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对来见他的任何客人，向来不迎接到楼门以外，这次得知梁启超来访，他竟然穿上马褂一直迎到院内梁坐的汽车旁边，并且握着梁的手连连说：“老弟，久违！久违！”
把梁启超让到小会客厅后，段祺瑞又让家人在午餐时预备正餐。段祺瑞留客人吃饭，一般只预备便饭，指明预备正餐，是暗示要加添燕窝鱼翅等海菜，以表示对客人的格外尊重。
这天梁、段从上午10点起，连续谈到下午3点多钟，梁启超才告辞而去。
谈话中，梁启超主要分析的还是德国为什么会输以及中国为什么要参战。
德国为什么会输——不错，德国军队确实部队精壮、武器优良，但同盟国和协约国战争的胜负，并不在于军队和武器的强弱优劣，而在于最后谁能在经济上撑得住。仗打了三年，德国的人力物力已经捉襟见肘，而英法等协约国却资源丰富，又有美国在后面帮忙，经济方面远胜于德。
中国为什么要参战——中国既已与德国断绝邦交，那就算是把德国给得罪了，如果迟迟不参战，德国一旦取胜，中国势必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反过来，英法若胜，因并未对德宣战，中国也不能被列为战胜国！
还得依赖实力
梁启超此次访段显然是有备而来，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做了精心研究和准备。在讲到中国因不能参战而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时，他痛心疾首：“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低落，将何以自存？况日本业已参战，到德国战败，则东邻虎视，列强环伺，中国的前途更不堪设想！”
由于外界阻力太大，段祺瑞对德宣战上的决心难免受到影响。与梁启超的这次长谈犹如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自此对德宣战的意志更为坚决，要黎元洪明令宣战的心情也更为迫切。
为了攻下黎元洪这座“堡垒”，段祺瑞特邀徐世昌、王士珍、梁启超等人同赴总统府，请黎元洪说明他反对参战的具体理由。
黎元洪当然不能说出我忌惮你老段之类的话，只能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对于舆论反对这一招，段祺瑞早有防备，要不然就不会把梁启超给邀来了。梁启超马上接过黎元洪的话茬儿：“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
黎元洪张口结舌，只得把目光转向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就是一个。”
王士珍的确不赞成，可这只是他和黎元洪私下的交流，万想不到黎元洪会当众把他推出来做挡箭牌。眼看已毫无躲闪余地，不得不闪烁其词：“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这次会谈又是各说各话、无果而终，不仅没有能够弥合黎段之间的分歧，还将府院双方推到了更加水火不容的地步。
除丁佛言外，黎幕尚有被段派称为“四凶”的“四大金刚”，包括哈汉章、蒋作宾等人。这些家伙每天不干别的，就是琢磨如何倒段，而且馊点子着实不少：哈汉章怂恿黎元洪联冯（冯国璋）倒段，蒋作宾更发密电给东北的张作霖，以事成之后许以更大权位为诱饵，要对方反段拥黎。
蒋作宾的密电被段祺瑞的幕僚、陆军次长傅良佐查获了，段祺瑞为免被动，只好立即派人去东北对张作霖进行拉拢。
黎幕固然杀气腾腾，可段幕也不是吃素的。徐树铮在是否参战问题上与黎元洪看法相同，但这并不妨得他准备利用参战问题逼迫黎元洪让步。因为从参战问题出发，可以预知黎元洪以后一定不会和段祺瑞好好合作，国务院的其他政策也不可能贯彻得下去，这是最令徐树铮忧虑和恼火的。
怎么逼迫？还得依赖实力。在这方面，徐树铮早已驾轻就熟。他离京奔走于各地，上海、南京、徐州……对各省督军煽风点火，穿针引线，鼓动他们到京城去参政议政。
徐树铮本来希望冯国璋能出来带个头，但冯国璋自上次来京调解后，已经弄清府院关系之复杂，知道总理、总统和国会这三方都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而且哪一边都得罪不起——冯与段同学同事多年，又是换帖兄弟，至少不能跟段唱对台戏；冯自己是副总统，只要说出任何不利于黎的话，就会令人误会有取黎自代的企图；国会更是惹不得，因为冯本人就是国会选举出来的副总统。
冯国璋对徐树铮说：“虽然大家捧我，有了这名义（指身兼副总统），我倒不好说话了，还是推张巡帅出来讲几句话吧。”
张巡帅也就是张勋，因其时任长江七省巡阅使，故有此称。他原先不是北洋嫡系，后来才依附于北洋，属于北洋中的杂牌。
北洋实力既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壮大，又以杂牌居多。张勋以徐州所属八县为中心，所部分布于苏皖各地区，共有步马炮各兵种六十营，共三万人。这在北洋杂牌中已经属于比较强的了，像安徽督军倪嗣冲就只有三十八营近两万人。
民初国内军队有南军北军之称，张勋作为北军杂牌之首，曾被推为北方十三省区大盟主，并三次在徐州召集北军军头开会，遂为各方面所特别重视。
在冯国璋推荐下，徐树铮又邀张勋出面。张勋召集幕僚商量，他的幕僚们认为段、黎“各挟私意以相争”，张勋去了只会被拿去当枪使。张勋听了这些话，便只派了一名代表赴京。
除冯国璋、张勋仅派代表外，其他督军都已同意入京。徐树铮这边一布置成熟，段祺瑞即宣布召集督军们到京讨论时局。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对外只说是讨论裁兵节饷问题。
定心丸
第一个到京的是安徽督军倪嗣冲。由于徐树铮在游说时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嘱咐倪嗣冲在参战问题上维持中立，所以倪嗣冲不仅发电维持中立，而且动身时又发表了反战讲话，说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后果云云。
倪嗣冲也不是北洋嫡系，对府院之争的内幕不太了解。到了京城后他还拎不清行情，以为总统比总理大，于是就先去拜见了黎元洪，同时还保举其侄儿和儿子分别晋升中将、少将。
黎元洪明知段祺瑞召集军事会议是要对他进行施压，心里已经很不痛快，又见倪嗣冲态度恭顺谦卑，当即便决定拿这个“软柿子”开刀立威。只见他沉下脸来，大声呵斥道：“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授官是总统的大权，你身为省长，有什么资格求官？”
倪嗣冲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慌忙退出了总统府。
接着倪嗣冲去谒见段祺瑞。段祺瑞对倪嗣冲的反战言论很是反感，一问才知道是他受了徐树铮的影响，本人其实笨笨的、傻傻的，除了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外，并无什么确定的政治主张。
针对倪嗣冲的心理，段祺瑞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明宣战不仅不需要派兵出国，而且还可以获得日本的借款、军械以及其他优待条件。
如倪嗣冲这等粗鲁少文的武人，你给他讲高大上的政治理论，他根本无法领会，但做某事只有大把好处而没有什么坏处，他立刻就能听懂。再加上黎元洪不给面子，相比之下，段祺瑞却和蔼可亲，于是倪嗣冲马上由反战派变成了最积极的主战派，他向外界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倪嗣冲遭遇相仿，他当即表示：“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其他陆续来京的督军在被段祺瑞逐一开导后，也都对宣战投了赞成票。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督军、督军代表共二十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督军团。
段祺瑞事先准备好了一张签名单，上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与会者一致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而后这张签名单便被送往了总统府。
段祺瑞业余爱打牌，每天晚饭后都要准时过上一把牌瘾。督军团进京，令段公馆的牌桌进入了史上最热闹的时代——督军们常聚在段公馆开会，开完会就来上几桌麻将。
倪嗣冲等人在北洋军中号称勇将，他们在战场上究竟勇不勇，段府家人也不知道，但亲眼所见，这些人在赌博场上倒真的都是以一当十，颇有英雄气概。那时候每天的输赢都有千八百块，光段公馆抽的“头钱”（即抽头）积累下来就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了。
督军们把赌博场上的英雄气概顺延到了“参政议政”上，连国务院的内阁会议他们也要参加。当时内阁成员因为辞职、请假、免职等各种原因，一共只剩下三人，可列席的督军和督军代表倒有二十多个，讨论议题时，三个阁员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
有督军团助力，参战案很快就在内阁会议上得以通过。会后，段祺瑞拿着这个方案请总统核准。因为在绝交案风波中，黎元洪已经答应不会反对内阁已经确定的方针，于是只得同意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
国会才是真正难办的。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但他们在国会中并不占多数，占多数的是国民党议员。
说起来，民初的议员老爷们与官僚相比较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食利方面还有过之。就国民党议员而言，他们对孙中山的崇拜，也仅止于崇拜孙的地位，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打算。也因此，当时的国民党议员中有所谓“南孙北张”和“大孙小孙”一类的名词。
“北张”指的是张继一派，该派直接就摆出要与孙中山分庭抗礼的架势。“小孙”指的是孙洪伊的“小孙派”，从在字面上看，这一派还谦虚一点，自称“小孙”，起码是要与孙中山分出大小，以示不敢并驾齐驱之意。
不管出自于“北张”还是“小孙”，这些所谓的国民党议员都只有一个“政见”，那就是拥黎反段。国会会议还没召开，他们已在其党派内做出决定，要“先倒段再议外交”。
孤家寡人
为了排除来自国会方面的障碍，段祺瑞亲自设宴宴请参众两院议员。次日，督军团也举行招待会，招待全体议员，以便为段祺瑞进行疏通。可是在随后的众议院秘密会议上，参战案还是没能通过。
众议院决定将参战案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这意味着通过的可能性已非常渺茫。段幕急了眼，傅良佐等人在未经段祺瑞同意的情况下，即抄袭袁世凯曾使用过的伎俩，组织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欲逼迫国会强行通过参战案。
不料此举适得其反，原本就对参战案持反对态度的议员们正好四散而去，参战案自然也无法顺利通过。
不但如此，段祺瑞还因此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批评。在政府内部，有前国民党背景的阁员也对段祺瑞产生不满，正在供职的几名阁员在一天之内都先后提出辞呈。
黎元洪对段祺瑞面临的窘境幸灾乐祸，他对总统府的人说：“阁员都没有了，看他段祺瑞怎么做光杆总理！”
按照惯例，阁员辞职，总统应进行挽留，可是黎元洪却一反常态，凡辞即准。只有外交总长伍廷芳的辞呈他留下不发，为的是准备在段祺瑞下台后、新内阁组成前，由伍廷芳做代理总理。
内阁变得空空荡荡，总理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祺瑞暂时引退，若在平时遇到这种事，段祺瑞不须别人说，自己就会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这时他考虑到辞职会使参战案功败垂成，所以显得犹豫不决。
最后经不住张国淦一再劝说，段祺瑞的态度有所动摇，便让秘书拟写辞呈。徐树铮一向就认为张国淦是个“蝙蝠派”，不像他那样死忠于段祺瑞。得知张国淦居然劝段祺瑞下台，他立即跑到张国淦家里，指责对方是受了府方的指使，要压迫段祺瑞辞职，还说：“将来北洋派瓦解，唯你是问！我能说服总理不辞，不许你再进言。”
当徐树铮接着赶到段公馆时，秘书正将拟好的辞呈送来交段祺瑞审阅。徐树铮把辞呈抢过来，撕得粉碎！
段祺瑞见状，也就暂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督军团不来京不知道，来了才知道国会的厉害。为了帮助段祺瑞渡过难关，他们再次设宴招待全体议员，一面强调段祺瑞对请愿团“事前毫无所知”，一面代段祺瑞向议员道歉。席间，督军们都放下封疆大吏的架子，向议员大献殷勤，甚至鞠躬作揖，请求能网开一面，放参战案过关。
议员们可没这么好打发。当众议院应段祺瑞的咨请，再次讨论参战案时，有国民党议员提出，内阁成员已多数辞职，光杆总理连国会会议都召集不起来，这样的咨文显然不合手续。他建议缓议此案，等内阁改组后再行讨论。
随着这一动议经表决得以通过，段祺瑞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在段祺瑞和督军团眼里，这国会简直太可恶了。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罚酒，督军团便出面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黎元洪以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作为回应。有人问他，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黎元洪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在接见督军团代表时，黎元洪还直言不讳地提出，解决时局的唯一途径是让段祺瑞辞职。他说：“我看政局形势搞得太僵。段芝老（段祺瑞）支撑大局，实在艰难，为什么不趁此机会休息休息，躲开冲突，再找一个机会东山再起呢？”
段祺瑞与国会的冲突已成为黎元洪予以反击的最佳利器，他在末了用仿佛局外人的口气再次声明：“现在国会与总理的关系如此恶劣，还是暂避为妙。”
段祺瑞被逼到了墙角边，处境十分艰难，但他知道，自己一旦主动辞职，对德宣战必将化为泡影。为此，他决定以退为进，先后派人或亲访徐世昌、王士珍，请对方出面组织新内阁，并说他本人愿意在新内阁中留任陆军总长。
徐、王均不愿来蹚浑水，一个表示决不接受组阁的任命，一个打躬作揖地“敬谢不敏”。
接着，段祺瑞一反常例，亲自到总统府找黎元洪恳谈，对他说：“我已经找过了徐菊老（徐世昌号菊人），找过了王聘卿（王士珍的字），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
段祺瑞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无非是希望黎元洪能够对他进行挽留。黎元洪虽然并没有如其所愿，但终于承认暂时还没有找到其他适当的总理人选。
我不干了
鉴于黎元洪和国会都把攻击他的重点放在内阁残破、无法负责这一点上，而且黎元洪的态度也似乎有了一些松动，段祺瑞又亲自提出了一份补充阁员的名单。
当张国淦携带着这份名单前去征求总统府征求意见时，黎元洪已经拟好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他问张国淦：“芝泉的光杆总理还能当下去吗？”
张国淦回答：“总理正打算补充阁员。”
黎元洪冷冷地说：“恐怕全是合肥人吧！”
如果名单真如黎元洪想象的那样，他将当场拒绝接收，然后公布免职令，但是看完名单，他才发现自己想错了。
对段祺瑞拟定的这份名单，其幕僚们曾建议用清一色的自己人来补充阁员，但段祺瑞本人没有接受。他所提出要补充的六名阁员，几乎没有一个属于段派，头三个更是黎元洪所喜爱的湖北同乡。
这是一份有意无意取悦于黎元洪的内阁班子，黎元洪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并留下了名单。
张国淦回去后汇报了与黎元洪见面的情形，段祺瑞感到事情有了转机，第二天亲赴总统府，欲与黎元洪讨论内阁的名单问题。不料黎元洪却对名单上的人指指点点，说这个不行，那个国会也通不过。
段祺瑞想不到黎元洪会突然变卦，犹如全身被浇了一盆冰水，他赶紧强调：“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不能完全按国会的意思去做。”
黎元洪的变卦来自于“四凶”的怂恿，后者认定段祺瑞是在用苦肉计兼缓兵计，为的是堵住黎元洪的嘴，他们建议幕主下定决心，对名单不予理睬。
黎元洪照此办理，他不仅当面称段祺瑞已完全失去国会的信任，还提出对方要对督军团“公然干涉制宪，闹得不成体统”负责。
二人不免又要说到对德宣战的事，黎元洪还是说国会不同意，不肯照办。双方越说越僵，段祺瑞拍着桌子和黎元洪大吵，随后愤怒异常地冲出了总统府。临走到客厅门口时，他突然用力一跺脚，回过头对黎元洪说：“我不干了！”
到了段公馆，当家人接过段祺瑞脱下的马褂时，发现他的鼻子已经向左边歪了两指多。段祺瑞虽然一生气就歪鼻子，但是歪得这么厉害，是空前的一次。随行副官也赶紧打“预防针”，叮嘱家人：“我们要小心伺候，别找倒霉。”
段祺瑞脾气上来宣称要撂乌纱帽的话，正中黎元洪的下怀。他的那些幕僚策士们更在他面前推波助澜，说别看老段表面上凶，其实色厉内荏，并没有什么实力，如果直接对他下达免职令，他必只好拂袖而去，如此则天下事不难大定矣。
当天下午，黎元洪即派人到国务院宣布三道总统命令，其中第一道就是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一职，由已递交辞呈，但尚未批复的原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
段祺瑞对黎元洪不留一点余地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慨。在决定依旧搬去天津居住之前，他通电全国，认为凡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共和国家，总统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生效，而黎元洪的三道命令都未经他副署。
段祺瑞在通电中还特地声明，如果黎元洪执意要这样做，“将来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
一会儿，段祺瑞叫来卫队营长杜奎，要求马上预备去天津的专车。杜奎带人到前门车站找站长要车，站长却说刚刚才接到总统府电话指示：“不经总统批准，任何人不得开行专车。”
杜奎不由分说，在强逼着站长备好专车后，即去向段祺瑞汇报。段祺瑞平常照例都要午睡，现在午睡也不睡了，就带着便衣卫队乘汽车直奔前门车站。
段祺瑞刚上专车，“舅老爷”吴光新也来相陪。一行人等了十余分钟，还不见专车开动。吴光新立即让人把站长叫来，问他：“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开车？出了事故你负得了责任吗？”站长回答：“刚才总统府曾来电指示，没有总统的命令，谁也不能擅自开专车走。”
吴光新为人骄傲自大，脾气古怪，平时就很难接近，听了站长的话后顿时暴跳如雷：“他（指总统府）是放屁，胡说八道，不开不行，赶快开车。”
杜奎马上掏出手枪，指着站长的胸前问道：“你开不开车？”
站长吓得脸都白了，一面大声喊快开车，一面对身边的站内职员说：“赶快打电话向总统府报告，专车不开不行。总理大怒之下，不开车就会枪毙我。专车已经开走了！”
连环计
府院之间的天地大冲撞，全都被身在徐州的张勋看在眼里。张勋自许为督军团盟主，虽然他只派了代表赴京，但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政局的发展。公民团事件发生后，见督军团在黎元洪和国会面前也表现得束手无策，他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渐渐成熟，便开始向一些督军及督军代表发来密函，邀其到徐州开会。
张勋是个复辟派，他在前清时当过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进入民国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人称“辫帅”。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张勋说：“我张勋的辫子等于我张勋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
张勋的军队也和他一样都留着辫子，号称“辫子军”。“辫子军”以剽悍著称，但军纪非常坏。当初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辫子军”攻入南京，张勋竟纵兵掳掠三日，其暴虐程度超过了土匪，犹如刚入关时烧杀抢掠的清朝军队。当时军队中流行着一首歌谣：“穷巡防，富陆军，吊儿郎当镇嵩军，奸淫抢掳找张勋。”
段祺瑞内心里非常看不起张勋这个怪物，即便在迫切需要外援的情况下，他最初仍希望由“四哥”而不是张勋来出面组织督军支持他的主张。
可是在曾毓隽持段祺瑞的亲笔信前往南京后，冯国璋一如既往地把皮球踢给了张勋，他对曾毓隽说：“我虽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坐督江苏，但江南的有些事，还是以徐州的张绍帅（张勋字绍轩）为首。他年资在我等之上，是我们的老大哥，遇事总要请他出来主持。这件事关系很大，应该与张绍帅商量。”
与上次徐树铮劝他入京不同的是，这次冯国璋知道段祺瑞境遇困难，不能光用两句闲话打发。除秘密通知在京的督军和督军代表到徐州开会外，他又当即挥笔写了一封致张勋的亲笔信，信上请张勋出面支持参战并使段祺瑞复职，同时强调这一条件如不能得到满足，即共同展开逐黎行动，他冯国璋虽不会亲自与会，但一切都会服从大哥（指张勋）安排。
冯国璋让自己的总参议胡嗣援作为代表，拿着这封信与曾毓隽同去徐州。张勋看了信假装客气，对胡嗣援等人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办得了？还得请副总统出来主持才好。”
其实这时由张勋召集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已经开幕。在他和冯国璋的共同相邀下，原在京的二十余名督军和督军代表齐聚徐州，与会者一致推举张勋为会议主席，张勋俨然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这令他十分受用。
督军团到徐州的第二天，即收到段幕靳云鹏、傅良佐发来的电报，得知段祺瑞已被黎元洪下令免职，并且段祺瑞通电否认此命令有效。
会场内外顿时掀起一股倒黎拥段的热浪。安徽督军倪嗣冲第一个暴跳如雷，对黎元洪破口大骂，其他人也都群情激愤。
并不是所有督军都像倪嗣冲那样真心拥段，他们有的推崇徐世昌，有的认可王士珍，但总之一句话，他们所拥护之人都得是老北洋这个圈子里的。在他们眼中，黎元洪属于外人，现在外人把自己人给免掉了，分明就是要对整个北洋发起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量下来，众人一致推举张勋出来推倒黎元洪，另请冯国璋出来当总统，并恢复段祺瑞的总理之位。张勋当天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他的秘书长万绳栻。万绳栻以张勋的原话作为答复：“你们的主张我是无法办到的，因为师出必须有名。”
张勋还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妥妥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把大政奉还给今上”。
在前三次徐州会议中，张勋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复辟进行过暗示，但都没有说得这么直白，此次会议才终于正式涉及了清室复辟问题。
一听说要以保清室复位为条件，与会者面面相觑，都觉得不能贸然答应。在出席徐州会议的诸人中，有一个人虽非督军或督军代表，但却分外瞩目。此人就是徐树铮，他以段祺瑞代表的身份与会，察觉出张勋真正感兴趣的是复辟，众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松口，徐州会议将不会有任何结果。
徐树铮很快酝酿了一个连环计，即对复辟不再明确表示反对，引诱张勋放胆进行，以便假张勋之手驱走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再拥护共和、打倒张勋，恢复段祺瑞政权。
后来他对人如此阐述自己的用意：“张勋是复辟脑袋，先他去做，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被火炉炙烤的滋味
当天会议结束，张勋设宴招待督军团，但由于对督军团是否能接受他的复辟主张仍心中无底，所以仍未亲自参加宴会，而由他的义子、定武军（因张勋曾被袁世凯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他的“辫子军”也称定武军）总司令官张文生代为主持。
张文生因为劝酒、闹酒，喝得多了一点，便昏睡在大客厅角落里的一个沙发上。过了不大一会儿，他的酒醒了，只听有人在低声谈论，睁眼一看，原来是徐树铮在和倪嗣冲等人商量着什么。怕对方发觉，张文生赶紧又闭上眼睛，装作酒醉未醒的样子。
这时谈话已接近尾声，只听有人（系徐树铮）这样说：“他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再想别的法子。”
徐树铮的话立刻得到响应：“走！咱去找他当面谈谈。”
再往下听，就听不太清楚了，一干人一边小声说着一边走出了大厅。
张文生沉不住气了，恨不得把偷听到的话赶紧全都告诉张勋。可是当他跑到张勋的房间里时，却发现徐树铮等人已经围着张勋开起了会，而且大家正谈得起劲，他根本就插不上嘴，更无法单独告密。
见到张勋时，徐树铮用以打动他的第一句话是：“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
张勋知道徐树铮是段祺瑞幕中第一红人，徐树铮这么一说，他就认为段祺瑞不会反对复辟了。
倪嗣冲等人听从徐树铮的连环计，也都随声附和，说自己赞成复辟。
张勋喜出望外：“既然大家无异议，那就再好不过了。”怕众人反悔，他又连忙提议道：“不过这件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须坚定不移。”
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张勋当即让副官到后宅去找块黄缎子来签名。副官没找到，可巧张勋的二太太有一块黄缎子，原来准备盖上大印给少爷压邪祟用，于是便临时拿到了前面。
在场的人在黄缎子上一一签字，万绳栻还在上面写了个缘起。签字完毕，张勋把黄缎子交给万绳栻负责保管，接着便和众人讨论起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
徐州会议结束后，倪嗣冲率先在蚌埠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其通电电稿即出自徐树铮手笔。接着其他各省督军也纷纷响应倪嗣冲的通电，宣布本省独立。
各独立省份的主要目标是对准国会，他们一面派代表到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一面在津浦铁路沿线扣留火车，往天津运兵，以期造成即将发动武装政变的紧张局势。
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之前，处境艰难的是段祺瑞，他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但罢免段之后，他反而尝到了被火炉炙烤的滋味。
除督军团外部施压外，北京政坛内部也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政府几乎无人负责，就连国会也因拥段的研究系议员出走而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为稳定政局、笼络北洋系军心，黎元洪又打算起用徐世昌或王士珍为总理，但徐、王均坚辞不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得退而求其次，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
李经羲是前清遗老，其声望和能力与总理的职务并不相称，外界都认为他的上位是个大冷门。黎元洪及其幕僚之所以推重此人，是因为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安徽合肥人，而且多少也曾是个北洋官僚，他们就想用“以合肥人制合肥人，以北洋派制北洋派”的办法来稳定政局。
可是眼见政局动荡，李经羲也不敢来京就职。黎元洪焦头烂额，被迫向独立各省发出“告哀电”，声明他是为段祺瑞着想，才“暂予免官，俾其养望”，而免段令的副署也有先例可循，不可径指为违法。
督军团对“告哀电”的态度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倪嗣冲在天津谒见段祺瑞时道：“黎宋卿（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径行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是合法的吗？”
说到得意处，倪嗣冲又挖起了黎元洪的老底：“辛亥武昌之变，黎宋卿听到枪声吓得钻了床底。后来不过是因缘际会，依人成事，可是却觍居高位，优柔寡断，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还有谁来拥戴他呢？”
如今的倪督军早就由刚刚进京时不知投靠谁的杂牌军头，一跃成为坚决支持段祺瑞的铁粉。段祺瑞对此当然很高兴，说到对黎元洪的评价，他也就一句话：“国事方艰，庸才足以误国。”
就在黎元洪不知如何是好时，在天津不敢就任的李经羲给他献了一计。
救命稻草
按照督军团在徐州会议期间定下的策略，张勋没有随众宣布独立。此时的张勋与黎元洪若即若离，加上被外界视为督军团盟主，遂有举足轻重之势。正好李经羲与张勋的私人关系又比较密切，于是就劝黎元洪电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各省独立和“兵谏”起自徐州会议之后，作为徐州会议召集人的张勋如果能够出面调停，不但能够劝服督军团，而且足以加强新内阁的地位。
由于张勋一直主张清室复辟，而德国皇室对复辟派表示过支持，所以张勋在对德宣战上一直不太积极，这一度让黎元洪认为张勋站在自己一边，可以进行拉拢。不过张勋毕竟不是冯国璋，在不知其真实态度的情况下，黎元洪对于要不要召此人进京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总统府秘书郭同和张勋是同乡，而且二人过去还有点交情，他自告奋勇，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张勋襄助黎元洪。
得到黎元洪的同意后，郭同秘密前往徐州。张勋正在家里等鱼儿上钩，不仅予以盛情款待，而且对郭同说：“我有三总不做，一不做总统，二不做总理，三不做总长。黎总统是忠厚长者，如果有难言之隐，张某不吝为之声援。”
郭同闻之大喜，返京后力言张勋可用。接着，张勋也致电北京，表示拥护总统，担任调停人。
恰如溺水之人捞到了救命稻草，黎元洪忙让代理总理伍廷芳给张勋发电报，令其“迅速来京，以备咨询”。第二天，他又以国务院名义发电，要张勋来京“共商国是”，以便“匡济时艰，挽回大局”。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应黎元洪之命调停说和为由，率步马炮共十营“辫子军”启程北上。
张勋的总司令官张文生对此行顾虑重重，他虽然没有能够偷听到“连环计”的全部内容，但仍认定徐树铮和督军团诸人布置了一个圈套，一旦张勋到北京后真的保清废帝溥仪复位，一准儿会上他们的圈套。
他知道如果直接劝阻张勋进京，对方不可能听得进去，张文生便从外地调来一名叫苏锡麟的统领，安排他带兵随张勋出发。
张勋的大太太曹琴常住天津，除有重大事情外一般不去徐州。临行之前，张文生便嘱咐苏锡麟，让他一到天津，就把这些顾虑转告给曹夫人，要曹夫人劝张勋，“什么都可以办，只有保皇上复位这件事办不得，一办就糟糕，准得上当，又不得好。”
张文生仍怕不保险，又对苏锡麟说：“必要时，你还可以向大帅（张勋）把我的话说明白，千万不要让大帅上这个当，将来是无法收拾的。”
张勋一行从徐州出发后，先到天津。苏锡麟找了个机会，把张文生要他转告的那些话告诉了曹夫人。曹夫人当时听了也很重视，马上就对张勋说了，可是张勋复辟之心已定，且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哪里能够接受劝阻？
就段祺瑞的处境来说，他不仅已经在野，而且舆论上也正处于下风，督军团尤其是张勋的支持无疑意味着雪中送炭，但他绝对不赞成张勋复辟。
还在第四次徐州会议期间，他就派曾毓隽到徐州对张勋声明：“如议及复辟，段必尽力扑灭，勿谓言之不预也。”张勋这才明白段祺瑞并不像徐树铮所说那样支持他复辟，只得通过万绳栻加以否认。
会议结束后，徐树铮返回天津，向段祺瑞报告了自己的计划。段祺瑞虽不便表示反对，可是也觉得这一利用张勋的计策过于毒辣了一些。在张勋到达天津的当天晚上，他便闻讯赶来看望张勋。二人见面谈了很长时间，他对张勋说：“大哥来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治安，这是要紧的事。别的事都可以办，只是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南方亦不会答应。我看这件事还是慢慢来办。”
苏锡麟当时也在旁边，听后很是感动，认为“老段这个人可真够朋友”，然而张勋当时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
张勋自然也要回访段祺瑞，以及一起吃饭、打牌。段祺瑞趁此机会，再次郑重其事地把重话放在了前面：“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
段祺瑞虽掌握军权，但由于长期任职于中央，所掌握的军权也只是间接军权，手下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或许让张勋认为他只是空言恫吓，并不可能真的动用武力进行干涉，所以仍未能听进去。
当然段祺瑞毕竟是北洋的重量级人物，张勋表面上对段祺瑞还是非常恭敬的，以至于连段府家人都以为他和段祺瑞特别接近，殊不知他仅仅只是做些表面功夫而已。
与段祺瑞相比，张勋真正看不起且敢于玩于弄股掌之间的其实还是黎元洪，他曾经说过：“一个小小协统也配当总统？”
到天津后张勋即驻步不前，随后向黎元洪提出五大条件，其中第一条为解散国会，同时威胁黎元洪：“如不解散国会，即行返徐。各省督军自由行动，不能劝止。”
黎元洪这才知道张勋来者不善。虽然国会本身没有武力，但毕竟是全国的代表，而当时黎元洪所能依恃的只有国会，一旦解散，他手里就没有什么牌了。
明知是一剂毒药，可是为了换取张勋的支持，以便在府院之争中赢得头筹，黎元洪还是决定接受对方的条件。
国会解散令一拟好，黎元洪就想让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但遭到了拒绝。于是黎元洪又派人携令赴津，找李经羲副署，然而李经羲也以尚未正式就职为由加以推托。
黎元洪只得召集各部院高级官员开会，让众人拿主意。最后步兵统领江朝宗被公推出来，以代理总理的名义予以副署，国会解散令这才得以发布。
豪赌
国会解散令发布后，张勋仍未马上启程，而是继续在天津征询各方面对复辟的意见。这时张国淦正在天津，他意识到张勋有企图复辟的危险，而段祺瑞反对复辟，遂向黎元洪建议：在张勋入京之前，赶快免去李经羲的总理职务，重新起用段祺瑞，从而通过段祺瑞的地位和力量来对张勋进行牵制。
张国淦对总统府秘书瞿瀛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进京，才能阻止复辟。”
张国淦既做过府方秘书长，也做过院方秘书长，对上层的权力运作非常了解。他知道这种时候找徐世昌、李经羲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徐、李等人其实没有任何实力，没有实力，就不敢对张勋说出什么硬话。
张国淦认定段祺瑞才能扭转乾坤。他郑重地告诉瞿瀛：“能够阻止张勋带兵进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缓解时局的唯一办法。”
瞿瀛回到北京，即将张国淦的建议转达给黎元洪。黎元洪还没说话，他的幕僚们就断言：“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都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丑恶嘴脸！”
在黎幕看来，“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复辟？”退一步说，即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也不能再让姓段的来欺负总统！”
“黎菩萨”跟他的幕僚们一样缺乏政治智慧，不知道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听后居然被打动了，他很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张国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黎元洪丧失了一个足以让他避开这场政治风险的机会。
就在国会解散令公布后的第三天，张勋终于决定进京，进京之前，他特地到段公馆去向段祺瑞辞行。二人在公馆密谈了半小时，段祺瑞再次叮嘱张勋：“复辟万不可行，余听公便宜从事可也。”
在将张勋送出客厅门口时，段祺瑞问道：“你几时去北京？”张勋答：“今天下午就去。”段祺瑞说：“好吧，你到北京看着办吧！”
张勋当天光着脑袋，拖一个辫子，身穿长袍马褂，持黑折扇，满面风尘，神情很是疲惫，显见得对于即将开始的复辟行动，他也很有精神压力。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舆情之下，复辟不亚于一场豪赌，赢了的人自然盆满钵满，输的人可能连穿着裤子走出赌场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在决定为这么大的赌博押注之前，不管新手老手，也不管他原先有多少资本，都不可能不紧张。
1917年6月15日，张勋率部由津北上，“高视阔步，昂昂然抵都门”。督军团见宣布独立和“兵谏”的目的已初步达成，遂于6月中旬陆续返回原任，同时取消了独立。
与督军团和段祺瑞的期望背道而驰，张勋到北京后没有立刻做出驱黎倒黎的任何举动，也未再提让段祺瑞复职的话，相反还与黎元洪会晤多次，并拥护同车来京的李经羲继任国务总理。
人都道张勋是个不通事理的大老粗，其实这货粗中有细，有很狡诈的一面。他引而不发，并不是真的要支持黎元洪或李经羲，而是想先扶植李经羲内阁作为过渡，自己居于幕后，待时机成熟再复辟。
在京期间，张勋每天应酬，异常忙碌，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复辟派。苏锡麟等有些头脑的部下怕他终究还是想着复辟，便在背后说：“老头子这样忙，怕要出事，不如请个客，唱台戏，还了情赶快回徐州原防吧。”
部下们通过其他人向张勋提出这一建议，张勋当然不会接受。不过为了照顾众人的情绪，他故意对部下们说了一句：“到北京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回徐州了。”大家听了信以为真，都很高兴。
张勋籍贯江西，是宣武门外江西会馆的有力支持者。江西会馆要筹建新厦，他一次就捐了二十万元。一天晚上，他正在会馆看戏，秘书长万绳栻突然让他回去开会。
这是复辟派在张勋公馆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曾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的雷震春。他问道：“请皇上复位的事，大家都签了字，这时不办要等什么时候再办？”张勋回答：“这件事得好好商量。”
接着张勋又装模作样地说要请王聘老（王士珍）出来，大家一块儿商量。雷震春很急躁地抢过话头：“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还要跟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那得商量到什么时候？干脆，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
张勋见在座的人都叫得很凶，认为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商量着办吧！”
“天牌”
6月30日，江西会馆新厦落成。会馆唱堂会庆祝，专门请来梅兰芳、杨小楼等著名京剧演员表演。戏一直演到深夜，因为观戏的张勋兴致特别好，又由杨小楼加演了一出。至午夜一点，张勋才乘兴而归。
也就在这天晚上，张勋下令于第二天一早悬挂龙旗。苏锡麟听后暗叫不好，紧急求见张勋，复述了徐州出发前，张文生交代他的那些话：“复辟这件事办不得，是个骗局。他们大家（指督军团）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请大帅千万不要受骗。”
作为“辫子军”中的一员，苏锡麟也不会觉得复辟不好，只是认为事情难办：“要把国家大权交还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
万事俱备，张勋岂会因为部下的一番话就偃旗息鼓，他说：“大家公推我出来，况且事情已经弄到现在，不办亦不行了。”
如果张勋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话，复辟就是。他向苏锡麟坦承：“我愿意办（复辟），就是他们骗了我，使我为这件事死了亦心甘情愿。咱不能说了不算，咱们要干就干到底。”
苏锡麟知道事情无可挽回，便说：“好，大帅既然下了决心，我就陪着大帅吧！”
张勋决心为复辟这场政治豪赌押注，并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赢，而不至于“死了亦心甘情愿”。
在现实生活中，张勋就是个货真价实的赌徒，驻徐州期间经常邀集人在其公馆内聚赌。按说这在民初督军中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张勋的赌博方式与众不同，他居然能够做到包赢不输。
众所周知，骨牌为三十二块一副，但张勋家的骨牌却是三十三块一副。多出来的这块牌称为“天牌”，打牌时就藏在张勋的手心里——他的手脚特别宽大，手掌心里藏一块牌根本不成问题。
张勋要靠“天牌”作弊，拍他马屁的“牌友”们都知道，不过为了迎合他，不仅假装不知，还总是故意推他坐庄。仗着“天牌”兼坐庄的优势，一旦投骰分牌，张勋手中便有三块牌可供挑选配对，这保证了他每赌必胜。
当桌面上出现“天牌”，或发现少了哪张牌时，“牌友”们全都装傻充愣，视若不见。一巡过后，趁洗牌之机，张勋又把多出来的“天牌”捞上了手。
带兵进京调解，仿佛就是张勋用于政治作弊的“天牌”，而在京城这个范围内，总统黎元洪暗弱无能，总理李经羲又只是个傀儡，无人能对张勋进行有效制约，这就是让他坐庄的意思。加上复辟派“牌友”们推波助澜，张勋便觉得要想不赢都不太可能了。
1917年7月1日天一亮，北京城的大街上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龙旗，有的旗面破旧不堪，有的是用黄布画的蓝龙，有的系用黄纸木版印刷。由于准备时间仓促，这些临时亮出的龙旗连形状都不一样，长方形的，三角形的，乱七八糟地飘扬在街头。
当天上午7点，张勋率王士珍、康有为等五十余人乘车进入清宫，拥戴废帝溥仪登基。复辟闹剧由此敲响了开场锣鼓。
第二天，北京商会会长为了讨好张勋这位“复辟功臣”，特地在前门外设宴招待。中午12点，预计张勋要到场了，在同仁堂老板的安排下，梅兰芳等名角开始在台上上演大戏。正演到热闹处，张勋红顶花翎、朝珠补褂地入场了。他一边吃喝，一边听戏，听够了，又到后台同演员们聊天。
张勋终于攀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赢定了。
师长要现金难为老段
获知张勋真的复辟了，黎元洪惊慌失措，对自己没有采纳张国淦的建议感到十分后悔。复辟开始后的第一天，他就派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赴津，再次问计于张国淦。
张国淦对夏寿康说，为今之计，只有一面发表通电，请南京的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一面免去李经羲国务总理一职，复任段祺瑞，并责成其出师讨逆，恢复共和。
“如用我言，则段为总统（黎元洪）所任命，段之成功，即总统之成功。”怕黎元洪仍旧犹豫不决，张国淦又特地挑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即就算黎元洪不任命段祺瑞，段祺瑞也一定会自动自发地出师讨逆，到时“民国中断者为总统，恢复民国者为段，总统将何以自处？何以对国人？”
夏寿康回京后，将张国淦的建议报告给黎元洪。黎元洪思前想后，别无他法，也只好照此办理。
张国淦非常了解段祺瑞。早在张勋宣布复辟之前，就有人透露消息给段祺瑞，说张勋看样子准备把中华民国的牌子拿掉，请前清小皇帝重登宝座。为免督军团假戏真做，策应张勋复辟，段祺瑞急忙派徐树铮到蚌埠探询安徽督军倪嗣冲的态度，倪嗣冲不敢造次，很快复电表示决不参与复辟活动。
尽管得到了倪嗣冲的保证，段祺瑞仍忧心忡忡，那些天他始终眉头紧皱，面色阴沉。平时老段在家里就喜欢板着一张脸，轻易不见笑容，这样一来，更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模样。家人们知道他的性格脾气，都躲得远远的，怕惹老爷子不高兴。
当复辟的消息传至天津，段祺瑞勃然色变，当即派人把这一消息通知同在天津的梁启超，并邀梁启超前来晤谈。
梁启超一到段公馆，就对段祺瑞进言：“总理能起兵讨贼，我跟你一道去。不然的话，总理就随我亡命日本。”段祺瑞慨然应道：“我决心已定，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从我！”
随着张勋复辟的事实得到确证，段祺瑞反而镇静下来。家人们虽然听不到他和梁启超秘密商量的内容，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可是都发现老爷子紧皱的眉头已经松开，连日来阴沉的面容也变得开朗起来。
随张勋进京的“辫子军”只有十个营，一共五千人。不明内幕的人可能会认为以段祺瑞北洋系领袖的身份，挟雷霆万钧之力，要打败这五千人应如狮子搏兔般容易。段祺瑞在得到消息后也未表现出一点惊慌之色，甚至在与梁启超的晤谈过程中还能做到谈笑从容，但是实际上他对前景并不乐观。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段祺瑞手中并没有多少可调之兵。张勋复辟之初，驻防京津附近及直隶省内的军队倒是不少，但其中多数将领或已列名于张勋的复辟通电，或态度暧昧，或尚在观望。
陈光远是京畿握有兵力最多者，共统辖两个师，且装备优于其他军队。可也正因为他举足轻重，所以张勋到京后就和他拉得很紧，而陈光远名为军人，实际是个滑头的官僚政客，见张勋势大，便表示对张勋唯命是从。复辟开场当天，陈光远就在南苑驻军区域挂起了龙旗，段祺瑞当然不能再调用他。
不同于冯国璋、张作霖等地方实力派，段祺瑞长期在中央，隶属于他的嫡系部队不多，能直接听从他调遣的更少。当时距北京较近的部队，如保定曹锟的第三师、马厂李长泰的第八师，平时与段祺瑞都不太接近，不是一道命令就可以动员的。
经过一番仔细斟酌，段祺瑞决定以李长泰部为讨逆军的基本力量。首选李长泰，不仅是因为马厂在天津郊区，联系起来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李长泰的政治倾向与段祺瑞较为接近，曾通电指责过张勋的复辟行为，用段祺瑞的话说是“此人忠厚，与各方面都不甚往来”。
另外，第八师的一名炮兵团长和一名步兵营长系亲兄弟，二人曾在段家当差多年，并均由段祺瑞一手提拔。这兄弟俩在离开段家后，还常到段公馆以当差的身份伺候段。段祺瑞具有较为丰富的带兵指挥经验，他知道在人事方面，怎样让自己从下到上都具有一定把握。
段祺瑞派傅良佐到马厂征询李长泰的意见。不料到了这个时候，“忠厚”之人也变得不“忠厚”了，提出各种条件。傅良佐先许诺李长泰功成之后即晋升官职，可是李长泰却提出“高官厚禄必须二者得兼”，换言之，即官要升，钱也要拿。
段祺瑞虽不满于这位李师长利心太重，已接近于要挟，但紧急情况下也只好从权，遂让傅良佐转告李长泰，只要对方兴兵讨逆，就给他的第八师加一个月恩饷。
光一个月的饷还是不能满足李长泰的胃口，因为这件事，后来还多出了一个段子：“师长要现金难为老段。”
傅良佐等人只好另行设法。他们打听到李长泰惧内，最怕太太，于是就暗中送钱给李太太，先把李长泰的枕边人给说服了。在太太的命令下，李长泰果然乖乖听话。傅良佐遂由马厂赶回向段祺瑞报告：“李师长欢迎总理去。”
马厂誓师
张勋宣布复辟的当天深夜，月光溶溶中，一辆专车秘密驶进马厂车站。一个身材瘦削、身穿军服、腰佩军刀的老者走出车厢，这就是时年已五十多岁但依旧精神矍铄的段祺瑞，他即将在马厂揭起个人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又一部光荣篇章。
李长泰率第八师中级以上军官早已在车站迎接，因为师部距车站尚有两公里，李长泰特地备了车马供段祺瑞等乘坐。段祺瑞拒绝乘坐马车，而愿与众人一道步行。其间第八师的那对亲兄弟一直紧随段之左右，以为护卫。
有了能够打仗的兵马，最好还要有擅草军书的圣手。第二天午后，梁启超如约而至，段祺瑞在师部门口对他说：“任公（梁启超号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言：“打仗我是不行，我来给总理当个小秘书吧！”
梁启超稍事休息，即动笔起草讨张通电。1917年7月3日，该通电以段祺瑞的名义发表，被称为“马厂誓师通电”。
虽然段祺瑞已经不当总理，但各省的督军、师长、旅长，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部，所以电报发出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冯国璋也于当天通电讨逆。
冯国璋尽管一直抱着深深的“故君之恩”甚至“还政于清”的想法，可是复辟真的实现了，情况与他设想的却又大相径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几乎每个人都想往上爬，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让清室复辟，除了感恩图报这一点外，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爬上更高的爵位。可是复辟之后，张勋已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冯国璋得到的只是“锡封”一等公、“奉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这意味着他还得在张勋手下称臣。
要知道，他冯国璋可是民国副总统，遇到合适机会，还可以顺利地爬上大总统的宝座——时为大总统的黎元洪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并发表通电请他代行大总统职权。
冯国璋不笨不傻，对这些问题岂能看不清楚，因此对复辟王朝的那些任命并不接受。在讨逆通电中，他更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中国政体已走上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
同一天，段祺瑞又发表了一篇长达两千三百余字的“讨逆檄文”，该文仍然出自“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之手。民国时，某著名报人的一支笔被赞誉为“胜抵十万军”，或许有些夸张，但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所起草的这些通电和檄文确实对讨逆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梁启超曾经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北京为复辟出谋划策，并与张勋一起被吹捧为“文圣”、“武圣”。有人便对梁启超说，先生您投笔从戎，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壮则壮矣，可是不知道令师会作何感想。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段祺瑞前往马厂的同时，还派人到保定联系了曹锟。曹锟的第三师为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张勋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时，曹锟曾派代表参加，而且传说同张勋已有过默契，张勋还答应事成即让曹锟当直隶总督。
张勋完成复辟后，直隶总督由其自兼，只给曹锟封了一个直隶巡抚的职务。不管传说确实与否，总之曹锟没看得上这个职务，段祺瑞的使节一到，他马上同意参与讨伐。
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正式成立讨逆军司令部。天津这个商埠一变而成为政治中心，凡和段接近或拥护民国的军政要人，都聚集于司令部，开会讨论，忙个不休。讨逆军司令部设于原直隶省长兼督军公署内，为了接运要人，公署里的汽车都不够用，不得不包用汽车行里的出租汽车，最后天津汽车行的出租汽车几乎全部被包光了。
黎元洪听从张国淦之计，下令段祺瑞复职讨逆。携带这一命令的密使已在天津等了三天，但一直不敢直接面见段祺瑞，只好请张国淦予以疏通。
听张国淦说明事情经过，段祺瑞余怒未消，他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姓黎的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张国淦不愧其“千年和事佬”之名，他先让对方宣泄完火气，然后才冷静地分析说，黎元洪不管有什么过错，但他现在仍是总统。如果讨逆军方面不依正轨，不按总统命令自行讨伐张勋，必然名不正言不顺，会产生严重后果。
段祺瑞说靠几个军人通电推戴就能举兵，张国淦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推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
有一份功劳要送给你
段祺瑞发火不为别的，就是一直憋着怒气和委屈，不发泄出来心里难受。其实就算张国淦不讲这些道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以李长泰为例，提的那一堆条件就够他头疼了。直到段祺瑞亲赴马厂督师，李长泰的太太居然还当着他的面替丈夫要官，而且指明得是“九门提督”（即步兵统领）。另一方面，自被黎元洪免职后，虽然段祺瑞一再强调免职令不合法，但他也不能否认自己事实上已处于在野地位，所以在“讨逆檄文”中还要避嫌，强调平乱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
张国淦的疏通给了双方台阶，段祺瑞马上接见黎元洪的密使并接受了任命。第二天他正式通电就职，在天津成立了“国务院办公处”。由于黎元洪此时已被迫逃离总统府，冯国璋随后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段祺瑞在以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亲自指挥第八师时，分别任命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军总司令。
段芝贵与段祺瑞是同姓同乡，而且据说还是同宗，外界有厌恶北洋系的，便称他们俩为“一刀两段”。两段原先并不熟悉，直到小站练兵时才互相认识。当时一般人按照职分和年龄，称段祺瑞为老段，称段芝贵为小段，后来两段叙过宗谊，论辈分，小段其实还是老段的族叔，比老段长着一辈。以是之故，合肥当地有“老段不老，小段不小”之说。
段芝贵也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在清末官场，他甚至比老段得意得还早一些，后来因为被人参劾，地位就比老段差一头了。袁世凯在世时，两段不仅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在袁世凯称帝一事上还有着严重分歧——老段竭力反对袁世凯称帝，小段却竭力拥戴袁世凯黄袍加身。
小段和老段的个性迥然不同，小段为人机警聪明，善于逢迎。袁世凯死后，见老段执掌了政府大权，小段便与老段日渐亲近起来，并很快得到老段的信任。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退入天津后，起先就住在段芝贵家的私宅里。
这次小段虽被老段委任为东路军总司令，帐下却无一兵一卒。在讨逆军司令部出任交通处长的叶恭绰前去看望他，问他有何准备，段芝贵无精打采地回答：“没有。”
得知段芝贵犯愁的原因，叶恭绰对他说：“君既为总司令，何至一筹莫展？”
叶恭绰当场出了个主意，令段芝贵为之眼前一亮。
讨逆军要由天津开至北京，路程并不短，其中廊坊为进攻北京的咽喉要道和中心要点。驻扎于廊坊的为第十六混成旅，无论从军事意义，还是地理位置上讲，这支部队都极为重要。
混成旅的原旅长冯玉祥此时已遭排挤被撤换，但他本人恰好还在天津，而且混成旅的将官多倾心于他。叶恭绰建议段芝贵立即用电话把冯玉祥叫来天津，并让冯官复原职，指挥全旅人马讨逆：“廊坊一扼，京津路断，辫子兵将何之？”
叶恭绰还提醒说：“冯为善用机会之人，如他先有所组织，挂出讨张的旗帜，你怎么办？”
段芝贵听了一跃而起，说道：“对，对！”
段芝贵以电话相召后，冯玉祥即来谒见。当时段芝贵尚在楼上，冯玉祥看到叶恭绰在楼下，就问他：“段总司令召我何事？”
叶恭绰卖了个关子：“我不知道，但猜想必定有一份功劳要送给你。”接着又试探道：“人皆知十六旅是你的，今坐听张勋在京复辟，你的声威何在？难道你们十六旅要听张勋指挥吗？”
即便段芝贵不叫他，冯玉祥也在酝酿起事，被叶恭绰这么一激，顿时勃然大怒：“什么话！”
到段芝贵下楼时，叶恭绰已经心中有底，他悄悄地告诉段芝贵：“你开门见山说吧，包管妥当。”
段冯仅谈了十分钟，冯玉祥即回去做准备。随后段芝贵向段祺瑞报告，此前也有别人向段祺瑞献了这一计策，于是段祺瑞不仅欣然表示同意，还临时刻了一颗关防印，并派人专程送到天津车站，当面交给冯玉祥。
任命冯玉祥的次日，段芝贵仍在天津未动。叶恭绰去找他时，见他正在与人聊天，便问道：“总司令何以仍未出发？”
段芝贵笑言：“一个光杆总司令闹什么？”
第十六混成旅虽加入东路军阵营，但段芝贵并不能直接指挥。不过叶恭绰认为这并不等于他只能无所作为：“不是要讲排场装门面，因为主力虽在冯，而你应走在前头，以壮士气。”
段芝贵觉得有道理，不过仍费踌躇：“我到前线，对军队要有些给养同犒赏，现尚无着。”
叶恭绰一拍胸脯：“这容易，你交给我。”
四十盆花
一直以来，北京政治圈中有两个派系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其一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自马厂誓师以来，他们一直在给段祺瑞起草函电，献计献策。另一个就是交通系，系从事政治活动的交通界人士所组成的派系。讨逆期间，整个交通系共通过交通银行向段祺瑞预借军饷两百万元，从而在讨逆战争中扮演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角色。
叶恭绰即为交通系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对政治机智到近乎敏感的人，早在复辟前夕他就看出张勋不能成事，遂主动从北京赶到天津，站到了段祺瑞一边。
虽然叶恭绰脱离了交通部，但凭着在交通部的强大人脉和资源，几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与段芝贵谈话后，叶恭绰马上与京奉铁路局的局长联系，弄来一大货车的面包咸菜，同时从徐州方向调来兵车一列，另外还朝交通银行借了十万元。
有了这些物资，又经叶恭绰一再催促，“光杆总司令”才穿上军装去了廊坊。
叶恭绰在讨逆之役中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他的策划安排，交通系所掌握的所有电报、电话、铁路均优先服务于讨逆军，给讨逆军带来了莫大便利。
有人评论说张勋不但不懂政治，其实也不懂军事。在他发动复辟之初，讨逆军尚散布各处，并未能集合，如果张勋能够指挥津浦铁路一带的“辫子军”抢先北开，必然会使讨逆军处于不利境地，但他却计不及此。
不过也有资料表明，是张勋手下的第一号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误了他的大事。据说张勋与张文生曾约定一个暗号，只要张勋在电报中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张文生即调四十营兵开往北京。及至张勋宣布复辟，并给张文生发来电报，张文生认定复辟必败无疑，为保存实力，就不肯再轻易调兵北开了。
张勋收到的不是四十营援兵，而真的是徐州花园里的四十盆花！张勋气得浑身颤抖，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叶恭绰抓住张勋内部的这一弱点，成功地说服京奉、京汉、津浦各铁路局暗中服从其号令，不再为“辫子军”担任运输，同时各大车站的机车也被调离，只将客货车集中北段听用。
到讨逆军集结时，徐州附近的空车皮已被完全调离，就算张文生肯调兵都调不成了。其余地区也是如此，外省军队根本无法对张勋施以援助。
讨逆军还在马厂车站设立稽查处，陆续扣留了在北京至徐州间往来乘车的张部官兵达三四百人。参与讨逆之役幕后策划的靳云鹏向李长泰提出，应将几个扣留在车站的“辫子兵”先行悬首示众，以振军威。李长泰让他请示段祺瑞再办，靳云鹏便在吃晚饭时跟段祺瑞提了一下，段祺瑞当场未做任何表示。
第二天吃午饭，靳云鹏又唠叨这件事。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有好结果呢？”
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战后所有被扣留的张部官兵均被分别编隶于第八师或给资遣回原籍。
段祺瑞不想多杀伤，如果能够兵不血刃、以必胜之势迫使复辟派屈服，在他看来是最好的结果。为此，他屡次电劝清室自动退位，可是均被张勋所阻止。
观察内外情势，认识到不诉诸武力难以奏效，段祺瑞只好以速战连胜为原则，下令东西两路军向京师推进。
张勋虽然梗着个脖子扮强硬，但其实自宣布复辟的第三天起，他所面临的局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对于复辟，各省既无人响应，连贺电也很少，倒是各地报纸“无不以三寸之管口诛笔伐，痛斥叛国”。讨逆军还没有发动什么强大攻势，北京城外的非“辫子军”就全都倒戈相向，反过来把枪口对准了“辫子军”的阵地。
张勋对此非常气愤，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拼命亦得跟他们干。咱怕什么，到时候咱就抖搂抖搂，是我一个人要出来保皇上复位的吗？”
树倒猢狲散
要拼命，也要拼得过才行。1917年7月7日，讨逆之役正式打响。虽然段祺瑞起初在动员师旅长一级指挥官时费了点劲，但具体到参与讨逆的普通官兵，在帝制不应再出现于民国这一点上，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段祺瑞的印象也非常好，认为这位北洋老前辈从两造共和，再到主张对德宣战，所作所为都对国家有利。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讨逆军官兵在动员时就表现得非常踊跃，“拥护段总理”、“消灭辫子兵”的口号一时大作。在正式开战的当天，东西两路军就击溃北京城外的“辫子军”，会师于丰台。其后当东路军由丰台进逼北京时，南苑航空学校又出动两架飞机对“辫子军”阵地、紫禁城皇宫分别实施投弹。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实施投弹，也是第一次进行陆空军配合作战。
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张勋一面下令布置防御工事，一面让秘书长万绳栻把徐州会议时的那块签名黄缎子找出来，准备必要时公之于众。
张勋想不到的是，早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前两天，冯国璋就通过他的总参议胡嗣援，以二十万元现洋的代价，将他曾写给张勋的亲笔信以及黄缎子都买回去了。现在张勋要黄缎子，万绳栻哪里拿得出来，只得推说怕黄缎子带在身上会遗失，所以放在天津没带来，既然张勋要，他马上去取，随后便趁此机会溜之大吉了。
7月8日，讨逆军攻进朝阳门，“辫子军”被迫退守内城。此时十营“辫子军”又有六营被策反，剩下的四营按理应有两千人，实际上仅有一千五百人，根本顶不了多大的事。只是段祺瑞怕巷战后京城会毁于炮火，所以未再下令讨逆军发动积极进攻，而由各国公使向张勋转达了投降条件。
面对段祺瑞提出的投降条件，张勋还想一走了之，再回徐州当大帅。他以四句歌谣作为答复，曰：“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有人问他应该怎样对清室做一个交代，张勋说：“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
7月11日，张勋接见外国记者，他的态度表现得很镇静，说我只是执行北方各省督军们的共同主张，我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在手，必要时会公布，我决不向他们投降。
私下里，张勋大叫撞天屈：“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却拿我一个人受罪。”
鉴于张勋拒绝了投降条件，段祺瑞遂于当天向讨逆军发布了三路进攻的命令。
7月12日，李长泰的第八师攻入内城。这时徐州方面传来消息，留守徐州的张文生在讨逆军的三面围攻下已经率部投降，张勋及其部属闻讯更加绝望。
仍效忠于张勋的“辫子兵”统领苏锡麟与人商量，决定劝张勋上车到荷兰使馆避难。可是张勋却来了犟脾气，说什么也不肯走。因为时间紧迫，众人只好强行把他架上了车。张勋身材矮小，很容易架，但他仍拼命挣脱，气急了还咬了架他的荷兰老外一口。
张勋对“遭人陷害”一直耿耿于怀，直到逃进荷兰使馆后，他还对人说：“就是你们总统（指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复辟）的，开会（指第四次徐州会议）时，我有大家签字作凭据。”又说：“只有段芝泉（段祺瑞）是劝我不要干的，唯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
没了那块丢失的黄缎子，张勋充其量也就只能自己给自己矫情一把。有访客对他说：“复辟是否适合国情，现在也不必谈了。可是如果您及早宣布立宪（即君主立宪）以安人心，虽然最终仍不免于败，也足以解嘲，为什么您看不到这一点呢？”
张勋居然不知立宪为何物，他叹了口气道：“我不懂得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栻字）等人瞎闹。你拿这个来责备我，是怪错人了。”
张勋被架走后，树倒猢狲散，剩下的一千多“辫子兵”也赶紧剪辫子，换服装，踏上逃亡之路。讨逆军进入北京内城的那一天，遍街可见辫子。
讨逆战役自正式发起到结束，前后一共不过六天，中间还有四天屯兵不进，真刀真枪的开练实际只有两天，因此京师学校其间也仅辍了一天课。事后统计，讨逆军和“辫子军”死伤者均不超过百人，另有十余名市民被流弹和飞机炸弹误伤。
一场以国家前途命运为儿戏的复辟大祸，最终来得快去得亦快，“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损失又如此轻微，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算是比较罕见了。
猛虎在山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英雄姿态凯旋回京。他在请愿团事件中受损的社会声誉及其威望大幅反弹，许多人都对他歌功颂德，就连段公馆内部对这位他们熟悉其实又不太熟悉的老段也开始刮目相看。有的家人说：“还是老头儿有办法，上次一个电报，就叫清室让了位。这回又是一个电报，撵走了张勋，取消了复辟。”
段祺瑞入京后正式组阁。在陆续发表的阁员名单中，除他继续自兼陆军总长外，主要由段派、研究系、交通系成员组成，可以说是三派的联合内阁。
在讨逆一役中，梁启超功劳不小，加上对其学识人品的赏识，段祺瑞在酝酿内阁名单时即力邀其共事。梁启超半是谦虚半是认真地说：“我只能给总理当个书记，写个稿子，别的事恐怕我担当不下来。”
最终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研究系的另一个领袖汤化龙出任内务总长。在新内阁里，研究系占有很大份额，一共九个阁员，研究系便独占五席。这既标志着研究系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同时也预示着段祺瑞在重新执掌中央政权后，暂时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受到来自院方自身的羁绊。
段祺瑞入京的当天，便与黎元洪会面并向对方表示慰问。复辟期间，黎元洪先欲到法国医院藏身，遭拒后又以平民身份转往日本使馆避难。直到张勋逃往荷兰使馆，他才敢从东交民巷里出来活动，犹如是在换防，一国元首的脸面扫地以尽。
尽管段祺瑞仍请黎元洪回总统府就职，但经此劫难，黎元洪在羞愧难当的同时，也已心力交瘁，不愿再当总统。他向段祺瑞表示：“我已打定了辞职的主意，今天决不能再回公府。”返回私宅后，他又连发两通电报，以“心肝俱在，面目何施”的沉痛措辞，声明自己决不再复任总统。
就段祺瑞来说，黎元洪当初毫不留情的免职之举，无疑给他造成了刻骨铭心的精神伤害，即便讨逆成功，这种心理阴影也不可能完全消退。现在他之所以出面挽留黎元洪，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体现一个获胜者的宽宏大量和既往不咎，但既然黎元洪退意已决，他也就不再勉强了。
黎元洪不做总统，就轮到了冯国璋。冯国璋在讨逆期间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通电还是黎元洪一手草拟的，由冯国璋继任总统可谓合情合理合法。
段祺瑞随后接二连三发电报邀冯国璋北上，还派人到南京劝驾，但冯国璋却迟迟未动身。
冯国璋本人对继任总统自然是求之不得，问题是他的部下幕僚已经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接受段祺瑞的邀请，由代理大总统转正。他们认为，黎元洪既不肯复职，冯国璋就应到北京正式继任，如果长期在南京代行下去，不但影响国际观感，而且妨碍政令的推行，就算以代理大总统的责任来衡量，也说不过去。
北上派还有着自己个人的小九九，用他们私下的话来说：“我们好不容易盼得有这么一天。现在我们要捧着老头子（指冯国璋）去当大总统了。这个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呢？”
为了能够攀龙附凤、鸡犬升天，北上派便竭力怂恿冯国璋北上，并且强调目前中央无主，元首虚悬，正是他扩大权势、摆脱土皇帝身份的好机会。
相对于北上派，另外一派可称为留宁派，也就是建议冯国璋留在南京，将大总统继续“代”下去。他们提到的反证，就是先前人尽皆知的府院之争，由此引申出：做正式的大总统，只有像袁世凯那样完全执掌大权，才有可能做得好，其他人都不行。“像那黎大总统（黎元洪），由于他手里没有实权，所以就让人给端下来了。”
有人这样给冯国璋分析利害：“古人云，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不要看总统（指冯国璋）在这儿威震八方，可是一到北京，人家处处拿法律限制你，就什么事也办不通啦！”
冯国璋曾亲眼见识过府院之争的激烈程度，对黎段二人是如何相互把对方逼到绝境的整个过程也知之甚详，所以对这一派的意见很听得进去。当时冯国璋的夫人、女婿也都劝他不应离开经营多年的地盘和军队去北京，以免轻者做个空头总统，重者沦为黎元洪第二。
如果能够像留宁派所说的那样，继续留在南京做代理大总统，而由段祺瑞在北京处理政务，对冯国璋而言，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可是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且这时西南方面又通电拥黎元洪复任，冯国璋便觉得还是应该慎重从事，再观望一下，于是便发表通电，宣布停止代行总统职务，仍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江苏督军。
四哥快来
冯国璋不肯北上任职总统，对此最为坐立不安的人是段祺瑞。
冯段自武备学堂换帖结义起，一直保持着友爱无间的关系。在袁世凯手下当差时，二人再加上一个王士珍，白天在一起办公，下了班又一起到冯家谈天说地。当时冯家有一个私塾，冯国璋和段祺瑞的子弟都在这个私塾里读书。
那时段祺瑞对待冯国璋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学业上都十分重视。冯国璋的孩子因为学习不好，还挨过段祺瑞的训斥甚至责打。段祺瑞也很关心冯国璋，连冯国璋生了病，医生开出药方，有时都要经过段的同意才能煎给冯国璋吃。
冯国璋后来到南京当督军，二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虽然分隔两地，甚至彼此政见也不完全一致，但是这都没有破坏他们的友情。冯国璋每次进京，必定会去段公馆，看到老段缺什么就主动给添什么，比如段公馆的汽车和司机都是冯国璋送的。段祺瑞知道冯国璋来京也总是高兴得不得了，一见面就喊“四哥”，那股亲热劲儿，让旁人看着只有羡慕的份儿。
世人皆知，府院之争乃至张勋复辟的源头乃是黎段互相不对付。对于张勋复辟，黎元洪自然应负全责；府院之争则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说是因为老段脾气“各色”（老北京方言，意思是说脾气古怪），不好接近，所以才把“泥菩萨”都给惹翻了。
不管是谁的责任更多一点，反正黎元洪下去了，新换上来的冯国璋与老段是盟兄盟弟，私人关系那么好，又都是北洋老人，连他都不敢进京与之共事，这不反过来说明老段确实很“各色”吗？
接到冯国璋通电的当天，段祺瑞即以靳云鹏为特使，派他率各界代表数十人赴南京劝驾。
段祺瑞要靳云鹏捎话给冯国璋，让冯国璋放心：“这一次冯四哥到了北京，一切的事都交给我。我敢担保冯四哥做一辈子总统！”
作为段幕大将，靳云鹏本身也巧舌如簧，很会哄人高兴。他到南京后对着冯国璋发表了一番妙论，说：“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个香炉，这个香炉有三条腿，大总统（指冯国璋）好比是香炉的一条腿，总理和东海（指徐世昌）是那另外两条腿。有了这样的三条腿，还怕那个香炉站不稳吗？”
冯国璋在听靳云鹏说这番话时，虽然嘴上未做任何表示，但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显然很是受用。
北上派见状，趁机再在他耳边说些“良机万不可失”之类的话，冯国璋的心慢慢就被说活了。正在这个时候，段祺瑞又给冯国璋发来一封亲拟的电报，电文只有干干脆脆的四个字：“四哥快来！”
冯国璋接到这封电报后很激动，他一边把电报拿在手里指给身边的人看，一边以得意的神情对众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芝泉这个粗！”
冯国璋终于同意北上继黎元洪之位，但最后仍迟了十几天才到北京。原因是他素来爱财，在事先未征得段祺瑞同意的情况下，曾与苏商张謇等人合伙，以制药为名，从英国人那里进口并出售了一千六百余箱烟土。这些烟土确有少数用于制药，但大部分都是为了赚取高利润。
烟土不能公开出售，账面上另有名目为“民国元年公债票一亿元”。现在冯国璋要到段祺瑞身边当总统，段祺瑞又以廉洁自律著称，他很怕真相暴露后，遭到段祺瑞的反对和抵制，于是才缓缓其行。
民元公债票系由财政部发给，当时的财政总长为曹汝霖，自然也参与其中。曹汝霖不敢直接向段报告，只好请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徐树铮、曾毓隽帮助疏通，并提出可以让他们入股分利。
徐、曾马上据实告诉段祺瑞。段祺瑞闻言微笑，迟了半晌才说：“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
原来段祺瑞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内心虽然对冯国璋的这些做法很不满，但为了避免因小失大，伤了与“四哥”的感情，只好故意装聋作哑。
知道冯国璋是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民元公债票”已然成为阻碍他进京的一块心病，段祺瑞遂吩咐徐、曾：“你二人万不可沾染，但须力任疏通，而不受酬。将来我见到冯时一字不提，你们可示意由他独断独行。”
段祺瑞为人刚直，宁折不弯，在处理与钱财有关的政府要员事件时，更是从不妥协。如今能这样委曲求全，已足见其邀冯北上共事，以及竭力避免重蹈过去府院之争覆辙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