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临死前说出了“约法”二字，虽然没来得及讲清楚到底是“临时约法”还是“民三约法”，但从其后他对“金匮石屋”的认同上来看，所指系“民三约法”无疑。
所谓“石屋”是一座以云南白石筑成的小房子，建于中南海万字廊内，“金匮”则是一只外面镀了金的保险箱。“民三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只能由现任总统推荐，其名册就藏于“石屋”的“金匮”之中。
“金匮石屋”的钥匙共有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三把钥匙中至少有两把配合，才能开门启匮。平时如果不是用于选举，或得到大总统特许，谁也看不到那本神秘的名册。自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本人是个例外，他只要想看随时能够取出来看。
袁世凯一死，众人遵嘱打开“金匮石屋”，拿出了名册。关于名册上的名单，据说袁世凯曾做过多次改动，最后一次是把袁克定给划掉了。这说明在帝制撤销后，袁世凯的脑子并不糊涂，他知道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若仍把袁克定作为继承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反而还可能害了儿子的性命。
老袁一辈子说了很多谎话，但他临终前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说要让黎元洪做总统，看来是真话——名册上写着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居于第一。
就这样办吧
即便没有名册，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继任总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临时约法”和“民三约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外，由于黎元洪被认为是一个与南方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他还得到了南方的拥戴和支持。早在护国军要求袁世凯退位时，“以黎代袁”的主张在南方就颇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随后在中南海春耦斋内开会，讨论究竟由谁出任总统。徐世昌明确表示：“最好是请黎副总统出来。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黎副总统的声望有助于推动南北统一等问题，他做总统比较合适。”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声，思考了几分钟后才说：“既然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凯指定的“法定”候选人，他们退出竞争，是因为各有各的顾虑。徐世昌资格最老，但他不是军人，和虽是军人出身，手中却无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竞争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竞争力最强的其实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军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学生、同僚和旧部遍布军政界——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当时全国的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皆为其门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个候选人应该说都无可挑剔，但段祺瑞更为引人注目：作为清廷大吏，毅然发出共和通电，“一造共和”；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敢于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二造共和”。
无论自身拥有的实力还是社会舆论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挤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继承老袁的衣钵，犹豫的那几分钟已足以说明问题。
可是作为一个经验丰富、务实老练的政治家，光有获得权力的欲望还不行，他还得考虑到现实的可操作性。
正如徐世昌所言，南北统一是新一届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南方的护国军已多次表态拥护黎元洪继任总统，并且将此视为阻止北洋系继续独霸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换句话说，只要新总统不是黎元洪，他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自“庚子事变”以后，凡中国的执政者要主持政局，无一不希望取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可。各国从其在华利益出发，都希望中国政局能够保持稳定，而保持稳定的最佳途径无疑就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纷争，犹如是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便日本也不例外，其政府也在竭力劝说南北势力支持黎元洪。
1916年6月6日下午1点，各国驻京公使一致表态欢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声明将给予黎“道义上的支持”。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段祺瑞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支持黎元洪。早在袁世凯病重在床、命在旦夕之际，就派曾毓隽奔赴南京，与冯国璋商量“袁死黎继”的事。冯国璋认为黎元洪本为副总统，继任总统顺理成章，非其莫属，很快就复电赞成。
冯国璋虽是北方政要，但他在护国运动中较为接近南方，相对而言，工作要好做一些，别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大多数北洋军人都反对南方人出任总统，而黎元洪就包括在所谓的南方人之中。与此同时，打算攀龙附凤、拥段登基者也不在少数，一些人甚至主张在袁世凯还没死的时候就动手，通过“一切由内阁代摄”的方式，让段祺瑞抢班夺权，只是因为段祺瑞本人“力持不可”，才勉强作罢。
袁世凯去世当天晚上，北京城内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批在京的北洋将领涌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提出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并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当总统。黎元洪在家中也不断得到报告，说城外北洋军正在调动，行踪殊为可疑。
黎元洪非常不安，特地把自己的湖北同乡张国淦找来商量。张国淦安慰他说：“段总理已经表了态，我看不会出什么乱子。”
在黎元洪的要求下，张国淦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段祺瑞的副官，对方称段祺瑞太忙，没有工夫听电话。
黎元洪愈加焦躁，又催促张国淦赴国务院和段祺瑞当面交谈，还说：“你快去告诉他们，我不要做总统，我不要做，这样总可以了吧！”
张国淦驱车赶到国务院的时候已是午夜，国务院却是灯火通明，尤其总理办公室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里面全是身穿军装的高级军官。段祺瑞身着陆军上将服装，站在军官们中间正忙得气喘吁吁。
得知张国淦的来意，段祺瑞面色异常冷峻地说：“他（黎元洪）担心什么？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国淦走后，段祺瑞继续向军官们晓以利害，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化解了这场令黎元洪为之心惊肉跳的风波。
可以这样说，黎元洪的总统其实就是被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祺瑞不支持，黎元洪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硬的碰到了更硬的
“让出”总统，段祺瑞决定踏踏实实地当总理。当然，他要当的总理可不是袁世凯时代的虚位总理，而是责任内阁制下的实权总理。
自民国初建以来，责任内阁制的行政主导体制便在“临时约法”中得到确认，但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内阁并不居于主导地位。想当年，宋教仁为实现这一政治理想舍命奔走，直到临死都未能如愿，现在却要依靠段祺瑞来完成了。
如同支持黎元洪继任总统一样，各国对段祺瑞组阁均表现出乐观其成的态度。他们对中国各派政治军事力量及其头面人物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南方各派尚成不了气候，只有段祺瑞能暂时控制住中央政权，并巩固和扩大各国在华利益及影响。
国内方面，首先涉及北方的几个政界大佬，其中黎元洪已经做了总统，但他在北方的声望无法与段祺瑞相提并论，他就算是为了保住总统宝座，也得依赖于段祺瑞。
另外两位：徐世昌在北方的声望高于段祺瑞，可是实力不济，同时又无法融洽与南方的关系；冯国璋的实力倒不错，也是北洋系中唯一一个能与段祺瑞匹敌的角色，然而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不及段，并且他身居长江下游的南京，做个地方实力派首领固无问题，要争夺中央政权就鞭长莫及了。
此时的中国虽然尚未形成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但南北两派势力已经泾渭分明：长江以北，基本上是北洋系的天下；长江以南则存在着多种政治军事力量及其头面人物，除了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地方实力派外，还包括西南地方实力派、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等等。
总的来说，南方各党各派都肯定了段祺瑞在“二造共和”中的表现，同时认为他是解决时局危机的核心人物。护国运动的发起者、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早在袁世凯取消帝制时，就提出了“总理摄政”的主张，后来又曾通电表示：“时事多艰，非芝老（段祺瑞）莫胜此任。”
段祺瑞当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南北。在他发出相应号召后，陕西、四川、广东在三天内就取消了独立，接着云南、广西也电告各方，表示支持段祺瑞组阁。
但是，南方各党各派支持段祺瑞也是有条件的，主要包括废除“民三约法”、迅速恢复“临时约法”和重开国会、惩治帝制祸首十三人等。
段祺瑞尝到过被国会当众质问以及议案无法通过的苦头，他的本意是继续“民三约法”，以避免国会重开后自己受到掣肘。南方各党各派识破后，立即群起围攻，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由此而起，段祺瑞新内阁的组成亦不得不一再推迟。
面对南方巨大的反对声浪，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表示政府对恢复“临时约法”一开始就没有歧见，目前需要的只是研究如何恢复的问题。
这是段祺瑞用来拖延的一个政治花招，如果不灵，他还准备了硬的一手，即以辞职相威胁。
不料硬的碰到了更硬的。1916年6月25日，驻沪海军突然宣布独立并加入了护国军。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袁世凯曾用海军运兵南下，对独立各省进行镇压和威胁。现在海军加入护国军，反过来对北洋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在拥有制海权和海上运兵工具之后，护国军横可进入长江，纵可到达津沽，甚至直接开入北洋政府的核心区域。
段祺瑞顿感事态严重，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接受南方关于约法和国会的要求。6月29日，经段祺瑞等人副署，黎元洪公布申令，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同一天，黎元洪又宣布依据“临时约法”，于两天后重开国会。
新旧约法之争至此告一段落，段祺瑞组阁的障碍也随之解除。黎元洪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由段祺瑞出面组织新内阁。
除了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外，南方提出的主要条件只剩下“惩治帝制祸首十三人”一条。“帝制祸首十三人”包括杨度、梁士诒、张镇芳、段芝贵等，多为袁世凯政府或幕府成员，段祺瑞与他们的私人关系较为密切，段祺瑞虽然反对他们在帝制时期的做法，但又对这些人在袁世凯失势后未对故主反戈一击表示肯定。
段祺瑞认为“十三人”都可以赦免，他不能饶恕的是陈宧。陈宧在帝制活动中出力不小，不过这并不是段祺瑞反感陈宧的原因，他所深恶痛绝的恰恰是陈宧宣布独立的举动。
倒不是说陈宧不能改变原先的政治立场反对帝制，但在段祺瑞看来，作为袁世凯座下第一宠幸之人，陈宧在公开场合反对帝制可以，却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得失而忘恩负义，在私情上背叛袁世凯，乃至于给故主的心脏插上致命一刀。
北洋叛徒
段祺瑞幼年就读私塾，十七岁时因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被迫离乡投军。塾师见他欠下学费、膳费，便扣下了他的一块旧端砚和一张书桌作为补偿。
后来塾师穷困潦倒，听说段祺瑞在北京发迹，便想去北京投奔段祺瑞。塾师也害怕这位过去的学生不认自己，甚至当面对他进行羞辱或报复，只是实在穷得没法子，才硬着头皮，抱着段祺瑞的那块端砚来到了北京。
不料段祺瑞一见塾师非常高兴，不仅仍像小时候那样恭恭敬敬地尊称对方为老师，还向老师问师母健康。塾师一边回答，一边从包裹里慢慢地取出那方端砚，嗫嚅着说：“你从前那方砚台保存在我家，现送来还你。”话说完，脸上已红得发紫。
段祺瑞看到端砚更加喜出望外，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这一方端砚是我家祖传之物，老师为我保存至今，幸未失去，我很感激！”
段祺瑞马上请老师将行李搬到他家，以后一日三餐，殷勤备至。塾师见段府来来往往的都是贵客要人，自己只是个乡下塾师，不好再开口跟段祺瑞要事情做，于是过了几天便告辞回乡了。
等塾师回到家，原先家里的几间破房早已修葺一新，不用说，这当然是段祺瑞为他的老师修的。
段祺瑞待师如此，对昔日的同学好友也是这样。他最早读私塾的时候，私塾里有二十多个学生，那时段祺瑞任军中要职的祖父还在，但他从不在同学面前摆官少爷的架子，因此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
在所有同学中，与段祺瑞交情最好的是申孟达，二人情同兄弟，往来甚密。后来父亲调防，段祺瑞随父迁徙，他们才渐渐断了音信。
许多年过去，申孟达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有一个大官叫段祺瑞，便疑心是当年的同窗好友。起初申孟达还不太敢去北京，怕有冒认官亲之罪，也有人劝他说，就算真是那个段祺瑞，那样的大人物，还能认你这样的小民吗？
就在申孟达迟疑不决之时，他的外甥来看他。外甥是个学生，颇有见识，认为不妨到京城一试，纵然认错了人也不该有什么罪，并且自愿陪同舅舅赴京。
申孟达被说动了，当下便整理行装，在其长子及外甥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在北京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入住后，申孟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段祺瑞寄了一封信。
让申孟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段祺瑞一收到信件，立即就派人送来二百块银元，给申孟达做剃头洗澡换衣服之用。三天后，段祺瑞又亲自来接，当天，有一二十辆小汽车停在小客栈门前的路上，把附近居民和路人都给惊呆了。
段祺瑞把申孟达接到府中，并设宴洗尘，亲自相陪。因为公事繁忙，段祺瑞不能一直陪同，就派一名副官领着申孟达游览北京所有名胜古迹，他还交给申孟达一张菜单，让申孟达自己按照菜单点喜欢吃的菜肴。
两个多月后，申孟达回乡，临别时段祺瑞又赠送了许多钱和一张自己身穿官服的全身照片。
段祺瑞的这些言行绝非沽名钓誉，可以说，遵师重道、不忘故交始终是他人生价值观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正因如此，不管袁氏父子在权力斗争和复辟帝制时期如何压制、迫害他，也不管双方的政治观点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段祺瑞始终坚持“不用兵而是用口”，不肯打破他自己的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
在一次闲谈中，段祺瑞曾评价二庵（陈宧的字）才有余而德不足，他说：“袁项城做皇帝，陈事前竭力怂恿，以此来取信于袁。帝制失败时，陈又宣布独立。就做人方面、政治道德方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
让段祺瑞最无法容忍的，是陈宧不仅在宣布独立的通电中揭发袁世凯，并且还表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陈宧与黎元洪同为湖北人，且有过一段共事之谊。黎元洪曾让幕僚给他发去密电，陈宧接电后为表示对黎的忠诚，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便在四川取消了独立。四川独立给黎元洪捧了场，也有利于段祺瑞的统一政策，但此举不仅没有讨得段祺瑞的欢心，反而增加了其恶感。
段祺瑞认为陈宧朝三暮四，政治道德败坏，所以视之为北洋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南方列了十三人作为帝制祸首，在段祺瑞的祸首名单中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陈宧。无奈黎元洪竭力相保，段祺瑞不能不给面子，最后作为交换，黎元洪同意将段芝贵置于祸首之外，段祺瑞也答应不再追究陈宧。
虽然为了敷衍南方，北京政府按照他们的名单，宣布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但段祺瑞既然不认同，自然不愿意真的把这些人交给司法惩办。早在命令发布之前，其中大部分人就已逃之夭夭，惩办问题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惩治祸首的命令发布后，南方的条件得到满足。当天，护国军和进步党人合作建立的军务院被撤销，南北归于统一。
一块钱起家
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搭配是一段双方都不太满意的“政治婚姻”。段祺瑞有足够的理由瞧不上黎元洪——
讲资历，段在清末时就出任提督、军统，还署理过地方上的总督，而黎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协统。以现代军制而言，军统相当于军长，协统才不过是旅长，整整差了两级。
论实力，袁世凯当政时期，段长期担任陆军总长，手中握有实权。黎虽然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表面看上去很有地位，但在中央，他不过是总统府的一个政治花瓶；在地方，部下们居然都能挟之以为傀儡。
段祺瑞不仅在资历、实力上远胜于黎元洪，而且其魄力、意志方面亦有人所不及之处。这跟他少时的家境变化有很大关系。段祺瑞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祖父是家里的主要靠山，段祺瑞十五岁那年，祖父病死军营，家道随即中落。
段祺瑞将祖父的灵柩送至合肥归葬后，仍旧回到他和祖父原在的宿迁军营。这时他私塾也念不起了，只好暂时留营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役。
第二年，段祺瑞深感在兵营打杂并非长久之计，也违背祖父对自己的期望，于是告别宿迁，只身跋涉两千里，前往山东威海投奔在那里任管带的族叔。族叔见他有七年的私塾底子，便安排他在营中当了一名文书。
此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段父在家乡遇害。虽然后来案子破了，凶手也被擒伏法，但段母因哀痛过度，亦追随段父而去。
段祺瑞是家中长子，以下尚有三个弟妹，在家庭迭遭变故之后，养家糊口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为了解决收入微薄、进身无门的窘境，这位早熟的少年在二十岁时基本上靠步行去天津，并考取了武备学堂，从此命运得到改变。当时段祺瑞赴津，随身仅带一块银元，所以段家人常说，段家是“一块钱起家”的。
少年时代家境的陡然中落，以及作为长子不得不过早挑起家庭重担的艰难经历，使得段祺瑞逐渐养成了冷峻、刚毅、敢任事的性格。
同为武人，黎元洪则要逊色许多。他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在湖北方言中，“黎”与“泥”同音，故也有人叫他“泥菩萨”。黎元洪有此绰号，固然是因为他脾气好、待人宽厚，但也不经意间暴露出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事实上，在觉得形势不利时，黎元洪确实常常露出怯意。当年辛亥革命，冯国璋攻下汉阳，第二天一名与黎元洪相熟的北洋军将领隔江偷偷给他打电话，探听其虚实。黎元洪人都哆嗦了，他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里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指革命党人）利用我们的名义瞎搞一通……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
到快当总统了，大抵还是如此。袁世凯去世那晚，得知北洋军可能要闹事时，黎元洪的表现近乎失态。忙于对军官们进行劝说的段祺瑞也被弄得不胜其烦。当张国淦受黎元洪之命一再向他打听情况时，他忍不住握起拳头朝桌上敲了一下，狠狠地说：“他（指黎元洪）要管，就让他管！”
张国淦当然没有把这句话报告给黎元洪。其后段祺瑞平息了事端，又把一张已经拟好的通电出示给张国淦看，上面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的号）颇孚人望，但‘约法’（民四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
段祺瑞这封通电显然是为了安抚北洋系，但“优柔寡断”也未尝不是段祺瑞对黎元洪的真实看法。
张国淦看过电报，赶紧劝段祺瑞：“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
段祺瑞想了一会儿，觉得有理，这才提笔删去了这段难听的话。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段祺瑞存在重大分歧。比如段一再找借口推迟国会的重开，而黎则认识到国会可以限制段的势力，扩大自身权限，所以对恢复国会持支持和促成的态度。又如在敲定帝制祸首的名单时，黎和段也都有各自的主张。
尽管瞧不上黎元洪的能力，又存在诸多分歧，但段祺瑞初期在表面上还是与黎元洪合作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互补的一面——段祺瑞需要用黎元洪来维持“中央是团结的”这样的国家形象，以便对付南方的各党各派，而黎元洪虽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可是手中无兵，缺了段祺瑞，场面也撑不下去。
就这样，大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解决了一些分歧。在此之后，他们又合作裁撤了帝制时期的机构和职官，取消了部分专制独裁的法律条例，同时放开报禁，撤销政治犯通缉案，使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遭受重创的民主共和制度得到了局部的恢复和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黎段配很快就出现了维持不住的迹象。
刚愎他用
段祺瑞主掌国务院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灵魂”徐树铮。他打算让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于是便请张国淦去跟黎元洪讲。
过去袁世凯当总统时碰到的恼火事，如今一般无二地又让黎元洪给撞上了——徐树铮在公务中向以气势凌人著称，还在段祺瑞当总理前，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就领教到了，有一次他竟然还被徐树铮当面拍了桌子。
以前还是偶然碰面，如果让徐树铮当了国务院秘书长，就得三天两头打交道了，黎元洪如何能够接受？听张国淦把段祺瑞的提议一讲，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并以和袁世凯一模一样的理由一口回绝：“段总理是军人，徐树铮也是军人，军人做总理，不能再以军人做秘书长。”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黎元洪随后还是向张国淦和盘托出了他的真实想法：“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就如芒刺在背。”
张国淦曾经在袁世凯那里碰过一次壁，岂能不知徐树铮的性格为人，但他受段祺瑞所托，又不能不对黎元洪进行劝解：“树铮锋芒毕露，实属军人爽直一派，总统还是多包涵些。”
黎元洪仍然连连摇头，毫不犹豫地说：“我总统可以不做，但绝对不能和徐树铮共事。”
黎元洪不答应，要是照直回复段祺瑞，段祺瑞的脸也注定会黑得跟个锅底似的。张国淦左右为难，只好问计于徐世昌。
徐世昌闻之一笑：“黄陂（黎元洪为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太不了解芝泉啦！”随即驱车同张国淦一起来到总统府。
黎元洪见到徐世昌时尚余怒未消，说：“相国，总理要做的事一万件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
徐世昌语出惊人：“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唯有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你怕树铮跋扈，芝泉（段祺瑞）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
徐世昌亲自来劝解黎元洪，主要还是怕黎段二人闹僵，重演当初袁段不和的一幕。他开导黎元洪：“总统请想想，为了徐树铮，芝泉当年不惜与项城反目，况今日乎？”
徐世昌的适时提醒，让黎元洪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终于在态度上软了下来，叹口气说：“就依相国说的办吧！”
在过了黎元洪这一关后，段祺瑞也怕引起外界非议，说他过于偏袒徐树铮。为了掩人之口，他就和徐树铮联手演了一个剧目，下令委任曾毓隽为国务院秘书长。
曾毓隽刚刚在家中收到委任状，徐树铮就托曾的叔父来和他商量，说局势复杂，国务院总理是武人，秘书长若是文人，一定弹压不住，意思就是让曾毓隽把秘书长的位置让出来。
同为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平时和徐树铮接触较多，他看出徐树铮对秘书长一职势在必争，如果不放手的话，以徐树铮的个性，以后必然事事掣肘，自己就算是当了秘书长，事情也不好办。
想到这里，他只好让叔父传话给徐树铮，说段总理既然委任他为秘书长，无故辞职，无论对段还是对他都不合适。徐树铮一定要这个位置，他可以上一个呈文，在段祺瑞面前力保。当然同不同意就要取决于段祺瑞的个人态度了。
曾毓隽以为段祺瑞已经发布任命，就不会轻易推翻，至少要深思熟虑一番，同时也可以避免得罪徐树铮。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保徐树铮的呈文刚刚送上去，段祺瑞立刻就批复了。
段祺瑞的小舅子吴光新也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北洋将领，他为人特别骄傲，一向两眼朝天，不大理会人，有时还故意给人难堪，使对方下不了台。可以想见，他和徐树铮的关系不会好，不过与曾毓隽这样的纯文人倒还能相处。
得知段祺瑞改任徐树铮为秘书长的消息后，吴光新跑来对曾毓隽大吼大叫，说：“你何必这样怕得罪人？”
曾毓隽正在郁闷之中，他对吴光新说：“你和我闹没有用……问题在于段总理不坚持原来的计划，对于我的呈文，不加考虑就批准了，这能怪我吗？”
其实曾、吴都被蒙在鼓中，如果他们知道段祺瑞早已就徐树铮的事和黎元洪打过招呼，大概就不会生出这么多疑问和遗憾了。
与先前一样，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就等于让他当了国务院的家——国务院一切大小公事都要经其过目，不论是谁，只要对段祺瑞有所请求，段祺瑞总是说：“你去找又铮（徐树铮的字）谈谈。”段祺瑞当面答应的事，徐树铮不同意就办不通；反之，徐树铮决定的事，即便事先没有请示，段祺瑞也无不支持。有人因此讽刺段祺瑞是“刚愎他用”。
天地咒
出了国务院的大门，徐树铮的霸道作风丝毫未变。按照责任内阁制，总理总揽一切军国大计，但是其决定得用大总统命令的形式发表，也就是说，必须经过总统府盖印这道手续，否则无法生效。在段祺瑞、徐树铮的心目中，总统就是一架盖印机器，没有对命令内容置喙的余地。
问题是，黎元洪本人不会这么认为，他把掌握总统府印信看成一件大事。当时总统府的监印官叫作辑瑞室主任，为了表示慎重，黎元洪特地命他的亲家、长子的岳父唐某担任。
一般情况下，段祺瑞不会自己拿着公文去盖印，这事主要由徐树铮负责。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道命令来到总统府请唐某盖印。唐某把全文看了一遍，然后嘴里习惯性地嘟囔道：“这样的措词合适吗？恐怕还要斟酌斟酌吧……”
“老兄，请放心，你只管盖你的印好了。责任内阁制嘛，一切由总理负责。”徐树铮不等他说完，就很不客气地说，“你要说他（指段祺瑞）的命令不妥，明白的人知道你在文字上推敲，力求工整，不知道的人，不是说你胡乱干涉国政吗？”
徐树铮说这番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着说唐某，其实是暗示黎元洪不应该在盖印环节上加塞。唐某没听出来，仍然嗫嚅着说：“这事儿总统要找……”
徐树铮见他不知趣，便故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总统要是对老兄还不放心，那就只好请他自己盖印了！”
唐某无法，只好在命令上盖了“大总统印”。徐树铮回到国务院，一见到段祺瑞及秘书们就不由放声大笑，说：“我今天给菩萨念了一遍天地咒。”
自从被徐树铮教训了一顿后，唐某尝到厉害，真的不敢再多管用印的事了。黎元洪见状，便把印信带到自己办公的地方，交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保管，这样徐树铮要盖印，就必须直接找黎元洪办理。
管印的换成了总统，徐树铮一样不买账。有一次，黎元洪看了命令，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妥，就拿起笔准备在文字方面稍作修改，不料徐树铮立刻拉着他执笔的手说：“总统，这万不能随便改……”
尽管徐树铮和颜悦色，用的似乎还是恳求语气，可是黎元洪还是被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徐树铮的过分之处还在于，总统对国务院有所指示，国务院秘书长照例应在国务会议上进行报告，徐树铮则是愿意报告就说两句，不愿报告就撂到一边，当黎元洪完全没说过一样。对黎元洪交办的事也是如此，他愿办就办，不愿办就高高挂起。
某日，国务院在一天内更调了山西省的三个厅长。徐树铮拿着相关命令去盖印，黎元洪见了自然要问问原因，徐树铮却不耐烦地说：“总统只管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写什么，我还忙着呢！”黎元洪被弄得十分难堪。
这类事情多了，即便黎元洪是有名的泥菩萨也忍受不了，他气愤地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
在徐树铮的影响下，国务院的许多办事人员都只知有段总理而不知有黎大总统，就连内阁中的一般办事人员都敢挖苦顶撞黎元洪。
当初吴光新得知徐树铮要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就对曾毓隽断言：“这样一来，国务院从此多事，你若不信，拭目以待。”如今果然弄成了一个多事的局面，幸亏张国淦一直从中周旋调停，冲突才没有进一步激化开来。
黎元洪和徐树铮的矛盾，其实就是他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自那一年到北京后，袁世凯虽然也不给黎元洪任何政治实权，可是大面上还过得去，平时礼尚往来，嘘寒问暖，起码把他当个佛一样地供着。
袁世凯会的一套，段祺瑞不会，他为人一向非常严肃，无论对谁，都是板着面孔，很少露出笑容，更不会说什么玩笑话。跟黎元洪在一起也是如此，不会故意装出推重尊崇的样子，这让黎元洪内心里很不舒服。
在段祺瑞看来，大总统职位本来非他姓段的莫属，只是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才把黎元洪扶上了“马”，而对于扶黎上“马”，他也是很认真很花力气的。可是有与段祺瑞关系不睦的人为了挑拨离间，却向黎府吹风，说：“我们在项城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元洪）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
黎元洪听后信以为真，对段祺瑞更加不满，现在再加上一个徐树铮，那股怨气已到了难以化解的程度。
限于自身力量过于薄弱，黎元洪虽然满腹怨尤，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也只能忍气吞声。他敢于和段祺瑞唱对台戏，乃是发现国会和议员倾向于自己以后的事。
左右逢源
袁世凯时代的国会议员一年可以领到五千元薪水，这种收入水平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百姓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算是比较丰厚了。后来袁世凯解散国会，议员领不到薪水，大多数人都过了一段苦日子。现在国会重新恢复，议员们就觉得自己的议员地位不保险，说不定国会什么时候又要关掉，于是大家纷纷以议员的头衔为阶梯，踏上了猎官求官之途。
议员之中，以政学会议员对于求官最为热衷。政学会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之所以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就是因为北洋系对国民党的印象不好，继续挂着国民党的老招牌于做官不利，只有脱离了国民党，才能更好地奔走于黎段之门。当时有人私下评论说：“政学会分子都是官迷！”
清末民初之际，想当官的人常常会走公馆的门路，也就是托大官的夫人、姨太太、少爷、小姐甚至是仆人打招呼、说好话。可这在段公馆却走不通，因为段祺瑞的事向来由他一个人做主，即便是段夫人张佩蘅都不敢在他面前提一句公事，更不用说荐官收礼了。
偏门走不进，求官者们只好走正门。对于这一伙求官的议员，段祺瑞开始还能敷衍敷衍，后来看到来的人太多，胃口又都不小，便一律飨以闭门羹，以至于有些并非求官，真是来和他商榷政事的议员也连带受到了冷遇。
黎元洪则不然。他对于议员求见向来是来者不拒，而且接待态度平易近人。如果对方谈到求官问题，黎元洪照例会说：“只要你和段总理方面商量好了，我这一方面毫无问题。总理若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
相比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段祺瑞，黎元洪左右逢源，得到了很多议员特别是国民党、政学会议员的支持。重开后的国会仍以国民党议员居多，他们多数拥黎反段，有了他们做后盾，黎元洪顿时觉得局面与先前迥然不同，也有了可以向段祺瑞说不的勇气。
黎元洪的幕僚们趁此机会建议他掌握兵权，其理由是，虽然政府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但仅指政治而言，在军事方面，总统既然名义上是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价值？”
想到同为大总统，与袁世凯的实际地位相差如此悬殊，黎元洪顾影自怜，对幕僚们的话很听得进去。
黎元洪要兵权，段祺瑞不给。段祺瑞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兵权，而且他现在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稳住政局，靠的就是有兵权，如果兵权都没了，国务院还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说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开启了黎段之争的序曲，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权限之争则成了黎段争斗的第一个回合。
黎段之所以争斗不息，而且愈演愈烈，根本原因还是彼此在北京政治主导权到底应该由谁来掌握这一点上，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在段祺瑞看来，既然政府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那么元首就应该自觉地做一个不管不问的“盖印总统”，而把政治主导权完全交给内阁。
实际上，从黎元洪的执政能力以及他所拥有的资源来看，居于“太上皇”的位置对他确实也比较适合。可问题是黎元洪能力不大心很大，自接任总统以来，他“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越来越不甘于无所事事。
如果黎元洪为了顾及总统的体面，只拣点儿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过问一下，倒也罢了，偏偏他还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
段祺瑞当初组阁时，原以为今后最难打交道的是国会，没想到他所碰到的第一个拦路虎不是国会，反而是他全力扶持上台的黎大总统，而且总统比国会还要难缠，这让他如何受得了？
有时被黎元洪“要问”和“多问”烦了，段祺瑞忍不住朝身边的人发火说：“我是叫他（指黎元洪）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有一拼
除了争夺兵权外，府院双方还常常在官吏任免上较劲：院方想要任用谁，府方会故意挑剔；反过来，府方提出的官员名单，有时也得不到院方的同意。由于府院相持不下，许多已经拟定的官吏人选最后都中途搁浅了。
黎元洪的幕僚们想在外省扶植本方势力，便鼓动黎元洪任命孙发绪为山东省长。任命书已经写好并加盖总统府大印后，黎元洪派时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的哈汉章持令去找段祺瑞，以完成国务院加盖印章这一环节。
哈汉章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他见到段祺瑞后说：“总统因为山东省长缺人，今物色了一位安徽同乡孙发绪，认为人地相宜，即请老师盖令发表吧！”
孙发绪是安徽人，段祺瑞出生于安徽，也以安徽为原籍，哈汉章强调孙发绪“安徽同乡”的身份，自然是以为这样好通过一些。可是段祺瑞虽然极重乡情乡谊，但在任用乡人的问题上却很清醒——在他权位极盛之时，家乡常有人来看他，段祺瑞总是热情接待，临走时还要赠送路费和礼品，然而从不委派或推荐乡人当官。
听哈汉章口出“安徽同乡”四字，段祺瑞勃然大怒，当场拍案骂道：“什么东西！我不认得这个同乡，难道说安徽同乡就该做省长吗？”
见段祺瑞发了火，哈汉章情知不妙，赶紧起身溜走了。
段祺瑞固然讲原则，但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也并不缺少灵活权变的一面。哈汉章走后，有人向他透露，说黎元洪其实在山东省长这一席位上考虑了三个人选，孙发绪在三个人中尚属“势利官僚”，看风头行事的角色，对段派并不敌视。另外两个都是厉害角色，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任命孙发绪。
段祺瑞听了觉得颇有道理，便勉强同意了这一任命。
尝到甜头的黎幕又开始在更为重要的阁员名单上做文章。按照“临时约法”及民国惯例，只有国务总理由大总统提名特任，其他阁员人员均应由总理提出，但黎元洪却在幕僚们的怂恿下，擅自拟定了另外一份阁员名单，然后一面通知段祺瑞，一面径行提交国会。
进入黎元洪所拟名单中的大部分人，或为结好黎幕的议员，或与黎私交素厚，或为黎的同乡，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唐绍仪，他被提名为外交总长。作为民国改元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资望较崇，黎幕推他出山的目的，是预备将来黎段交恶乃至决裂时，可以把段祺瑞换掉，以唐绍仪继任总理。
段祺瑞拿到名单后内心很不痛快，但因为担心引发府院之间新的大冲突，所以当场未做任何表示。见段祺瑞默然不语，徐树铮一时也不便多言。
被人按着头不吱声，从来不是徐树铮的性格。退出帐外后，他忽然心生一计，决定不直接向黎元洪提出任何抗议，而是以唐绍仪为突破口，通过各省北洋军人对黎元洪进行施压。
在徐树铮的策划下，由冯国璋、张勋领衔，二十多名北洋将领发出联名通电。通电不仅列举了唐绍仪的各项“罪状”，而且称如果政府执意让唐出掌外交，以后各省将对外交部与各国所订条约一概不予承认。
此时唐绍仪已由上海到达天津，正准备赴京入阁，通电一出，只得又返回上海。
黎元洪是个经受不住压力的人，通电自然令他心惊胆战，开始后悔自己在内阁名单上采取了过于轻率的态度。黎元洪的幕僚们原来嚷得很凶，如今也被一纸通电给压得没了一点声音——他们多为文人政客，胆子再大，也不敢真的与一群持枪在手的武人叫板。
黎元洪前倨后恭，亲自打电话邀请段祺瑞过府，以便重新商定阁员名单。
段祺瑞尽管又一次占据了主动，但为了使新内阁能够尽快通过，还是决定以混合制方式组阁，在阁员人选上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除陆军总长由他自己兼任外，其他阁员都尽量依照黎元洪的推荐和提名，从不同集团和政党中选用。
在不断升级的府院争斗中，夹在中间的“千年和事佬”张国淦也渐渐招架不住，于是索性挂冠而去，辞掉了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在内的所有职务。
黎元洪选用的继任者为丁佛言。他是第一个出来做官的国会议员，此人性格浮躁，爱兴风作浪、卖弄聪明，虽说能力可能不及徐树铮，但在不安分和好斗方面倒绝对与徐树铮有一拼。
丁佛言不再像张国淦那样好说话，他利用总统府秘书长的职权，时常将国务院呈交的公文和命令留下或不盖印。徐树铮被惹得三天两头地跳脚，二人争吵甚至互相谩骂的事屡有发生。
跟徐树铮争尚不过瘾，丁佛言还要跟段祺瑞斗。他对一位议员说：“决与歪鼻子（指段祺瑞）较量一番。”那人劝他：“你的力量不足以推倒段，相反要坏事。”丁佛言哪里听得进去，他不服气地说：“那就试试看吧！”
为了限制段祺瑞的权力、提高黎元洪的地位，丁佛言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张总统要参加国务会议，以及当院方呈请总统用印时，如黎元洪有不同意见，必须交国务院再议，等等。
黎元洪看到这个草案，没有不表示支持的道理；相反，段祺瑞则被气得火冒三丈，乃至于提出要辞职。
黎元洪已经见识过对方的厉害，在段祺瑞的一番示威下不得不让步，而段祺瑞认为时局还不够稳定，不能把与黎元洪的关系搞得太僵，因此也同意进行折中处理。
几经磋商，双方拟订了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与此同时，段祺瑞也针对部下们以往对黎元洪的不恭敬行为进行了一定约束，段黎关系一度有所缓和。
府院之争的高潮刚刚落下，国务院内部又起争端——以孙洪伊为首的黎派阁员与段祺瑞、徐树铮闹起了别扭。
害群之马
由于在段祺瑞内阁中黎派阁员占据优势，所以这场争端虽然发生在国务院内部，但其实也是府院之争的一种扩大和延续。一手挑起争端的孙洪伊原为进步党人，不过政见上却倾向于国民党，段祺瑞和北洋系对他很反感。他之所以能够入阁，完全是黎元洪提名的缘故。
段祺瑞是看在黎元洪的面子上，才同意孙洪伊入阁的。对孙洪伊，他自然不会予以重用，所以起初安排的阁员职位只是有职无权的教育总长。不料孙洪伊到京后便以领袖人物自居，当着黎元洪的面，他声称即使不入阁，也不干教育。
这时阁员名单已经发表，黎元洪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让人再找段祺瑞商量。段祺瑞很不高兴地回答道：“就他难缠！名单已发表，谁肯让他？”
事有凑巧，阁员里面正好也有人想调整，原定的内务总长情愿把位置让给孙洪伊。段祺瑞见状，又考虑到必须维持与黎元洪的关系，就再次迁就黎元洪，任命孙洪伊当了内务总长。
内阁组成不久，恰逢李烈钧在广东与人争夺地盘，对段祺瑞调他“来京听候任用”的命令也置之不理。段祺瑞十分不安，便在内阁会议上就广东问题提出讨论。
徐树铮列席内阁会议并发言。按照法理，国务院秘书长只有列席内阁会议的资格，没有发言权，可是既然段祺瑞不予阻止，其他人也就不好讲什么了。
徐树铮提出要组织粤、闽、湘、赣四省军队对李烈钧部进行会剿，并拿出了一个水陆三路进兵的计划。因李烈钧是国民党人，孙洪伊及其他原国民党出身的阁员都对此表示反对，他们采取袒护李烈钧的态度，仅主张进行调解。
内阁会议结束后，徐树铮也不管什么少数服从多数、自己有没有发言权，就按照先前在陆军部的做法，自顾自地拟定了四省会剿李烈钧的命令，然后去找府方盖印。
黎元洪、丁佛言与孙洪伊等阁员平时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当然不肯给他盖。遭到拒绝后，徐树铮便索性在没盖印的情况下把电令发了出去。
事情很快泄露，孙洪伊性情自负，不甘人下，本来上任后就看不惯徐树铮，抓到把柄后马上当面指责他违法越权。徐树铮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二人言辞激烈，声达户外。
自此，孙洪伊挟黎以自重，徐树铮倚段以为抵制，二人皆视对方为仇敌，几乎无时无事不发生冲突，并且这些冲突还都相当激烈，乃至于“短兵相接，日在火并之中”。
“广东案”之后，又发生了福建省长胡瑞麟查办案。袁世凯主政时期，胡瑞麟奉袁世凯之命，曾授意其弟、湖南将军汤芗铭屠杀革命党人。尽管已经事过境迁，但参议院仍有人要跟胡瑞麟算旧账，为此提出要查办胡瑞麟。
胡瑞麟本来和黎元洪有些渊源，后来却投靠了段祺瑞，与徐树铮的私交也不错，因此查办案送到国务院后，徐树铮便不提出阁议，只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资格拟文咨复了参议院。
省长是文官，其任免、查办皆属于内务部管辖范围。孙洪伊从国会方面得知这件事后，马上提出阁议说总理滥用职权，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经过内阁讨论就直接咨复参议院？
其他各部的部长也都有意见，段祺瑞的处境十分尴尬。本来对徐树铮所为，段祺瑞是完全同意和支持的，但为了免使段难堪，徐树铮就一个人把责任承担了起来。
徐树铮就此成为孙洪伊等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段祺瑞无言以对，只好说了一句“树铮荒唐”。
孙洪伊仍旧穷追猛打，又向段祺瑞提出辞呈。徐树铮忍无可忍，对段祺瑞说：“姓孙的太狂妄了！他想胁迫总理，我看干脆批了他的辞呈，把这个害群之马赶出内阁。”
孙洪伊得理不饶人，段祺瑞偏偏还不能赶他走，其直接原因是总统府和国会的一些人正借机大做文章，黎元洪还特招孙洪伊前去见面，对其大加慰留。
毕竟是自己理亏在先，黎元洪又做此表示，段祺瑞于是也不得不对孙洪伊进行了慰留。
孙洪伊有了面子，这才答应收回辞呈，但又迫使段祺瑞答应对院秘书长的权限进行限制，其中包括不能对内阁会议的决定进行擅改，以及政府命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后，才能送总统府盖印发表，等等。
此次冲突的结果，徐树铮受到了重大打击，此后他与孙洪伊的争斗便开始表面化，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热火朝天
孙洪伊上任后，一度想安插自己的人当京师警察总监。京师警察系统虽隶属于内务部，但对总监这样高级别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总理的认可才行。
段祺瑞怎么可能让孙洪伊随心所欲地布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
孙洪伊安插不了总监，又把主意打到了部内。早在未入阁之前，他的“夹袋人物”也就是亲信和存记备用之人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些人都要进行安置，孙洪伊就以整顿内务部为由，裁减了原有的一批高级部员。
部员们突然丢了饭碗，恨不得找人拼命。徐树铮见有机可乘，遂鼓动他们上诉平政院。
平政院即后来的行政法院，主要负责监察行政官吏的违法和不正当行为，原肃政厅即为其下属机构。接到有关内务总长违法裁员的投诉后，平政院裁决原告胜诉，并要求孙洪伊限期撤销解职令，准许被解职部员重新回部上班。
平政院是根据袁世凯时代的“民三约法”设立的。孙洪伊紧紧抓住这一点，认为平政院的存在本身是否合法还存在疑问，所以拒绝执行该院的裁定。
徐树铮见状，赶紧与段祺瑞商议，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定的命令，准备送府盖印。可是按照新规定，命令须由孙洪伊副署，而孙洪伊拒绝副署。
平政院听说自己的裁定竟然不能被执行，顿觉大丢脸面。他们请段祺瑞主持公道，说：“如果平政院真的不合法，请总理立即下令解散。如果是合法的，为何判决不能生效？”
平政院方面还声称，倘若孙洪伊继续拒绝执行裁定，他们将集体辞职。
段祺瑞把孙洪伊叫来，让他无条件执行裁定。孙洪伊却抵死不肯，还公然对段祺瑞进行顶撞。段祺瑞勃然大怒：“你这是结党营私，滥用私人！平政院的判决我看很合理，难道你还无法无天了？”
段祺瑞即便动怒也没能镇得住孙洪伊，孙洪伊根本就不把他这个总理放在眼里。这使得段祺瑞痛下决心，随后便向总统府呈请将孙洪伊予以免职。
孙洪伊在段祺瑞面前如此强硬，本身就与得到了黎元洪的支持有关。他虽为段内阁成员，却得到黎元洪的高度信任，可参与黎幕的一切密议，隐然执总统府之牛耳。徐树铮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前往总统府，去了四次，次次碰壁。最后一次他忍不住对黎元洪放言：“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洪伊的字）出席国务会议！”
见徐树铮又开始对自己不恭不敬，黎元洪顿时火了，他大喝一声：“你说的这是一句什么话？”
徐树铮冷冷回答：“这是总理说的。”
府院之争如此热火朝天，原先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国会议员们也都按捺不住，纷纷加入战团。
此时的国会议员中有两大派别，一是以原国民党人为主的商榷系，一是以原进步党人为主的研究系；基本政治倾向是商榷系靠拢黎元洪，研究系接近段祺瑞。
自段祺瑞的免孙令一问世，商榷系议员即向段内阁提出质问，认为只有国会弹劾才能罢免国务员，国务总理无权直接呈请罢免。更有甚者，还有六十余名议员联署提案，要求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
商榷系起劲，研究系议员同样把战鼓擂得咚咚响。先是其机关报猛烈批评孙洪伊“违法”，接着研究系首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又亲自谒见黎元洪，劝其尊重舆论，主动调换孙洪伊以息争端。
在国会的推波助澜下，段祺瑞一反以往尽量克制或不直接表态的处事态度，亲临总统府催促黎元洪为免孙令盖印。
可是黎元洪仍然一再推诿，段祺瑞不由脱口而出：“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那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虽然与段祺瑞有矛盾，但也知道如果缺了段祺瑞撑场子，他这个总统必然做不长久，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各打五十大板
黎元洪要为孙洪伊留面子，于是加紧劝说对方自动辞职。不料孙洪伊却不肯给他面子，死活不愿辞职。
之后，黎元洪又请王士珍做说客，提出可以让孙洪伊以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部务由次长代理。这未尝不是一个下台阶的办法和机会，然而孙洪伊还是拒绝从命。
段祺瑞一面令人起草辞呈，一面也放出风来，说只要孙洪伊肯辞职，可以调其任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孙洪伊回复得更干脆：“政治家要硬干，无论做何牺牲，决不辞职。”
当孙洪伊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颗铜豌豆之时，他在内阁的进出，也就成了总理能否维持其威信的标志。段祺瑞怒气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黎元洪左右为难。当然他不认为问题出在孙洪伊身上，而只会认为全都是段祺瑞的错。幕僚们趁势建议邀请在河南隐居的徐世昌赴京组阁，以求彻底解决府院问题。
在幕僚们看来，北洋系是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而徐世昌在北洋的资望又在段祺瑞之上，以徐代段，不会引起严重后果。黎元洪的政治智慧并不比他的幕僚高出多少，他居然也认为此计甚妙，当下就派代表前往河南敦请徐世昌出山。
黎幕不知道，资望是一回事，实力又是另外一回事。徐世昌不掌握北洋军权，那么明白的一个人，他岂敢凭着一个北洋元老的虚衔去摸老虎屁股？
徐世昌开始一再推托，在黎元洪派使两顾茅庐的情况下，才答应进京，但只是调解，“帮助总统分忧”，而不是取代段祺瑞做总理。他让人转告黎元洪：“要我做总理万万使不得，芝泉的脾性我知道，这样做必定后患无穷。”
为了避嫌，徐世昌还特地通过报界宣布了个人的三条原则，即“拥护元首”（指黎元洪）、“维持合肥”（指段祺瑞）、“不入政界”（指徐世昌自己）。
徐世昌到京后，在着重对段祺瑞的想法进行摸底的基础上，正式向府院提出调解办法：三天之内将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免职。
段祺瑞对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表示同意，黎元洪驱段不得，也只好下令免去了孙洪伊内务总长的职务。
孙洪伊离开内阁后，重新恢复了议员的资格。他对免职一事很不服气，便又组织被称为“小孙派”的一部分国民党议员，利用国会对段祺瑞进行攻击。
徐树铮下台后也不甘心，孙洪伊继续折腾的做法则让他更加恼火。在徐树铮的策划下，步军统领（清代称九门提督）江朝宗派兵到孙洪伊家中进行搜查，理由是孙宅隐藏乱党，意图不轨，孙洪伊本人也有“阴蓄死士进行暗杀”的嫌疑。
自此，孙宅三天两头遭到军警的光顾。孙洪伊到底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政客，吃不消惊吓，只好逃出北京，到上海租界避难去了。
这是继策动各省北洋军人发表联名通电、反对唐绍仪入阁之后，徐树铮第二次在府院之争中使用非正常政治手段。听说孙洪伊狼狈出逃，徐树铮打着京剧道白对他的朋友们说：“山人略施小计，孙大胡子（孙洪伊）便丢官逃走，一家大小不得团聚了也！”
徐树铮努力装出得意和兴奋的表情，但心里其实并不愉快，因为政敌固然已落荒而逃，可他也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光明正大地在国务院出入了。
徐树铮被免职后，国务院秘书长一职由“千年和事佬”张国淦担任，以融洽府院关系。徐树铮想在幕后操纵，让张国淦按他的意图办事，张国淦有时敷衍他一下，有时也不买他的账。
徐树铮向以“总理第二”自居，他的主张实际上也代表了段祺瑞的意思，张国淦不买他的账，就等于不买段祺瑞的账。这让徐树铮很不高兴，背后骂张国淦：“想不到张乾若（张国淦的字）是个蝙蝠派，给总理当秘书长，不听总理的。”
与此同时，段祺瑞一向对徐树铮依赖甚深，徐树铮的离职让他很不得劲，而且这种不快情绪很快就集中指向了徐树铮的另一个政敌——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佛言。
在徐世昌进行调解，并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时，段祺瑞就曾提出：“要免，丁世铎（丁佛言的原名）一起免。”
在段祺瑞看来，孙洪伊免职仅仅只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作为原先府院双方的秘书长，府院之争焦点之一的徐树铮既然已经去职，丁佛言也不应该再留在总统府。他对黎元洪说：“我的秘书长搞掉了，你的秘书长我还不满意呢。”
丁佛言是黎幕的主要人物，黎元洪自然不会轻易答应段祺瑞的要求，于是当即回答：“你的秘书长出了错，与我这里有什么关系？”
徐树铮虽然离开了国务院，但却从没有离开过段祺瑞的左右，而无论是为了帮段祺瑞争夺政治权力，还是给自己找回些面子，他都觉得有必要让黎元洪收回“有什么关系”这句话。
明枪不行，徐树铮又想到了暗箭。在他的授意下，以冯国璋领衔，全国二十余省区的北洋军头发出了“掬诚忠告”总统、总理、国会三方面的电文，其中提到“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力予摒斥”。很显然，“飞短流长的政客”指的就是丁佛言。
接着，长江巡阅使张勋主持徐州会议，请总统罢免“佞人”。随后，又发出电报，公然指责丁佛言挑拨是非，离间府院关系。
当年徐树铮曾用这一套中途吓退唐绍仪，迫使黎元洪让步，如今也同样有效。黎元洪看到电报后，再不敢对抗下去，只好让丁佛言辞职并予以批准。
中而不能立
丁佛言在他的辞职书上说：“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这是丁佛言的心声和怨尤，更是他的幕主黎元洪的心声和怨尤。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只能给别人盖印的“虚君”，虽然他在府院权限之争、徐孙（徐树铮、孙洪伊）交锋中接连落败，但只要有机会就还要跟段祺瑞较量一番。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仅数月之后，府院便又展开了第三回合的角力，京城更大的政潮汹涌而至。
与前两个回合主要局限于权限、人事不同，这次还涉及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具体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问题。
“一战”爆发于袁世凯当政时期。战事开始之初，因为中国远在亚洲，对国际间的情况也不十分明了，需要时间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观察，所以袁世凯决定暂时先采取中立方针，避开这场战火，为此还颁布了中立二十四条规，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境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军的根据地。
可是就在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便突然打破中立条规，派舰队声势浩大地驶入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此后，又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尽数掠去。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曾有过响应协约国要求对德宣战，借以使山东免遭日本侵占，同时摆脱其外交讹诈的动议，但由于遭到日本政府的直接反对，以及英美不敢开罪日本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暂时搁置。
“中而不能立”，让中国政府的处境既尴尬又被动，实际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德国抗议中国不能严守中立，致使其在山东的权利丧失；没跟德国翻脸，给德国的庚子赔款就得一分钱不少地照付；协约国没有得到中国对德宣战的响应，很不高兴；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直至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从执政开始就对“一战”非常关注，并且认为“中国当先准备”，为此，还特地在国务院辟西花厅，约集外交部及对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的专家学者，共同对“一战”进行研究。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对德国强大的军事体系有很深印象，这使他最初还认为德国在“一战”中没有落败的道理。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外交格局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德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不可摧。
段祺瑞开始和协约国方面进行秘密接触。1916年10月，他会见在华的英国人，谈到了中国参战一事；当年年底，更将投入协约国阵营，参加对德作战的意图相当明显地表示出来。
最终使段祺瑞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则是美国的参战。作为国际新贵，美国在“一战”初期也没有加入协约国，它采取的是一面保持中立，一面调停议和的外交政策，不过段祺瑞那时就预感“欧战（即“一战”）倘持久，美国终将加入”。
果不其然，1917年年初，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艇封锁政策”，美国对外投资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德国关于建立德、墨（墨西哥）、日三国反美同盟的密电被英国破译，随后又转告美国。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终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劝告其他中立国与其采取一致态度。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除照会中国外交部外，还连日拜访黎元洪、段祺瑞，陈述中国参战的好处。为了增强中国参战的积极性，他甚至自行向中国做出了提供援助的保证。
芮恩施的许诺当然会让段祺瑞动心，不过此时中国国内朝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参战持强烈反对态度，有人就认为，德国潜水艇的破坏力极大，如对德绝交或宣战，中国就是德国的敌国，沿海地区必会首先蒙受损害。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去何从，段祺瑞不能不结合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重新对参战的利益得失进行综合评判。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果说“一战”开始时，大家都还押不准到底谁输谁赢。进入1917年，当“一战”的对立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参战就表明大战已近尾声，鹿死谁手变得非常清楚了。段祺瑞认为，要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就必须有机会参与战后的和会，从而与日本争夺失去的权益。
即便不考虑山东问题，中国继续保持中立也不明智，因为“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中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
民初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世界列强所看不起的国家。尽管客观地讲，以彼时中国的实力，一旦宣战，根本不可能耗费大量金钱，或者派大批军队到国外去作战，当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列强对中国的看法，可是国际地位及权利总有望得到提高，也有分享战胜国所应享有利益的希望。
除此以外，段祺瑞还有经济上的其他盘算。“一战”爆发后，德国成为与银行团其他成员对峙的力量，五国银行团实际成了四国银行团（英法日俄），第二笔善后借款也告吹了。倘若不是袁世凯整顿财政，加强税收，并发行国内公债，政府差点就维持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护国战争“耗费国帑甚巨”，而地方上本来应解送中央的税款，也被各省截留。发行内债吧，旧债尚未整理完毕，续募新债自然无人搭理。
民初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代理国库，但自袁世凯称帝，两家银行一共仅剩下两千万元的现金，为维持军政费用，只得停止汇兑，也就是说它们发行的纸币不能再与现银同价流通使用。加上投机商人操纵其间，纸币价格时涨时落，老百姓受损颇巨，以至于“手持国币不能买斗米升粟”。
可以说，段祺瑞从袁世凯手上承接的就是一个烂摊子，除了向四国银行团续借外债，他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然而四国银行团除日本外，全都在欧洲忙于战争，并且本身国内财政也很困难，并无能力再借款给中国。
当时有能力对华借款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日本当政的大隈内阁是“二十一条”的提出者，主张以强硬手段对华交涉，段祺瑞本人在“二十一条”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是坚决的主战派，他领导下的政府当然不可能主动向日本开口借钱。
美国成了唯一的选择，在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努力下，段政府分两次向美国借了五百万元。这件事本来是在内阁秘密讨论通过的议题，可是时任内务总长的孙洪伊为了在市场上谋取厚利，却故意向外界放风，结果此事就被银行团给发现了。
善后借款协议之苛刻之处在于，它附加了很多额外条件，就像绳索一样左一道右一道地把你绑起来。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中国不能与银行团以外的国家签订政治性质的借款合同，美国不在四国银行团之内，就被认为违反了协定，四国银行团当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没法再向美国借了，而已经到手的区区五百万元又不足以应付政府的日常开支和急需——这笔钱是1916年借到的，当年就花得差不多了。到1917年前后，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已达极点，段祺瑞及其内阁也一度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步。
通过与包括英美在内的协约国方面的接触，段祺瑞得到启示，即只要中国参战，不仅可获得协约国集团财政上的“援助”，还能缓付庚子赔款和提高关税。
正是有了这些深思熟虑，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游说之前，段祺瑞就已决定参战，并让张国淦写出提纲，以备在国务院范围内进行讨论。当芮恩施拜访段祺瑞时，他发现这位中国总理已经在考虑与德国断交的可能性。
需要提出的是，美国的参战劝告针对于所有中立国，没有强邀中国之意，提供援助的许诺也不是其政府的本意。而后，在其他重要中立国均未响应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反过来又劝告中国无须单独与美国保持一致，并暗示芮恩施在此问题上推动过头。
对段祺瑞而言，响应美国的参战劝告是加入协约国阵营的一个机会，岂可放过，至于“单独”与否，本来也不是他考虑的重点。1917年2月9日，中国向德国政府发出照会，对德国的潜艇正式提出抗议。这一行动非常果断迅速，事前连协约国公使也未听到风声。同日，在给芮恩施的回文中，段祺瑞也明确表示了打算参战之意。
无冕大臣
黎元洪虽然与段祺瑞处于实际的对立状态，但在对德绝交的问题上，二人起初还是一致的。他的态度出现变化，是在发现日本积极介入之后。
当初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尤其是“二十一条”，即便在日本国内也广遭非议，日本元老派和其他持重稳健人士都对此表示不满。日本元老山县有朋的嫡系、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评价道：“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徒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在大隈即将倒台前夕，寺内便被山县等元老选定为继任者。鉴于前任在对华外交上的失败，寺内主张“中日亲善”，以缓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为此，他派西原龟三以个人名义来华，对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进行试探。
西原本人自称是“王道主义者”，指责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是“霸道主义”，对其持强烈反对态度。西原来华后见到的第一个高官是有亲日派之称的章宗祥。他告诉章宗祥，寺内不久将组阁，新内阁会一反从前政府的态度，彻底实行“中日亲善”。
章宗祥因为还没有完全弄清西原的底细，所以未与之深谈，对西原的亲善之谈，他也认为只不过是普通的门面话。可是在得知寺内有可能成为日本下届政府的首脑，西原又是这位未来首相的使者后，段祺瑞却非常重视，立即予以接见。
当初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段祺瑞曾是政府要员中为数极少的主战派，那时他对日本的态度，如果用现代政治术语来描述就是鹰派。不过另一方面，段祺瑞又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他认识到，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环境已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
早在民国创建之前，身为清廷要员的袁世凯就主张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即联合美国、德国，制约日本。在袁世凯成为民国元首之后，这一政策得到延续，中日关系也因此十分紧张，“二十一条”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段祺瑞主张将“远交近攻”改为“一律看待”。他说：“中国对于各国宜取一律看待主义，彼以诚意来，我亦以诚意往。”换言之，只要其他国家主动示好于中国，就没有必要先入为主地予以排斥。以此新政策来看待日本，如果寺内新内阁真的能够改变对华政策，则绝不妨碍他老段由鹰派转变为鸽派。
这时德日因“一战”已成为敌对国。为了表明自己并不亲德，段祺瑞在接见西原时，便要他回去转告寺内：“日本因为我留学德国，故认为我和德国有着特殊关系，这诚然是多余的顾虑。”
寺内曾赴法国，并担任过驻法公使馆的附武官，段祺瑞以此打了个比方：“据说寺内先生长期在法国，但并没有人说他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我所想的只是中国和东方。”
此次接见不久，段祺瑞即派章宗祥出使日本，与日本加强往来和接触。临行前，章宗祥请示对日基本方针，段祺瑞向他明确交代：“远交近攻之策，自不适用于今日。”章宗祥素来主张与日本搞好关系，见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与他见解相同，“心中为之一安”。
当章宗祥以驻日公使的身份出使日本时，寺内内阁已经正式成立，西原又跑来与章宗祥会晤。
虽然大隈内阁已经下台，但当时中国各地仍有大隈内阁所派遣的浪人到处兴风作浪，四处捣乱，尤其是山东胶济沿线一带折腾得更凶，这让章宗祥感到十分头疼。既然西原一直把话说得那么漂亮，他就决定用投石问路的办法来试一试，于是便托西原传话给寺内，要求予以解决。
不久，日本政府果真下达命令，取缔分散中国各地的浪人，要求一律限期回国。
在感到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确有变化的同时，章宗祥也惊异于西原身上巨大的能量，因为西原并非寺内内阁的成员，也不在日本政府担任任何实际职务，用北京政坛的习惯用语来说，他不过是寺内私人的一个跑腿混混儿而已。
事实上，西原却绝不是“跑腿混混儿”这么简单。自寺内担任朝鲜“总督”起，他就一直追随于寺内身边，帮助其策划运作，深得寺内的信任。对这位“无冕大臣”而言，取缔召回浪人，不过是小事一桩，为了促成寺内所谓的“中日亲善”，他还有更大的礼包要送出来。
见面礼
再次与章宗祥见面，西原提到，中国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财政，而要整顿财政首先就需要一笔款子，如中国要借款，日本可以施以援手。
包括善后大借款在内，中国所借外债向来都拿不到实数，总要被七扣八扣减掉许多，这也常常会被外界认为是经手人拿了佣金或“回扣”，具体到向日本借款，则更为敏感。对西原主动要借款给中国政府的提议，章宗祥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不敢贸然答应，只好推托说自己怕因此遭到猜疑，不愿涉足其中。
西原真是有够贴心，过了几天又对章宗祥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款时十足交款，答应借多少，实际付款时就给多少，中间不再给经手人佣金，如此经手人就可以干净了。
西原同时声明借款不涉及政治，不需要抵押。如此优厚的借款条件，段政府乃至之前的袁政府还从未遇到过，正好政府又处于极度缺钱的当口，岂有不笑纳之理？
西原在日本本国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寺内对他言听计从外，大藏大臣（即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原在朝鲜帮寺内主持理财工作，从那时起，他与西原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在大藏省内，西原可以随便命令和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让银行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
需要避开的还是国际财团，因为按照善后借款协议，四国银行团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单独对华进行政治借款。西原虽然口口声声借款不涉及政治，可是也怕银行团知道后会大加诘责，所以只能秘密办理。
这时在日本控制的范围内，有三家专营长期投资业务的特种银行，分别是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经过研究，便决定由三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给中国交通银行。
双方商定后，西原一个电报发到东京，胜田马上回电同意。这是寺内上台后，通过西原之手借给中国政府的第一笔款项。
借款办理得如此顺利，出乎北京的意料，也使得段政府进一步确证了寺内内阁的政治信用。一拿到款项，段祺瑞立即派吴光新拜访日本驻华公使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以表达自己“认真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决心。
对于西原和日本政府而言，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是其表达“诚意”，让中国消除戒心的见面礼。自此以后，西原在段政府面前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他开始更积极地促成中国对德宣战。
日本本身是协约国成员，站在协约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角度，西原一直担心中国被德国所诱惑，把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提供给德国，从而对协约国产生不利后果，所以他在为借款奔走的同时，一直努力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
不过寺内内阁想的与西原却不完全一致。寺内固然不乐意中国支持德国，可要是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反过来使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而复失怎么办？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了游说中国参战，尚能背着政府夸下“援助”的海口，西原与高层关系紧密，可以做到言出必行，反倒不能这样信口许诺，因此在段祺瑞决定参战之前，其实并没有得到过日本将全力对华“援助”的确切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开始对日方的“好意”产生疑虑。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一手经办了交通银行借款案，可是也对寺内内阁的新政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章宗祥更曾电嘱曹汝霖，认为西原虽然神通广大，但终究不是外交上负责任的政府人员，勿太过信任，致生波折。
在段内阁中，曹汝霖、章宗祥均被视为亲日派，连他们都这样谨慎，段祺瑞更不会冒险把参战与日本“援助”相联系。实际上，他这时候主要想依赖的还是美国，指望得到的也是芮恩施所说的“援助”。
在发出对德抗议前，日本政府虽然接到了中方的通知，但二者仅隔五个小时，表明到此时为止，北京政府并不把日本的意见作为参战的必备条件。这可把西原给急坏了，他数度向寺内内阁提出建议，认为如果坐视中国被美国拉进协约国，只会使好不容易打下的一点点“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他先前的种种努力也算白费了。
原先日本政府不放心的主要还是山东问题，寺内内阁为此相继与英、俄、法、意达成谅解，获得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保证。有了这一保证，寺内决定接受西原的建议。
平衡木
响应美国的劝告本是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由头，可是之后美国政府却又变得消极起来，这使得北京政府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也想重新试探一下日方的态度，看能否获取对方的支持。
1917年2月14日，段祺瑞以国务院、外交部的名义联合致电章宗祥，提到中国一旦与德绝交、宣战，就必然需要一笔非常大的费用，到时希望日本和协约国其他成员能够允许，让中国“酌加关税”以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
先前对中国未与其磋商，就在美国的劝告下发出对德抗议，日本外相曾酸溜溜地表示过“遗憾”。现在段政府能够第一个跟日本商量“与德绝交、宣战以后的事”，显然流露的是一种“亲日”姿态。在章宗祥就此告知日本政府后，日方“极表满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初次对日诚意之表现”。
为了坚定中国参战的信心，寺内立即派西原前往中国进行游说。在出发前，围绕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优待条件，西原与首相寺内、藏相胜田、外务相本野进行了磋商，获得了他们的首肯。
2月16日，西原抵达北京，与曹汝霖、梁启超等要人见面，并多次拜访段祺瑞。其间，他们就优待条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西原向段祺瑞暗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派遣教官、提供军火等方式武装中国军队，但中国并不需要直接出兵欧洲，而只需派华工即可。当然，中国还可以凭此得到更多的贷款。
西原在京的一系列谈话和“保证”，让段祺瑞及其幕僚下决心在对德抗议后，进一步与其断交乃至宣战。
西原与段派成员频繁的秘密接触，立即引起了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反对派的疑虑，认为段祺瑞在乘机投靠日本，借助日本借款，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本来仅涉及国家利益的参战问题立刻变得复杂起来。黎元洪密电全国名流征求意见，这些意见也以反对与德绝交者居多。这更增加了黎元洪的底气，遂从支持绝交完全转向反对绝交，府院之争也因对德态度不同而进一步升级。
府院相持不下，令南京的冯国璋成为焦点。作为北洋系中除段祺瑞之外的另一个实力派，早在参战风波发生之前，被选为副总统的冯国璋就是府院双方及各方面人士都竞相争取的香饽饽。冯国璋既不愿得罪段祺瑞，又不想令黎元洪难堪，只能采取两边敷衍、不置可否的办法。
2月22日，在黎、段、国会的极力相邀下，冯国璋抵达北京，为府院进行调解，不过其态度一如从前，仍然是息事宁人、不偏不倚。
段祺瑞原以为“四哥”（冯国璋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四）是北洋袍泽，一家人总会帮着一家人，没想到冯国璋玩的是平衡木。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此重要时刻，他得到了梁启超的鼎力支持。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中，梁启超的文章学识被公认为居于第一流水准，同时他也勇于议政，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梁启超曾经周游世界，对各国的国情形势比较熟悉，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他写成了《欧战蠡测》一书，判断德国在“一战”中绝无取胜的希望。与段祺瑞一样，梁启超原先也是个“亲德派”，这位名副其实的舆论巨子能够主动站到段祺瑞一边，不仅足以抵消社会舆论中的部分反对意见，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段祺瑞的信心。
这时中国对德绝交正好获得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继德国政府复照拒绝中国的抗议之后，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搭乘该船的五百余名中国劳工不幸身亡。
段祺瑞抓住机会，当天便在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元洪虽未表示反对，却强调不要急于下论断，应服从国会决定，“倘代表民意之国会决定赞成加入联盟（即加入协约国）”，他个人决不反对。
既然黎元洪这么说，段祺瑞即以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国会各政党领袖举行会谈，结果列席者都没有在对德绝交问题上表示不同意见。
第二天，在协约国公使的敦促下，段祺瑞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与此同时，段内阁又草拟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节略的内容是请日本对中国参战后希望享受的各项权利予以赞助，末尾写道：“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