皖系内部仍然和战不定，甚至有些胆小的人还想抛出徐树铮作为牺牲品，以为满足直奉的胃口后就可以万事皆安，只是碍于段祺瑞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徐树铮从来都不是一个肯在压力下低头的人。他约齐段芝贵、曲同丰、刘询三名将领，说直皖一战无法避免，战败则罢；若战胜，从直系手中夺过来的直鲁豫三省就是你们的。
三将一听，顿时来了劲头。徐树铮便带着他们去见段祺瑞，表示自愿率兵与吴佩孚一战。
段祺瑞原先就怕将领们不愿打，看到众人都这么积极主动，便立刻应允下来。当天，他在团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作战准备，皖系的文武将领尽皆与会。
为了进一步提振皖系内部的士气，彰显“大安徽主义”、“北洋正统”，段祺瑞还特地请来毅军统帅姜桂题列席。
姜桂题是安徽人，在当时仍在世的北洋将领中，数他资望最高，其麾下的毅军在清末民国均赫赫有名。段祺瑞对他也非常尊重，平时见着姜桂题，照例都要含笑问一声：“老嫂子可好？”
段祺瑞一向非常严肃，无论对谁都是板着面孔，很少露出笑容，更不会说什么玩笑话。如此亲昵的表现，对他来说绝对是非同寻常的。
姜桂题早年是条汉子，战场上勇猛无比，段祺瑞以为把这位“从长矛子杀到机关炮”的老帅请来，可以让部将们更加热血沸腾，孰料会议却差点儿被他给搅和黄了。
姜桂题是站在徐世昌一边的，他先前仗着老资格，曾跑到保定找曹锟调解直皖之争，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老头儿一肚子闷气和表达欲，正没地方发泄呢，段祺瑞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所。
在段祺瑞说完开场白后，他摆出北洋元老的姿态，对段祺瑞说：“吴佩孚年纪轻，不懂事，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叫他赔个不是好了。何至于劳动国家的军队，对内开起仗来，让老百姓受罪？”
段祺瑞听了哭笑不得，只好保持缄默。姜桂题还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芝泉，你真要打吴佩孚吗？”
“真要打！”
姜桂题冷笑一声，又问道：“你打得过他吗？”
“打得过！”
姜桂题大概认为段祺瑞也和曹锟一样，不愿自己调解，于是居然开始倚老卖老地当众挖苦起段祺瑞：“这年头的小孩子，可比我们老一辈的厉害多啦！芝泉，你不时常说民国是你首创的吗（指建立共和）？你打胜了吴佩孚，中华民国还可以靠你。万一你败了呢，你叫中华民国靠谁呀？”
就在段祺瑞忍无可忍，几乎就要发作的时候，姜桂题却又突然板起面孔，扭头骂起了徐树铮：“什么坏事，都是你这个小把戏闹出来了！”
徐树铮不敢说什么，段祺瑞忙为他解围：“不管怎样，又铮总是帮着我的。”
姜桂题年纪一大把，还挺敏感，一听就来了火，认为段祺瑞语带双关，是说他不是自己人。当下他勃然色变，站起身就走，一边走一边气呼呼地说：“那你把我请来做什么？”
对把这个姜老爷子请到会场，段祺瑞简直悔青了肠子，然而更让他悔青肠子的恐怕还是当初推举徐世昌为总统的决定。
在发现直、奉两系已经联手向皖系发出挑战之后，徐世昌决定公开偏向直系。1920年7月4日，他首先拿徐树铮开刀，发布命令，特任徐树铮为有职无权的远威将军，同时免去其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西北军也着即裁撤，所部由陆军部接收办理。
段祺瑞对徐世昌的这道命令极其气愤。他赶到总统府，当面质问徐世昌：“又铮有功不赏，还免他的职，岂不令人寒心？”又说：“将领不受约束，妄干国政，此风万不可长。”
总统命令已经下达，质问也是多余的。面对直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主动发起反击成了段祺瑞的必然选择。7月8日，段祺瑞在京召开紧急会议，政府阁员及军政首脑百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发表了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通电，实际上是一次讨伐曹、吴的誓师大会。
会前一小时，曹锟派亲信持其亲笔信来谒见段祺瑞，大意是承认错误，并将约束和处罚吴佩孚云云。看了亲笔信，段幕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曹锟的缓兵之计，万万不能相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开步走也走到天津了
按照紧急会议的决议，由段祺瑞领衔发出呈文，请总统徐世昌下令对曹锟、曹瑛（曹锟的弟弟，亦为直军将领）、吴佩孚革职拿办。
段祺瑞拿着呈文再赴总统府。徐世昌见对方动了真格的，急忙说：“老大哥何必这样生气，又铮的筹边使本来和筹边署办有些叠床架屋，罢免他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等到风头过去，就可以另行安插。请他在总统府委屈一下，闲散一两个月，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
徐世昌已经把屁股挪到了直系一边，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肯罢免曹、吴。他说：“曹、吴克复长沙，久戍湘南，全国舆论都加以称赞。如果有功不赏，还免除他二人的职务，恐怕会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而且可能引起曹、吴等人的巨变，那就小不忍则乱大谋了。”
要说功，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之功是当时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连孙中山都致电祝贺，你免他的职，怎么就知道全国舆论不会反对？段祺瑞当然不服。
至于曹、吴巨变，此前两天，段祺瑞已对西北军第一、第三两师及陆军第十五师发出动员令，让各部开往保定，准备对吴佩孚作战——要打就打，谁怕谁来？
段祺瑞愤愤退出总统府，返回团河。由于过分激动，有人看到他“两颧发红，精神颇有错乱之象”。他随后派人告诉徐世昌，说徐树铮被免职一事，他可以不再过问，但曹、吴擅自撤防北返之罪，不能不问。如果徐世昌依然故我，他段祺瑞为维护国家纲纪，“必兴问罪之师”。
迫于压力，徐世昌只得下达明令：吴佩孚撤职，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整顿；曹锟督率无方，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自吴佩孚擅自北返而可以不受政府任何制裁之后，北京政府的权威和命令都已大大贬值。曹、吴对政府的免职令丝毫不予理会，吴佩孚则不仅不交卸军队，反而继续统兵北进，而段祺瑞也已改边防军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做出了“讨伐”的姿态。
7月12日，曹锟联络张作霖、李纯、王占元等人联名发出通电，说段祺瑞是在“施一网打尽之计”，表示“迫不得已，唯有秣马厉兵”。第二天，张作霖又另外发通电进行响应，决定“派兵入关，扶危定乱”。
徐世昌引吴部北上，是要利用直皖矛盾巩固权位，他没料到挑起的火会越烧越大，最终呈蔓延之势。眼看着自己不但不能左右逢源，而且连总统宝座都可能保不住了，徐世昌赶紧又发布一道命令，要各军一律退驻原防。可是这道命令为时过晚，在戏幕已经完全拉开之后，还要不要演、如何演，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按照先前在团河会议上的部署，在正面作战的皖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总指挥为徐树铮，对面直军为曹瑛所部。
归徐树铮指挥的是原驻廊坊的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徐树铮练兵，本来就比较重视实战训练，第二旅的旅长宋子扬及以下一批军官均来自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而冯玉祥的练兵方式又与徐树铮比较像，所以该旅对演习、射击和体力训练就抓得更紧一些，在西北军的四个旅中，第二旅的声誉也最好。
徐树铮到前线指挥，问宋子扬对战事有没有信心，宋子扬当即表示：“这没问题，司令下命令，开步走也走到天津了。”
直皖战争在7月14日正式打响。东路开始相当顺利，第二旅于黎明起对直军所驻守的杨村发动进攻，不到两个小时，即将杨村攻下。接着又向前追击，部队在玉米地中捡得军衣，军衣上系着白领章，另外还捡到了两支三八式步枪。这都是奉军的军装样式和他们惯用的枪支，徐树铮这才知道，奉军也已经加入了对他们的作战，为谨慎起见，遂命令第二旅暂时停止前进。
段祺瑞在派徐树铮指挥东路的同时，另授命段芝贵指挥西路作战。可是这一任命实际上是段祺瑞不善用将的一个典型佐证。
段芝贵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以应酬见长的官僚，而非合格的战将。他虽然也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但在校的学习成绩非常一般，以后又长期混迹于宦海，精力主要都用在对付人上面了，他对于军事学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并且严重缺乏带兵经验。
水平不高，倘若认真一些，没准还勤能补拙。可段芝贵又不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平日最注重的便是“享受”二字。
据说段芝贵每天都要更换衣服数次，出门时副官一定要随身带着一大包衣裳备用，而他的副官也以衣饰华丽著称。与穿衣服相比，更讲究的是，段芝贵到哪儿都得带着他的御用厨师，非这位御用厨师做的菜就入不了口。
御用厨师姓李，老被段芝贵这么“惯”着，脾气便上来了。有一次段芝贵在屋内骂他，他也回骂。段芝贵气得将他逐出了段府，可是李厨师一走，段芝贵就因此吃不饱了，于是又将李厨师请回。如是者三，以后段芝贵在屋内小声骂，李厨师就在院内毫不客气地大声回骂，段芝贵还拿他没有办法。
别的总指挥上阵，随其左右的都是幕僚卫队。段芝贵当然也带着幕僚卫队，但对他而言，李御厨和拎着一大包备用衣服的副官或许更让他挂心。为此，他还特地准备了配有餐车及头、二、三等俱全的七节专车一列，上面满载洋酒、罐头、火腿、板鸭、纸烟。知道的明白他是去指挥打仗，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到哪里去度假呢。
偏偏他阵亡了
战争开始后，段芝贵除了偶尔看一看战报外，就是终日打牌。先前张作霖为了麻痹他，曾邀其推牌九。段芝贵赢了四十万元，但张作霖当场没付钱，只在事后派人送来公债票四十万。公债票折合现款连二十万都没有，段芝贵在打牌时便经常唠叨，说张作霖“输不起别来呀，太小气了”。
主帅如此，前方会部署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在西路参与作战的主要是边防军第一师和陆军第十五师，作为主力的第一师对作战基本无准备无计划，部队不但出发时忙乱，开火后同样如此，各部队全部自由行动，以至于开战几天后，营军需官都还未弄清团部在什么地方，更不必说旅部和师部了。皖军的军需本来相当充裕，但第一师连个补给机构都未成立，也没有指派统一指挥后方的负责人。
所幸第一团团长王兴文主动挑起了重担。王兴文原在保定军校讲授战术课程，很有心得，是北洋军中有名的战术专家，而且他指挥作战时也能身先士卒，颇得士兵拥戴。
战事初起时，王兴文用骑兵在前冲锋，炮兵随后掩护，向直军发起了极为猛烈的攻势。第一师的下级军官多为军校学生，虽然缺乏作战经验，但经徐树铮训练整顿后，却颇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第一师师长曲同丰自己对此也颇为满意，对人说：“边防军的连排长都是拿戥子称过的，一个个服从命令，勇敢善战，都是好样的。”
直军被打得望风披靡，各部相继后退，溃逃中又被皖军俘去了一个整营。身为前敌总指挥的段芝贵闻讯乐得手舞足蹈，当晚就在作为指挥部的专车上开怀畅饮。
西路战场位于京汉路沿线，直皖两军的主力都集中于这一路，双方都势在必争。吴佩孚见战况不利，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和生力军到前线迎敌，并使用集中火力的战术，对皖军正面发起猛攻。
北方夏天是多雨的季节，直皖开战后几乎天天下雨。北方的道路又多半是凹形，像沟一样，田在上面，路在下面，一下雨道路就成了天然排水沟。直军久在南方，对这样的大雨泥泞满不在乎，照样冒雨赤脚作战，皖军却都穿着雨衣，脚下还怕打滑，战斗力因此大打折扣。
在直军的猛攻之下，王兴文的骑炮组合很快就垮了下来，皖军被迫败退至高碑店，攻势转为了守势。
战场上的吴佩孚确实名不虚传，他紧接着又发起夜袭，双方战斗激烈，王兴文也在激战中被直军的炮弹击中身亡。
第一师的团营长大部分是旧军官，他们具备旧军官的一般特点，即平时爱财，战时怕死。王兴文是一个例外，他一死，直接影响了第一师的士气。师长曲同丰事后哀叹：“只有一个王兴文真不含糊，偏偏他阵亡了。”
段芝贵位于琉璃河车站的指挥部也遭到了直军的迂回攻击。发现直军袭来，以师长身份任段芝贵参谋长的魏宗瀚惊慌失措，段芝贵则吓得躺在专车的地毯上，连续大喊：“不要乱打枪啊！”
专车急急后退，事后才知道抄袭指挥部的其实仅有直军一个连。
在直军进行迂回时，与第一师并肩作战的陆军第十五师不仅按兵不动，而且还向第一师的炮兵阵地开了炮！
第十五师的前身是冯国璋在南京成立的一个混成旅，士兵多为冯国璋的同乡，军官也与冯非亲即故。冯国璋死后，刘询率部投段，才被编为了第十五师。
直皖战前，有人认为第十五师官兵与直系关系太深，让他们与直军作战恐怕不妥。段祺瑞就派魏宗瀚、陈文运去见刘洵，问他部下是否靠得住，刘询极力保证没有问题。魏宗瀚等人为了坚其心志，便又对他说：“事完了，你接曹三爷的事吧！”
刘询自己发誓效忠，又有让他做直督的许诺，段祺瑞深信第十五师不至于发生问题，便放心地将该部部署到了主战场。
战争开始后，刘询倒真没什么大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对部下是否可靠所打的包票。有人说，曹锟曾派人用二百万元的高价收买刘询，刘询不为所动。于是曹锟又派人收买齐宝善、张国溶，一共花了一百二十万元。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但齐、张与直系早有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张国溶为人较有心计，战前还曾去过保定多次。
总而言之，第十五师一部在齐、张的策动下倒戈了，这一突然倒戈给西路皖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除了指挥部因此遇袭外，第一师也遭到直军和倒戈部队的夹击，师长曲同丰连同师部都被直军所俘虏。
没有办法的办法
外界对段祺瑞不善用将的批评，并非仅从直皖战争开始，南北战争时的傅良佐、张敬尧、吴光新都可以说是很失败的例子。
与傅、张相比，吴光新要强上一些。他的学识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但为人脾气古怪，对部下高高在上，同时还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带领军队其实是不太适宜的。段祺瑞将他用在南方战场上也始终没有成功过，皖系多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有一次，陕督陈树藩就趁着打牌的机会脱口而出：“老师（指段祺瑞，陈树藩曾是他的学生）一生许多事都误于吴三爷（即指吴光新）。”段祺瑞便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段祺瑞用笑话来解嘲，一方面是承认吴光新不免让自己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袒护和不肯认错的意味。
随着张敬尧早早折戟，皖系在南方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下了吴光新。吴光新时任长江警备总司令，辖有第二十师及暂编一师，约一万多人。随着直皖战起，吴部可随时出兵河南，攻袭直军后路。直系方面于是由鄂督王占元出面，邀请吴光新到武昌赴宴。
环境已经如此复杂微妙，这宴岂是好赴的？吴光新的一些亲信部下极力劝吴光新不要去，恐有意外，吴光新却骄傲自大，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们过于胆小。
第二天，王占元又来电话催请。“胆大”的吴光新带着随从和马弁乘着“楚材舰”过江登岸，上岸后转乘马车直入王占元的官署，随后便被王占元扣个正着。时人讽之：“方为座上客，即做阶下囚。”
以扣押人质的办法来擒贼先擒王，本是徐树铮向段祺瑞所献之计，老段没有用，结果别人倒先用了。吴光新被扣之后，其部投鼠忌器，均不敢轻举妄动，王占元则趁机派各师旅分途急进，采取分别包围和解决的办法，将吴光新所部或缴械解散，或接收改编。
战事进行到此，皖军虽然在西路和南方都落得了个大败的结局，但直军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奠定胜局，因为在其他方面，胜的不是直奉军而是皖军——
徐树铮所指挥的东路部队已进入追击阶段，所部距天津仅三十里；边防军第三师在与直军接触后，节节胜利，距保定已不足百里；山东方面的边防军第二师已前进至河北省境内，自此以北，直军只有旧巡防军一旅，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
即便是西路，也不是没有办法转败为胜。比如第一师除师长曲同丰及师部被俘外，全师的人员武器均未受到多大损失，可以说是全师而退。第十五师损失较大一些，但该师本来也没有对皖军作战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何况魏宗瀚的第九师还尚未投入，完全可以弥补第十五师的战损。
就当时的全面战事来说，皖军不仅没有失败，而且极占优势。如果段祺瑞能够迅速赶到前方，对西路败退部队进行督促整理，必能军威复振，反败为胜不是没有可能。
实际上，皖军的情况使得他们比直军更适宜于持久战。战前安福系为皖军讨伐直军提供了大笔军费，仅在团河会议上，就筹集了五六千万元。战争结束后，直军缴获到的皖军给养之多，令他们也感到无比吃惊：麻袋装着现洋，每五万块一麻袋，不计其数；五十多门各种大炮堆放在地上，炮衣都还没有取下；步枪子弹遍地都是，谁也不知道确切数字。
战争才打了几天而已，如果打它几个月甚至半年，皖军就算熬，也能把直军给熬垮掉。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段祺瑞还愿意把战争继续下去。
段祺瑞军人出身，政治上主张武力统一，然而他基本的思想基础却是儒、佛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事物的标准。从这一角度出发，段祺瑞一向都认为，北洋军无论直皖，都是一家人，是他这个北洋领袖的部下学生，伤了谁都痛心。他“讨伐”直系也是被逼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只是除去曹、吴这两个北洋的“害群之马”。
直皖战争爆发前，有人曾主张派飞机去保定轰炸曹锟居住地及其他重地。段祺瑞坚决不同意，说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只有曹、吴二人，不能殃及无辜。
段祺瑞发起直皖战争，要的是速胜，这样才有可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将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倘若他不想速败，就要抱着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与直军死磕，而这又与他最初的愿望和想法背道而驰。
就饶他一条命吧
据参与直皖战争的人说，这场战争其实打得非常简单，就像举行一场秋操一样，只有西路最初一战和高碑店一战比较激烈一些。可就这样，战争也暴露出了其残酷的一面。除了王兴文等官兵阵亡外，西路皖军在溃退时又发生过惨剧——因为山洪暴发，第十五师及琉璃河车站的溃兵聚集桥上，拥挤难行，正好段芝贵的专车倒行过桥，桥上的很多士兵不是被专车轧死，就是掉进河里淹死。
可想而知，当段祺瑞知道这些情况后，不可能无动于衷。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傅良佐奉徐世昌之命前来对他进行劝说，让他主动通电下野，并下令皖军停止作战。
傅良佐虽然还在段祺瑞左右，但和张志潭一样，早已经成了靳云鹏的人。段派嫡系军人多对靳云鹏不屑，傅良佐原本也站在徐树铮一边，他到湖南做督军，就是出自徐树铮的推荐。及至傅良佐擅离职守，从湖南逃回，徐树铮每次与他见面，都要数落他：“不中用，太丢人。”傅良佐因羞转恨，便也转附了靳云鹏。
徐世昌、靳云鹏一体，傅良佐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说客。只是让段下野的话，如果直接出自徐、靳之口，段祺瑞未必会听，出自傅良佐这个“贤侄”之口，效果就不一样了。
通过傅良佐，徐世昌给段祺瑞传达了一个信息：你的定国军总司令系各军拥戴，和你本人无关，只要你肯通电下野，我作为总统，可以保证你本人和部下的安全。
有了徐世昌的这一保证，段祺瑞决定以自己下野的方式，为直皖战争画上句号。1920年7月19日，他发表通电，声明辞去本兼各职，同时解除定国军名义，命令前方各将领即刻停止进攻，并立即退归原防。
因为这一个通电，事前大张旗鼓的直皖大战，不出五天就以直系的胜利结束了。可是段祺瑞想的又实在太理想化了，他的对手不是西方绅士，即便老段已经放下了枪，他们也没有半点要罢手的意思。
在直军占领琉璃河车站之后，王士珍等北洋元老前去求见吴佩孚，打算替双方和解。吴佩孚表面上对这些元老极尽恭维谦和之态，说：“让元老们屈尊前来，怎么办，怎么好？我一定尊重元老们的意见。”
他的部下们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大骂段祺瑞，说段祺瑞“扣押直军兵饷，借债卖国扩军”。这些人还说：“我们是回防，并没有侵犯别人，他（指段祺瑞）却派队伍来打我们。现在打败了，派几位来了，早干什么去了！那不行。边防军一个也不能留，都得缴械，非把老段抓着，讲讲理不行。”
其实这就是吴佩孚事前布置好的一出戏，意在表示不是他吴佩孚得势不饶人，而是段祺瑞已犯了直军将士的众怒，不打不行。王士珍等人见状只好辞去，临上火车时，他们还恳求吴佩孚：“等两天吧，不要前进了。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你们消得下气去。”
王士珍等人所乘的火车刚刚开走，吴佩孚立即下令所有部队继续追击，只以暂时不入北京为限。
在段祺瑞发出下野通电后，皖军各部都已受命停止作战，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将领幕僚也已先后逃回北京。他们在京唯一能躲的地方也就是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了。公使团曾经公开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收留亡命徒，但日本使馆顾念段祺瑞执政期间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一直较好，所以还是破例为他们提供了藏身之处。
段祺瑞也可以去东交民巷，但他不愿在这个时候乞求日本人庇护，从而进一步坐实曹、吴等人对他“卖国”的指控，于是便坚持不肯离开府学胡同的住宅一步。
见直军仍不肯罢手，段祺瑞只得又引咎自劾，写了一篇呈文，然后拿着呈文去见徐世昌，表示愿一人承当战争责任。
虽然直奉大战也不在徐世昌的期望范围之内，可是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段居然落到如此地步，徐世昌还是从里到外地觉得畅快。看完段祺瑞的呈文后，他付之一笑，末了不忘奚落对方一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徐世昌随后派靳云鹏、张怀芝赴津与曹、吴商议如何了局。双方见面后，曹、吴对于段祺瑞、徐树铮尚有余愤，说一定要将二人处死，以绝后患。靳云鹏自然巴不得徐树铮人头落地，但对自己的老师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因此竭力替段祺瑞说情。
曹、吴也知道段祺瑞在北洋的威望，若真的对段下手，难免引起非议，对直系本身也不利。吴佩孚于是笑一笑说：“老段不肯逃走，还像是一个人，就饶他一条命吧！”
曹锟、张作霖和吴佩孚商量下来，向徐世昌提了一大堆条件，除战前的那些以外，又加上了惩办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成员、取消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以及直奉军永驻京畿等更为苛刻的条款。
对这些条件，徐世昌都表示基本同意，只有对于严办段祺瑞一项，他密电曹、张、吴，要求加以通融。
十祸首
1920年7月21日，直奉两军开入北京城，入城的头一件事便是对安福系成员悬赏缉拿。当天下午，段公馆遭到包围，段祺瑞的卫队被缴械遣散，仅留下二十名看门管事的家人。段祺瑞一时羞愤莫名，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幸被家人夺下手枪，才未自杀成功。
此后，段祺瑞不逃不走，坐在家里静候直奉两军对他的处置，而且从早到晚一言不发，无论谁跟他说话，均以摇头作答。
7月下旬，徐世昌先是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令，接着批准免去了段祺瑞边防督办等本兼各职。段祺瑞对此早有心理准备，让他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徐世昌还发布了“安福系十祸首通缉令”，下令对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十人予以惩办和通缉。这是让段祺瑞感到非常难堪的一件事，也意味着徐世昌完全背弃了他在战争结束前对段的承诺。
次年姜桂题去世，尽管这老爷子曾站在徐世昌一边给过段祺瑞难堪，但段祺瑞仍以老友身份前去吊丧。在乘车去姜宅的途中，他忽然长叹一声，对同车的曾毓隽感慨地说：“姜桂题死了，我应当去挥泪哭老友。可是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如果万一有这么一天，我恐怕没有眼泪哭他。”后来有一次，他更对人说道：“菊人的人品实不足道，他要是死了，我连挽联都不会送！”
段祺瑞过去很少开口讲感情色彩如此浓厚的话，即便在与冯国璋闹矛盾时也是如此，足见他对徐世昌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痛心疾首。
“十祸首通缉令”发布的当天，北京城内的军警、便衣就倾巢出动，在各城门、要道以及东交民巷的出入口设置岗哨，十个人的相片则贴得到处都是，相片旁边还规定了多少不等，多至三万、少则三千的拿获赏格。徐树铮排在“十祸首”的第一名，赏格也是最高的，一旦拿获到案，即赏大洋三万元，徐世昌、靳云鹏及直奉系对他的仇视，可见一斑。
在通缉令发布之前，事先得到风声的这十个人就已逃遁，其中除一人进入华俄道胜银行外，其余均向日本公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并先后被送进了日本公使馆护卫队兵营。他们都曾是政府要员，手头不缺钱，进入日本兵营后，物质生活上并不差，曾毓隽和段芝贵还每人花三千元钱，在兵营里盖了一座楼房，段芝贵住楼上，曾毓隽住楼下。
唯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就是不能自由出入。在他们进入日本兵营后，北京外交部即向日本公使馆交涉引渡。日本公使馆拒绝引渡，但在照会中答应将断绝“祸首”的对外交往及一切政治活动。
“祸首”都是搞政治的，对一个政客而言，没有什么比限制从事政治活动更让他们难受的了。徐树铮首先表现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在太阳旗下避难的生活将可能遥遥无期，形同软禁一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日本的民族特性之一是崇拜强者，哪怕这个强者曾是他们的对手，或战胜过他们。徐树铮曾在“莫负荒沙万里行”的过程中，将驻库伦的日军逐出库伦，可很多日本人恰恰对他的才干和学问非常仰慕。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军需部门有一个叫小野寺的尉官就是如此，他与“祸首”中的一个人认识，从这个人口中知道徐树铮有出逃的意图，便马上让对方将他引荐给徐树铮，并自愿全力相助。
在研究出逃计划时，徐树铮曾问曾毓隽：“你看这样办稳当吗？”曾毓隽老实回答：有些冒险——谁都知道徐树铮与北京现政府和直奉结怨之深，如果被抓到，别人尚可活命，他绝难幸免。
徐树铮想了想说：“我们避居日本兵营，终非长久之计。过分的冒险固然不可，但为了家国事，一点不肯冒险也是不行的。我决定拼它一下！”
按照计划，徐树铮藏入了一只大号柳条行李箱。小野寺在这只事先买好的行李箱里垫了靠垫被褥，又在箱子上凿了许多气孔，上面用毛笔写一行大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用品”，借以掩饰。
小野寺利用日本兵夜间换防的机会，带着这只“随身行李”，在当天夜间离开东交民巷，上了前往天津的列车。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来往车站的行李是无权检查的，小野寺因此一路畅通无阻。
徐树铮在途中吃了不少苦头，前后几个小时蜷曲在箱子里，手脚都麻木了。到天津时，他自己爬不出来，得好几个人把他搀扶出来，又替他按摩揉捏了半天，才得以行动自如。
小野寺将徐树铮偷运出兵营是他自己的行为，事前并未得到上级同意，为此他被调回国内，并受到革职处分。第二天，日本使馆被迫以照会的方式，将徐树铮已经逃亡的事实通知了中国政府。
徐树铮是第一个逃离日本兵营的，其逃离过程也最为惊险和曲折。以后随着政局发生变化，其他人也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或上海的租界地。
折戟沉沙
直皖战争结束后，接下来基本就是一个直奉为刀俎、皖系为鱼肉的过程。皖系军队全部遭到改编或缴械遣散，无一幸免——“边防军一个也不能留”其实就是吴佩孚自己的心声，他在战争中已经看到了边防军的潜力，又怎么可能再听任这样一支军队存在下去？
西北边防军因为徐树铮的关系，更被直奉认为势必除之。徐世昌下令撤销西北筹边使官制及西北边防军，至此，西北军在编制上寿终正寝，其存在时间仅仅只有一年零七个月。张作霖本来还想把被徐树铮“挖”去的那两个旅要回去，但两旅坚持“愿再战不愿缴械，愿改编不愿归奉军”。张作霖见状，便将枪支收走，人员一律遣返原籍。
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系徐树铮当初带到外蒙古去的驻军。该旅留在国内的部分率先被缴械遣散，只有在外蒙古的主力被暂时保留。在徐树铮失势之后，原库伦都护使陈毅已重回外蒙古掌权，此人认为徐树铮抢了他在外蒙古撤治上的功劳，对徐树铮及其西北军一直抱有妒恨之意，这时便落井下石，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将第三混成旅“调回内地遣散，以去疑窦”。
北京政府不是不想调第三旅，奈何外蒙古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白俄军队趁中原动荡、无力兼顾外蒙古之机，欲谋夺库伦。发现库伦战事迫在眉睫，北京政府只得对第三旅暂缓内调，将其改为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直属陆军部。
这支塞外孤军遭到了白俄军队的大举进攻。旅长褚其祥连电北京告急，并派参谋长及库伦中国商会会长赴京求援。可是求援人员刚刚到京，库伦就已经失守。在白俄的胁迫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次宣布“独立”。
退出库伦的第三旅分途退向祖国，其中退往张家口的全部因冻饿死于途中，褚其祥所率另外一部被苏联红军解除武装，次年，他与几个中级军官由苏军押送，经海参崴遣返回国。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已击破白俄军队，占领库伦，并在库伦成立了由苏联扶持的“蒙古人民政府”。
在徐树铮二返外蒙古途中所作的那首七律上，有一句这样写道：“中原鼎沸谁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相隔徐树铮和西北军出塞仅仅两年，他们做出的努力、建下的功业，就被“中原鼎沸”给覆盖得无影无踪了。
就在褚其祥旅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原被派往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干涉”的“中国支队”也撤回了国内。那时他们所属的陆军第九师已被直系改编，师长也换了人。这支同样曾经立声名于外的功勋部队一样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只得在他们所暂驻的吉林牡丹江“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军的改编。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那时直皖战争尚未爆发。服务于“一战”的“威海卫华工营”准备启程回国，许多华工前去向那位出生于北京西郊海淀，如今已定居于法国的女子辞行。大家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女子说：“怎么不想？做梦也在想！不过一年多来，我向许多同胞问了国内的情况，倒使我迟疑起来。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
临别时，女子的眼眶里全是泪水，她一边哭，一边拉着同胞的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
这个希望转瞬就成了泡影。回国后的华工也有很多人被迫卷入直皖战争，他们没有死于“一战”，却死在了内战之中。那位在华工营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华工朋友和他通了几次信，但直皖战争后去信几次都无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经战死了。
中国嗜于内斗的“传统”，仿佛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它骨子里的无可救药！
内斗就像一个在屋内开设的大赌场。在直皖战争的这一局里，皖系是个大输家，“十祸首通缉令”中的十个人都是输家中的一员。照理说，通缉名单上的人应该是最惨的，但实际上不是。傅良佐因为投靠徐世昌、靳云鹏，并替徐世昌劝说段祺瑞通电下野的“功劳”，而受到庇护，没有被通缉。他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事，不料曹、吴却不想饶过他，不久他就被直军给逮捕了。
这个倒霉劲儿！早知如此，还不如跑日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了。傅良佐被抓后，家人行贿二十万元，对方仍不肯放人，令傅良佐又气又恨。过了一年多，郁郁寡欢的傅良佐患了精神病，这才得以保外就医，但回家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原段幕人员中，只有靳云鹏算得上是赢家。直皖战争结束后，他成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大红人，1920年8月，他再度组阁，风风光光地做了总理。
官场极品
靳云鹏组阁后，即前往府学胡同面见段祺瑞。又一次见到恩师，靳云鹏的心情颇为复杂，其中既有得意，但也不乏歉疚之情，而段祺瑞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我现在当了老百姓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靳云鹏低着头说：“我没有想到局面会演变到这个样子，我很关心老师的生活。学生有不对的地方，还得请老师原谅！”说到这里，他扑通跪倒在地，向段祺瑞请罪。
这一跪把段祺瑞的心跪软了。他长叹一声：“唉，你起来！用不着这个样。事已至此，责备你还有什么用呢？”
等靳云鹏起身后，段祺瑞又接着说：“你愚而自用，没有我，你能站得住吗？”
靳云鹏不答，只是告诉段祺瑞，自己今后将保证他的安全并负责一切生活费用，然后便告辞而去。
过了不久，吴佩孚进京，也来与段祺瑞见面。不过他穿的是便衣，而且随身只带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兵。段祺瑞并不因为对方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变得低声下气，他厉声对吴佩孚说：“你来了好极了，我在家里等着你呢，你看着办吧！”
段祺瑞在台上时，吴佩孚恨之入骨，现在成了平民百姓，吴佩孚反而很钦佩对方的勇气和骨气。他一口一个学生，说：“学生久违教诲，不知我师起居饮食如何，时以为念。”
段祺瑞见状，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对吴佩孚说自从歇在家里后，睡眠的时间多了，胃口也比以前好，“方知清闲是福”。
吴佩孚书生意气，在直皖战争前和战争中对段祺瑞及皖系极尽攻击之能事，其攻击的重点之一就是说段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向日本大量借款，借以自肥。这里面本身就有很多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东西，比如有说段祺瑞在合肥老家广置田产，又在东北边境圈占了荒地二十万公顷；还有说他在很多官僚企业中都占有数目不小的股份；等等。
吴佩孚入京后也调查过。一调查就会明白，这些传说与事实相去甚远。实际上，段祺瑞在合肥既无房产也无土地，而且他向来不做生意，所谓圈地占股份皆为无稽之谈。再深入下去，还能发现段祺瑞简直堪称“官场极品”——他不建别墅、庄园，不收贿赂、礼品，不抽鸦片，不打茶围（即过去的逛妓院），更不徇情卖官鬻爵。
在当时的军人、官僚、政客中，能做到段祺瑞这种样子，是比较少见的。吴佩孚本身在军人中也算廉洁自律的典范，在段祺瑞已对直系不存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产生出了敬意。
吴佩孚对段祺瑞说：“老师总兵符国政很久，因不事家人生产，故素无积蓄。学生本‘束脩以上’（即学生向老师馈赠礼物）之意，愿随时为老师家居提供需要。”
段祺瑞婉拒了吴佩孚的好意，吴佩孚随即辞去。之后曹锟、张作霖也先后到京，他们虽未登段公馆的门，但却派人持“沐恩”字样的名帖，联名给段祺瑞送来了一桌燕翅酒席。段祺瑞无法推托，只得收下，并给了来使一百元赏钱。
客气都是表面的，说到底，新的掌权者们对段祺瑞这个“老百姓”还不是很放心。段祺瑞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北京是不能久待了，于是便携全家搬到了天津。
段祺瑞在任时不贪不占，平时段公馆的日常开支主要由陆军部之类的政府机关负担，比如他家里吃的粮食就是到陆军部去领。又比如，段祺瑞常请棋手来陪他下棋，当然不能叫人家白陪，所以按月还要送给棋手干薪。干薪少则八十，多则一百，加起来每月也在一千元以上，这笔开支同样是由陆军部出。
以往即便下野，段公馆的费用总还是能够得到基本保证。这次不同，一方面，段祺瑞身上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另一方面，他又谢绝了靳云鹏、吴佩孚等人的资助。在全家人都只能单纯依靠以往积蓄维持的情况下，段祺瑞不得不紧缩开支，家里辞退了一些男女用人，棋手也不能再请那么多了。
一门学问
段祺瑞生活简朴，四季穿的都是布制衣服，只有以前去国务院上班，或遇到参加大典，才会穿军服或礼服。他在家里时经常是一件长衫，头上再戴一顶没有帽疙瘩的瓜皮帽，别人看见，绝对想不到这是权倾朝野、赫赫有名的北洋领袖。
从前做总理或督办时，段公馆请有一流的厨房大师傅，其做菜的手艺比当时北京有名的大饭店，例如东兴楼、福寿堂的还要高，厨房内也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可是这些只有段祺瑞陪客人用餐时才用得上，他自己吃东西其实非常简单，一般都是粗茶淡饭。他还有一个习惯，吃山芋经常连皮一块儿吃，他的妻妾吃山芋是要剥皮的，唯独在他面前吃则不敢剥皮。
要说段祺瑞个人有什么大一些的开支，也就是打麻将时会有输赢，以及下棋要给棋手送干薪了。段祺瑞非常喜欢下围棋，但他的部下僚属多不擅长此道，这是他得从社会上另请棋手陪他下棋的原因所在。退居天津后，尽管家里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请的棋手也因此减去不少，但每天还是有人来陪他下棋。
段家所请的棋手为清一色高手，其中甚至包括顶尖级的，比如有“昭和棋圣”之称的吴清源和民国围棋大师顾水如。吴清源进入段公馆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棋艺。段祺瑞非常喜欢他，常让他陪着下棋，给的干薪也是最高的，即每月一百元。顾水如是吴清源的老师，他当时就已经独步北方棋坛，自然更受段祺瑞的青睐，顾水如也因此曾被延入段幕，并在南北议和时担任了北方代表。
段祺瑞爱下棋，但他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到段公馆对局的人为照顾他的面子，总是要让他三分。段祺瑞赢了就非常高兴，要求再来一盘。一旦输了，也像普通人一样沮丧不已，或者推盘而去，或者将棋子一扔，说：“不下了，不下了！”他一生气鼻子就歪，输了棋鼻子更歪。
高手们的棋艺都比段祺瑞高，如何跟他对局就成了一门学问——陪他下棋，一定要输给他，但一般情况下，只能输一两个子。若输多了，他又会认为你是“屎棋”，瞧不起你，并且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做棋友了。
顾水如是名声在外的围棋国手，他要既做到每战必败，但同时还不能明显让步，使段祺瑞有所察觉，则更加困难，可以说，绝对不比战胜一个同段位的棋手来得轻松。
顾水如为此费尽了心机。他的办法是操纵局中棋形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使己方在没有过于明显破绽的情况下，走向自然崩溃；另一方面又因势利导，使段祺瑞在落子时顺流而下，自然而然地走出杀着，从而一举歼灭他的大棋。
见自己的大棋被歼灭，顾水如还要故作悔恨状，检讨棋局得失，并“诚恳”地请段祺瑞指出其谬误所在。这样，就可以让段祺瑞“赢”得更为踏实放心。
段祺瑞下野后，把好胜心更多地转移到了围棋上，弈必求胜，负则大怒。顾水如很能理解老段的心境，他决定换个玩法，于是便以段祺瑞棋力上升，双方棋力不及为由，要求让子。
最初段让顾两子，顾屡败，又让三子，还是败，直至让到了四子。之后顾水如就不敢再要求段祺瑞让了，因为知道再让，老段就要生出疑心。
让四子后，顾水如不像以前那样一味“输”了，而是先互有胜负，再旗鼓相当。段祺瑞认为自己已让对方四子，对于平局乃至输局也就不会那么介怀。
段祺瑞不介意，别人介意，特别是棋坛的专业人士，他们觉得莫名惊诧：亘古迄今，哪有国手被让四子的？你顾水如这种水平，还能被称作国手吗？
大家坚持要顾水如将败局复盘，以便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顾水如不得已，只好勉强复了两盘。在他复盘时，围观者笑声不断，到顾水如设计棋形变化的“引人入胜”之处时，就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捧腹大笑了。
段祺瑞棋艺不高，他的长子段宏业的棋却下得特别好，已达国手水准，连顾水如在让其三子之后，轻易也下不赢他。可是，段宏业除了棋下得好外便一无是处，而且吃喝嫖赌抽大烟，五毒俱全，简直就是一个乃父的反面。段祺瑞一提他这个儿子就很生气。
段宏业有时也跟他老子下棋。大多数情况下，他会毫不手软，把老段杀个片甲不留。这时候，段祺瑞总是把棋盘一推，指着段宏业的鼻子大骂：“你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就会胡下棋！”
偶尔段祺瑞也会赢，但赢了棋的老段仍然可以把儿子骂个狗血淋头：“下棋是雕虫小技，你连这方面也不行，真是没用！”
段宏业：……
牺牲品
到天津之后，段祺瑞生活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开始每日吃斋念佛。在他看来，这是对过去自己作为军人，动刀子指挥杀人的一种反省。
为此，段祺瑞还专门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每天早晨起来就焚香诵经，作为照例的功课，以后这种习惯始终没有改变。吃素也是这样，他晚年因夏天贪吃西瓜而闹肚子，最后又发展为胃溃疡，病情持续加重。他的侄子和医生都希望能开荤，以便增加营养、增强体质。段祺瑞誓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未几，果不治身亡。
虽然吃斋念佛，但像老段这种吃了一辈子政治饭的人，要完全做到四大皆空是比较困难的——就算他自己看破红尘，以徐树铮、曾毓隽等人为首的学生、旧部们也不让。
这些学生、旧部有时会来天津看望段祺瑞，他们常说现在国内遍地烽火，生灵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日要收拾这盘残棋，让老百姓过个太平日子，还得老师东山再起不可。
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段祺瑞虽然嘴上不会说什么，但他那严肃的脸上总是多少会露出一丝笑容，显然这些话他还是很听得进去的。
就当时国内的形势而言，段祺瑞的学生、旧部们并没有夸大其词。内战的祸根仍然出在军人直接用武力干政之上，事情还得从直皖战争结束时的“分赃”说起。在直皖战争中，奉军参战兵力不多，出的力也很少，但他们却机缘巧合，得以接收了大批皖军军械，“西北军新购之器械，大多数为奉所得”，这自然令直系感到眼红和心理不平衡。接着划分地盘，直系得到了鄂豫陕赣皖五省地盘，而奉系只拿到一个较为贫瘠的热河，于是奉系又不忿起来。
“分赃”主要由曹锟约张作霖密谈。最初吴佩孚也在座，他一向喜欢说话，一战而胜皖系之后更是扬扬得意、高谈阔论。张作霖非常厌恶他，便冷冷地对曹锟说：“三哥，今天这个会，是咱们两个人的会，别人不能参加。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几个师长呢！”
吴佩孚听后脸色大变，一句话没说就气愤地走了出去。事后他对自己的幕僚说：“他张胡子不要觉得自己不错，赶明儿叫他认识认识我这个师长！我不打到沈阳，决不姓吴！”
直奉相争，首先被拖出来开刀的牺牲品却是靳云鹏内阁。段祺瑞离京之前对靳云鹏说的“没有我，你能站得住吗”，那可绝不是气话，而是大实话——靳云鹏始终没有搞清楚，一手把他培养起来的段祺瑞对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事实是，段祺瑞一失败，靳云鹏对于直奉乃至徐世昌来说就失去了重要性，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就可有可无了。
组阁不久，靳云鹏就被一度逢迎他的直奉夹在了中间，和徐世昌也有了矛盾，整个人如履薄冰，其处境之难远甚于直皖战前。
靳云鹏内阁中直系势力较盛，内务、交通、财政三总长均为直系阁员。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务院通过了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的决定。张作霖一直对吴佩孚表示轻蔑和不屑，这一任命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不久，他便亲自来京，指责直系阁员不配留在内阁之中，并且要求内阁改组。在他和徐世昌的夹击之下，靳云鹏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
靳云鹏自此再未有机会重返政坛。若干年后，段祺瑞在上海病逝，灵柩运回北京安葬，靳云鹏也到浦口迎灵。在专车上，大家鄙视靳云鹏过去背叛了段祺瑞，全车没有一个人和他讲话，甚至卧铺都没为他安排。靳云鹏自感无趣，便临时下了车，自己重新买票换车返京。
赶走靳云鹏后，根据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又授命梁士诒组成了新内阁。梁士诒是旧交通系的首领，而新旧交通系原先都是皖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内阁一成立，即对直皖战后被通缉的皖系成员予以赦免，同时在军饷分配上，采取了厚奉而薄直的政策。
梁内阁此举又大大惹恼了吴佩孚。正好梁内阁当时应允日本公使，同意向日本借款以赎回胶济铁路，吴佩孚便利用民情，以这件事为靶子，对梁士诒进行猛烈攻击，称他是中国当代的李完用（朝鲜亲日派首脑，被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张邦昌。
梁士诒自然要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电报战。其间，各省的直系督军们也纷纷通电传檄，为吴佩孚摇旗呐喊。张作霖既为梁内阁的推荐和支持者，也只得出面为梁辩护，指责吴佩孚只会唱高调、说大话，对梁内阁“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攻击”。
吴佩孚本就看张作霖不顺眼，手痒痒得想要揍他，张作霖自投罗网，被他一把揪住，其通电宣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杀尽，以除国贼。”
未几，梁士诒被迫宣布请假，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总理。张作霖脸面大失，一边表示“万万不能使自己所拥护之人被斥去位”，一边以“捍护京畿，拥护梁阁”为口号，拥兵入关，讨伐直系。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战前，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些人还以为奉军兵强马壮，剽悍善战，若对直系战而胜之，不啻为一张新的护身符，可是没想到奉军只是徒有其表，很快就被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败出关外。
生不见面，死不吊祭
经过直奉战争，北京政权由直奉共同挟持变成了直系一家独霸，而曹、吴根本就不把徐世昌这个总统放在眼里。
欲用曹、吴，竟为曹、吴所用，这是徐世昌在使用“借力打力”之计前，打破脑袋都想不到的，不由得“废然自伤，有拒虎进狼之叹”。为了与直系求得彼此相安，他特地让人带话给曹锟：“自此以后，公欲如何便如何，我无成见。”
可惜事到如今，有没有成见都不重要了，人家甚至都不想再让你发表任何意见。曹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总统梦”，他表面答应徐世昌的请求，暗地里却以徐世昌是“安福国会”所选总统，所以是非法总统为由，对其进行逼宫。
一天之内，曹锟的部下三次发电报到总统府，问徐世昌走没走，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问到问死你的劲头。
徐世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知道不走不成了。他发出请柬，遍邀各国公使来吃饭，席间从容自若，神情与平日无异。吃完饭，他悄悄告诉一同赴宴的汪大燮：“我将去位，车站已经备好车了。”汪大燮愕然，随即便一个个地跟公使们打招呼，请他们送总统登车。
直奉战争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徐世昌就以通电辞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此后便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
想想政治权力这东西也真是够可怕的。任职总统之前，徐世昌与段祺瑞的关系，虽然比不上冯国璋与段祺瑞那么亲密，但也算是很多年的老友，要不然段祺瑞不会全力推举他上台。至于他和徐树铮，若没这档子事，也仍然会成为诗酒唱和的一对忘年交。可就因为要保住总统的权位，徐世昌与老朋友、小朋友全部反目成仇，并结结实实地坑了他们一把。
如果这样能够真正达到目的，倒也罢了，悲哀的是，临到头来，还被别人窝窝囊囊地赶下了台。更悲哀的是，即便已经同是天涯沦落人，徐世昌、段祺瑞仍旧不相往来。段祺瑞病死上海后，其灵柩经过天津。徐世昌就在天津家中，然而既未往吊，也没有派人到北平致祭，对段来了个“生不见面，死不吊祭”。
虽然段祺瑞曾恨恨地说过，要是徐世昌死在他前面，不会流一滴眼泪，也不会写挽联，但依段的性格及一贯的做事方式来说，这么说不过是气话，他应该不会真的这么做。负责护送段祺瑞灵柩的魏宗瀚为此感慨地说：“若徐先死，段必不如是。徐之逊段者如此。”
从来觉得悲哀的不过都是局外人，局内的可没有一个肯主动申请离开。早在直奉失和时，段祺瑞即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孙中山，从而初步结成了共同反直的三角同盟。
经过直皖战争，皖系一蹶不振，连皖督倪嗣冲都被解职，到天津做了寓公，皖系势力仅剩下浙江督军卢永祥一根独苗。当时上海在卢永祥的直辖范围之内，也是段派嫡系残余的唯一根据地。
卢永祥是山东人，清末时曾为段祺瑞旧部。他性格耿介，与段祺瑞颇多相似之处，平生也最为崇拜段祺瑞，堪称老段的超级粉丝。曹锟虽说也做过卢永祥的上级，但卢永祥极鄙视曹锟的为人，所以即便在直系势力已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仍拒绝合作。早在直奉战前，他就已通电宣布浙江省自治，不接受北京政府的控制。
吴佩孚原为卢永祥的部下，他曾派代表持亲笔函秘密到杭州谒见卢永祥要求合作，并以副总统之位相诱。卢永祥不为所动，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子玉（吴佩孚的字）到现在还记得我？”最后连信也没有回，只是对那名代表说：“请转达子玉，保全我的人格。”
就地域势力而言，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实际就是粤、浙、奉的三角同盟。在这个同盟中，段系的曾毓隽、吴光新在奉天活动，徐树铮则往返于上海、杭州，为卢永祥出谋划策、整顿军队。
由于段派势力已形同瓦解，卢永祥颇有独木难支之势。于是在直奉战争结束后，徐树铮又秘密潜入福建，打算策动福建督军李厚基独立，以与浙江相呼应。
李厚基系由段祺瑞一手提拔，又是徐树铮的表兄，徐树铮认为策动应该不成问题。不料李厚基却不敢以一隅之地与直系相抗，他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还怕徐树铮久留福建会给他惹来是非，准备即日将其礼送出境。
徐树铮费尽唇舌，也不能打动李厚基，最后急了，对李厚基说：“别看我徐某现在没有一兵一卒，但是我管教你在福建待不下去！”
猪仔议员
此时因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拥护孙中山的许崇智被挤出广东，来闽进行活动。徐树铮和许崇智是士官同学，就乘机和他取得联络，同时争取了驻兵于福建的老部下王永泉。
在徐树铮的谋划下，许崇智、王永泉合力夹攻省城福州。李厚基在福州没有什么兵力，只得仓皇逃走。几天之后，徐树铮与许、王会师福州，随即发出通电成立制置府，军队称为建国军，他自任建国军总司令，同时尊奉孙中山、段祺瑞“二老”为领袖。
就像对李厚基说的那样，徐树铮未费一兵一卒，即在南方为皖系打响了第一炮。消息传出，皖系人马大为兴奋，并都把重振本系的希望寄托在徐树铮身上。段祺瑞更是点头称许，说：“还是又铮有办法！”
发现皖系在福建竖起了反旗，直系立即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调兵进剿。面对大兵压境，已当了闽督的王永泉十分恐慌，便不顾徐树铮对他多年的栽培，翻脸逼其离开了福建。至此，皖系想在南方另搞一个局面的计划只能付诸东流。
尽管徐树铮功败垂成，但反直三角同盟却越走越近。1923年更成为三方联系最为频繁的一年。当年6月，粤、奉、皖三方代表齐集广州，商讨反直事宜，标志着反直活动逐步走向公开、激烈。
从这时候开始，已经沉默了三年的段祺瑞又重新成为国内政治旋涡中的重要人物，各省各方纷纷派人前来天津，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他自己也积极加入到反直浪潮中，不但频频对外发表意见，还在反直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曹锟是个缺乏政治远见的人。外面反直声浪已经如此之大，他却认为自己实现“总统梦”的时机已到，要通过选举正式成为总统。段祺瑞则针锋相对，他从浙督卢永祥那里拿到一百万元活动经费，准备设法使曹锟的这一希望落空。
这一百万元经费的用法是，通过亲皖系的国会议员章士钊、杨永泰等人在参众两院进行活动，以旅费三百元、每月生活费三百元为代价，策动议员们从北京、天津转移到上海，从而达到使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法当选的目的。
此时北京新国会的议员人数和“安福国会”时相仿，还是八百多人。面对诱惑，“八百罗汉”中领款者竟达七百多人。钱花出去后，段祺瑞以为大功告成，不料曹锟搞贿选，亮出了每张选票五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赏额”。议员们听说后眼都红了，当下又纷纷潜回北京参加投票，使得曹锟如愿以偿。
想当初，徐树铮“办竞选”时，也是金钱开道、花样百出，但操作者毕竟还要掩人耳目、用点技巧。曹锟选举则是连起码的节操都不要了，直接拿钱砸——除选票明码标价外，每个议员出席大选还有“出席费”五百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二百元。就这样，大选时人数还凑不够，又决定凡临时出席者另发五千元。
民国以降，议员的政治品格和操守真是一茬不如一茬，与曹锟选举相比，袁世凯时代的那些议员简直可以说是品德高尚了。也因此，这一届的“八百罗汉”特别让国人看不起，称之为“猪仔议员”。
曹锟过于明目张胆的贿选立即激起了国内舆论的激烈反弹，也为三角同盟提供了反直的最好理由。段祺瑞在天津以通电和向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加以谴责；卢永祥作为段的追随者，也紧跟着发表“豪电”，主张各省派代表开联席会议商讨国是。
“豪电”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孙中山、张作霖等人都纷纷派代表到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上海俨然已由皖系根据地转变为反直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