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使冯国璋下达了“讨伐令”后，冯段关系也没有变得更好，原因是冯国璋仍然处处埋设伏笔。比如，“讨伐令”并非出自大总统命令，而是使用了“参陆办公处”的名义，这么做就是为了保留他自己讲和的余地。徐树铮对此大加讥讽，说：“什么参陆办公处，那不过是听值员司抽烟喝茶歇歇腿的午朝门罢了，怎么可以下命令指挥军队呢？岂不是天大笑话！”
又比如，北军南下要假道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偏偏拒绝假道。段祺瑞亲赴总统府，要求对陈光远予以惩戒，冯国璋则说要惩戒陈光远也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先对傅良佐有个说法。冯段为此大吵一顿，彼此间都不惜恶语相向。
最让段祺瑞感到生气的莫过于对冯玉祥事件的处理。在讨伐张勋时，段派重新起用冯玉祥，冯玉祥也响应段祺瑞的号召，参加了讨伐战役。按照道理，冯玉祥似乎应该站在皖系这一边，但在冯国璋、李纯的笼络下，冯玉祥却投向直系，而后又在南军发动进攻时，拒绝服从段祺瑞的作战命令。
段祺瑞要求冯国璋下令将冯玉祥调至福建，其本意是让冯部远离比较敏感的长江地域。冯国璋调倒是调了，可调冯玉祥去的地方却不是福建，而恰恰是最为敏感的湖北。
就在北军杀向两湖，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突然在武穴发出主和通电。武穴地处鄂皖赣三省交界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冯部的这一行动自然也影响到了北军的南进计划。
大礼
虽然冯国璋并未直接指使冯玉祥阻挠“讨伐”，但他在发出“讨伐令”后仍与西南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恽宝惠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有一次他到总统府去盖印，恰巧看到内务总长钱能训正一手拿着一支毛笔，另一只手捧着个水烟袋，在那里摇头晃脑地低声吟诵，就好像旧时私塾里的学生在写文章一样。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则站在钱能训身旁，嘴里不停地和他一起推敲着几个字。
恽宝惠走近一看，原来这两个人看的是一篇由张一麐拟写、冯国璋具名的发给西南方面的密电稿。
恽、张、钱都属冯派，但钱是总统府外的人，一般情况下，冯国璋不会也不敢请府外的人来斟酌这样的密电稿，钱亦不例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据恽宝惠估计，一定是冯国璋认为密电关系重要，乃至于对秘书长的水平都有些信不过，所以才把长于文笔的钱能训找来帮忙。
冯国璋与直系明里暗里的小动作，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在重启后再次陷入步履维艰的状态：在两湖，冯玉祥的武穴通电直接导致张怀芝的两万人马被迫滞留九江，其余各部官兵的情绪也大受影响；在四川，川督刘存厚在滇军的压力下，已经表示要与西南一致。
冯国璋既然已经下达了“讨伐令”，段祺瑞要想从根本上扭转眼前的不利局势，就只好依靠他自身的军事实力了。
段祺瑞虽然已实际掌握军权，可以调遣国内部队，但由于北洋系内部派系分化严重，使得军权也成了被稀释的军权。具体来说，对于皖系或亲皖力量，段祺瑞是调得动的。问题是像张怀芝、倪嗣冲这样的部队，不是战斗力不强，就是凑数的杂牌，这也使得皖系尽管看上去人多势众，其实真正能打仗、敢打仗，可以派用场的却不多。段祺瑞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讨伐令”下达之前，他在与徐世昌、徐树铮讨论时，就认为要制止直系与南方和谈，单靠皖系是不行的。
皖系不行，“两栖督军”曹锟等人倒是很能打，并且已杀上两湖前线。可人家毕竟属于直系，上阵时都怀着自己的小九九，不可能完全听你调遣。
这时徐树铮提出，应该加速实现“借奉打直”和打击南方各派的计划。
分化后的北洋系除出现直皖两大系统外，还形成了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的若干小集团，奉天巡按使张作霖的奉系即为其中之一。
奉系虽为北洋旁系，但这个集团的发展势头不错，隐隐然已有赶追直皖的势头。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在士官学校期间即为好友。徐是七期，杨是八期，二人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大言不惭，狂妄过人”，彼此也特别气味相投。徐树铮通过杨宇霆了解到张作霖久有向关内扩张之志，便想对这部分力量加以利用。
徐树铮主张引奉军入关，并分别将其驻扎于京汉、津浦两线以助战，这也是奉军入关和在北京发生政变传言的原始出处。不过他的这一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因为段祺瑞深知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奉军入关，再要让奉军退回关外绝非易事。
现在眼看形势恶化，段祺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只能饮鸩止渴，放手一搏。徐树铮随即前往东北，亲自实施“借奉打直”方案。
张作霖乃胡子出身，生就的也是胡子脾气，上他的山头如果不带点礼物、给点甜头，人家凭什么要白白给你卖力？
这笔礼物从何送起呢？段祺瑞在辞去总理前，曾订有中日军械借款协定。冯国璋便利用该协定向日本借款购买了一批军械，其中光是步枪就有两万七千余支。
段祺瑞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冯国璋也未与其商量。依照冯国璋的安排，这批军械准备用来扩张自己的个人势力，即将直系的两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不料此事不仅为徐树铮所侦悉，而且他还探听到了军械运抵秦皇岛的日期。
徐树铮于是决定劫械。他知道段祺瑞不会同意，所以在没有进行请示的情况下，就与杨宇霆商量好了行动步骤，并交给对方一张他在任陆军次长时所留下的盖有陆军部关防印的空白公文。
杨宇霆拿着公文，以要用于南征为由，率部在秦皇岛截留了军械。军械一到手，徐、杨就进行了瓜分，其中奉军获得的枪支就有一万七千余支。有“大礼”在手，徐树铮这才大大方方地到沈阳会晤张作霖。
奉军当时只有三个师，而且所有武器装备都很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只是苦无军械。徐树铮送给他的这批军械枪炮齐全，已足够编成六七个混成旅。兴奋之余，他一口答应派奉军入关南征，并按照徐树铮提出的条件，授其以统帅权——在随后成立的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名单上，张作霖本人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但可代行总司令的一切职权，入关的奉军也由徐树铮直接指挥。
教猱升木
一个离职的陆军次长，公然盗用关防，与人合谋劫取枪械，还在无中央正式任命的情况下当了奉军副司令，此事在北京政治圈中传为奇谈。徐树铮胆子之大，令北洋系内部全都为之咋舌不已，段祺瑞听闻后也很吃惊，对左右说：“又铮（徐树铮的字）闯祸了！”
众所周知，徐树铮乃段之心腹。徐树铮闯了祸，段祺瑞不得不帮他擦屁股，于是一边给徐树铮发电报，责备他“违法乱纪”，一边向张作霖下命令，要求将扣留的军械运回北京。
张作霖哪里肯将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他复电说奉军本来就要兴兵对南方进行“讨伐”，正打算筹措军械呢，现在中央主动把枪械送来了，正好！
徐树铮则致电陆军总长段芝贵，说明此事与段祺瑞无关，并要他转告段祺瑞，说张作霖扣留这批军械，将用于编练入关的奉军，对主战派是有利的。
后来有一天，徐树铮和曾毓隽都在段祺瑞那里，段祺瑞便又提起了这件事，认为徐树铮劫械是“教猱升木”。
“教猱升木”乃中国的一句古语。猱者，猴也，教猴子爬树。也就是教唆坏人干坏事的意思。段祺瑞话里有话，他认为徐树铮是以枪械为诱饵，引诱奉军入关，属于一种不道德的政治行为。
徐树铮马上说：“那么‘长江三督’之‘升木’（暗指主和）又是谁教的呢？”段祺瑞顿时语塞。
冯国璋得报后，固然心疼丢失的枪械，但与劫械案相比，奉军入关才是真正要他性命的大事。
徐树铮到沈阳本是秘密行动，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京城内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对徐树铮此番用意也是说法颇多，有说他要助张作霖复辟的，有说要助张作霖倒冯的。冯国璋听到后，急忙派人给徐树铮发电报，要他“回京息谣”。
徐树铮回了封电报，大意是：“一不复辟，二不倒冯。”
冯国璋再让段祺瑞召徐树铮回京。段祺瑞无法推辞，便照他的意思给徐树铮发了电报。徐树铮回电云：“国事日亟，匹夫有责，树铮只知有国家，他非所知，一时不等即回，异日当赴师门领责。”
1918年2月中下旬，奉军一部开进关内，分驻于秦皇岛等地。2月26日，冯国璋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奉军入关。会上，他质问段祺瑞：“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命，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祺瑞回答说不知道。
冯国璋又接着大声问道：“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做何勾结？”段祺瑞更难以作答。
冯国璋开这个会是想要段祺瑞叫张作霖撤兵，可奉军原本就是段祺瑞召来的，他本人即便不同意劫械，却也不反对奉军入关。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怎么叫张作霖撤兵呢？
退一步说，就算他老段出于引狼入室的顾虑，肯去跟张作霖说，事到如今，那张作霖也要愿意听啊！
奉军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关，其中有一支队伍甚至开到京津线上的廊坊，且人不解装，马不卸鞍，戒备森严。
京城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随之谣言四起，议论纷纷。冯国璋赶紧给张作霖直接发去电报，问对方用意何在。张作霖复电言称要“保护总统”。
冯国璋跟着就又发去一份电报，说政府既没有命令，北方也没有战事，我这个总统要你保护什么？他同时以边防重要为由，命令张作霖召还入关部队。
张作霖不再加以掩饰，他直言奉军入关，执行的是北京政府的“讨伐令”，部队一到南方战场，就会归曹锟、张怀芝节制。接着，徐树铮通电就任奉军副司令，并开始指挥关内奉军为前线的直鲁两军建造运输桥。
至此，奉军进关的秘密水落石出。国务总理王士珍一看主战派竟然摆出了这样的阵势，便再也无心给冯段之争当垫背了。他让国务院秘书长恽宝惠替他拟了一个请假的呈文，并且叫恽宝惠代他呈递。之后也不向冯国璋打招呼，便换上便衣，悄然挂冠而去。
恽宝惠原以为冯国璋会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惊诧，或至少在脸上露出各种复杂的表情。可是奇怪的是，当冯国璋看完王士珍的呈文后，却并未有任何诧异之色。只见他很自如地在呈文上批了几个字，意思是请假照准，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兼代。
等恽宝惠办好命令，送到钱能训的家里请他副署时，钱同样干脆得很，拿过命令就在后面写上了“钱能训”三个字。
在恽宝惠看来，这是冯派在主战派的猛烈打击之下，已毫无还手之力的一种表现。事实也正是如此，王士珍逃至天津后，即提出正式辞职，并写了一封信给冯段二位老友，发誓今后决不回京任职。紧接着，冯国璋又在段祺瑞等人的压力下，公布了“国会组织法”等条例，这就意味着一旦时机成熟，段祺瑞就可以通过新国会的选举登上总统的宝座，冯国璋连自己屁股下的那把交椅都岌岌可危了。
众望所归
面对着皖系在军事、政治上双管齐下，冯国璋所能做的除了服软还是服软。他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段祺瑞，邀其出来组阁，后来见段祺瑞一再婉言谢绝，又请徐世昌出面相劝。
段祺瑞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冯国璋并非真心希望他再次组阁，另外，他还听从了曹锟的建议，认为如果急于出山，可能会导致主和派的李纯“惊而致变”，从而影响前线部队的士气。
段祺瑞和主战派能够恢复主动地位，奉军自然立了首功。利用徐树铮送来的“大礼”，张作霖一共新编了六个混成旅，其中四个旅暂驻于关外，只有两个旅即刻开入关内。此时段祺瑞虽然只有一个参战督办的名义，但对国内部队的组建拥有核准权，奉军这六个混成旅最后也要到他那里备案。
张作霖的报告送上来以后，段祺瑞估计张作霖不愿意把所有新编部队都放入关内，就按照这一实际情况，在正式文件上批示将关外的四个旅划归张作霖指挥，关内的两个旅划归徐树铮指挥。
看到报告，徐树铮认为入关和归他指挥的奉军太少，起码应该关内关外一半对一半。由于文件已经段祺瑞批示，他不能怪自己的幕主，便把火发到了张作霖身上。
曾毓隽为息事宁人，就劝他说，何必计较一旅之得失，我代你筹措两百万元，给你补充一个旅的人马怎么样？
徐树铮依旧觉得不公平，认为被张作霖这个“胡子”狠狠宰了一刀。曾毓隽见状要做和事佬，便在天津宴请张作霖、徐树铮，杨宇霆也奉陪末座。
酒喝到一半，徐树铮忽然对张作霖说：“大哥你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可你不要逞强！我现在固然兵力单薄，不能打败你，然而如果实在不行，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带日本兵打你。”
徐树铮的一番话引得满座失色。张作霖的态度却非常冷静，他急忙举杯对徐树铮说：“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
曾毓隽作为东道主非常尴尬，第二天便告诉了段祺瑞。段祺瑞听了只是摇头：“又铮到处树敌，亦徒呼奈何？”
剑走偏锋向来就是徐树铮的风格，此举固然有得罪张作霖之虞，可是也把话说到了明处，而且恰恰暗合了张作霖的做事方式。之后张作霖把关外的那四个旅也全都派入了关内，其中两个旅用于江西，两个旅用于湖南，其余两个旅归参战督办处统辖。
奉军的全力加盟，使得北军在兵力使用上更加游刃有余。1918年3月18日，曹锟所部由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指挥，一举攻克岳州，南方联军沿粤汉铁路南逃。主战派由此声势大振，“长江三督”也不敢再唱反调了。第二天，曹锟领衔联合包括“长江三督”在内的十九省区的督军、都统致电段祺瑞，请其立即出山组阁。电文中称，在此“国家不幸，变乱迭生”的环境下，朝野上下“咸以声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指段祺瑞）莫属”。
同一天，北洋元老徐世昌告诫冯国璋：“非段复出，恐有兵变。”日本公使林权助连连会晤有关人士，催段复出，他还特地让人转告段祺瑞，要段拿出政治勇气，不要再推辞了。
就像曾在三造共和中展示过的那样，段祺瑞再次以众望所归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冯国璋却几乎成了和黎元洪一样的陪衬，以至于没有谁会把稳定局势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从接到联合电文那一刻起，冯国璋这个既倒霉又可怜的代大总统就已彻底认输。在再次敦请段祺瑞接受组阁大命时，他指天发誓愿与段祺瑞同生死、共患难，同时还自动承认了向院方完全交权的各项条件，就差没跪下来哀求了。
见此情景，段祺瑞方才答应出任内阁总理，不久又组成了由清一色皖系政客所组成的新内阁。
段祺瑞上台时，政府“财政困窘，朝不谋夕”，这也是王士珍要挂冠而去、冯国璋要再三再四地请段帮其收拾局面的原因之一，而要在短时间内缓解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段内阁所能采取的又只能是老办法，即向日本借款。
西原借款
“一战”期间，日本财政界为了制止金融混乱，调剂物价平衡，其首脑人物正极力鼓励向国外投资，以便减少国内筹码的过度集中。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实际就带有一定的投资放债性质。西原还曾经主张，所有对华借款均应由中日实业家先行协商妥定，然后再交双方外交部承认。
可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这种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上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日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它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烂账”。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寺内内阁乐于如此赔本赚吆喝似的不断借钱给中国政府，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要看到段祺瑞“有所作为”，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段内阁能够持之不懈地对南方用兵，以完成南北统一。在商定新一笔借款时，日方明确告诉段内阁，称此次借款是认定北京政府尚有统一能力，若北京政府不能戡平“粤乱”（指护法战争），则西南尚有“伪政府”（指护法军政府）存在，即使条件谈妥，借款也不能交付。
负责经办对日借款的“亲日派”曹汝霖曾提出一个观点：没有列强实力作为后盾，谁也不能统一中国。段祺瑞对这一观点是赞同的，他也认为，自己要完成南北统一，暂时不能不借助于日本的力量。
段内阁和寺内内阁尽管出发点大不相同，但在促成中国统一这一目标上，却能达成惊人的一致。段祺瑞因此主张“内政方针不能不随外交为转移”。他对皖督倪嗣冲表示：“粤乱不平，则政府无由存在，故无论如何困难，必先戡定粤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段祺瑞通令各省，称北军为“国军”，南军为“敌军”，不许再用南军、北军字样，同时要求“所有前敌将帅，仍当振励士气，迅赴事机”。已经回到北京的徐树铮也公开声称，此番不打到广州，决不罢休。
在组阁后的第四天，徐树铮与段祺瑞商定了新的用兵计划，准备乘攻占岳州的余威，以直军为主力肃清湘东的南军，同时抽调鲁军、浙军、赣军、奉军“援闽、攻粤、入川”。
1918年4月中旬，北军虽在湖南打了一些胜仗，但在湘东连续失利，不少师旅溃不成军，有的旅伤亡过半，有的师只剩下数百人。为挽救湘东失利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段祺瑞断然决定“南巡”。
这次“南巡”责任重大，不仅要振奋前线士气，还要对李纯等“长江三督”进行协调，而就在段祺瑞乘轮赴宁，即将与李纯会晤的途中，却差点因此遭遇不测。
昏招
当时段祺瑞乘坐的是“楚育舰”，一部分随员乘坐的是“楚材舰”。在行至汉口刘家庙附近时，适值招商局的“江宽号”客轮开来。“楚育舰”速度快，已经开过去了，“楚材舰”则与“江宽号”撞个正着，前者的船头碰着了后者的船腰，两船都几乎沉没。
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段祺瑞的义子罗凤阁曾被人收买，欲行刺段，后又中途悔悟并离开了段公馆。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原谅了他，他也重新到陆军部办公，这次随段南下，他正好就坐在“楚材舰”上。
发现兵舰可能要沉没，罗凤阁和一个姓杨的团长急忙坐上救生船，之后他拔出佩刀，要砍断救生船的缆索。可是没想到忙中出错，只砍了一边的缆索，救生船直吊起来，把罗、杨抛入江中，二人都因此被淹死了。
对义子死于非命，段祺瑞极为惋惜，难过伤心了好几天。不过这次“南巡”确实成果不小，除了暂时安抚住李纯等人外，段祺瑞还在汉口召集督军会议，对作战行动重新做出部署。
会议决定对广东、四川只预定作战方案，如果西南“再肆反抗”，才发动进攻。湖南则成为北军需要肃清的重点，曹锟、张怀芝、张敬尧被责成共同作战，以克复衡阳、衡山。
会议一结束，吴佩孚即率部沿铁路直趋长沙，南方联军望风披靡，纷纷向湘南撤退。随后，吴佩孚与张敬尧会师于长沙，张怀芝进入醴陵，包括奉军在内的其他部队也都相继开入了湖南。南方联军总司令谭浩明见势不妙，赶紧逃往广西桂林。南方联军自行瓦解，其中的粤、桂军各回本省，湘军则退集粤桂边境。
虽然在汉口会议上宣布要放弃“攻粤、入川”计划，但段祺瑞内心里其实并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因为只有“攻粤、入川”，才能最终完成他的统一设想。回京后，段祺瑞在向冯国璋详述南下经过时，仍强调：“北军应以攻粤为优先。”
接到攻湘胜利的消息，段祺瑞喜不自胜，他当即给曹锟发去急电，要曹锟转令吴佩孚继续追击湘军，直捣“两粤”（即两广）。按照这一电令，吴佩孚率部相继攻克衡阳、衡山，但随后却按兵不动，不再向南进攻。
事情还得先从吴佩孚的上司曹锟身上讲起。徐树铮引奉军入关，奉军首先进入的地域是直隶，而直隶又是曹锟的地盘，这就已经让曹锟感到了不安。接着冯国璋又暗地通知他，说段祺瑞、徐树铮要升他为两湖检阅使兼湖南督军，徐树铮自己则出任直隶督军。曹锟听后，认为段、徐是在对他施行明升暗降、调虎离山之计，于是慌忙从武汉跑回保定。等徐树铮闻讯赶到武汉向他做解释时，已经迟了一步，曹锟在当天上午就动身北上了。
徐树铮对此很不高兴，慨叹：“曹三（曹锟在家排行第三）目光短浅，放着大功（指在南北战争中建功）不就，真是坐失良机！”曹锟却仍对徐树铮那不知真假的“夺位之举”耿耿于怀，说：“这小子太损了，要把我这摊连锅端哪。”
曹锟是北洋督军中的第一号实力人物，又是主战派大将。他若有个风吹草动，将对主战派造成极大打击。段、徐只能做出让步，段祺瑞为此还请求总统府特授曹锟勋一位，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可是段祺瑞的这一笼络手段并未让曹锟感到满足，后者仍然一个劲儿地请辞和请假，这又反过来令段祺瑞和徐树铮感到对方有了异心。奉段祺瑞之命，徐树铮亲自到汉口劝阻曹锟不要辞职或请假，他同时在汉口做出新的部署，把南下奉军的两个旅编为一个支队开往前线，名为增援，听候曹锟的调遣，实际是对曹锟所部的行动进行监视。
正是由于不再信任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在给曹锟发急电，要求吴佩孚继续追击湘军的同时，又任命皖系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曹锟本身是直隶督军，他当然可以不在乎一个湖南督军，吴佩孚则不然。就实际情况而言，攻湘最卖力气、战功最大的是吴佩孚，张敬尧在湘东曾多次败给湘军，这个败军之将能够进入长沙只不过是借了吴佩孚的光。如果论功行赏，新任湘督应该是吴佩孚，而不是张敬尧。
看到湘督居然落到了他很看不起的张敬尧头上，吴佩孚极为愤慨，认为段祺瑞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为他卖命的走狗，常说：“做走狗，也不是这样做法！”段祺瑞催促他乘胜前进，直捣粤桂，他就偏偏置之不理，按兵不动。
另外，吴佩孚和冯国璋还有一段渊源。曹锟早在率部南征之前，就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师长。当时有人也想夺这一职位，便向总统府写匿名信控告吴佩孚。冯国璋先找人打听了一下吴佩孚的品行，然后就表示谁也不能撤吴佩孚，要坚决保住他的师长位置。
吴佩孚得知后自然对冯国璋感恩戴德，现在见段祺瑞这样“不辨贤愚”，就更增加了对冯国璋的好感。冯国璋主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于是吴佩孚也拥护冯国璋的主张，不但不再向南进攻，还与湘军往来接洽，商定南北两军各守原有阵地，互不侵犯。
发现湖南战场陷入停滞，段祺瑞马上明白自己出了昏招。他赶紧设法补救，派徐树铮赴湘南前线，对吴佩孚重点拉拢。孰料此举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曹锟闻讯后认为徐树铮是在收买自己的部下、拆自己的台，对此极为不满。在未经段祺瑞批准的情况下，他就又擅自跑到天津“养疴”去了，临走时还带走了司令部的全部人马。
至于吴佩孚，到底是个品行经过冯国璋考查的人。他毕生所坚持的军人品质之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背叛有恩于自己的上司，无论是冯国璋还是曹锟。徐树铮在他身上同样一无所获。
“买卖”
由直系带头，前线官兵厌战情绪高涨，北军将领们也纷纷开始出现懈怠情绪。曹锟前脚一走，山东督军张怀芝后脚就跟着溜之乎也，抛给段祺瑞的理由是“湘赣两省无须检阅”，他得“回鲁剿匪”。
见北军各部都在溜号，刚当上湘督的张敬尧不免心慌意乱，居然也发来电报，要求暂行停战，与南军议和。老段复电狠狠训斥了他一番，严令无中央命令，不许停战议和。
张敬尧是本系人马，段祺瑞可以对他进行训斥约束，不准其停战议和，但张部实力有限，难堪大任。除去自己的皖系，段祺瑞能依仗的便只有奉系了。段祺瑞、徐树铮打算在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总指挥部，将关内奉军全部投入湖南战场，继续对南军作战。
问题是奉军既不是他老段的，也不是小徐的，归根到底，它属于张作霖所有。在其他北军纷纷后退或作壁上观的情况下，张作霖又岂肯拿自己的资本去给皖系做赌注？
曹锟、张怀芝不听约束，奉军不为所用，眼看统一南北的梦想又将有化为泡影的可能，段祺瑞致电徐树铮，发出声声叹息：“此次顿挫，实出意外。”
在南北战争进行的同时，京城内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进入高潮，这就是新国会选举。
冯国璋自入京就任以来，其身份始终是代理大总统，而非正式总统。其间，段祺瑞成立了临时参议院，这一机构的成立，在为主战派“合法驱冯”提供便捷之路的同时，也让冯国璋看到了扶正成为正式大总统的机会。在段祺瑞辞职下台之后，冯国璋便密嘱手下帮其提早策划和准备。
冯幕人员对宪法、国会选举这一套缺乏研究，最后经人推荐，把财政总长王克敏叫到大总统府，让他负责经办这宗“买卖”。
王克敏起初听到让他办这件事很高兴，但回家后仔细一想，认为此事还得慎重。原因是冯国璋爱财吝啬是有名的，如果到时耍滑头，要他王克敏在财政部或银行先行借垫活动费用，那自己就亏大了。
王克敏拿定主意，只有冯国璋肯自掏腰包，才答应帮忙。于是他第二天就邀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同见冯国璋，并且一开口便提出此事需款两百万元。
冯国璋听后被吓了一大跳，过了一会儿才勉强说道：“现有南京汇来的利息四十万元，先拿去用吧。”
冯国璋一边把四十万元的支票亲手交到王克敏手里，一边郑重地对他说道：“此事须办得有把握。”
经费被缩水到了两折，还要办得有把握，王克敏真是无语了，同时也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他迅速把支票移交给宪法研究会，让研究会负责打理，之后便向冯幕人员声明：“只此一次，下次不管！”
研究会具体打理的人系山西商人出身，凡事都要精打细算，又得知经费是总统从自己腰包里抠出来的，更加不敢怠慢。他把四十万元分派给各省在京的旧国会议员，让这些人回籍“办理”选举——每人发给交际费及路费两千元，以能当选为限，若不能当选，原款还得退回。
此时旧国会已被解散了将近一年，议员们潦倒京城，经济上都十分拮据。听到这一办法后，许多人都不愿回籍“办理”，怕万一冯国璋不能当选，会还不起这笔债务。
冯国璋虽花了代价，做了准备，但他对新国会选举显然缺乏信心，所以才视“国会组织法”等条例的出台为威胁。事实上，冯国璋运作政治的水平和技能，确实不能与段祺瑞、徐树铮相提并论，宪法研究会也绝非安福系的对手。
安福系的称谓始于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当时徐树铮让同样出自段派的王揖唐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租了一座较为宽大的四合院，作为亲段议员经常聚会之所，名为梁宅。
聚会梁宅的议员既无组织，亦无领导，只是大家在夜间无事的时候，随便在里面坐坐。当时人也不多，或三五人，或十余人，彼此闲谈。闲谈的内容虽然有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没有任何会议形式，仅仅是同人之间交换政见、联络感情而已。
后来知道梁宅的人日渐增多，便添设了娱乐设施，像棋类、麻将牌什么的、应有尽有。这样，梁宅又兼有俱乐部的性质。
大势已去
梁宅真正热闹起来，是在临时参议院将要结束之时。因为大家都知道，“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必将公布，有关未来新国会选举的事情已成为中心话题。
这时徐树铮计划帮助段祺瑞成立政党，以便在新国会选举中取得优势。他让曾组织过政党的王揖唐负责筹划。王揖唐就在一次聚会中提出，将来要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就必须成立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方好号召。
民初因党争激烈，政党二字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大家都觉得取名某某党派不妥，但“梁宅”又是叫熟了的名称，好像也不太合适。于是有人提议说，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字不仅脱俗别致，还含有吉祥之意，不如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
与会者一致同意，梁宅就此摇身一变，成了安福俱乐部，也即后来轰动一时的安福系。
安福系在本质上与政党也有很大区别，它既无党纲，又无政策，说到底仍相当于一个议员招待所，只是大家每月都固定接受着徐树铮、王揖唐的津贴和招待。最早安福系的列名议员也很少，不过数十人而已，但这数十名议员各省皆有，新国会选举一开始，他们就各回本省，代表安福系“经营”选举。
与第一届国会相比，新国会选举有了很大不同。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不久，政治势力和金钱对选举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还不是太大。当时能够操纵选举的，也主要是省议会和县议会，选出来的议员一般都是当地士绅或有名望人士。
到新国会选举时，政治势力和金钱已经完全渗入选举之中。冯国璋紧紧巴巴掏出来的那四十万元根本就不够用，段祺瑞花在竞选上的钱只多不少，不过这些都没有要他本人操心，交通系和徐树铮早早就把经费都筹措好了。
此外，对选举的操纵力量，也从地方上升到了中央。冯国璋及其幕僚直到选举开始都搞不清如何运作，只知道把钱扔给宪法研究会，而宪法研究会也是把经费分配出去就算了事。安福系则不是这样，徐树铮、王揖唐全都如临大敌，直接在中央坐镇指挥，徐树铮还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指挥地方长官对选举进行干预。
在具体选举方法上，安福系采取的是“分区包办”法。比如山东省被划分为四个选区，每个选区发给选举费一万五千元，由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民国时隶属于省长的地方官员），按徐树铮所圈定的名单“选举”。在湖南，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督阵，将大量伪票投入票箱，使得原定候选人全部“当选”。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容易操纵。黑龙江即为一例，该省分两个选区，分别为龙江道选区和绥兰道选区。担任绥兰道选区监督的道尹是与直系有关的人，这就对安福系操纵选举造成了很大障碍。徐树铮采取的办法是，在选举前夕便以国务院名义，调该道尹进京咨询。在其离开黑龙江省期间，另择听话的人代理职务。
其实，如果撇开其中过多的弄虚作假及舞弊成分，安福系的竞选不可谓不认真，其认真程度甚至与西方社会的那些竞选班子有一拼。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宪法研究会等班子简直如同渣渣一般——黑龙江省的选举结果出来了，二十多员议员，被安福系全锅端！
黑龙江省一省如此，其他省份亦大同小异，即便在冯国璋的老巢江苏，安福系亦大获全胜。
宪法研究会败北，冯国璋的那四十万支票也没能要回来，这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临终时还对自己的长子说：“王克敏这小子骗去了我四十万元……”
新国会尚未组成，冯国璋已知大势已去，便一再向外界宣布自己不再参加总统竞选。
这时段祺瑞也正在考虑总统的人选问题。皖系内部已经有人主张举段为总统，他们的理由是本系在选举中费尽气力，自然就应该选举自己的首领当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最好还是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就当时的情势来说，段祺瑞只要参加总统竞选，就一定能选上。可是他考虑到，北洋系已分裂为直皖两系，冯国璋身为直系首领，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导致直奉两系的分化趋势更为严重。
在皖系内部，也有人推举徐世昌为总统。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与皖直两系都有渊源，以徐代冯，无人可以反对，直系也能够接受。段祺瑞本人决定采纳这一意见。
考虑成熟后，段祺瑞就登门拜访冯国璋，这也是他再次组阁以来第一次拜访总统。冯国璋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段祺瑞摊牌之后，他马上表示愿将总统让给徐世昌。
段祺瑞又对他说：“四哥愿屈尊退当副总统，芝泉亦无异议。”
中国人向来都习惯了能上不能下，“退当副总统”哪里是“四哥”能够接受的。冯国璋摆了摆手，说：“算啦，我已决定息影林泉。”接着他又带着疑惑的神情问段祺瑞：“芝泉你呢？”
冯国璋显然对段祺瑞是否留任总理的事非常关心。段祺瑞知道，如果冯国璋选择彻底离开政坛，则他的总理也不能再当了，否则难以平息冯国璋及其直系的怨愤。于是他连忙说：“芝泉亦不当总理。”
此语一出，二人相视而笑。
重新摆一副棋局
段祺瑞以为自己不当总理，与冯相约共同下野，就可以对冯有个交代，但他想错了，对冯而言，失去总统宝座的“创伤”岂是这么容易就可以抚平的？
段祺瑞走后，冯国璋恨恨地对身边的亲信说：“国璋在北洋军政界混了几十载，倘竟使老段得志，真是枉活一世！”
冯国璋要反击、要报复，竞选场上做不到的，他得从别的地方再找补回来。老段对什么念念不忘？毫无疑问还是南北统一，是主战政策。既然如此，那他冯国璋就要继续推动主和，让老段不能“得志”，而这正是他和直系的优势所在。
当初冯国璋被迫下达“讨伐令”，但冯玉祥一个武穴通电，便让段祺瑞及其主战派陷入了困境。这一事件的直接幕后策划者是李纯，跑到冯玉祥那里指使他发通电的则是陆建章，冯国璋就是要用陆建章来重新摆一副棋局。
陆建章在清末时在段祺瑞手下任协统，由于他脾气傲上，和段祺瑞常闹意见。有一次二人又发生冲突，段祺瑞气愤之余，罚他下跪，陆建章受此屈辱，一怒而辞去了协统之职。
到了袁世凯执政时期，陆建章着实红过一阵，并曾作为袁的心腹出任陕西将军。不久，护国战争爆发，陆建章被逐出陕西，从此失意于政坛。等到段祺瑞掌权，陆建章不甘寂寞，欲顺着段祺瑞这架梯子图谋复出，可是段祺瑞对他印象不好，也没给他机会，这让陆建章非常不满，便常仗着老北洋人的资格，倚老卖老地大骂段祺瑞。
冯国璋与段祺瑞，一个主和，一个主战，府院双方明争暗斗。陆建章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拥冯反段的行列，开始南下北上地为主和派穿针引线。
冯玉祥原为陆建章的部下，陆建章对其极为器重，不仅将冯玉祥从营长一路提拔到旅长，还将自己太太的侄女许配给冯，与冯结成了姻亲。因为这层关系，陆建章特地跑到湖北，鼓动冯玉祥发出武穴通电，从而打响了反段主和的第一炮。
离开武穴后，陆建章潜往南京，住在其子陆承武的家里，与主和派首领之一、江苏督军李纯秘密往来。李纯送给他十万元，派他到上海活动，以反对北京政府对南方用兵为名，与孙中山派来的南方代表进行接触和联络。
这么一圈跑下来，陆建章已是名声在外，直皖两系都对他不敢小觑。获知督军团即将在天津举行会议，冯国璋便暗中授意陆承武把他父亲从上海请到天津，准备让这位主和派的“运动专家”说服各方，使得督军团会议全面有利于主和，从而给老段一个下马威。
陆建章由沪回津本是一次秘密行动，但民国新闻自由，记者无孔不入。他刚在天津码头下船，就被记者发现了，第二天陆建章到天津的消息已经刊登在报纸上。
当时奉军司令部就设在天津的河北造币厂内。徐树铮的副官长首先看到这一消息，急忙向任奉军副司令的徐树铮报告。徐树铮一听就知道了陆建章所为何来，遂让副官长与陆建章联系一下，说想约对方谈谈。
副官长遵命给陆建章打了电话。陆建章还以为徐树铮不知道自己来津的目的，而且他也想见一见徐树铮，借以观察段派动静，便反过来约请徐树铮到自己的住所来晤谈。
徐树铮听后答复说，因为公务特别忙，无暇分身，只好请“老伯”到云贵会馆一聚。云贵会馆是奉军司令部在津办事处所在地，陆建章的儿媳就劝公公不要前往，免生意外。
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与徐树铮是士官学校的同学，陆建章的这个儿媳也就是陆承武的太太，与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此前，由陆承武介绍，陆建章已与徐树铮见过多次，每次见面，徐树铮都是一口一个“老伯”，以晚辈自居，态度很是恭敬。
另一方面，徐树铮虽然已跻身武将之列，可是平时给人的印象都是文质彬彬，一副儒雅气度。这些都让陆建章觉得，尽管双方政见不同，但徐树铮这个“晚辈儒将”还不至于会拿他这个“老伯”怎么样，儿媳妇的担心纯属多虑。
真小人
这天上午9点，陆建章依约前往云贵会馆。他出门时意态悠闲，行若无事，身边仅带有随从一人。二人起先套的是马车，马车行至一座桥头，站岗警察一看陆建章身份不一般，急忙举手敬礼，谁知就在他一举手的瞬间，一股风将他的帽子吹落于马前。受了惊的马回身便跑，赶车人也约束不住，最后马一直跑到了陆建章的家门口才停下来。
按照旧时代的说法，这就跟大风吹断了军营旗杆一样，乃不祥之兆，可是已经答应徐树铮要赴约，总不可能因为一个听上去颇为荒唐的理由就取消约定，那岂不让知晓内情的人笑掉大牙？
陆建章从马车上下来后犹豫了一会儿，才让家人打电话给汽车行，把汽车叫来后重新坐车前往云贵会馆。
到云贵会馆门口时，早有保安队吹着接官号列队迎接，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也已亲自站在门口恭候。随即杨宇霆便将陆建章迎入客厅，随从则被安排到了传达室。
在客厅里，陆建章并没有见到徐树铮，他急忙问杨宇霆：“徐司令上哪儿去啦？”杨宇霆回答说徐树铮正在外面开会，很快就会回来，请他稍等片刻。
陆建章这才放下心。时近中午，杨宇霆陪着他吃了午饭。就在快吃完饭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喊“徐司令回来了”。
少顷，徐树铮直入饭厅。见到陆建章，依旧还像原来那样恭敬谦逊，先问“老伯安好”，再问“吃得合适吗”。
寒暄一番后，徐树铮让陆建章到后花园花厅内休息，说自己随后就来。陆建章以为花厅僻静，便于谈心，因此没有产生一点怀疑。
两个长袍马褂的人领着陆建章进后花园。进了后花园，陆建章却没有看到有什么厅屋，更不用说花厅了，这才知道大事不好。
领陆进花园的其中一人这时说道：“送大帅升天！”陆建章悔之莫及，不由哀叹了一声：“我不值得死在一个小孩子手中……”话音尚未落地，即被一枪毙命。
徐树铮诱杀陆建章，就跟策划劫械案一样，都是先斩后奏，段祺瑞事先完全不知情。当有人将徐树铮设计扣留陆建章的情况向他报告，并请求对陆建章从宽发落时，段祺瑞听了还很诧异，说：“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你赶紧回天津，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胡来。”
那人走了之后不久，徐树铮的副官长就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曾毓隽报告了陆建章被杀的消息。曾毓隽急忙转报段祺瑞，段祺瑞听闻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吧，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当成我还不知道这件事。”
当曾毓隽跑到总统府的时候，冯国璋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不等曾毓隽开口，他就先问道：“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
曾毓隽赶紧回答：“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该怎么办？”
冯国璋愤愤地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左右，一向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说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
徐树铮诱杀陆建章一案发生后，有两个人同时给外界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一个自然是徐树铮。他与陆建章的儿子儿媳皆为留日同学，彼此相处也很好，然而仅仅因为政争，竟然就六亲不认、先发制人。其下手之狠辣干脆与不计后果，实在令人侧目。
另一个则是冯玉祥。陆建章于他有知遇之恩，又是至亲，可是在诱杀案发生后，他不但绝口不提此案，表现得像一个没事人一样，而且还主动向段祺瑞和主战派示好，自告奋勇要前往福建打广东。
如果说在这幕大戏中徐树铮扮了一回真小人，那冯玉祥的角色无疑就是伪君子。事实上，他们后来的种种言行作为，也恰如其分地验证了人们对他们的这一印象。
徐树铮的做法在北洋系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连段芝贵都发出了“相煎何急”的感慨。段祺瑞也觉得徐树铮行事太过分，以至于说了好几个“该死”，然而事实已成，又不得不予以迁就。
徐树铮一干掉陆建章，就让人将事先草拟好的一份致国务院、陆军部的电报发了出来，同时，又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方枢打电话，要方枢拟就一道命令，革去陆建章的军职、勋位、勋章。
方枢只得照此办理，并在命令上照本宣科，写上“兹据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来营煽惑，当场拿获枪决”等词句。
风向突变
虽然冯国璋已经声明怎么盖印都可以，但方枢拿来请他盖印的这道命令仍让他觉得难以容忍。他把眼光停留在命令上有两三分钟，似乎在凝神注视，但同时又像在思索着什么，之后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
冯国璋一面用手指着命令，一面转过脸对方枢说：“陆朗斋（陆建章的字）就是有一百个该死，徐树铮也不是能够枪毙他的人，况且徐树铮这个副司令，到底是谁给的他？所以我认为这个命令可以不下，你们再斟酌斟酌吧！”
在冯国璋说这些话时，方枢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冯国璋说完之后，他仍然一言不发，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大概觉得像这样的僵局就算再坚持个八分钟十分钟，也不会再有什么好结果，冯国璋就随手把“陆令”放到一边，接着再看其他还没有看过的命令。最后，他把所有命令全部看完了，已从国务院回到总统府的恽宝惠也全部盖好了印，并且一件一件递还给了方枢。
就在这时，冯国璋又把“陆令”重新拿在手上，翻过来倒过去地足足看了三四遍。说是在看，其实倒不如说是还在思索什么，终于，他似乎下定了“由你们去造吧”的决心，带着极不满意的表情将“陆令”往恽宝惠面前一推，意思是可以盖印了。
等恽宝惠把印盖好，交还给方枢时，方枢仍是一言不发地收拾着所有命令。完了，他向冯国璋鞠一躬，便退出了春耦斋。
方枢走后，冯国璋才愤愤地对恽宝惠说：“你看，这有多么荒唐！徐树铮这么胡闹，难道芝泉（段祺瑞）就一点儿也不管吗？”
从劫械案到诱杀案，段祺瑞对徐树铮确实一路纵容下来。这固然是因为小徐在他心目中独一无二，即便闯下天大的祸，也愿意替对方背下黑锅，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徐树铮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归根结底还是为他老段着想。
如同劫械案后改变了主和派的被动局面一样，诱杀案也使得随后召开的天津督军会议风向突变。本来与会者已倾向于主和，只要陆建章再放一把火，就足以让会场变成主和派的专场表演。可是陆建章的人头落地，把好些人都给吓坏了。
陆建章是袁世凯武卫右军（即小站练兵的基本部队）的老人，曾经做过陕西督军，生前虽已无实权，但还是上将衔的陆军中将。可是说杀就杀了，死后还要革去军职、勋位、勋章。主和还是主战，不就是张嘴表个态吗，多大的事啊，犯得着触这个霉头？
连冯玉祥都做了缩头乌龟，更没有谁愿意逆势而动。于是会议基调立刻由主和转向主战，众人不仅一致同意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还一致赞同继续对南方用兵，这里面既包括原来的主战大将张作霖、倪嗣冲，也加入了曹锟、张怀芝。
要继续南征得有人领衔挂帅。几个重量级的人物，张作霖、倪嗣冲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地盘南下，曹锟指盼着当副总统，也不肯走，只有张怀芝因为在回到山东时，督军位置已被别人抢走，所以乐于向南找地盘。
1918年6月20日，北京政府连发数道命令，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一周后，段祺瑞下令湘南、湘东各部队开始总攻，恍惚间，他似乎又看到了南北统一的希望。
可是事与愿违，张怀芝在北洋系中资格虽老，却实在不是一个惯于征战的良将。相比之下，吴佩孚在军事上颇有韬略，且已成为北军中的第一号杀手，然而他又偏偏不买段祺瑞的账。
为了使吴佩孚能够为己所用，老段可谓想尽了办法，使尽了招数。发动总攻之前，他以总理和北洋元老的身份，破例屈尊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吴佩孚表示慰问，接着又授予吴佩孚“孚威将军”的称号。
“将军”本身是个代表荣誉的虚衔，一般情况下只有督军一级的人物下台后才能被授予。吴佩孚仅仅是个师长，既未下台，又无督军资格，竟然能获得这样的头衔，民国创建以来从无此先例可循，由此足见段祺瑞对他的重视和拉拢。
问题是，吴佩孚虽为北洋新秀，但在自命不凡、刚愎自用方面，却与段祺瑞这个老前辈绝对有一拼，更主要的是他只效忠于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待他再好、恩宠再多，也休想让他改换门庭。
7月3日，吴佩孚公然派代表参加衡阳各界人士召开的罢兵息战大会。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也在湖南常德宣布停战，整个湖南战局由此急剧动摇。
反手一巴掌
面对这一情况，段祺瑞急忙授意再次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会上督军们在口头上仍坚持要南征，当谈到谁来当前锋时，大家都公推奉军。与会的张作霖一听，马上表示自己只愿当各军的预备队。
各军在前面耗实力，奉军在后面捡现成便宜。其他督军没有一个会犯傻到连这点小心眼都看不出，于是都不乐意了。
与会者吵吵闹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肯当先锋的人选。不过大家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就是向北京政府索要军饷。
督军团倒也不是完全在借机要挟政府，自古以来，打仗都不能没有军饷，这跟吃不上草料的马没法跑路是一个道理。于是段内阁又在钱的问题上动起了脑筋。
其实在段祺瑞重新组阁前后，北京政府可以说就是依靠着对日借款而维持下来的。即便这样，一旦遇到计划外的大笔开支，仍然不敷使用，比如这次天津会议，督军团一开口就是一千五百万元。为此，西原提出了一个以“币制借款”为准备金，在中国国内发行“金本位纸币”的设想。
当西原征求时任交通次长的叶恭绰的意见时，叶恭绰问他：“实行金本位，是不是需要铸造金币？”
西原回答：“不必，可以日本金圆做准备。”
叶恭绰认为这就是个问题，因为日本并不是一个产金国家，自己也缺乏生金，以日本金圆做准备并不可靠，同时从中国这一方面来说，“若不造金的硬币，那金纸币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接着他又向西原提了一堆“纯技术”问题：例如若以日本金圆做准备，国际比价怎样定法？中国金币和日本金圆的比价又怎样定法？
西原是政治幕僚，不是财政专家或经济学家、银行家，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
不过西原的设想还是得到了新交通系首领、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的赞同。曹汝霖遂向段祺瑞建议实行币制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成立币制局发行金币券（即西原所说的“金本位纸币”），数额为两亿四千万元，同时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
有了这两亿四千万元，段祺瑞自然就不愁给督军团发军饷了。他接受曹汝霖的建议，随后就让人拟制金币券发行条例，交冯国璋公布施行。
不料金币券条例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四国银行团的反对，四国银行团认为中国要搞币制改革必须事先征得它的同意，不能单独进行。日本迫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宣布对于“币制借款”暂时不做考虑，同时将西原撤回了国内。
因为夭折的“币制借款”，一直以来北京政府都在向日本秘密借款的事也被报界披露出来，一家通讯社还发表了“二万万亡国大借款”的消息。消息一出，顿时举国哗然，人们对于“二十一条”的遗恨被重新勾起，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对段内阁乃至段本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作霖这次参加天津督军团会议，无意中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从段祺瑞重新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奉军军饷550万元，但奉军只收到180万元。
少掉的那370万元到哪儿去啦？原来都被徐树铮拿去“经营”国会选举和编练“参战军”了。
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六个新编奉军旅有两个旅归参战督办处统辖，徐树铮把这两个旅的旅长位置都给了他的士官同学。有人便向张作霖告状，说徐树铮挖了奉军的部队，“徐、杨（杨宇霆）合谋，内外结成一气，并将部队挖去两个旅，而杨另有所图，乃大患也。”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虽然徐树铮曾送来一份“大礼”，可账算到最后，自己竟然吃了一个更大的暗亏。张作霖气得直跳脚，他先去段祺瑞面前告状，段祺瑞却很诧异地对他说：“他是副司令，你不在，当然由他行使职权。不然，何必设这么一个副司令呢？”
张作霖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又直接把徐树铮找来算账。以为真相败露后，对方会惊慌失措乃至讨饶，没料到徐树铮竟然也表现得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之感。
在徐树铮看来，自己对奉军和他老张算是不错了。奉军自入关之后，就不断地向他要饷，而他不得不为此到处张罗，最紧张的时候曾派人分赴江、浙筹款。可是饷项发了，奉军却又不积极作战。这使他感到奉军实际不起作用，反而成了一个只知要钱的包袱。
二人大吵一通，张作霖吼道：“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副司令了！”随后，张作霖将徐树铮、杨宇霆双双免职。六个新编旅除归参战督办处统辖的那两个外，全部收回。本来他还想向徐树铮索要少掉的那些军饷，经段祺瑞从中说情方才作罢。
就在后院火光遍地的当口，前线也出现了更加不令人省心的情况。1918年8月7日，吴佩孚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在电文中，他公开打出议和的旗号，痛斥皖系主战派的“武力统一”政策，指责其“耗资数千万、糜烂十数省”，“实亡国之政策也”。
“阳电”如同一篇讨段檄文，对段祺瑞的痛骂程度甚至超过了西南方面和“长江三督”。
8月21日，吴佩孚又联合冯玉祥等十五人通电全国，再次呼吁停战，并要求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颁布通体一国罢战之明令”。
对于吴佩孚等人的呼吁，冯国璋当然不便直接答复，但西南方面和“长江三督”都纷纷响应起来，对段内阁造成了极大压力。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电报战，段祺瑞起初保持沉默，想借助于调解，与吴佩孚达成谅解。尔后见对方的势头越来越猛，只好用老师和长辈的口吻发电斥责吴佩孚，说：“师长职位卑小，不应对时局妄发议论。”同时又退而及己：“尔从吾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
段祺瑞自称老师，吴佩孚却不想给这位“老师”留面子。他在复电中称，他之所以要通电主和，其实就是仿照了“我师”当年通电宣布共和的例子——都是您老教育我这么做的，您现在就别再自怨自艾了。
吴佩孚的反手一巴掌，直接就把段祺瑞的军事指挥权威给扇掉了。8月31日，段祺瑞被迫宣布暂停对南方用兵，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
在军事失败的同时，皖系在政治上却打了个大胜仗。在新组成的国会内，共有议员800多人，时称“八百罗汉”，其中安福系就占到230多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新国会第一大派系。管理安福系的王揖唐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如果说在旧国会里，国民党足以呼风唤雨，新国会则被烙上了很明显的段派印记，时人干脆称之为“安福国会”。
徐树铮虽然在“安福国会”中并没有位置，但却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北洋系中，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都属于具备政治眼光的元勋级人物，他们以下，不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骨干，就是北洋系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近亲繁殖”的北洋系官员，即使进过军事学堂的，说到底也只是一介武夫，不懂什么政治。他们之间虽然常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但多数仅出于意气之争，很少经过缜密的考虑。
徐树铮非“近亲繁殖”的北洋军人，所以他在北洋系中一直被称作“外来户”。他这个“外来户”自命文武兼资，除了军人身份外，同时也具有政治家的特质。在当时的北洋军人中，像他这样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和一套具体办法的，可以说绝无仅有。风头正劲的吴佩孚虽然也是秀才，且以文采自负，然而要讲起政治，却远不如徐树铮。
另一方面，徐树铮内心向以文人为尊，看不起一般粗野少文的武人同僚，唯对社会上公认的那些文坛名家推崇优礼。比如小说翻译家林纾就曾被徐树铮请到自己创办的成达中学担任教职。
因此之故，段派嫡系军人能够接近徐树铮，但和他并不亲近，倒是那些文人幕僚能够和徐树铮亲近。像曾毓隽、王揖唐、梁鸿志这些人，本身也都是一些自命不凡之人，然而对徐树铮都极为倾倒。他们尚且如此，国会中的一般议员就更不用说了。
毫不夸张地说，徐树铮就是安福系和“安福国会”中的天王巨星。很多议员想尽办法要接近徐树铮，哪怕从中得到一言半语也引以为荣。他们打听到徐树铮每个周六的晚上都要在家里举行会议，于是便纷纷在这天晚上拥进徐宅。
徐树铮有时需要在会上与段幕的其他幕僚们商议要政，不方便让这些议员参加，可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于是只好暗地里将例会由星期六改为星期二，并特地关照王揖唐，让他转告议员们：“没事不要瞎跑！”
接下来要搞总统选举。在段祺瑞放弃当总统的前提下，徐树铮同样把徐世昌作为心目中的新总统人选。
徐世昌在清末时中过进士，是袁世凯生前所说的“三个半翰林”中的一个。与少时就考中秀才的徐树铮一样，徐世昌是个“读书种子”，徐树铮对此老很是佩服，而他对徐树铮也很欣赏，常约徐树铮前去吟诗作文。二人一老一少，堪称惺惺相惜，时人称之为大徐、小徐。
徐世昌之前的政界职位是袁世凯时代的国务卿，后来再未当过一官半职，对于过一过总统瘾的诱惑很难拒绝。当段祺瑞派人征求其意见时，他立即表示可以勉为其难：“既然大家说非我不可，我也不妨卖卖老面子。”
不过徐世昌又向来自命清高，以淡漠于功名利禄的形象示人，所以他还有话在先：“倘若叫我出来奔走竞选，那种钻营觅缝的事我是不屑为的。”
听说老徐肯出来，只是尚有一些顾虑，小徐随后便去劝驾。他先说了一番“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类的话，接着把胸口一拍：“只要鞠老（徐世昌号鞠人或菊人）肯出山，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
为了帮助徐世昌竞选，徐树铮动用了安福系的全部资源。安福系的内部组织其实较为简单，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家商店，则徐树铮相当于商店老板，王揖唐相当于外柜掌柜。安福系的经费由徐树铮这个“商店老板”提供，但“外柜掌柜”无权随意开支，因为徐树铮又另外找人当了“内柜掌柜”，一切支出都必须经“内柜掌柜”核定。
在安福系列名的议员每月可得到一张三百元的支票津贴，支票上还盖有“任重致远”的图章。最早议员较少，后来新国会组成，列名议员急剧增加，一个月光议员津贴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些都需要徐树铮提供。
在被张作霖撤掉奉军副司令一职后，挪用奉军军饷已经不可能了，但徐树铮有新办法。随着段祺瑞组阁，他也复任陆军次长。当时各部队“吃空饷”之风盛行，徐树铮就派员到部队点名，按实有人数发饷，多余之款由陆军部截留，谓之“截旷”。陆军部每个月都有一笔为数甚巨的“截旷”，徐树铮也就每个月都从中取出款项，作为议员津贴。
王揖唐是段祺瑞的同乡，也是一个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在段幕之中，除了徐树铮，就数他的脾气最大。可是他在徐树铮面前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更别说贪污津贴了。
后来王揖唐被委任为南北和议代表，对安福系无法兼顾，有时就不能按时发放津贴。随之而来就有议员告发他克扣津贴，听到这个消息后，议员们全都群集于曾毓隽家中，嚷嚷着要讨一个说法。
徐树铮闻讯，急忙将发津贴以及竞选的具体事宜转付曾毓隽，此后安福系便由徐树铮、曾毓隽共同负责，议员也再未有过异议。
竞选过程非常繁杂，这也是老徐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毓隽每天吃完晚饭，只小睡片刻，就要驱车前往安福胡同。其间，人事纠纷，政局问题，纷至沓来，足以令曾毓隽应接不暇。
曾毓隽忙，徐树铮也不闲着，他尽管不管具体琐碎事务，可是大政方针全都需要他来拿主意、定调子。那些天里，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梁宅仍然是车马盈门，高朋满座，至午夜始散，乃是常事。
揖让一堂
安福系应该算是当时北方政坛最好的竞选班子了，但在听取“班子”的报告后，段祺瑞认为还不妥当，必须先向各省督军疏通好，才能确保没有阻力。
督军之中，比较成问题的是“两栖督军”曹锟。此君一向在冯国璋、段祺瑞，主战派、主和派之间摆来摆去，政治态度不太坚定。
可是曹锟也有个“小辫子”被徐树铮抓在手上，那就是想做副总统。徐树铮说：“曹三（曹锟）有什么了不起，许他个副总统，他就摇着尾巴跟我们走了。”
以前为了让曹锟投向主战派一方，徐树铮已经用过这一招，结果曹锟成了最激烈的主战派。如今故技复施，居然也一样有效，曹锟马上同意拥护徐世昌。
搞定了曹锟，段祺瑞仍唯恐有失。他亲自出马，以巡游长江为名，和各省督军挨个秘密交换意见。在全都得到满意答复后，他才放下心来。
1918年9月4日，“安福国会”举行总统选举，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新一届总统。
当选总统后，徐世昌还半真半假地一再表示退让。于是乎，各省督军捧场，议员竭诚拥戴，议会电催就职，真的呈现出了一幅“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画面。看到这一情景，徐世昌才应允就任总统职。
总统为国家元首，老徐竟然不费半点气力就唾手而得，可以说全赖段祺瑞、徐树铮之功。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一边为了“谢票”，忙着给议员们赠送亲笔所书的对联及签名照片；一边表示，他当大总统只能一次，下次大总统必须由芝泉（段祺瑞）来干。
10月10日，在新旧总统交接典礼上，冯国璋向徐世昌正式交出了权力。当天，段祺瑞遵守约定，辞去总理职务，并声明以后专任参战督办，不再过问国内的兵戎之事。
冯国璋虽然被形势所逼，只能跟段祺瑞共同演出一幕“揖让一堂”的剧目，但他内心其实既不甘心失去总统职位，同时对段祺瑞的相携退出也不完全领情。
典礼一结束，在新任大总统徐世昌的特别交代下，冯国璋仍得以坐着总统专用的汽车返回私宅。这时他对随同的幕僚们说了一句真心话：“这一回，咱们是栽给芝泉（段祺瑞）了。歇两天，将来再看咱们的！”
徐世昌上台后，为了安慰冯国璋，特准其仍节制北洋军的两个师。冯国璋后来又从家乡去北京，表面是处理两师争陆军部军饷事宜，实际是想联络直系，欲图东山再起。不过这次他倒没忘记到段公馆做客，并且跟老段打上四圈麻将。
以冯国璋不甘寂寞的心态，假以时日，未尝不能大显身手，再和段祺瑞上演新一轮府院之争。可惜的是他已力不从心，两个月后就因病在北京的私宅内去世了。
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赶赴冯宅吊唁。他到的时候，冯国璋还没有入殓，于是便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跟前，把盖在冯身上的“盖帘”掀了起来。
眼前的冯国璋已经不会言动，那一声亲亲热热的“四哥”更是显得无比遥远和陌生——
“四哥快来！”
“你们看，芝泉这个粗！芝泉这个粗！”
……
如果这段对话没有发生，或许兄弟俩就不会在残酷的政治场上将彼此伤害得遍体鳞伤了吧。
没有人知道段祺瑞那向来毫无表情的严肃面容背后，会不会也有几许酸楚和悔意。人们只看到，他在端详冯国璋的面容之后，便把“盖帘”放下，转身离开了。
后来，冯家收到了一副段祺瑞亲拟的挽联，挽词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
打仗第一名
在段祺瑞辞职下野前，他派出了一支部队远赴西伯利亚作战。
此时“一战”已进入尾声，但鉴于俄国爆发革命并与德国单独媾和，协约国方面仍认为东线战场有重新恢复的必要。由于英法两国本身都深陷于西线战场，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前往东线，于是它们便号召其他成员国尽量派遣军队前往远东，以对白俄军队进行支援，这一出兵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西伯利亚干涉”。
尽管赴欧华工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都奋勇当先，早已成为协约国作战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是一些协约国成员仍然心理上不平衡，认为中国参战较晚，牺牲和贡献较小，然而却同样可以参与战后的利益分配，属于“投机取巧捡了个大便宜”。
此次干涉行动发生于远东，自然不能继续让中国“白捡便宜”。英国驻华公使、日本驻华公使先后出面对中国外交部进行劝说：“中国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但并未出兵参战，恐在和会中难以取得与其他战胜国同样的条件。应出兵海参崴，会同协约国围攻俄国革命党，借以取得和会中有利地位。”
一方面是考虑以后在和会上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西伯利亚干涉”对协约国最终取胜所具有的意义，段祺瑞深感确有出兵的必要。可是如果让各省督军派兵吧，还在对德宣战之前，他们就都表现出了怕到欧洲打仗送命的态度，特别是非嫡系的直系、奉系，更别指望。一旦向他们提出派兵的要求，准是又要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拒绝或推迟出征，而在军饷方面照例还会狮子大开口。
求人不如求己。段祺瑞当时可以直接控制的北洋正规军不多，驻防南苑的陆军第九师为其中之一。他于是下令从第九师中抽出第三十三混成团，以该混成团为主组建中国陆军第一支队（以下简称中国支队），立即开赴海参崴作战，同时前往海参崴的还有包括“海容舰”在内的两艘军舰。
中国支队以第三十三混成团的三个步兵营为主，外加一个骑兵连、一个机关枪连和两个炮兵连等特种部队。组编完成后，官兵由支队司令、原第三十三混成团团长宋焕章率领，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哈尔滨进入俄境。
协约国派往西伯利亚的部队数量不一。英法以联合军的形式参与，在海参崴也不过只驻了一个营，另外配土耳其的一个旅供其指挥，才不至于显得过于寒酸。出兵最多的是日本，据说出动了七个师团，仅在伯利就有两个师团。相比之下，中国派出的兵力不算多，但也不是最少。
“西伯利亚干涉”期间，苏俄正忙于内战，无心和协约国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在远东对干涉军进行牵制的主要是苏俄游击队，当时称为“穷党”。
这些穿便衣持枪的“穷党”昼伏夜出，出没无常，而且几乎到处都是。与他们作战，各国干涉军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占有优势，但中国支队却表现优良，居然被评为“打仗第一名”。时隔一年，当第九师师长魏宗翰等人前往海参崴慰问官兵时，英法联军某上校司令还特地发表讲话，盛赞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并希望合作到底。
第九师系由袁世凯时期的模范团扩编而成，在北洋军中本就属于第一流精锐部队。中国人在近代总被老外欺负，为了能够在此次国外军事行动中不辱国格，陆军部又对中国支队进行了精心组编和训练，所以无论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都已是优中选优——装备在干涉军中被评列为第二名，军纪方面则高居榜首。
中国军队的军纪能保持得这么好，以至于连“穷党”都引为“好朋友”，除了支队官兵本身素质较高外，与后勤充足也有着莫大关联。
阴影
中国支队归陆军部直辖，出发前，所有官兵均由陆军部制发上中等黄呢子制服。在支队开拔的同时，陆军部即在长春设立总兵站，从沈阳、哈尔滨到支队司令部所在的俄境双城子，也均设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参崴慰问的一次，仅带去的慰问品就计有：在南苑宰杀的大黄牛两头、在北京城内所烙的约一万斤面的山东大锅饼、在上海买的美丽牌香烟和毛巾、在长春总兵站购买的两千斤白干酒等。所有这些慰问品，把一节铁闷罐车都装得满满的。
除了后勤充裕外，中国支队自进入俄境起，行动就很谨慎，不仅从上至下保持着良好军纪，不扰民不滋事，而且夜间也从不出动，只有白天才会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时免不了遇到“穷党”。“穷党”远远看到是中国军队，便会用俄语大声呼喊：“中国人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
中国兵听到后，立即从远处放一排枪过去，“穷党”也不还击，就全都躲开了。不管“穷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考虑，总之中国支队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把防务完成得很好，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协约国特别是投重兵于西线的欧美国家，对干涉行动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够重视。美军的装备最好，但是派来作战的士兵素质很差，一听到枪声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庄里去，以至于让美军获得了“打仗最差”的评价。日军大概是协约国中对“西伯利亚干涉”最为重视，也最花力气的，可同时也是投入产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亚气候寒冷，缺少青菜，作为亚洲人，对这种生活非常不习惯。日军又向来不重视后勤，士兵的待遇很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他们的军纪之坏在参战国中排第一。
“穷党”不打中国人，但对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军兵营常常遭到“穷党”夜袭，部队一营一连地被围攻缴械，损失很大。
中国支队主要负责分担海参崴以东铁路附近的防务，另抽出一个骑兵连到伯利归日军指挥。到伯利去的那个骑兵连遇到了和主力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即“穷党”只要望见中国国旗就会大喊：“我们是好朋友，谁也不能打谁。”
由于和日军一道行动，骑兵连很怕被“穷党”看成是日军，行军时都不愿和他们衔接在一起，总是或前或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蒙受的损失也不大。
中国支队和华工赴欧一样，都是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竭力争取国际地位的一种努力。与当地华侨接触时间一长，他们能切身感受到华侨们对故国那种希望和失望并存的复杂心境。
“威海卫华工营”的华工在法国见到过一个中国女子。这名中国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淀人，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掳到法国来的。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不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就连距离北京城十五里的海淀也未能幸免。她那一年才十八岁，家里开一家香烛店，结果香烛店被焚毁，一家人都被杀光了，只有她因被一名法国军官掳走而侥幸活了下来。
华工见到这名女子时，她还不到四十岁，独自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她有两子三女，因为“一战”爆发，两个儿子都参军上了战场，只有三个女儿陪伴在身边。母女四人见到中国人都分外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们，并借以打听国内的情况，尤其是她家乡海淀的情况。
有一次被问到法国人待她们怎样时，女子说，周围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们，只是一提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就显得不够尊重。为此，她感慨地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国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间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了解国际大事。这时“一战”已经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时称“巴黎和会”。她在法国的报纸上看到，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竟然在和会上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这句话让她备感伤心。
中国参加“一战”，乃至加入“西伯利亚干涉”，其原始动机都是要获得参与巴黎和会的机会，并在和会上争取失去的权益。如今该付出的付出了，也得到了参加和会的资格，可是克里孟梭的那句话却分明已经给中国的和会之旅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