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15日，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发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拥戴电文一出，各省皆通电响应。北方直奉两系自不待言，由于段祺瑞不再坚持武力统一，而转向与冯国璋相似的“调和统一”政策，长江流域的直系方面，甚至包括西南方面也都不再反对段氏登台。段祺瑞如愿以偿地成为各省一致拥戴的中心人物。
段祺瑞即将担任执政一事，在让段派欢欣鼓舞的同时，还顺便让段祺瑞曾经的“灵魂”摆脱了困境。原来江浙战争爆发时，徐树铮一直协助卢永祥作战，无奈寡不敌众——苏、皖、赣、闽四省的直军本来就已经很多，后来山东、河南、湖北的直军又源源南下增援，浙沪军孤悬华东一隅，不久就败下阵来。
兵败之后，卢永祥由上海乘轮船逃往日本，一部分浙军残部由徐树铮安排，撤至上海闸北。徐树铮为了鼓舞部队的士气，带着一笔钱，同上海大亨杜月笙等人一道前去慰问。慰问结束，在返回位于公共租界的家中时，闻讯赶来的巡捕房拦车进行检查。当时车上还有一大袋地图，巡捕房即以在租界内从事军事活动，危害租界治安为由予以逮捕，被拘捕的还有同车的杜月笙等人。
杜月笙等很快就被取保释放，徐树铮被羁押了一天一夜，经疏通方得以取保回家，但仍被巡捕房派人监视居住。
徐树铮不怕被租界拘留或监视，他怕就怕被引渡给直系，为此，他提出愿意出国游历，以换取租界将其释放。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徐树铮被监视居住期间，一名日本驻上海的中佐武官不知道是不是也跟天津的那个小野寺一样，属于徐树铮的“铁粉”。他主动找到徐树铮的朋友，共同商议营救徐树铮的办法。当时日本人出入徐宅可以不受限制，这名武官提出，可以先让徐树铮化装成日本人，然后自己再进入徐宅把他带出来。
朋友如实向徐树铮转达了日本武官的计划。徐树铮说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我不干了，也不想再同日本人瞎胡闹，我决计出国，其他什么都不想。
通过这几天的闭门静思，徐树铮把先前从政的经验教训都重新过滤了一遍。在他看来，“老总”（段祺瑞）几次当国，对于外交方面都过分地依赖日本，光讲“中日亲善”，在其身边的日本通如曹汝霖、王揖唐等人也数不胜数，而接近英美的却没有几个人。
徐树铮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英国人来拜访段祺瑞，急切间找不到懂英语的人。他刚好在那里，虽然对英语不精，但也能应付一二，这才化解了尴尬。
段祺瑞在下台之前，皖系实力那么强盛，为什么反而还会败于直系之手？徐树铮认为与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由于外交政策所出现的偏差，导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政治声誉上升；而段派和皖系却被对日借款等问题所连累，一再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他对朋友说：“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当然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便成为奇货可居了。我们这次所受的挫折和侮辱不就是明证吗？”
徐树铮苦思之后得出结论：处在新的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要竭力多争取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他这次就准备趁机会去趟欧洲，认真了解一下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还要和各国的政治家加强接触，以便对“将来老总出山”能够有所帮助。
获得租界当局的许可后，徐树铮搭乘外轮离开了上海。外轮中途需要在香港暂停，香港总督府得知徐树铮在船上，怕得罪直系，因此早早就派人在码头守候并声明拒绝徐树铮上岸。
就在徐树铮窘迫万状、不知所措的时候，到了下午，香港总督府的态度突然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派员持请柬登船，邀请徐树铮到总督府参加当天的晚宴。
总督府所以前倨后恭，就是因为收到了英国驻华公使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段祺瑞已被拥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获知徐树铮正在香港，按照段祺瑞的本意，是不想让他出国的，但徐树铮决心已定，于是段祺瑞就委派他为欧美考察专使，让他名正言顺地踏上了出国考察之旅。
徐树铮的出国，虽然使重新组成的段幕少了一位中坚分子，但一位能人的新近加入，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此人就是建议段祺瑞实施“调和统一”的章士钊。章士钊因能文善思，早已蜚声南北，而且他这时的政治见解和理想已完全为段祺瑞所接受，二人再次见面，可谓一见倾心。
进入组阁和构建班底阶段，段祺瑞在天津本宅设立了办事处，任命章士钊为秘书长，让他和长子段宏业共同负责处理相关事务以及接待八方来客。
自段出山的消息传出后，办事处门前即冠盖如云，来此奔走的政客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段祺瑞上了年纪，吃不消喧闹纠缠，便深居楼上，楼下则由章士钊和段宏业负责接待，无论何方人物，必须经二人同意，才能上楼晋见段祺瑞。
章士钊深感段祺瑞的知遇之恩，办事非常尽心尽力。为了能够随时与段祺瑞商讨有关问题，应付各方面的关系，他干脆搬到段宅，住在楼下，晚上就与段宏业共宿一榻。
在徐树铮缺席的情况下，章士钊部分代替了他的角色，成为段祺瑞新的军师。不用大总统或大元帅，而以“临时执政”的名义主政，即为章士钊的主张。之所以要采用这一制度设计，主要还是吸取了以往“府院之争”迭起的教训，于是索性将总统、总理的权力合二为一，全部收归“临时执政”所有。
章士钊被段祺瑞采纳的另一个建议，是查办参与贿选的国会议员。查办名声已经臭到家的“猪仔议员”名正言顺，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同时由于原国会议员大部分都参与了贿选，剩下的拒贿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这样就可以使“临时执政”在理政时不至于受到国会的过多牵制。
在认为准备就绪之后，段祺瑞决定启程进京。1924年11月24日，他与作为临时过渡性质的摄政内阁完成交接，正式在京就任临时执政。
现实是残酷的
有章士钊所做的前期设计和铺垫，乍看起来，临时执政似乎已经具有了可以不受任何方面掣肘的大权，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大干一番。段祺瑞也曾雄心勃勃地对幕僚们表示，自己将对政府做“根本改革”：政府用人将重才而不重党阀派系，外交取独立态度，财政要治本，不借外债。总之，就是要使国内实现不分派系的大统一，国际上则不再依赖于任何列强。
然而设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经历直皖战争和江浙战争，皖系的军事实力已丧失殆尽，“最后的堡垒”卢永祥也成了无兵无勇之人，段祺瑞所能依恃的仅为一批文人政客和官员，可以说是“手无寸铁”。
没有本系实力作为后盾，就算是有再精妙的制度设计，也无法按个人意志行使权力。最早让段祺瑞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对章士钊的任用。作为段幕现阶段的首席幕僚，章士钊在天津时即为段祺瑞的秘书长，到京后，段祺瑞已内定他为执政府秘书长。岂料张作霖力荐段祺瑞的另一个幕僚梁鸿志出任该职，段祺瑞拗他不过，只好改委章士钊为司法总长。虽说章士钊精通法律，当司法总长也算是专业对口，但毕竟非原来所愿。
不仅张作霖对中央事务有插手欲，冯玉祥也同样不遑多让。就在段祺瑞抵京的当天，冯玉祥对他手下的重要将领说：“段已到京，张雨亭（张作霖的字）再到京，即是段、张、冯三大头，若说不干涉政事是不可能的，就是段大元帅（‘国民军大元帅’，用以指段）出山，也是个木头人。”
当时的报纸什么都敢登。北京报纸就刊登了一幅漫画，在图上的三杆步枪交叉架上，有一顶写着“临时执政”字样的军帽，意思就是说段祺瑞是由冯、奉、直三大军事势力捧上台的，他不但不能得罪冯玉祥、张作霖，连长江各省直系的脸色也要看。
面对尴尬的处境，段祺瑞的部下幕僚们开始从最初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某日，段祺瑞与曾毓隽谈论局势，曾毓隽表现得情绪悲观，他认为段祺瑞能够上台执政，只是因为推翻曹、吴后群龙无首，冯玉祥、张作霖拿他作为“暂时之马首”，并非真心拥护，而且冯、张也是暂时互相利用对方，必定难以长久合作。
段祺瑞见状说：“云沛（曾毓隽的字），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
曾毓隽说他并非消极，而是觉得担心，感到“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两条腿的桌子，一推便倒。
段祺瑞也没想到入京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会这么大，但他素来不以困难为惧，想想青少年时代靠“一块钱起家”，动辄徒步跋涉千里，现在再难，会比那时候更难吗？
正好手里拿着一只茶杯，段祺瑞就当场以茶杯为喻：“此杯固是锯合而成者。我握之掌中，可暂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矣。”
看到老段仍以“救世主”般的心态在做事，曾毓隽忍不住脱口而出：“杯不由我碎，待碎时由我全之，则反易耳。”
段祺瑞毕竟早已不是一个靠热血和青春闯荡江湖的少年，他不能不承认曾毓隽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不但要面对重重困难，还要承担随时可能“杯碎”的责任，而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保证“茶杯”不“落地碎矣”。
这么一想，真不如冷眼旁观，然后从容收拾时局来得轻省便宜啊！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以前做总理时，还能跟总统耍耍性子、撂撂挑子，现在总不能自己挂冠跑回天津去吧。
迟疑半晌，段祺瑞对曾毓隽说：“你说得很对，那么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段祺瑞是想问曾毓隽有何补救之策。曾毓隽的建议是加强与南方的合作。当时的南方势力之中，除西南的滇唐（唐继尧）、蜀刘（刘湘）外，就数东南的孙中山声势最大，同时段、孙又曾同为反直三角同盟，因此曾毓隽建议段祺瑞迎孙中山北上，与之共商国是。
以段祺瑞之老到，并非不知孙氏之潜力。在与孙结成同盟时，他就曾评价说：“中山可称中国之绝色人物，确守一定主张，始终不渝，此余所以深悦与之携手也。”
后来曹、吴败走，有人主张开国三大元老同时入京，开国是会议。所谓开国三大元老，孙中山、段祺瑞、黎元洪是也。段祺瑞当时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向冯玉祥解释：“中山西南领袖，吾们与雨亭（张作霖）偏向北方，故统一西南事，应征取中山意见，吾迟迟入京以此。”
曾毓隽说段祺瑞“急于上台”，其实是指他没有能够坚持这一主张，把联孙进行到底——在被拥戴将成为临时执政后，为了进一步取得长江各省的支持，段祺瑞在事先未与孙中山商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发布了宣布政见的“马电”，令孙中山大为不满。
接着，梁鸿志、段宏业等人又怂恿段祺瑞先入京，并且说：“先入关者王，主人也；中山后至，宾也，何必候孙？”段祺瑞听信了他们的话，放弃等待孙中山，先一步到京就职，这就意味着段祺瑞一人执政之局替代了“三元老方案”。孙中山当时已即将抵达上海，听到这一消息后，只好绕道日本，推迟入京。
话不投机
对曾毓隽重提的联孙话题，段祺瑞深以为然，遂再次派人敦请孙中山早日入京。1924年12月31日，已在途中身染重病的孙中山应邀扶病入京。第二天，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同时电邀孙中山、黎元洪以及在京的国民党人参加。
按照“三元老方案”，应该是先开国是会议，再讨论就职，现在段祺瑞却是以执政的身份主持会议，而且孙中山随后对会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未被段祺瑞所接受。孙中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除他自己拒绝与会外，同时命令国民党人一律不参加会议。黎元洪和西南要人也都以拒绝与会作为抵制。
因为到会人数不足，善后会议被迫拖了两周时间才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虽然段祺瑞的执政地位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法律依据，但他的两大愿望都落空了，既不能与国民党顺利合作，也无法取得西南诸侯的支持。
抛去西南方面不谈，孙、段其实从根子上就无法融合。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他的那套三民主义及其三大政策，与整个北洋系都格格不入。段祺瑞作为北洋领袖，本身就自有一套，当然更无法接受和吸收孙中山所提出的东西。
自孙、段以下，情形也是如此：一般段派人员基于南北成见，对国民党人不能推诚相见，而国民党人对段政府同样猜疑加指责，始终不能信任。
随孙中山一同进京的汪精卫曾到段公馆与段祺瑞见面，但却话不投机，越说越拧。双方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弄得很不痛快。
也许求同存异的唯一办法，就是双方领袖能够坐下来面对面地认真地谈一谈，但自孙中山到京后，孙、段始终未能正式会晤。某次，有人问随孙中山一同进京的汪精卫：“先生（孙中山）北来，老段有没有拜会过先生？”汪精卫回答：“这个契弟（汪的口头禅，用以指代他所不喜欢的人）怎会来看先生的！”
其实汪精卫说的并不是真话。自孙中山来京后，段祺瑞曾多次要亲访孙中山，以交流意见，但都被汪精卫等人挡驾。国民党人倒也不是故意要为难老段，而是在京名医在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会诊后，一致认为病人应完全静养，严禁会客。平时能够与孙中山见面的仅汪精卫、孙夫人宋庆龄等少数人，连许多国民党元老都被迫打消了同孙中山会面的念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虽然政见不合，但段祺瑞总体来说对孙中山是尊重的，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出席国务会议，听闻后立即宣布散会，除派人到孙中山行辕吊唁外，还批准内务部所议，对孙中山采用国葬的方式下葬。
反而在京的国民党中执委认为在广东有己方的政府，不能承认北京政府所做的决定，因而拒绝国葬，只同意采用国民葬礼。
到了孙中山发丧公祭的日子，根据原定安排，段祺瑞本来要亲临吊奠，他也已经穿好大礼服，准备登车前往。这时京师警察总监朱深来段公馆报告，说他刚刚由设祭的中央公园赶来，并且说他已侦听到，国民党人将在段祺瑞设祭时施以非常手段。
曾毓隽正好也在段祺瑞身边，他不相信朱深所说，认为太过离奇，不足为信。朱深赌咒发誓他所说的都是事实，乃至于声泪俱下。其他人见状都站到了朱深一边——且不说朱深吃的是警察饭，没有确凿证据，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撒谎。即从早期国民党人的处事风格来看，刺杀乃其家常便饭，未必就不会有国民党人因孙氏的去世而迁怒于段，从而做出极端之事。
当然，也很有可能朱深只是神经过敏。可是试问，段祺瑞若真的去主祭，谁能确保他绝对安全？谁都不能，曾毓隽亦不例外。
段祺瑞患足痛症已有四五年之久，严重时，即便用大量的麻醉剂也无法减轻疼痛，必须将两脚放在装满冷水甚至冰水的桶内泡上半个小时，方可减轻疼痛。当是与段比较熟悉的军政界人士经常看到的一幕。
就在公祭前两天，段祺瑞又正好足痛症发作，于是他便以腿脚肿胀，不能穿鞋为由，临时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主祭。汪精卫、李烈钧等国民党人本就对段政府心存种种误会，见此情景，更令他们大发雷霆，认为段祺瑞是有意托故不来参加。李烈钧公开大骂段祺瑞，说是“死总理吓倒了活执政”，前来主祭的龚心湛也被禁止从中路进入灵堂。
段祺瑞失去了与国民党恢复情感联系的最后一次机会。至此，段政府与国民党的关系完全破裂，国民党表示坚决不会再与段合作。与之相应，广东国民党政府决定仍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继续为北伐进行准备。
金法郎案
在无法与国民党合作的前提下，段祺瑞不得不独自与张作霖、冯玉祥周旋。尽管他没有什么自己的力量，看似高居朝堂之上，其实只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周天子、汉献帝，但他本人却决不以此自居，一旦进入执政的角色，仍然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甚至遇到与张、冯相抵触的地方，也照旧敢于函电相责。
在段祺瑞的心目中，张作霖是胡子出身，冯玉祥在他做统制时还是一名小兵，这二人虽然手下兵多将广、势力强大，但要坐下来跟他谈治国理政，都还差得远哩！
与每一次上台执政一样，段祺瑞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钱的问题。当时各省税收尽为地方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就算是中央政府名义上可以过问的京畿地区，有油水的地方也尽为冯、奉两军所得，而这两军还要反过来向中央索取军饷，其中尤以奉军索取最急。
段祺瑞在召开善后会议时曾提出财政案，希望通过立法使地方能分一杯羹给中央，但因遭到各省代表的反对而被迫搁置。此时，中国因参加“一战”而得以停付庚子赔款的“红利”早已结束，中央得到的关税、盐税在偿还庚子赔款后便无余款，而军政及教育等各项费用却都积欠颇多。
过去段政府用于缓解类似危机的主要办法是对日借款，可是现在这一套路已经不灵了——“西原借款”除第一笔外，全都本利无归，日本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发行债券归还银行。同时，寺内在任时所谓的“中日亲善”也没能实现，反日浪潮在中国国内呈风起云涌之势。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寺内内阁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大为不满。
虽然段祺瑞执政后亲自写信给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日本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田中为免重蹈“西原借款”的覆辙而遭受本国舆论的攻击，对段祺瑞的这封信始终未予答复。
眼见北京政府的财政濒临绝境，段祺瑞不能不寄望于加快解决“金法郎案”（当时也称金佛郎案）。金法郎案是法国提出的一种还款办法。中国原来都是以法郎向法国偿还赔款，但是一战后，法国金融混乱，发生了通货膨胀，法郎跌价严重，已不能维持其票面价格。
法国政府认为，如果还按老办法还款，他们吃亏了，于是便希望中国在还款时以“金法郎”代替贬值的法郎。所谓“金法郎”并不是实有货币，只是确保法郎不贬值的一种虚拟货币。
法国是庚子赔款的大户，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如果中国政府按照金法郎计算还款，须多付整整八千多万元！这当然是中国所不情愿的。
西方人谈判时，习惯胡萝卜与大棒一道上，在提出金法郎案的同时，法国表示可以将部分还款退还中国，其中一部分用于中法合办教育及慈善事业，另一部分用于恢复一战期间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后面这家银行曾吸收了中国的大量私人存款，如果恢复，历年存款自然就可以兑现了。
由于很多政府要员都在中法实业银行有存款，所以历届政府中都有人为此奔走说项。1922年7月，由曹、吴控制的北京政府以照会回复法国公使，表示赞同金法郎案。消息传出，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在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决议否认以金法郎偿付赔偿款。
你这边否认了不要紧，那边却已答应人家了。这关系到国际信用问题，而在国际社会中，信用问题通常又非常重要，乃是国与国交往的第一法则。徐树铮在自己所著的《建国铨真·邦交章》中曾写道：“抱信者，事可许人，许之，勿待苛求。不可许，至死勿许也……”
觉得不能赞同对方的提议，便死也不要答应；一旦答应了，则最好不要中途反悔，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法国认为中国出尔反尔，遂通过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按金法郎所应折算的赔款数，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的中国关余、盐余（即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的所余款项）尽数扣留，不准中国政府提用。
除此之外，法国还以批准“九国公约”作为交换条件，声明若中国一天不批准金法郎案，他们就一天不批准相关协定。
到1923年上半年，曹锟希望能够退回被安格联扣留的款项，遂打算依照法国要求解决金法郎案，结果引起国内舆论鼎沸。北京政府不敢触犯众怒，金法郎案遂再次成为悬案。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曾以在野身份通电反对金法郎案，但等他上台，解决金法郎案已成了执政府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他对财政总长李思浩说：“你如再不办（金法郎案），连执政府的日常开支也没法应付了。”
我一定要做
同样是解决金法郎案，曹锟时代仅仅为了用于救急，至于佣金损失如何，债权债务关系怎样，都未仔细考虑。李思浩领衔的财政部则专门成立了“金法郎案研究委员会”，把有关该案的一切文卷、资料都调齐了。委员会悉心研究修订解决大纲，对所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认真推敲。过后，解决大纲又被送交司法部逐条审查，以确定没有违法之处。
专家们认为，虽然改用金法郎赔款之后，国家要遭受一定损失，但法国已决定将其中的部分退款退还中国，这样一算，损失并不是太大。最重要的还是从长远来看，中方得大于失。在曹锟时代，关税问题因时机未至尚谈不到，而临时执政政府在成立伊始，各国外交使团就已同意中国提前召开关税会议，只等法国批准“九国公约”。换句话说，一俟法国松口，中方即可提高海关附加税，乃“虚损而收实利”。
当时正在法国考察的徐树铮根据自己的认识，也认为解决金法郎案恰在其时，遂连续发电报给段祺瑞和李思浩，极力主张速办。
这些都成为段祺瑞敢于顶着反对声浪办理悬案，并把自己与曹锟划分开来的重要依据。
一切手续都弄好了，就剩下身为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签署交办了。段祺瑞连发七道手谕加以催促，但李思浩那边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为此，段祺瑞找到李思浩，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你是怎么回事，老把金佛郎案拖着不办？”
李思浩回答：“执政一定了解这件事办了以后的后果。思浩身败名裂，乃至送掉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有不少人正找机会要为难中央、为难执政。因此，不能不再三考虑。”
段祺瑞听了，这才稍稍收起怒容，但还是严肃地对李思浩说：“你我相交多年，你还没有摸着我的脾气？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患得患失的。我一定要做（这件事），不要说因此丢了官、丢了地位在所不惜，就是送了性命，我也是不顾的。有我负责，你快去办吧！”
与李思浩谈过之后，段祺瑞仍不放心，他召来曾毓隽说：“你去问赞侯（李思浩的字），他对金佛郎案敢办不敢办。他若不敢办，我叫别人办或你来办。”曾毓隽赶紧安慰道：“老总不要急，我明天和赞侯研究研究。”
第二天，曾毓隽往访李思浩。得知来意，李思浩不禁诉起了苦：“不是我不敢办，而是此案相当复杂，牵连面较广，不能不周密考虑和多方联系。请四哥（指曾毓隽）帮我办好吗？”曾毓隽说：“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协助。”
直系北京政府两次向法方表示赞同金法郎案，又两次反悔，如今再与法方交涉，细节方面的操作就比原来更复杂，而且很容易节外生枝。李思浩了解到国民党人李石曾和法国政府关系较深，同时也是解决金法郎案的支持者，便想请李石曾出面协助他与法国公使沟通。
李思浩和李石曾不太熟，乘此机会，他问曾毓隽能否代为联系。曾毓隽痛快地答应下来。
曾毓隽其实和李石曾也不熟。经过打听，李石曾在民初时曾患伤寒，中西医皆束手无策，后请来京城名医陆仲安才得以妙手回春，李、陆由此来往甚密。恰好曾毓隽与陆仲安早就相识，经陆仲安介绍，曾毓隽见到李石曾，二人晤谈多次，李石曾欣然同意相助。有李石曾从旁协助，李思浩迅速与法方谈妥了双方的操作细节。
对内方面，由于国会已无形解散，倒不用顾虑了，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舆论界特别是上海舆论界的反对。当时正好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来京有事相求于李思浩，李思浩就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托其进行疏通。经虞洽卿打过招呼之后，上海舆论界的反对声音果然减弱了不少。
1925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与法国公使完成签字、换文手续，从而达成了解决金法郎案的中法协定。
虽然此案一公布，段祺瑞执政府就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舆论特别是在野党口诛笔伐，但实事求是地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执政府对解决金法郎案还是十分慎重的，段派自段祺瑞、李思浩以下，也无一人敢于从此案中妄取分文。
得意之笔
当年7月，法国政府批准“九国公约”，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障碍至此得以解除。此前中国的关税是签订“辛丑条约”时所定，税率为值百抽五，这么低的税率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本身就带有如庚子赔款一样的侮辱和惩罚性质。
中国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后，中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问题，理由是战败国尚无协定关税特例，中国是战胜国，更不应受此约束。各国代表无词可驳，于是决定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可召集各国来参加关税特别会议。
如果说金法郎案背后是一片叫骂之声，关税会议在国内赢来的则多为叫好声和掌声，但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没有金法郎案就没有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正是执政府解决金法郎案所换来的结果。在段祺瑞本人，则把解决金法郎案和召开关税会议作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始终全力以赴。
在关税会议筹备期间，有一天段祺瑞在和曾毓隽谈及一些有关会议的主要问题时，曾毓隽不无忧虑地说道：“关税会议各国未必能顺利通过，即使如愿以偿，内部纠纷势必甚于今日。”
段祺瑞甚为惊讶，立刻问他：“何以见得？”
讨论自主关税，必然涉及近代中国一个很特殊的税收制度，即厘金制度。厘金最早产生于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是为筹集兵饷所临时设置，后来便成了一种新税种。这是一种非常杂乱、无法度可守的税制，而且从清末开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为地方所自由处置，被认为是地方擅专和割据的经济基础。
各国要求中国将裁撤厘金与海关加税同时进行，即“裁厘加税”。曾毓隽所提到的“内部纠纷”就跟裁撤厘金有关，他对段祺瑞说：“大家一向所争的是地盘，不完全集矢于中央，一旦决定裁厘加税，各地在争权夺利时，势必把矛头全部集中在老总一人身上。”
段祺瑞听了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内部纠纷可由内部解决。”
段祺瑞对关税会议寄予了无限期望，他认为开幕式关系到国家主权和财政税收，因此决定亲自出席，以示重视。为了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内容，他需要配备一个会多国语言的翻译。这种人才在国内非常稀缺，段祺瑞想到了被喻为“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就让曾毓隽的叔父、时任执政府外交次长的曾宗鉴出面邀请。
曾宗鉴是辜鸿铭的学生。他认为由自己突然邀请老师担任翻译不够礼貌，还不如让曾毓隽代为约请。
曾毓隽是辜鸿铭的小辈，但与辜鸿铭却是忘年交，朋友说话反而比师生更好措辞。他也因此向段祺瑞建议：“约他（指辜鸿铭）参加关税会议不难，不过最好给以高等顾问的名义，每月馈赠数百元的车马费。”
取得段祺瑞的同意后，曾毓隽第二天就前去拜访辜鸿铭。见面之后，他首先代段致意，随后拿出了高等顾问聘书和两个月共一千元的车马费。辜鸿铭为人非常机敏，不待曾毓隽开口说明来意和要求，就说：“段执政想利用我当关税会议场中的喉舌吧？”
在得到曾毓隽的确认后，辜鸿铭答应得非常爽快：“关税会议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这是我义不容辞的，到时我一定参加。”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如期召开。除九国公约的参与国外，美国还介绍了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加入，从而由九国变成了十二国。段祺瑞亲自出席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辜鸿铭也随段祺瑞出现于会场。他身着长袍，套上大袖口的马褂，脑后拖一根辫子，神态怡然，随听随记随译，举止格外拉风，引起了会场上中外人士的一致注目。
开会第一天，中国政府即按普通品至奢侈品的不同规格，提出要加征值百抽五至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各国代表对中国的开价如此之高表示惊讶，认为已经超过“九国公约”的范围。经过谈判，中外商定在裁厘未实现之前，先设一个为期三年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内，关税依照“九国公约”，对进口商店一律按普通品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值百抽五的办法征收附加税。
平衡木
关税会议的召开，令段祺瑞大为振奋，但是正如曾毓隽所言，与外交及加税相比，裁厘和解决国内纠纷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难题。
在当时国内的政治版图上，虽然南北方的军政实力已呈现出明显的彼长此消之状，但国民党人还未能占据政治中心位置，加之民众有着尊崇正统的心理，作为段祺瑞执政基础的北洋系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重心所在，即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
如果北洋足够团结，其实占据两广的国民党和僻处西南一隅的滇唐蜀刘都不难对付。问题就在于北洋早已四分五裂，几次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说来说去削弱的都是北洋自身实力，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对北洋内部而言可谓大伤元气。
站在执政的位置上，段祺瑞不可能有“杯碎时由我全之”的自由和从容，他要确保“杯暂不碎”，便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尽力对北洋系进行整合。具体来说就是取消“安福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来平衡各派势力，避免北洋内部继续发生冲突。
各派之中，最感棘手的自然还是如何摆平冯玉祥和张作霖。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个北洋派别，冯、奉两派不仅均力图左右中央政治，而且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冯玉祥鄙视张作霖是“胡子”，张作霖则认定冯玉祥是个有野心、难相处的吕布之徒，双方争来夺去，互不相让。
如何对待冯、奉两派，段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而且也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即所谓的“国舅派”和“太子派”。
“国舅”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内弟，段公馆的家人称他为“吴小舅子”。“吴小舅子”性格蛮横、脾气大是有名的，嘴里经常不干不净，骂骂咧咧。俗话说，外甥多似舅，段宏业的脾气也很臭，家人们常说段宏业“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业是吴光新唯一的嫡亲外甥，可是说来也怪，舅老爷和大少爷的感情却极其恶劣，一对坏脾气更是针尖对麦芒，往往戳在那里互不相让，最后简直形同水火，二人见了面连话都不说。
段祺瑞虽然早年对段宏业这个宝贝儿子深恶痛绝，一向不给好脸色看，但年纪大了以后，不免也产生了常人的舐犊之情，隐隐然已视段宏业为自己的接班人。自天津筹备入京起，他授命段宏业在段幕中负起责任，便有加以培养之意。
被钦定为“太子”的段宏业也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在段幕内，一般人都称他为“大爷”，一般公事都要先向“大爷”请示，“大爷”同意之后，才能请示“执政”。
一位舅老爷，一位大爷，都是段祺瑞的至亲，手中都握有一定权力，偏偏又水火不容，于是段幕人员也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派以吴光新出面，称为“国舅派”，主张拉紧张作霖，打击冯玉祥；另一派拥护段宏业，称为“太子派”，主张联络冯玉祥，抑制张作霖。
两派都主张靠拢一方，排斥另一方，彼此观点极端对立，经常一见面就吵。有人觉得这种现象不太好，就请执政拿个主意，但段祺瑞却听之任之，对哪一派都不支持、不反对、不干涉。
段祺瑞自己对张作霖、冯玉祥的态度也很微妙。在张、冯之间，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私人交情要更好一些。有一次，段宏业向他请示，说张学良要同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应如何回复。段祺瑞说：“他的兵可以同你拜把子，他的儿子却不能同你拜把子。”
段祺瑞极重尊卑长幼之分，他自认比张作霖及其部下要大一辈，所以才让小儿女称张作霖为“张大哥”。按照他的观念，段宏业应与张作霖同辈，比张学良又大一辈，是不能拜把子的。不管段宏业在回复张学良时如何措辞，都有些伤感情，张家父子的脸色也极可能不太好看。有人分析，这与段宏业后来主张抑制张作霖不无关系。
换个角度想想，老段虽讲原则，但绝非食古不化，何况如果段宏业和张学良真的拜了把子，也不至于就会引起什么闲话，这只能说明段祺瑞对与张家距离过近本身就存在顾虑。
实际上，段祺瑞采取的是一种“平衡木”的办法——奉军实力最强，所以不能无冯，否则无以制张；国民军控制着京汉线，所以又不能无张，否则冯将无法驾驭，并对自己构成威胁。
倘若像“国舅派”或“太子派”所主张的那样，完全倾向于冯、张中的任何一方，则段祺瑞所苦心维持的这种平衡势必就要被打破，那对执政府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段祺瑞深知其中玄机，所以他才会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之上，有意无意地利用“国舅派”、“太子派”达成目的，即以“国舅派”拉张，以“太子派”拉冯。
玩“平衡木”并不轻松，执政不到两个月，就有人拿段祺瑞与徐世昌对比，称他“已入十年东海境地”。冯玉祥曾在日记中写道：“段公上台对军事不敢以命令式指挥……凡事均不好办。”连张作霖也讥讽段祺瑞的处境是“北京烤鸭”，两面受到烟熏火炙。
好在段祺瑞政治经验丰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之下，他仍得以把北洋各派放入自己的棋盘，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制衡，从而促成或维持了各派的“均势”——甚至于长江、西南都成为段祺瑞的砝码，被他用来搞政治平衡。
一名奉军将领这样解释段祺瑞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所谓“吸不住”，自然是指段祺瑞缺乏派系实力，无法随心所欲地指挥调度各路兵马。所谓“罩得下”，是说在北洋这个圈子里，无论自居北洋正统的长江直系、从直系中分离出的冯玉祥，抑或力量强大但非北洋嫡系的奉张，还是向被视为“北洋远亲”的西南诸侯，暂时都只能接受段祺瑞，或至少是口头拥段。
群儿相斗
北洋内部的这种“均势”维持了将近一年，但是就在这一期间，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也时有发生，新的危机开始不断出现，并且显示出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势头。
1925年10月，长江直系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向奉军发起总攻击，浙奉战争爆发。此时，冯玉祥接受苏联援助，使得国民军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于是便开始与孙传芳密商反奉计划，不久又与奉军将领郭松龄订约，建立起反奉同盟。
为了对付国民军，张作霖也抛去前嫌，与吴佩孚结成了直奉同盟。自此，各派大动干戈，段祺瑞苦心经营的“均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调和统一”更无从谈起。
归根结底，段祺瑞还是不具备整合北洋系的真正实力，也可以说，在袁世凯之后，能够被北洋各派始终公认的权势中心其实一直都没有形成过。
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的“均势”只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有人把他比喻成给一群儿孙分苹果的老妇，虽然想尽办法要做到公平合理，可是苹果再多，也就那么一篮子，何况还有大小酸甜之分，所以最后仍不免群儿相斗，甚至迁怒至他这个老妇。
“群儿”之中，最难打发的仍是自恃有拥戴之功的冯玉祥、张作霖。冯玉祥在执政府刚开局时，就因所获得不到满足而心生怨怼。张作霖更是气焰万丈，得寸进尺，得到河北地盘之后，又复要山东。
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长随段之左右，他和“太子派”的一些人进言，希望段祺瑞对张作霖的一些过分要求予以严词拒绝，如果拒绝不了，就立刻离京，通电下野，并且说不这样做将威信尽失，以后会越来越被动。
段祺瑞因为自身缺乏实力，做事已不像过去那样坚毅果断。虽然他认为段宏纲说得很对，但并未能坚持下去，在听了“国舅派”的另外一番劝说之后，仍任命奉系将领张宗昌为山东督军。
国民军方面对此非常恼怒，认为段厚于张而薄于冯，于是便把气都撒在段祺瑞身上。他们首先夺去北京治安军警权，接着便蓄意对段幕成员尤其是“国舅派”展开打击报复——在冯玉祥的授意下，冯的嫡系亲信、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兼警察总监的鹿钟麟先后下令逮捕了执政府总参议曾毓隽、司法院长姚震，财政总长李思浩见势不妙，赶紧避往东交民巷，陆军总长吴光新则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逃到天津去了。
此时执政府风雨飘摇，身为执政的段祺瑞已无能力保护自己的这些幕僚和部下，他只能尽全力阻止各方冲突的进一步加剧。
发现冯、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他特派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的邓汉祥到各处接洽，劝阻冯玉祥等人不要用兵，但邓汉祥出去跑了一圈，结果是毫无所获。
邓汉祥回来后，将各方非打不可的情形详细告诉了段祺瑞，劝他以“电主张未能实现”为由通电自动下野。段祺瑞并不是一个恋栈之人，过去因总统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也曾多次愤而辞职。可是这次他却不能不恋栈了，原因就是关税会议尚无结论。
当时各国在会议上已原则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决定在元旦裁厘实现后正式施行。尽管段祺瑞知道在自己任上要实现裁厘的目标已经非常渺茫，但仍想勉力一试。另外，半途因内乱弃职而去，他也担心这样会令中国在国际上丢脸。他对邓汉祥说：“现在有五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开关税会议，我若毅然决然宣布下野，国际友人难免不责备我们对国家太不负责任。”
就在他心神不定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署名人是已经暌别很久的徐树铮。
能够有什么作用
徐树铮已经回来了。当初出国时，他对考察活动有着通盘考虑。他先是单人独骑到法国，接着又与在国内组织的考察团会合于巴黎。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一些是他亲自挑选的西北军旧部，异国相逢，令徐树铮非常高兴。
旧部们眼中的“又公”（对徐树铮的尊称），一头短发已呈灰白色，然而壮志未泯。他对待考察团就和培训西北军一样认真，早餐之后就给大家讲孟子。当时孔孟学说在中国国内除了一些遗老或学者外，已没有什么人提及。徐树铮坚持要这么做，源于他自己日益形成的治国理念：中国已“衰敝之极”，必须通过尊经来提高国人素养，除此之外，“别无返魂之药，足续垂绝之气”。
讲完孟子，他再指定当天考察的日程。按照徐树铮的要求，每个人在考察过程中都要记笔记，回来之后还要写日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第二天再交由徐树铮批阅。
徐树铮的这种努力，与法国外交部司长柏里索的意见倒有合拍之处。柏里索当过袁世凯的顾问，他在中国时间很长，对中国国情也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考察团的成员说：“中国革命后，太无纲纪，不学无术者竟占据要津。中国不是无希望的，可惜在上者毫无治国之法。”
柏里索或许对徐树铮一行寄以希望，但大多数外国人却不这么看。当时中国派往外国的考察团太多了，说是考察团不如说是观光旅游团更为恰当。老外们看在眼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徐树铮的考察团也是如此，“没目的，没计划，玩一趟回去，能够有什么作用？”
出面接待考察团的各国官员出于礼貌，当面总会说一些好话，比如“中国派遣专使得人”、“此次出洋考察，获益必多”，等等，可他们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些类似的批评。至于各国民众和舆论，因为没有官员们这些顾虑，便往往直接采取讪笑和鄙视的态度。
有一次徐树铮穿着军服，带着考察团参观法国某菜市，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一边走一边听到法国人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不在自己国内好好练兵治国，却到这里来游荡、招摇过市干啥？”又有一次，巴黎中国使馆举行茶会，徐树铮好昆曲，便在赴会时唱了数首昆曲以助兴。不料德国报纸很快刊出巴黎通讯，说中国将军徐树铮不乘马观操、参观军港，却在茶会上高歌入云，沉湎于音乐……
外国人不理解、不认同，考察团成员其实大多也心不在焉。即使从前那些跟随徐树铮的西北军旧部，之所以能够相从出国，也有镀层金，以便将来回国后谋求个人名利的考虑，谁能料想得到徐树铮对于考察会来真的，还抓得这么严这么紧呢？
除了徐树铮本人外，考察团的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心不在焉。早饭前听徐树铮讲孟子，有的人打瞌睡，有的人精神涣散听而不闻，到后来甚至有托故不到的。考察时规定要人人记笔记，但记的多少和质量，并无固定要求，于是便逐渐流于形式。一国考察结束，笔记就要收齐保存，以备日后整理，可是收与交都得不到严格执行，徐树铮发了脾气，这才交了上来。
考察团在考察时，徐树铮通过中国驻各国公使，特地请人做专题讲述。讲述者均为所在国高级官员或专家教授，按理这样的专题讲述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有些考察团成员纯粹是应付差事，不得不出席，其间不仅不能认真做记录，而且好几次还有昏昏欲睡的。讲述者虽然不好意思说什么，但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明显表现出了不高兴。
在国外的那段日子里，最令徐树铮感到沮丧的恐怕还是国人对他的态度。考察法国时，正值孙中山在京逝世，旅法同胞在巴黎开追悼大会，徐树铮特派留学生出身的林子峰等二人参加，却遭到了反对。中国留法学生还广发传单，对徐树铮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大加攻击，称他们是“与帝国主义亲善之公使及北京军阀所派之代表”，林子峰等人被禁止上台讲话。
继先后对英国、瑞士、意大利进行考察后，徐树铮率考察团返回巴黎进行短期休息，并做赴德考察的准备。在意大利时，国内传来了上海大罢工、广州骚动、北京学生大游行乃至捣毁外交部的消息。这一系列事件显然与徐树铮“尊尚经训”、“以教养挽救中国”的理念有着极大冲突，也使他感到了深深不安。虽然他表面上似乎一直都很平静，但内心其实波动很大，有一天晚上忍不住在床上仰卧痛哭。
回到巴黎之后，徐树铮对随行诸人说：“赴德考察日期，须视国内情形酌定。”
“卖国贼”
种种不顺，让考察团内人心浮动，林子峰等人相继辞职归国。考察团秘书翁之熹因为家里有事也微露辞意。翁之熹系徐树铮在西北军时期的幕僚，曾随他做“荒沙万里行”，一同出使过外蒙古库伦。考察期间，翁之熹奉命每天为徐树铮写起居注，徐树铮准备以此为基础，回国后写一本视察记，以便与他以前写的《建国铨真》相互印证。
徐树铮见翁之熹也想走，不由大怒，说：“子峰可行，你不可行。若大家不想干，大家卷铺盖，我专使亦可不做了！”
林子峰回国前，徐树铮在巴黎皇家饭店为其饯行。饭店内灯红酒绿，一名红衣少女频频为客人起舞。徐树铮触景生情，即席写诗一首赠予翁之熹，诗中有“天涯风雨故人情”一句，劝对方打消辞意。
尽管徐树铮的赠诗令翁之熹颇为感动，但眼看着众人纷纷离去，在考察团内也几乎看不到什么出路，他仍然还是提出了辞呈。
翁之熹走后，徐树铮一行即动身前往德国。当时盛传徐树铮是奉北京政府之命与德国签订秘密条约，在德留学生对此极为愤怒。徐树铮到德国后，即打算召集留学生开会，以说明情况。
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一听，急忙劝止，说：“留学生年纪轻，什么都不懂，到时一定会有不利于专使的举动。专使身处国外，只身无护卫，使馆内也缺乏保安人员，千万不可尝试。”
徐树铮回答：“留学生读书必明理，我以理导之，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陈箓就是不肯让他出面，说着说着还跪下了。徐树铮见状，只得放弃了这一计划。
在德留学生听说徐树铮已到德国，立即包围了公使馆，要求陈箓交出“卖国贼”。陈箓不敢出来交涉，仅派门卫阻拦，说：“公使赴宴未归。”
留学生们哪有这么好糊弄，立即做出要群殴的样子，把门卫和保安都给吓跑了。他们冲进公使馆，正要登楼，陈箓的夫人上前拦住，对他们说：“公使不在楼上，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我的寝室。”
众人愕然止步。突然有一个学生冒出惊人之语：“今日之事，国家大事也，怎能以男女之嫌，而置国事于不问？”说着，居然就跑上前去，强行把陈夫人推到了门外。
学生们蜂拥而入，到处搜寻，最后在盥洗间把吓得哆哆嗦嗦的陈公使给找了出来。问他要徐树铮，陈箓可怜巴巴地说：“现在我自顾不暇，还能包庇别人吗？徐树铮确实不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有人出了个主意：“请公使以电话把他召来，千万不要说我们在这里。”陈箓坚持说：“确实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过我可以担保徐树铮绝无卖国行为。”
相持了四五个小时，陈箓说得口干舌燥，而学生们仍无退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陈箓提出：“我立据担保如何？”
得到众人同意，陈箓执笔写道：“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徐树铮君此次来德，确无卖国行为。”写完之后，他还被迫在上面按了指印，众人这才散去。
徐树铮得知这件事，只得匆匆离开了德国。
考察团一共考察了十二个国家，最后一站是美国。当他们抵达美国的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已开始发生动荡，段祺瑞顾及徐树铮的安危，屡次发电报叫他暂缓回国。可是徐树铮觉得恰恰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才更需要他出力，因此到美国不久，即取道日本回到了上海。
自江浙战争之后，江浙的局面已为孙传芳所完全控制。孙传芳是直系中的新兴力量，也是继吴佩孚之后最为善战的直系将领。虽然在江浙战争时，他曾与徐树铮为敌，但时过境迁，直系已对段祺瑞表示“拥戴”，反而奉、冯两方由过去的反直盟友变成了段的肘腋之患。
孙传芳与奉、冯都没有密切联系，而且他和徐树铮还是士官学校的同学。徐树铮便借着这层同学关系，与孙传芳进行联络，希望运用孙传芳的力量来改变段被奉、冯夹击的尴尬处境。
完成与孙传芳的联络，徐树铮就准备进京述职，同时把与孙传芳商量的一些办法提供给段祺瑞。可是接到他的电报，段祺瑞却马上复电劝止他来京，认为北京形势对他可能不利。
大摇大摆地回去
徐树铮没有听从段祺瑞的话，仍然决定先一步去天津，但当时的局势确实非常严重，尤其北方政局的动荡不安达到了极点。当他从上海出发时，所谓的“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已经爆发，冯玉祥与奉军李景林部在京津间发生激战。由于冯玉祥策动了郭松龄，战事很快向有利于冯的方向发展，徐树铮刚刚在天津下船，李景林就已溃败，张作霖则因为郭松龄之变而无力入关，京津一带遂完全为冯玉祥所控制。
得知徐树铮到了天津，段祺瑞连发函电和派人劝阻他入京。徐树铮在天津的亲友也都劝他这时候万万不能进京，有的亲友甚至为此痛哭流涕。他们把曾毓隽等人的事告诉徐树铮，以此证明北京局面确实非常危险复杂——曾毓隽、姚震皆为政府要员，冯玉祥却可以想抓就抓，遑论他人？你徐树铮进京简直是自投罗网！
不料徐树铮听后却用他那惯有的自傲自大的语气说道：“我怎么能同云沛（曾毓隽的字）、赞侯（李思浩的字）比呢？段老总的事多半是坏在这两个人身上。”又说：“我非去不可！我要看看老先生，也要让人们看看，我当年怎样出来的，现在还要怎样大摇大摆地回去。”
徐树铮如此胆大，其实还有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宋子扬是徐树铮的士官同学，先后做过冯玉祥、徐树铮的部下。当徐树铮尚在欧洲的时候，宋子扬即以徐树铮的名义与冯联络，那时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关系愈搞愈坏，但其力量还远不如奉军，于是便想利用宋子扬将徐树铮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为此还特意对着宋子扬说了一些尽弃前嫌、重新合作之类的话。
宋子扬向徐树铮转述后，徐树铮信以为真。后来局势转变，冯玉祥得以控制京津，他自认为势力已成，于是立刻放弃了拉徐树铮的计划。可叹徐树铮未能看透这一点，因此对大家的劝阻才会置之不理。
宋子扬一来可能也被蒙在鼓里，二来又希望徐树铮能重掌大权，以便有所攀附，所以极力怂恿他进京。这时由于冯、奉战事的关系，京津铁路的交通尚未恢复，暂时只能乘汽车入京。由于公路要经过冯军占领区，徐树铮也怕路上遭到拦阻，宋子扬见状一拍胸脯：“我有个旗子，可以在冯军占领区域通行无阻。”
徐树铮于是和宋子扬乘坐汽车，沿公路入京，果然一路上无人阻拦。当他远远地看见北京城楼时，心里非常高兴，不由用昆腔轻声哼了起来：“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徐树铮一到北京，即去段公馆拜见段祺瑞。见到徐树铮，段祺瑞又惊又喜，二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多时”。
段祺瑞问他为什么一再阻止，还要冒险入京。徐树铮回答时很动感情：“怎能不来？以公论，我是奉派出国专使，回国多时，理应向政府述职。以私论，我与老先生分开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来问候起居。至于某系（指冯派）对我个人有何不利的说法，听之而已。”
老爷子只是担心徐树铮会有危险，能够见面当然非常开心。二人共进晚餐，不过吃完饭后，他仍然催徐树铮早早离京，免生意外，并指点怎么走才最安全：“你要由西车站坐京汉车到郑州，再转陇海线回徐州。”
第二天，根据徐树铮的意见，执政府举行了专使觐见执政复命的典礼，随后徐树铮又向各部总长报告了出访情况。
听说徐树铮回京，以前的那些朋友都替他捏把汗，说：“小徐真敢回来，好大胆子！”大家纷纷劝他多加小心，李思浩还派人请他到东交民巷见面，意思是劝他一道留在那里避难。
北京的紧张气氛也让徐树铮感到联冯可能并不成功，但他住了两天后，发现冯玉祥方面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这反而使得他放下心来，对朋友们的善意未再多加考虑。在此后的六七天里，他除了和老朋友们聚会外，还到自己所创办的正志中学进行演讲，给学生们讲述旅欧观感。
有些热心的老友看到北京的环境对徐树铮实在不利，又劝他赶快离开。徐树铮则说：“既来了，现在离新年只有两天，何不等元旦给老总拜年后再走呢！”
几位老友一再苦劝，段祺瑞也让他不要再等，徐树铮这才决定启程，并请执政府打电话给火车站准备专车。不过他没有按照段祺瑞指点的路线走，而是打算乘车去天津，因为在联冯不成的情况下，他已经约了友人在天津等他，准备转过头来商量如何联络奉张。
离开京城前，段幕的一群朋友给他饯行。听说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当场有一些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徐树铮在京城已经耽搁了这么多天，又是典礼又是报告会的，冯玉祥所部不可能不知道，绝不会轻易放徐树铮离开。如果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势必经过廊坊，廊坊现由冯玉祥的部下、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率兵驻扎，到时恐怕后果难料。
这些朋友建议徐树铮还是谨慎从事，改乘飞机或乘汽车绕道去天津。徐树铮犹疑了一下说：“我的专车已经备好，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并且我现在还是专使的身份，他们怎能擅动呢？冯就是想和我为难作对，也绝对不能轻易动我。”
他让众人放心，说相信此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听了他这一席话，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段祺瑞突然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上写“树铮不可行，行必死”。他赶紧叫人送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也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专车离开北京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徐树铮上车后就在包房里睡着了。
借刀杀人
睡梦中的徐树铮尚不知道，其实从他由津入京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被鹿钟麟给牢牢盯上了。
鹿钟麟首先用了一招借刀杀人计，并特地怂恿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为父报仇。杀父仇人不共戴天，陆承武自然不好推托说不去。鹿钟麟又从手枪队里拨了二十个兵给陆承武，让他率队在京城潜伏，伺机对徐树铮实施暗杀。
陆承武虽是毕业于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其实却是个只会抽大烟的大烟鬼，根本没有胆量杀人。徐树铮在北京好多天，他都不敢下手，最后被逼得急了，只好提了个让鹿钟麟哭笑不得的建议：设法让徐树铮来警备司令部拜访鹿钟麟，再请鹿钟麟预先通知，然后他带人于司令部门前予以狙击。
且不说究竟该怎么把徐树铮骗来，若是在警备司令部将他杀了，那不摆明事情就是鹿钟麟干的了吗？还用得着你动手？鹿钟麟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馊主意，他对人说：“陆承武连这点子事都办不到，亏他还带了这么多打手，真是‘癞狗扶不上墙去’。”
得知徐树铮要乘车返津，鹿钟麟急命参谋处与丰台车站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车已开过丰台，计时尚未到达廊坊。”于是他便向张之江下达追杀令。张之江听后认为：“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钟麟不由分说：“这是命令！”
徐树铮的专车到达廊坊后，因为错车，停在了廊坊车站。张之江的参谋张钺早已率卫队在车站等候多时，他首先进入车厢，问哪一位姓徐。
徐树铮的秘书薛学海听成了问哪位姓薛，就走上前说是不是找我。张钺说不是找姓薛的，是找姓徐的。这时徐树铮也听见了，就穿着睡衣从包房里走出来，说我姓徐。张钺接着问了一声：“您是徐专使吗？”徐树铮回答说：“是。”
确认徐树铮的身份后，张钺说：“司令请您到司令部去一趟，有几句话要和您谈谈。”徐树铮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以为真的是张之江请他到司令部商议什么，于是就对张钺说自己这几天在北京太过疲劳，声音都哑了，谈话不方便，现在也不能下车。“我到津休息几日，随时可约定时间，或是我到这里来，或是请张都统（张之江）去天津都可以。”
冯玉祥的部队也叫西北军，但此西北军非彼西北军，该部官兵多为大老粗的士兵出身，缺乏修养。见徐树铮不愿下车，张钺立刻撕下面具，用手强拉了徐树铮一把，说：“哪有这些说的，走！”徐树铮这才知道来者不善，连忙说：“等我穿上衣服……”
张钺非常蛮横：“还穿什么衣服！”命令士兵连拖带拉地将徐树铮架下了车。
徐树铮下车不久，薛学海等随从人员也被带下车，关进了路旁的一间小土房子里。那间小土房子连房顶都没有，天气又很冷，大家只好听天由命。
徐树铮被单独折磨了几个小时，据说先是用绳子绑勒，然后是几个士兵将门板压在他身上，站在上面跳……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薛学海听见门外有说话的声音，似乎从门前走过了许多人。接着又听到有人“唉”地叹了口气，他立刻就辨别出这是徐树铮的声音。这些人走过去没多长时间，便传来了两声枪响，他们当时就知道“徐头”（部下们对徐树铮的称呼）完了——事后查明，徐树铮共中两枪，太阳穴和脑后各中一弹。
戎马书生终误我
鹿钟麟接到廊坊方面关于枪决徐树铮的电话后，立刻派人告知陆承武，要他于当夜赶往廊坊车站。陆承武在睡梦中被叫醒，得知徐树铮已被处决，他还懵懵懂懂地对来人说：“还需要我去吗？”那人说：“你不去怎么行？非去不可！”
陆承武不得已，只得连夜赶到廊坊，去扮演替父报仇的角色。按照设定好的戏码，薛学海等人被接到司令部。陆承武出面对众人讲话，说徐树铮是他杀父的仇人，他已经将徐树铮处死，这事和别人没有关系云云。
听到“徐头”果然已经被害，大家就用请求的口吻对一名军官说：“现在徐专使已经死了。我们和他在一起共事多年，是不是可以看看他的尸首？”
军官同意了，众人被士兵带到一片松林里，在那里看到了躺在地上，已经死亡的徐树铮。随后他们又被带回司令部，军官语带威胁地对他们说：“今天的事是私人的事，不跟大家为难。你们知道徐树铮是被陆承武杀死的就行了，别的不许多讲。”
薛学海等人还被逼着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明与徐树铮的关系。第二天才被张之江派人送往天津。
徐树铮遇害时，千里之外他的一位老师梦到了他。这位老师是居住于南通的清末状元张謇，自号啬庵老人。徐树铮在动身前往平津前，曾专程到南通对他进行拜访。
在徐树铮心中，其实一直都潜藏着一个脱去戎装、专意于文章学问的想法。出国考察期间，他曾在伦敦参观英国文学泰斗约翰逊在世时常去的老酒店，还在约翰逊坐过的椅子上坐了坐。虽然徐树铮并未读过约翰逊的作品，但他对约翰逊生时穷愁困苦，死后却能以文豪的身份享受盛名，接受人们永久纪念这一点非常羡慕。
想到自己半生戎马，尽管有着显官厚爵，可是仆仆风尘之间，功业转眼就会化为云烟，将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记得自己的名字，徐树铮顿感失落。他一时兴起，便在老酒店的来宾簿上写了一篇短文，记述了自己的这一情结。
与先前奔波来去，大多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不同，徐树铮赴南通的目的较为单纯，就是想拜“状元”张謇为师，向他请教学问。在张謇的居所，徐树铮以后辈晚学的身份，一连数日向张謇虚心求教。张謇学问渊博，所谈时局学问，句句扼要，徐树铮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场对张謇说：“从今尔后，树铮将奉啬老（张謇）为师矣。”
徐树铮走后的一天，张謇突然在睡梦中听到徐树铮给他诵读一首诗。从梦中惊醒后，老先生还能记得诗句，遂赶紧披衣挑灯，根据记忆写了下来：“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戎马书生终误我，江声澎湃恨谁知？”
张謇读罢黯然神伤，说：“徐树铮必有事故，看他诗中有悲伤悔恨之意，莫非是来与我作魂梦之别的吗？”没多久噩耗传来，张謇遂作《满江红》一词致哀。
正所谓“戎马书生终误我”，徐树铮的不得善终其实早有迹象，当年他在处决陆建章后，外界就有了“杀人者人恒杀之”的评论。无独有偶，奉系的杨宇霆与徐树铮同有“小诸葛”之称，日后同样是死于非命，若就性格而言，杨、徐的取祸之道可能都在于锋芒太露，风必摧之。
可是在东瀛军界，徐树铮却能得到很多军人的欣赏和仰慕，尽管他本人对日本一直都有防范和敌视之心。
那些日本武官在未经上司允许的情况下，冒着违纪撤职的危险要援救他且不说。后来日军侵华，身为日本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初到北平（即北京），就问徐树铮的后人有没有在京的。当时有人回答，徐的长子徐审义任法部秘书。冈村便说，故人之子应加照顾。不久，徐审义就得以升任伪教育总署文化局局长。
冈村和徐树铮实在谈不上什么故人，只能说，徐树铮在日本军人中的声名确实很不一般。这或许也是民族性格差异的一种表现吧。
断我股肱
段祺瑞很早就知道了徐树铮遇险的消息。原因是时任交通总长龚心湛为段派人物，当徐树铮的专车在廊坊被扣时，铁路局的段长第一时间就向龚心湛报了信。
段祺瑞听到消息后震惊莫名，可是又无计可施，只好抱着侥幸心理，想慢慢地找寻渠道，设法把徐树铮给解救出来。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得到报告：“专使下车，什么话也没有问，就被枪毙了。”
段祺瑞一生以沉稳老练著称，无论遇到多大的险情和困难，都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镇定从容。可是这一报告却让他几乎晕了过去，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断我股肱！断我股肱！”随从段祺瑞多年的人都说：“跟老头子这么久，还没有见过他这么伤心呢！”
悲伤之余，段祺瑞欲派人找回徐树铮的遗骸进行装殓，可是却没有人知道遗骸到底被埋在了哪里。过了几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信是廊坊驻军司令部的一名姓洪的军医写来的，他自述原名段大槐，后归宗姓洪。清末时他曾在段祺瑞的江北提督衙门给幕府当差打杂，徐树铮教他读书写字，洪军医遂拜徐树铮为师，并在徐树铮的帮助下考进了天津军医学校。
洪军医说他代收了徐树铮的遗骸，将即日运至北京。原来张之江的部下处决徐树铮后，只是随便挖了个坑，将他的遗骸埋在了附近的野地里。
洪军医听到后便去向张之江请求说：“我小时候在江北提督衙门里伺候做幕的师爷们，徐师爷看我不错，把我送到天津学医，这才有我的今天。他跟都统（指张之江）有什么仇恨，我不知道。念他过去待我有恩，可否容我给他收尸？”
张之江杀徐树铮不过是奉命行事，他跟徐树铮之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个人恩怨，便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就说：“大丈夫恩怨分明，你收你的尸吧，我不拦你！”
得到张之江的允许，洪军医把徐树铮的尸体从泥土中刨出来，放进自备的一具薄木棺材，然后用驴车运到北京，停放在永定门外的土地祠里。
段祺瑞为徐树铮的遗骸重换了装裹和棺木，并亲撰“神道碑”，回顾了二人相与的过程，对徐树铮极尽褒扬。他还嘱咐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求以后每年摆供祭祖时，必同时祭供徐树铮牌位。
在徐树铮被害的第二天，京津各报就都登出了陆承武的通电。这份通电实际上是鹿钟麟的北京警备司令部事先早就拟好的，在通电中，他们以陆承武的口吻指称是陆承武亲手杀死了徐树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一般不晓内情的人都知道陆承武的父亲陆建章系徐树铮所杀，所以对于陆承武的举动也深信不疑。
段祺瑞则深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谓仇者伪也”，他坚决主张明令缉凶。此前迫于各方特别是冯玉祥方面的压力，执政府已成立了国务院，内员多为亲国民军或与国民军方面有渊源的人。国务总理贾德耀是冯玉祥的把兄弟，又系冯玉祥一手推上台，看到段祺瑞所发的缉凶令后，执意不肯在上面副署，事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段祺瑞虽然暂时不得不忍气吞声，但经过这件事，他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也就走向了彻底破裂。
徐树铮能够成为段祺瑞的“灵魂”，不仅是由于他的谋划和活动能力，更在于二人在政治理想上高度契合。段祺瑞曾亲自撰写《内感篇》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道，国内的一般学人在游历欧美后，都想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立刻移植过来，就好像是拿别人的装饰物，来美化自家厅堂一样。殊不知上层建筑的东西绝非如此简单，毕竟西方人对他们的那一套早已习惯，而国人在此前的三千多年里，一直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如果一定要强行移植，只会带来东施效颦的结果。
段祺瑞与徐树铮一样，都认为中国的“立国要素”仍是传统的孔孟之道，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其治国之道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纲纪为先”。
作为段幕后起的重量级幕僚，章士钊的政治理念与段祺瑞、徐树铮可谓如出一辙。他是一个“以农立国”论者，竭力主张恢复体现“农国”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教，并视礼教为拯救社会危机的对症良药。
可是此时的社会风潮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对北京政府的“纲纪”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段祺瑞慨叹：“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
为此，在执政府尚能维持局面时，段祺瑞便让章士钊由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想通过这位名士出身的政治家来整顿学风。
心力交瘁
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伊始，他下决心从三件事抓起，即宣布大学统一考试，教育部专设考试委员会，主抓学生的入学及毕业考试；教育部设编译馆，督促奖励各大学教授著书、译书；合并北京八所大学。
章士钊的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皆切中时弊，但在当时遭到了教育界及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因阻止学生参加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章士钊自己的住宅也被激愤的学生捣毁，各校学生还聚会请愿，要求罢免章士钊。
章士钊整顿学风的举措归于失败，他被迫呈请辞去本兼各职，经段祺瑞挽劝，才重任司法总长职。
此后，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更为积极踊跃。段祺瑞索性将司法总长委与他人，专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意图整顿教育，抑制愈演愈烈的学潮。这时正好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的学生要求撤换杨荫榆，章士钊便率先拿女师大作为典型开刀。
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遵循西方教育理论，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不要参加和过问政治运动，在相应的校规校纪上也很严格苛刻，由此激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抗议。
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前往教育部，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章士钊对学生的这种激烈行为非常恼火，决心以强力压制的办法加以整顿。在他的公开支持下，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
女师大学生针锋相对，决定驱逐杨荫榆，发起“驱羊（杨）运动”，从而爆发了女师大风潮。其间，鲁迅、钱玄同等七名教育界名士联合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鲁迅还因此被章士钊开除了在教育部的职务。
鲁迅早就在文坛声名远播，其杂文之杀伤力更是无人能及。他不仅在文章中将章士钊骂得狗血淋头，毫不客气地称章“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而且还拿起法律武器，告倒了这位昔日上司。
最终扛不住的不是学潮中的师生，而是早已丧失实力的执政府。除杨荫榆被免去校长职务外，章士钊也在其住宅再度被学生捣毁后，被迫辞去教育总长一职。书生本色的章士钊在加入执政府前颇负时誉，但掌握教育部却让他背负了太多的骂名，结局可谓潦倒。
事实上，执政府如此“弱不禁风”，与学潮背后的政潮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国共两党当时为反奉倒段，采取了联合冯玉祥及国民军的策略。冯玉祥则密嘱鹿钟麟对运动加以保护。这样在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由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便日益高涨，而且都将矛头集中指向了奉系和段祺瑞执政府。
段祺瑞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除饱受舆论指责和攻击外，在北洋系内部，冯玉祥对他百般迫害，“挟天子以令诸侯”；张作霖也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与执政府断绝一切行政关系。
虽然段祺瑞一直高度重视的关税会议仍无具体办法出来，但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于是决心辞职。1926年1月6日，段祺瑞让人拟好了辞职电稿，但电文尚未发出，各报就已刊出内容。有的幕僚就趁势劝他不能示弱，段祺瑞性格耿直好强，也便将电稿收回，不再提辞职这件事了。
这时的执政府已形同虚设，政令不但出不了北京城一步，就连执政府的大门都出不了，段祺瑞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用于诵经、下棋。虽然他表面上显得十分悠闲安详，但其实忧心如焚，在这一期间所写的《因雪记》中，他叹息道：“纲纪荡然已久，太阿倒持（指大权旁落）有年，人事计穷，欲速不达。心力交瘁，徒劳无补。”
令段祺瑞忧虑的另一件事则是北方“阴云惨淡，兵气沉霾”。曾经由冯玉祥占据上风的“国奉战争”已出现新的转折，一度被逼得差点要下野的张作霖来了个绝地反击，他先是打败并枪毙了起兵反叛的郭松龄，接着又联合直鲁晋各军，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了起来。
夹于各方缝隙之中，冲突方彼此间挤压得越紧，也就意味着无权无勇的执政府越要倒霉了。
其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3月9日，直鲁联军在北塘登陆，被国民军击退。国民军随即封锁大沽口，不准任何船舶驶入。大沽口涉及“辛丑条约”，天津外国领事团及北京外交使团因此先后提出了抗议。鹿钟麟只得答应重新开放大沽口，但提出条件：外轮不得为直鲁联军运兵运械，外船入口不得有直鲁舰船尾随混入。
3月12日，日本领事馆通知国民军，说当天上午将有一艘日本军舰进入海口，要求国民军放行。国民军方面答应了，但日舰一直拖到下午3点才进入海口，而且后面还跟着一艘船（后查明是另一艘日舰）。
国民军生怕直鲁联军跟在日舰背面发动偷袭，遂开枪要求缓行，日舰即开炮向岸上还击。经过一阵交火，日舰退去，双方互有伤亡。
事后，日本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联合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向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天津、大沽口一带的战争，撤除对大沽口的封锁，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行动。
通牒设定的期限是3月18日正午之前。3月17日，执政府外交部做出答复，除为了维护国家体面，空泛地表示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内容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外，实际上完全接受了通牒的要求。
当天下午，北京各民间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议在天安门前举行大型请愿活动，要求执政府驳回通牒，并驱逐八国公使出京。
执政府的卫队旅旅长宋玉珍年近六十，且身体又不好，具体事务方面主要由参谋长楚溪春负责处理。楚溪春就在这一天接到了上级命令，说第二天学生要在天安门前开会，会后将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当时所在地）和执政府门前请愿，卫队旅被要求到时分别在这两个地点严加戒备。
因前线战事紧张，鹿钟麟已经带着部队到天津与奉军作战去了，冯派的另一名骨干李鸣钟代理北京警备司令，楚溪春接到的就是李鸣钟所下达的命令。李鸣钟在命令中还一再叮嘱，要求在与学生接触时必须万般忍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
这让楚溪春感到十分为难。之前北京已经有过几次学生游行，均未出过事故，原因是那几次都有鹿钟麟的大刀队在两旁随行，大刀队兼维持秩序，同时与游行组织者也形成了默契。这次大刀队也随鹿钟麟去了前线，李鸣钟派不出人来与游行队伍随行，完全都要靠卫队旅独立维持。
楚溪春与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是保定同学，私下关系很好，他对段宏纲诉苦道：“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的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只好安慰他：“只有兄等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防止，其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卫队旅名为一旅，实际仅有两个步兵营和两个机枪连。楚溪春分了一下工，他亲自到吉兆胡同部署警备事宜，执政府那边则由卫队旅参谋王子江负责。部署时，规定前几排的士兵不准扎皮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殴打；中间几排的士兵可以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面几排的士兵才允许携带武器。
1926年3月18日上午，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首先到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国务院门前请愿。游行队伍公推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名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
当时段祺瑞在吉兆胡同，贾德耀已匆匆躲开，卫队便答复说二人均不在。这一答复引起群情激愤，众人高唱着《国民革命歌》和“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向执政府冲去。
据在场的上尉军械员邱霖说，当游行队伍冲击执政府时，学生用带着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并且痛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这时士兵还能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定，只是一个劲儿地被迫后退。
眼看着学生就要冲进执政府的大门，负责指挥警卫的王子江从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急忙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的本意是让士兵朝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开始士兵也确实是向空中鸣枪的，但是并未能够吓退游行人群。游行队伍中还有组织者大声喊道：“不要怕呀！是放空枪，不要怕！”
人浪继续往前涌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卫队终于失控，他们竟然向游行队伍实施了平弹射击！
铁狮子胡同地方狭小，游行队伍人多拥挤，无法卧倒或躲避，顿时血肉横飞，陈尸遍地。现场气氛恐怖，惨不忍睹。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时，楚溪春正在吉兆胡同等待游行队伍的到来。从时间上看早该来了，但还迟迟没有露面，他正想通过电话向执政府方面进行询问，就听到西方传来了枪响。
听到枪声，楚溪春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那边一定出了事故，于是还没来得及摇电话，就乘着汽车直奔执政府而去。
当楚溪春驱车赶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间时，看到很多学生拿着小旗迎面跑来，神情都非常慌乱，其中有丢了鞋帽的，有满脸沾满泥土的，还有人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
因为太过拥挤，汽车没法再往前开，楚溪春便下车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了执政府大门前，只见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卫队旅的士兵打红了眼，还在端着枪四处搜寻。楚溪春当即吹响口哨，命令士兵赶快回到自己营房集合。
随后，李鸣钟等人也坐着汽车赶到了。李鸣钟惊慌失措地对楚溪春说：“晴波（楚溪春的字），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溪春无奈回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
在楚溪春返回吉兆胡同之前，段祺瑞已得到消息，并派段宏纲探视了现场。得知学生伤亡惨重，段祺瑞甚为伤感。在听李鸣钟、楚溪春分别报告情况后，他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才发生了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今后要特别当心，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不过在楚溪春后来的描述中，却提到段祺瑞正在家里和吴清源下棋，而且他还声色俱厉地对李鸣钟大声说：“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如果不能，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又让楚溪春转告卫队士兵，说自己不但不会惩罚他们，还要赏他们，“这一群土匪学生……”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