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震，字百里，国人一般都以字相称。蒋百里先留学日本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后又赴德国学习军事，是民初公认的第一流兵学家。袁世凯对他很器重，当时袁世凯正打算对保定军校进行改造，从而培养出一批能够牵制“段派”的新生力量，于是便任命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
保定军校直属陆军部管辖，但袁世凯在发布这一任命时根本就没跟陆军部打招呼，段祺瑞对此当然不会高兴。这使得蒋百里一上任就碰到了硬对头——时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的魏宗瀚。
魏宗瀚是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见蒋百里为段祺瑞所不喜，他便在保定军校的用人、经费、学校规划等方面处处刁难。
蒋百里对日本的军事水平评价不高，他更认可的是德国军事。按照德国军事教育的模式，蒋百里决定对学校进行扩建。在与陆军部多次协商，并以为对方已同意之后，他将精心制订的扩建计划送交军学司批准，不料却被魏宗瀚搁置不理。蒋百里前去催问，魏宗瀚索性将计划完全推翻了。
送交计划之前，蒋百里已在校内多次组织开会讨论，还曾向学生透露过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现在弄得一事无成，不由羞愤交加。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他当着师生们的面，宣布计划因受到阻挠而无法施行，然后拔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哪还有不行的
蒋百里有一个少年侍卫，十六七岁即跟随其左右，对蒋百里的行为特点很了解。他从未见到过蒋百里如此悲愤，又看到对方伸手摸腰际，预感到情形不对，就做好了冲上讲台的准备。
及至蒋百里真的拔出手枪，这名侍卫不顾一切地奔上讲台，拼尽全力把蒋百里握枪的右手往外拉。经这么一拉扯，子弹偏离了方向，没有危及心脏。
蒋百里在住院养伤期间，痛斥魏宗瀚：“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他所受的打击出于段祺瑞的陆军部，魏宗瀚又是段的亲信，因此后来不管段祺瑞及其皖系多么炙手可热，蒋百里始终未再与其有过任何关联。
蒋百里自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虽然表面看来它仅仅是蒋百里和魏宗瀚的冲突，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袁世凯和段祺瑞发生矛盾的结果，并显示出他们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
尽管如此，在自己立足未稳、尚须借重段祺瑞的情况下，袁世凯暂时仍无法采取过激措施。对这些磕磕绊绊的事，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
袁世凯在等待着时机。当选正式总统后，他挟军事优势，一步步巩固着自己的政治地位。1913年年底，国民党议员与李烈钧的数十封往来密电被军警查获，袁世凯以此为由，借口国民党参与叛乱，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
国民党议员超过国会议员半数以上，因不足法定人数，国会只好关闭。袁世凯趁势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全部资遣回籍。
1914年5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公布了由袁世凯授意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临时约法”被取而代之。新“约法”由于制定于民国三年，故又称“民三约法”。按照“民三约法”的规定，总统府内的政事堂替代了内阁，政事堂的国务卿也成了总统的办事人员。
在一手包揽全部行政大权后，袁世凯感到收回军事大权的时机业已成熟。他决定在原总统府军事处的基础上，建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与军事处不同，统率办事处由袁世凯本人亲自掌握，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三部总长都成了袁世凯的高级办事员，实行轮流值班，大事唯袁世凯一人定夺。
统率办事处存在的目的，表面是统筹军事，其实就是要削夺陆军部之权，段祺瑞怎能看不出来。他对此非常恼火，明抗不行，就进行消极抵制。在袁世凯召集众人开会，商讨统率办事处成立事宜时，段祺瑞总是紧绷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蒋百里伤势痊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统率办事处参议，段祺瑞就指示陆军部不发委任状。这时王士珍在袁世凯的再三邀请下重新出山，袁世凯提议让王士珍担任统率办事处座办，也就是主持常务，为此他特地征询段祺瑞的意见：“芝泉，你看这事行不行？”
“行，总统要办的事哪还有不行的。”段祺瑞没好气地回答道。
统率办事处成立不久，袁世凯又授命成立军需处。陆军部、海军部本来都有自己的军需司，成立军需处显然也是针对段祺瑞的陆军部而来的。这一部门直接对袁世凯负责，大到购买军火、军队扩编费用，小到特别费用，处处插手，与陆军部不断产生摩擦。
段祺瑞素性刚愎，极有主见，发现自己的用人权和军需调配权都受到严格制约，马上就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向袁世凯提了个建议，说以后关于军官的任免，不如这样：旅长以上的，由总统主持，团长以下的，才交陆军部办理。
陆军部当然不可能只管团长以下的军官，段祺瑞只不过以此来大发牢骚罢了。袁世凯知道段祺瑞不满意，便又任命他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以此表示对他功劳的肯定以及继续借重之意。
这种哄小孩儿的招数并没有真正起到效果，段祺瑞仍旧开心不起来。他除了常常借故不参加办事处的会议外，也基本不到陆军部上班。
“二次革命”后，国务院各部增设次长一人，徐树铮已升为陆军部次长。虽然有了两个次长，但徐树铮依旧事事不与另外一个次长蒋作宾商量，就自己决定了，蒋作宾只剩下被动署名的份儿。
很多时候，徐树铮还做着总长的主。他以陆军总长名义发给各省督军和各师师长的电报信件，不必经段祺瑞批阅即可发出，事后只需口头向段祺瑞报告一下。
都是替对方做主，不同的是，蒋作宾很不高兴，而段祺瑞非常乐意。
有徐树铮在部里主持，段祺瑞上不上班都无所谓，他对徐树铮说：“我这总长当得已无意义，今后部里的事务均由你代行吧！”
下马威
袁世凯很快就感受到了段祺瑞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当时冯国璋担任江苏都督，久驻南京，渐渐地对他也不太服从了。袁世凯对此很生气，他对袁克定说：“咱们这北洋还成什么样子？华甫（冯国璋的字）每天要睡到十二点以后才起床，芝泉老不到部！”
段祺瑞的夫人张佩蘅为袁世凯义女，又从小在袁家长大，视袁家为娘家，所以袁克定平时也常到段公馆去，并称段祺瑞为姐夫或大哥。袁克定评论起他这位姐夫来也毫不客气，说：“姐夫人不到部，可他的灵魂徐树铮天天在部里啊！”
段祺瑞疏于理事，某种程度上倒正中袁世凯下怀。然而正如袁克定所言，有徐树铮在部里，就等于段祺瑞在部里，同时段祺瑞不上班，分明就是要给他脸色看。
袁世凯决意给段祺瑞敲敲警钟。他把段祺瑞召到总统府，针对一件公事查问道：“芝泉，此事是否可以再商量？”
段祺瑞不明就里，随口回答：“此事容我回部里查明再来禀报。”
袁世凯一听，满脸不痛快地把文件递了过去：“怎么还要查明，你签字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了吗？”
文件是徐树铮代办代签的，段祺瑞连看也没看过。他十分尴尬，只得支吾着说：“我带回去复议一下。”
事后，段祺瑞明白是袁世凯故意使的下马威，负气之余继续我行我素，而袁世凯对他的猜忌之心也进一步加深。
蒋百里伤愈复出后一直留在总统府上班。他给袁世凯上了一个条陈，认为北洋军队暮气太重，应另行编练，因而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模范师以德国军事方法进行训练，先练两个师。
虽然北洋军曾是自己打江山的主要依靠力量，但蒋百里有关于北洋军暮气太重的认识还是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同。别的不说，仅在最近的“围剿”白朗军一役中，北洋军就洋相百出——白朗军不过几千人，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乌合之众，而北洋军先后调动了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械齐饷足，悬赏超越常规，但在近两年时间里，白朗军仍能纵横于豫鄂陕甘四省之间，如入无人之境。
冯玉祥的一个记述可以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冯部两个营截击白朗军，一仗下来，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战场上中弹而亡的白朗军官兵却连二百人都不到！
最后，在段祺瑞的统一指挥下，北洋军才最终消灭了“白狼”，但知晓内情的兵家已经发出了“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的慨叹。
要消除北洋军的暮气，最好的办法就是重起炉灶，编练新军。过去淮军继湘军，小站继淮军，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子。不过从小站练兵起，为了建立北洋派系，政策上都是重用武备生，压制士官生，并由此形成了北洋历来的用人传统。如今要形成新势力，就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蒋百里条陈中所说的：中级军官用士官生，下级军官用武备生。
蒋百里的条陈也得到了袁克定的欣赏和极力赞同。这位袁家大公子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崇拜德国，蒋百里重视德国军事的思想正好与之合拍。
有袁克定在耳边吹风，袁世凯对建立模范新军的兴趣更加浓厚，但是他认为蒋百里最初设计的规模太大，不容易操作。
要建立两个师，已经抵得上一个军了，这免不了会使北洋旧将不安，从而生出事端。当初蒋百里与魏宗瀚发生冲突，扩校不成，愤而自戕，即为前车之鉴。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对蒋百里的方案做了修改，建军规模最后被缩小到一个团。模范团名为一团，实际已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具体组建方案是，从北洋现部队中抽调下级军官充当团的士兵，以中上级军官及武备生充任团的下级军官，以士官生充任团的中级军官。
袁世凯计划分五期训练模范团，每半年为一期。一期结束，该期官兵即被全部派到各普通师充当高一级军官。按每期产生四个旅的军官计算，五期可培养出十个师的中高级军官，已足以实现对原北洋军的控制。
模范团前景广阔，所以眼前的规模暂时小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就是由谁来当团长，袁克定紧紧盯住了这个位置。
前清时，袁克定曾在农工商部任职，后来民国建立，未再担任过正式官职。袁克定与其父相似，在仕途上很有野心，且一直参与袁幕运作，从颠覆清室到袁世凯因不肯南下就职而制造北京兵变，背后都有他的谋划。
袁克定跟随父亲的时间不算短，与北洋将领皆有交情，凡袁世凯的部属，都称他为“大爷”，但是“大爷”还是无法指挥段祺瑞、冯国璋这些老资格的北洋宿将。长久以来，他一直想步小站练兵的后尘，像德国皇太子那样掌握一支德式新军，成立陆军模范团为他提供了这一契机。
作为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子承父业的意识在袁世凯头脑中根深蒂固，在对段祺瑞都已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他当然也只会属意于袁克定。于是，在开会商议成立模范团时，他便当众提出让袁克定当第一期模范团团长。
并非心里话
“把鼻子气歪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拿来打比方的一个俗语。这句话如果套用到段祺瑞身上，就不是打比方，而是事实——段祺瑞生气的时候，鼻子真的会歪到一边！
段府家人都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背地里称呼段祺瑞“歪鼻子”，有时候还不明说，只用手指一指鼻子，就是讲他了。
段祺瑞第一次被袁世凯给气歪了鼻子，就在听到袁世凯要让自己儿子当模范团团长的时候。他当即提出异议：“芸台（袁克定的字）没带过兵，难以服众，我看不行吧。”
袁世凯自决定建立模范团以来，每次开筹备会都请段祺瑞参加，可是段祺瑞总是找理由不到会，就是来了也一言不发，弄得大家都很紧张。现在好不容易开了金口，却又是唱的对台戏，这岂不让人来火？袁世凯一反常态，大声问段祺瑞：“那你看我行不行呢？”
段祺瑞一时无言以对，只是鼻子更歪了。
第一期陆军模范团成立，袁世凯自兼团长，袁克定等人为办事员。到第二期，他就不再征求段祺瑞的意见，直接让袁克定当了团长。
关于模范团的争执加深了袁、段之间的裂痕，不过他们真正决裂则是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在袁世凯解散国法，制定“民三约法”后，社会上复辟帝制的风声越来越大，段祺瑞对此深感忧虑。
1914年年底，段祺瑞鼓起勇气，到总统府面见袁世凯，以试探对方的心思。袁世凯矢口否认自己要复辟帝制，说你不要听信这些无稽的谣言。段祺瑞听了这才稍稍有些放心。
袁世凯所言并非心里话。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他起初未必一定就有做皇帝的野心，特别是忙于励精图治、剪除异己的时候，那时他所追求的目标应该还只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
袁世凯在内政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绩。辛亥革命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都督们各拥实力，俨然藩镇，形同割据。袁世凯利用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依次削平，除西南诸省外，地方统治权都被收归中央。
民国初建之时，北京政府既无税款可收，地方收入更无人上缴，除靠零星借贷维持现状外，可以说是一无办法。后来有了第一笔善后借款，财政经济状况才得以缓解，但那本身是个饮鸩止渴的办法，全部借款扣去还款和所有指定用途，最后没剩下多少钱。
如果没有稳定的后续财政收入，连政府机关都难以维持，同时社会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和影响。于是在收回地方统治权的基础上，袁世凯又于各省设国税厅，将全国财政归于统一，从而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了很大增长。
袁时代的另一大政绩是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他利用特设的肃政厅，向各部院派出许多肃政使，专门检查是否有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情况。前总理赵秉钧有一个心腹叫王治馨，曾先后出任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既是赵秉钧的心腹，自然也就是袁党的人，然而在肃贪风暴中，王治馨也被弹劾贪污，随后被袁世凯下令逮捕，不久即予以枪决。
其实王治馨在任上才受贿五百元，区区之数，本来罪不至死，之所以要处罚得如此严厉，说白了，无非是要借他的人头来立信、立威，并确保其他整肃行动畅通无阻。
袁世凯当政初期，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辛亥革命时期北洋系内部曾经存在的“忠清忠汉”之争和“造反成吗”的怀疑，也都渐渐消失，此时的袁世凯无论权势还是声望都极一时之盛。
在第一次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宴会上，袁世凯曾大饮其酒，显得特别高兴。他由衷地对众人说：“多赖诸君努力，国是得以粗安，继此以进，不难臻于隆盛之治……”
得意之余，袁世凯的心态渐渐出现变化。特别是在完成对“二次革命”的镇压，暂时削除包括国民党、国会在内的大部分外部威胁及牵制之后，他开始相信“南人不复反，天下莫予毒”，而单单做个总统，已不再让他觉得过瘾了。
缺德
中国人野心的极致，可以用孙猴子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来形容。不妨这么说，在许多老派中国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皇帝，袁世凯的政治理想其实跟他们并无二致。
袁世凯本身是个很迷信的人，既信批八字，也信看风水。有人曾给他批了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而在他的老家河南项城，其家族墓园更被描绘成了一个龙凤呈祥的所在：依其地势，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有一代帝王之相。
对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袁世凯既迷又信。随着个人的不断“成功”，他的自我感觉也在不断向“成龙”方面靠拢。每次遇到事情办得不顺利，他都会理所当然地归咎于制度的毛病，说是“共和”妨碍和束缚了他。
什么叫共和？只有共亡而已！
与此同时，袁世凯周围的许多人对他复辟帝制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袁克定自不消说，天天做梦都想当太子。除了袁克定，袁氏幕府中对帝制逢迎最厉害的是陈宧。
陈宧原为黎元洪的幕僚，后由黎元洪推荐，以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升了官的陈宧发现靠黎不如靠袁，便过河拆桥，转投袁世凯帐下，并很快成为袁幕“智囊”。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和重用，陈宧有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袁世凯找他咨询要政，他通常都会预先准备左中右三策，而且每策都有详细纲领和说明。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采用的一些计策大多来自于陈宧。比如调黎元洪入京，把湖北完全纳入北洋掌握之中，同时借以约束南方新兴势力。又比如逐步收复四川地方政权，使四川成为控制西南的机动重地。其他诸如在国会中离间各党派，收买异己等等诡诈之术，陈宧也献了不少。
陈宧的问题不是无才，而是缺德，也就是缺乏政治道德。在这一点上，他恰恰又是学习了袁世凯过去的做法。
当初袁世凯为了能够取得慈禧的信任，经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晚清笔记中记载，有一次慈禧过生日，封疆大吏们挖空心思，搜珍选异，都想不惜代价地搔到帝国第一权贵的痒处，唯袁世凯没有轻举妄动。
慈禧前去“视察”进贡给她的宝贝，一边看一边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到最后她忽然望着墙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吟半天都不说话，接着便离开了。
这个镜头被袁世凯完整收录。虽然袁世凯当时并不在慈禧身边，但他却有办法观察到慈禧的一举一动，犹如在宫廷里装了一个微型摄像头——说奇怪也不奇怪，太监们收了袁世凯的贿赂，会随时向他透露慈禧的动向，哪怕是一个表情动作的细微变化。
袁世凯实在够聪明，当太监把上述情形透露给他时，他第一时间就抓住了关键点，而且迅速猜出了其中的玄机，随即一拍巴掌，说“得之矣”——我明白了。
很快，袁世凯就向慈禧送去了礼物，那是几幅装裱得十分精致的名画。慈禧收到画后，乐得合不拢嘴，说“慰亭（袁世凯的字）真懂我啊，我正想着画，他就送来了”。
原来在所有贡品中独缺名画，但这东西又不好直接向大臣们开口索要，故而才有了慈禧望空白墙壁出神的桥段。
与先前收到的那些奇珍异宝相比，这几幅画其实最不值钱，然而它妙就妙在画龙点睛，暗合了老太婆轻易不肯道出的心思，袁某拍马奉迎的功夫可称一流。
清流派出身的张之洞与袁世凯向来不对付，他为此很看不起袁世凯，曾称他是“不学有术”。
这小徐也太狂妄了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陈宧师袁世凯之故智，几乎全盘复制了其权术。他整天揣摩幕主的心思，袁世凯喜欢什么就竭力怂恿什么。同时陈宧还收买了袁世凯身边的办事人员，因此对袁世凯的各种私心杂念，一样知之甚详。
陈宧向袁世凯献策，准备好的三策并不是一起拿出来，而是分置三处，其中左策置于左袖，右策置于右袖，中策置于靴筒内。他一观察到袁世凯的意图与某策相符或相近，就把那一策拿出来呈献，也不管那一策是否真的符合袁氏的长远利益。
袁世凯总是能被陈宧挠到痒处，吃惊之余，经常笑着夸赞对方：“二庵（陈宧的号）所见，实获我心。”
陈宧升任四川总督，去袁府向袁世凯辞别时，他忽然一反常态，说：“我马上要走了，有一句真心话不得不讲出来。”
他的“真心话”居然是：“大总统啊，你决不能以个人为重，以国家为轻！”
袁世凯听后一惊，默然。
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有一个段子，说有人如此“批评”领导：“您怎么能这样？您怎么能不顾身体地忘我工作！”陈宧的套路与此类似，而且还加入了极其逼真的动作表演，但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下来，止都止不住。
“共和国体，为举世所诟病，大家都说很糟，糟透了。现在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总统既负天下苍生之重，怎么能牺牲国家利益，以徇那些革命党人之私呢？”
这就是陈宧对领导的“批评”，毫无疑问说得袁世凯心花怒放。
陈宧对袁世凯的心理活动可谓了如指掌。袁世凯在做了总统并且已消灭或驱逐了大部分政敌之后，也许什么都不缺了，缺的就是一个皇帝宝座，一如进贡给慈禧的所有贡品中，还少一幅名画。其间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当事者不能说出来，得由你替他做到。
在陈宧“批评”完后，袁世凯继续保持着沉默。这时陈宧便长跪不起，而且还做出了更恶心的举动——用嘴咬着袁世凯的靴头不肯放，一副忠犬的模样。
袁世凯见状，便说了一句：“你跟芸台（袁克定的字）谈一谈吧。”
袁克定平日除了对段祺瑞等老资格的北洋宿将不得不敬外，跟包括陈宧在内的其他人说话，通常都爱理不理。当陈宧奉袁世凯之命前去拜访时，他起初仍旧抬着眉毛，翻着白眼。直到袁世凯派人赶到，宣布了一道口谕：“总统有命，请你速与陈宧将军结为兄弟！”
袁克定闻言，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与陈宧互换兰谱，称兄道弟，从此双方在帝制活动上结成了联盟。
段祺瑞没有想到，在袁世凯亲口对帝制加以否认的情况下，社会上的帝制活动竟然又加紧了，并且逐渐由暗中转向公开。不得已，他只好再次求见袁世凯。袁世凯嘴上还是不承认自己要复辟帝制，不过其态度神情已明显不如以往那样坚决。
在是否要坚持共和这一问题上，袁、段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段祺瑞虽然一生崇尚强权和铁腕，也配合着袁世凯跟国会唱过反调，但作为“一造共和”的主要参与者，他不可能出尔反尔，转而否定自己的历史。与此同时，站在现实政治需要和袁世凯的角度，他也深知此举有多么危险。
就世界政治趋势而言，各国大多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鲜少由共和制退回君主制的成功例子。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皇室尊荣扫地，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若再行帝制，必将引起人心浮动，有百弊而无一利。
再者，共和乃民国建国之基础，基础变更非同小可。换句话说，你可以从内心上不认同共和，也可以搞事实上的独裁和“终身总统”，但绝不能干脆取消共和。共和不取消，做什么都是搞政治；一取消就意味着叛国，国人可共讨之。
提到国人共讨之，当时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在国体问题上，革命党人历来寸步不让，虽然他们在“二次革命”中落败，但力量尚存，逃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随时可能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复辟帝制只会给他们制造东山再起的机会。为此，段祺瑞郑重劝告袁世凯：“一隅有变，牵动全局，说不定又要酿成大乱，后果不堪设想！”
段祺瑞两次诚恳进谏，不仅没有能够打动袁世凯，反而让他判明了段祺瑞的真实态度。原本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宿将对帝制不热心、不支持，现在发现自己的担心成为现实，他自然非常失望，同时也盘算着该如何清除眼前的这一障碍。
便捷的办法当然是找个人替代段祺瑞，但是陆军总长的位置如此重要，并不是谁来都行，何况还要保证北洋系不致群起反对，从而与自己离心离德。
等而次之的办法就是架空段祺瑞。统率办事处、军需处虽然分走和限制了陆军部的权力，但离架空还有不小距离，而这时因为段祺瑞经常不上班，陆军中的一切大权又都掌握在徐树铮手中，也就是说若想真正架空段祺瑞，就必须撤换或调走徐树铮。
其实最早欣赏和使用徐树铮的人正是袁世凯，徐树铮也曾在袁府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但是自从知道陆军部事务都由徐树铮大包大揽后，袁氏父子就再也不喜欢他了。
某次，袁克定想在陆军部安插个熟人，于是找到段祺瑞，段祺瑞说已交徐树铮办理，袁克定便让这位熟人去找徐树铮查问。
徐树铮正在开会，要那人等几天再来。几天后，此人又到陆军部求见，徐树铮说：“你去查查批文吧。”
那人欢欢喜喜地跑去一查，只见徐树铮的批示上写着：“查本部已无空缺，批驳，验过。”
袁克定大失脸面，袁世凯知道后也非常不快，说：“芝泉怎么会用徐树铮这种人！这小徐也太狂妄了！”
袁克定顺势建议：“除掉小徐，芝泉就少了臂膀。”
袁世凯点了点头。不久他就把段祺瑞召至总统府，特意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芝泉啊，我想给小徐换个位置，让他到参谋部去，你看如何？”
段祺瑞一听，就像夺了他的心肝宝贝一般，立即大声顶撞道：“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吧！”言下之意，就是只要让他当陆军总长一天，徐树铮就无论如何动不得。
袁世凯没料到段祺瑞居然会如此顶撞自己，顿时就火了，他大声喊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段祺瑞歪着鼻子不吱声。袁世凯一看他这样子，只好以一句“从长计议”把场面敷衍了过去。
忧心如焚
进入1915年，袁、段在对外政策上也开始出现严重分歧。1915年2月，日本趁欧美国家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之际，通过出兵方式，夺取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紧接着，又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该条约共分为五号二十一个条款，所以被称为“二十一条”。有评论认为，如果中国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条”，就会成为亚洲的第二个印度，即日本的保护国；但要是拒不接受，日本也会以此为由大举侵华，而且同样可以把中国逼到亡国的边缘。
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人成长的时代，虽然新旧理念已处于交替之中，但社会思潮的主流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段祺瑞为例，在他所就读的武备学堂，熟读经史以“感发忠义之心”，仍是学堂的根本宗旨，熟读并背诵经史，乃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中学”和经史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发扬民族气节息息相关。长期处于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之中，使得段祺瑞等人在骨子里普遍有一种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军进攻威海卫，刚刚学成归国不久的段祺瑞就曾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督率学生协守炮台”。
得到“二十一条”的相关消息后，段祺瑞立即以陆军总长的名义，领衔十九省将军致电政府，表示坚决反对签约，为此不惜与日本决战。在电文中，他慷慨陈词：“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然而袁世凯则有不一样的考虑。此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不过才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又得到了较大提升，它能够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就是一个明证。
与日本相比，中国这二十年却过于曲折，不但未怎么前进，大多数时候还在后退，尤其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已经是元气大伤。辛亥革命后，总算有了一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气象，可是若论国家实力对比，恐怕还不及甲午那时候呢。在这种条件下与日本硬碰硬，确实非常困难。
袁世凯是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北洋政府成立后，还特地聘请了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做自己的军事顾问，当然比别人更清楚中日军事水平的实际差距。发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他只能在政治策略上动足脑筋，即一面让外交部同日本政府进行谈判，“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一面暗中向报界泄露条约的部分内容，以期让英美对日本施压。
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被证明并非完全无效。在“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里，规定了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经济、军事顾问，以及中日合办警察、兵工厂等。所有条款里面，以它对中国的危害最大，袁世凯称之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因此以今后再行协商为由坚决予以拒绝。迫于多方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删去此条款。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对“二十一条”做出答复，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随后日本摆出大战的姿态，陆军纷纷出动至奉天、山东，海军舰队驶进福州、厦门、吴淞、大沽口等处。
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在总统府讨论此事。袁世凯认为既已取消第五号条款，其他条款不是亡国条件，在万得不已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接受。大多数与会要员也都主张接受日方要求，唯有段祺瑞独持异议，他重申要动员军队，对日本示以强硬态度。
5月9日晚上11点，在英美驻华公使都劝告中国“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这就是后来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该条约使得日本在中国满蒙、山东的利益得到巩固和扩展，但对比原案，损失已降到最低程度。
无端次长萧萧下
“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发誓要带领国民奋发图强，以便有一天能够与日本“抬头相见”。在他授意下撰写的《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他当时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可是袁世凯刚刚说完狠话，转过头去做的，却不是如何抓紧时间富国强兵，而是如何更快更无阻碍地坐上龙椅。
复辟浪潮不落反涨，段祺瑞为此忧心如焚，他决定再次面谒袁世凯。徐树铮知道后，认为袁世凯对帝制已经走火入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段祺瑞再去劝说，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还会进一步招致袁世凯的忌恨。
段祺瑞也清楚若进谒无效，自己的处境将更为不利，但他认为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尤其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自取灭亡而不顾。
恰在此时，袁世凯派人来段公馆，劝段祺瑞不要跟他顶着干，以便消除双方的不愉快。段祺瑞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搞帝制实在不得人心。
说客不以为然：“总统也好，皇帝也罢，不都是一回事吗？”
“怎么能是一回事！”段祺瑞顿时认真起来，声调也提高了。
说客见段祺瑞一脸严肃，赶紧说：“芝泉，老头子做了皇帝，对你我有什么不好？”
“我不是为个人计较，”段祺瑞忍不住直抒胸臆，“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说客被说得满脸通红，匆匆起身告辞而去。
第三次按约定时间见到袁世凯，段祺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有所保留，他不顾一切地向对方陈述利害，说明复辟帝制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
袁世凯的表情开始很紧张，继而又恼羞成怒，他厉声回答段祺瑞：“这是芸台（袁克定的字）和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地重视呢？”
段祺瑞也变得更加激动，他站起来大声说：“祺瑞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之恩，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将悔之晚矣！”
忠言逆于耳，袁世凯对这位昔日的“干城肱股”早已不耐烦了，拿来跟陈宧一比，更是觉得段祺瑞面目可憎。他没有再正面回答段祺瑞的问题，只以关心的口吻说道：“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见袁世凯下了逐客令，没法再谈，段祺瑞只得留下一句“总统好自为之吧”，然后离开了总统府。
袁世凯憎厌段祺瑞，也有他那帝制班子的一份“功劳”，这些人都巴不得段祺瑞早点消失——北洋老将之中，袁克定最忌的就是段祺瑞，因为段祺瑞对他向来都毫不敷衍，能给冷脸就决不给笑脸，特别是一闹帝制，二人更是势同水火，完全敌对。除了袁克定，在陈宧等人眼中，段祺瑞也从来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自然也不会在袁世凯面前说段祺瑞多少好话。
看到段祺瑞屡次进谏，袁克定唯恐帝制活动受其影响，忙不迭地在外面放风，说中国之所以要向日本屈服，缘于陆军不能作战，而陆军不能作战，又缘于陆军部无人负责，总长在其位不谋其政。
从小站练兵起，段祺瑞就与袁克定熟识，对其也很照顾，他想不到袁克定会这样大泼自己的脏水，把“民四条约”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不由气愤至极，大骂袁克定忘恩负义。
这时徐树铮以陆军部的名义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想请示给陆军部部员加薪。本来是正常的请示，但袁世凯正对段祺瑞怀恨在心，不仅予以退回，还在呈文上亲批了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以徐树铮极强的个性，哪里能忍受这个！他马上直奔段公馆，把批文交给段祺瑞：“说咱们没人心，这是骂我，还是骂总长呢？”
联想到近期来袁世凯曾托人稍话，告诉他要多加休息，注意身体，段祺瑞意识到袁世凯对自己成见已深，所谓休息云云，不过是要他自动辞职挪位子而已。悲愤之下，他长叹一声，对徐树铮说：“算啦，不干了！”
5月31日，段祺瑞向袁世凯称病辞职，而后不待批准，就到西山去了。
袁世凯巴不得段祺瑞早点在面前消失，但段祺瑞真的辞职了，他又不得不惺惺作态，假意挽留。对段祺瑞的辞职呈文，他没有立即予以批准，而是特批了两个月病假，同时还赠送了人参和医药费。
段祺瑞请辞的当天，袁世凯即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士珍并不想干，但吃不消袁世凯一再坚持，只得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陆军部，徐树铮的饭碗自然也难保。很快，肃政厅就对他进行了弹劾。
徐树铮被抓到的“小辫子”是浮报军火。有一年由徐树铮经手，从美国购买了一套兵工制造设备，全部价值九十三万美元，美商付给徐树铮百分之三的经手佣金。当时美元一元合中国银元三元三毛，算下来，徐树铮可得佣金九万余元，但他一毛也没往自己兜里揣，而是直接请示了段祺瑞和袁世凯。
袁世凯批复说既是美商规定的佣金，可以收受，如果觉得数额过大，不便私有，不妨拿去办教育事业。徐树铮听从其言，果真用这笔资金在北京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报馆。
袁世凯厌恶徐树铮的是“跋扈揽权”，是他作为段祺瑞智囊和灵魂的身份，可是仅此无法为其定罪，于是就把这件往事搬出来，说徐树铮在订购军火时浮报了四十万元。
1915年6月，袁世凯下达命令，以涉及受贿、存在弊端等为由，把包括徐树铮在内的三位次长（交通部次长、财政部次长、陆军部次长）一起予以罢免，时称“三次长参案”。
此时袁世凯已将各省督军改为将军。各省将军奉召入京开会，时间上正好跟罢免案撞在一起。日本驻京公使馆的一家报纸就此登了首打油诗，讽之为“无端次长萧萧下，不尽将军滚滚来”。
不要听信谣言
就在帝制流言满天飞的时候，冯国璋也为此事来到了北京。
北洋将领之中，冯国璋对清室应该算是最有感情的。直到民国建立后，冯府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仍挂着红顶花翎的官帽，为了避免沾染上尘土，他还特地拿一块紫色的“帽袱子”盖在了官帽上，甚至于冯国璋的辫子也是在大半年后才剪掉的。
清帝逊位前，袁世凯特别召集了一次会议，冯国璋也勉强与会。会上，袁世凯宣布皇帝将要逊位，国家将改为共和体制。冯国璋当时就问道：“逊位逊给谁？”袁世凯回答：“逊给国民。”他听了顿时无话可说。
会议结束回家后，冯国璋把几个儿子都叫到自己的卧室，神情异常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逊位逊给某某人的话，我连那个人一块儿打。”
这个“某某人”指的就是袁世凯。换句话说，对于共和，冯国璋可以接受，或者说不得不接受，但要是袁世凯想把清朝皇帝推翻了自己做皇帝，他会不惜与之翻脸。
实际上，那时冯国璋掌握着禁卫军。禁卫军内除步兵一标的兵员是汉族外，其余不是满族就是蒙古族，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拥护清廷的。如果不是冯国璋进行了有效控制，禁卫军一闹起来，北京势必大乱，而在清帝逊位的消息正式公布之前，袁世凯最为担心的也正是禁卫军方面是否会有异动。
一晃三年过去了，“逊给国民”言犹在耳，难道袁世凯还会自食其言？冯国璋不相信。为此，他让津浦路局挂了一节“花车”（指有豪华装饰的高级铁路火车车厢），决定到北京去探个究竟。
随冯国璋北上的，除其随从外，还有被冯国璋称为学问和文笔一时无两的梁启超。路上，梁启超又提到了那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袁世凯会不会做皇帝？
冯国璋立即答道：“芸台（袁克定的字）他们为了享受将来一套长久的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指袁世凯）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绝不至于这么笨。”
接着，他还用很自信的语气对梁启超说：“以我和项城向来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来。”
到京的第二天下午，冯国璋便去总统府谒见袁世凯。见面以后，袁世凯问他来京有什么事。冯国璋说好久不见，自己一方面来“看看总统”；另外一方面是听到外面有一些关于帝制的“谣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袁世凯似乎很感慨地反问道：“像这样的谣言，别人能够相信，你我是多年的老兄弟了，难道你也相信吗？”
说到这里，袁世凯居然落下泪来：“像你这样的老兄弟也相信这个谣言，我觉得很难过。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算做皇帝能有几年？而且要知道，帝制的事，为的是长久，为的是传后。我这几个儿子，哪一个够得上做皇帝的材料？”
袁克定因骑马摔伤，就医治愈后成了瘸子。按照袁世凯的说法，袁克定仅仅形象上就过不了关，老二袁克文虽然四肢健全，却又放荡不羁，风流浪子一个，更难以服众。
临别时，袁世凯又郑重地嘱咐冯国璋：“不要听信谣言。”
冯国璋信以为真，回去后就对随从们说：“项城（指袁世凯）的心事到底被我问出来了。他是决不做皇帝的。”
冯国璋不会想到，他前脚一走，袁世凯后脚就连声说：“冯华甫（冯国璋的字）岂有此理！”
在“北洋三杰”中，段祺瑞对袁世凯最为忠心，王士珍居中，冯国璋表面捧袁，实际上始终心存清廷。对冯国璋这种敷衍的态度，袁世凯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但冯以江苏督军坐镇南京，其作用和影响力并不比当年在京师执掌禁卫军差多少，这又使得他对冯国璋始终存有三分畏惧，自然就不敢在帝制问题上跟对方讲真话了。
其实，袁世凯说的那些他不会当皇帝的理由，恰恰正是他想当皇帝的理由：袁家祖上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就算这样，能过两年皇帝瘾也是好的啊！何况这也是蒙别人的，袁世凯那时可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活不过六十岁；袁克定早就被袁世凯定为事业的继承人了，要不怎么会让他参与军政要务，又苦心积虑地将其推上陆军模范团团长的位置？
袁克定很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本人一直是帝制活动的主要幕后主持者，当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反对帝制，袁世凯听闻后，经常把报纸要去阅读，袁克定为此不惜派人每天印制假的《顺天时报》供其“御览”，用假消息、假报告来欺骗其父。
就在段祺瑞退居西山、冯国璋进京探问的时候，袁府早就是一派“皇室气象”了。袁克定以皇储自居，号“青宫储贰”，外界则戏称他为“克宗定皇帝”。就连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的袁克文，也有人帮他刻藏书印章，曰“皇二子”，篆文中的“皇二”与“皇皇”类似，所以外界戏称袁克文为“皇皇子”。
暗杀
冯国璋离京前，特地到西山看望段祺瑞。当他谈及袁世凯无意称帝时，段祺瑞苦笑着连连摇头。
冯国璋便试探着问他：“万一老头子真的称起皇帝，我是说万一，芝泉将如何处理？”
“我不赞成帝制，但要我与项城对着干，也做不到。”段祺瑞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心境，“我不想让人骂我段某忘恩负义。项城倘若一意孤行，我只有解甲归田。”
段祺瑞自西山养病起便闭门谢客，什么人也不见，仅仅和前往探望他的冯国璋、王士珍等人谈过话。
“北洋三杰”不仅是武备同学，还是结义兄弟，其中冯国璋居长，王士珍次之，段祺瑞最小。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亲密融洽，但段祺瑞因为怕袁世凯猜忌，起初连王士珍都不想见。王士珍到段公馆，段祺瑞的夫人张佩蘅亲自出来挡驾。王士珍说：“我就是看看芝泉的病，没有旁的意思。”说罢硬闯了进去。
王士珍进去后，段祺瑞也只跟他说了几句，会面就结束了。
尽管段祺瑞已流露出了倦怠官场之意，但袁世凯对他仍不放心。在段祺瑞最初称病期间，袁世凯多次派“御医”给段祺瑞诊治，还不断派人往段公馆里送东西，什么鸡汤啊、参汤啊，差不多天天都有，以示关怀。袁世凯的这些举动明为关怀体贴，实际也是为了监视、打探段祺瑞的动向。
外界甚至传说，袁世凯因为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曾在一碗鸡汤里下了毒药，想把段祺瑞毒死。不料这碗鸡汤被段的一个姨太太喝了下去，结果立刻毒发身亡。
其实这是捕风捉影的谣传。当时盛传前总理赵秉钧就是被袁世凯下毒药毒死的，段公馆又没有可靠的技术手段能够对鸡汤、参汤里是否有毒进行检验，所以段祺瑞根本就没敢吃，公馆的其他人也不敢碰，最后只能全都倒掉完事。
除了被下毒的危险外，还可能被暗杀。段祺瑞西山养病期间，正赶上京城里发生了一起惊人的刺袁案。
袁世凯有一个本家兼亲信，曾做过北洋的总军需，后来在袁府任大管家。他跟袁世凯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本人也在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中积极奔走，但他的儿子袁英却“很不安分”，乃同盟会会员。
袁英将炸弹秘密藏在花盆里，要炸袁世凯。事机不密，暗杀行动被发现了，袁英锒铛入狱。这样一来，北京城里风声鹤唳，防范得非常严密。段祺瑞因反对帝制而跟袁世凯闹崩，自然也怕袁世凯暗杀他。
当时陆军部卫队营长曹树桐带着卫队，负责保护段公馆的安全。张佩蘅再三对他说：“曹大哥（从段祺瑞孩子的角度称呼），俺们可都靠着你了。”
曹树桐把胸脯一拍：“师母（曹树桐曾做过段祺瑞的学生），你老放心吧。有我在这儿，谁也不能让他们进来。总长是我的老师，我得负责保护他。”
在卫队的保护下，轻易没有人能够走进段府的内宅，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叫罗凤阁。
罗凤阁的亲生父亲是北洋总军医，与段祺瑞私交极厚。张佩蘅作为续弦嫁到段家后，只生了几个女儿，没有儿子。段祺瑞很苦恼，曾跟罗军医谈起，并极力夸奖罗凤阁聪明，将来一定大有出息。罗军医一听就说：“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咱哥儿俩不分彼此。”
于是罗凤阁就拜张佩蘅为干妈。罗凤阁也的确聪明乖巧，见到段氏夫妇都是娘啊爹啊的，叫得极为亲热，很得夫妇俩的欢心。
罗凤阁一向在段府穿堂入户，和自家人一样，段府家人都称他为“小罗”。有重要客人来访，连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都要回避，小罗却可以在旁边走来走去，毫无顾忌，可见段祺瑞对他的钟爱。
有一天，段祺瑞一个人正独自坐在内宅的书房里看书，忽然见小罗走了进来。长期的军政生涯，让段祺瑞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他用眼神一扫，就发现小罗神情紧张，举止与平时有异。
“你这小孩子要干什么？”段祺瑞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不料小罗一听，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并且一边嘴里吭吭哧哧“他们叫我……”，一边用手往口袋里摸。
段祺瑞厉声言道：“拿来，你摸什么呢？”
小罗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原来是一支手枪，他双手把枪递给段祺瑞，说：“我怎么忍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段祺瑞很冷静地从小罗手里接过手枪，放到桌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这时小罗抽抽噎噎地还想说什么，大概意思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前来行刺，但因为受段祺瑞多年厚恩，实在不忍下手。
段祺瑞用手一拦，不让他继续说下去：“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连你的命都没有了。你称病吧，以后你不要进来了。”
小罗依言朝段祺瑞磕了个头，就离开了段公馆。
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
究竟是什么人买通了罗凤阁，因为段祺瑞没有让他接着说下去，所以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是袁世凯，不过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是袁克定或者负责策划帝制活动的其他人所为。
暗杀不遂后，段公馆又陆续发生了厨师被收买，在食物内放置毒药，最后被家人发觉，以及卫队士兵有谋变迹象等事件。有人建议段祺瑞赶紧秘密搬到天津居住，以策安全，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他告诉亲近自己的幕僚：“我反对帝制，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于对我有所不利，万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夫人张佩蘅则听到风声，说一切针对段府的事件其实都是袁克定所为，因为他对段祺瑞反对帝制极为不快，打算对段府采用恐吓手段，这可把张佩蘅等家人吓坏了。
张佩蘅是袁世凯大太太于氏的义女。从前关系没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佩蘅经常做客袁府，尽管袁府门前警卫森严，但她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坐着马车进去，通行无阻。进去后，袁府的老妈子们就会迎出来，说：“大姑奶奶来了！”那情景，真好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
在袁、段不睦后，张佩蘅和于氏之间起先还不断通电话，随着二人丈夫的关系越闹越僵，后来她们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联系几乎断绝。现在考虑到此事关乎全家安危，张佩蘅还是硬着头皮，费尽周折地把传闻告诉了于氏。
于氏又立即转告袁世凯。袁世凯当即把袁克定叫来，对他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
袁克定连忙点头称是，至此，段祺瑞的人身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不过外面的各种谣传还是依旧，而且越来越离奇和玄乎，甚至于外国媒体也跟进来凑趣。日本报纸就有鼻子有眼地报道说，袁世凯已派袁克定指使专人暗杀段祺瑞。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发表通电辟谣，表示他与袁世凯“分虽部下，情逾骨肉”，外界谣传是要“行挑拨离间之诡计”。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负责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给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顺其自然。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他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猜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的，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假电报
段祺瑞原本向袁世凯请了两个月的病假，期满后又续了两个月，日子久了，也就跟被革职了一样。直到1915年8月29日，他才被正式解除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
9月间，在帝制派的策动下，各地出现了劝进热潮，就连很多反对帝制的人，或者为保身家性命，或者不舍名利地位，都违心地加入了这股热潮。
在袁氏幕府中，梁士诒是一个颇有见识也相对比较清醒的人，据说段祺瑞曾与之相约，说：“我一文一武，万不可赞成帝制，误袁氏。”现在一看若再不跟风操作就可能出局，梁士诒也赶紧跟上，亲自出面拼凑了一个帝制请愿团。
就连段祺瑞本人都无法免俗。虽然他已脱离陆军部，但身上还有袁世凯所赏的“管理将军府事务”，在幕僚们的劝说下，他只好以此名义列名劝进。不过此后就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多言。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帝制，第二天便在北京同仁堂匆匆“登极”，接受百官朝贺。那一刻，他终于把嫌弃已久的“共和”给扔到了一边。
不久，袁世凯又进行大封赏，总计有一百二十八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眼见得是“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不过还没等袁世凯咂出皇帝这枚人参果的味道，局势就突然大变。
事情首先是由那个上了袁世凯当的冯国璋引发的。对冯国璋来说，共和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能够复辟帝制倒是最好的，但他希望让清室复辟，而不是袁世凯自己来当皇帝。
在帝制问题上，袁世凯固然不能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后来从北京一回到南京，梁启超就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筹备情形告诉了他。
冯国璋弄清自己受了蒙骗后很生气，他大发牢骚说：“我跟老头子（指袁世凯）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可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最后，还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
传子当然是传给袁克定，冯国璋对袁克定很有戒心：“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
冯国璋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蔡锷是西南反袁的主将，他在回云南之前，曾在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供职。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很赏识，每天都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正值“剿办”白朗军时期，关于“剿办”的一切计划情报和有关文电，袁世凯也都放心地交给蔡锷审阅。蔡锷由此洞悉了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认定“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
蔡锷在军事上虽有信心，但云南毕竟僻处一隅，且所养士卒不足两万，一旦举义，就要与十万北洋军为敌，所以他特地与冯国璋订立密约，说明只要南京率先出兵反对帝制，云南必第一个响应，以收互相牵制之效。
冯国璋在这件事上比较谨慎圆滑，不想轻易表态。他起初的算计就是按兵不动，待到蔡锷等人和袁世凯闹起来，再坐观成败，从中渔利。
可是冯国璋手下的两名幕僚却跟幕主想的不一样。这两名幕僚，一为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一为机要秘书潘若海，他们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心腹，均为地道的清室复辟派。
冯国璋与康、胡、潘观点一致。自康有为介绍胡、潘入幕后，他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所有文电皆由这两位秘书代拆代行，公私图章大印也均由胡、潘负责掌管。
康有为这一支清室复辟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当年因为袁世凯告密，维新派吃了大苦头，以后时时酝酿报复。见冯国璋首鼠两端，不肯先发，潘若海就背着他，以冯国璋的名义给蔡锷拟写了一份电报，上写：“宁已出兵，望公速发。”
这份电报用的是江苏督军署的官印稿纸，盖的也是督军署大印，并由潘若海亲自送到上海租界邮局（时称电报局）拍发。电报局一看上面盖着印，也不问真假，便将此密电发至云南昆明。
密电到达时，蔡锷已做好了独立的准备，看了假电报，他赶紧按照密约进行誓师。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在昆明成立护国军，由他亲自统率，向四川发动进攻。
护国军入川后，大破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可谓势如破竹，旗开得胜。这时蔡锷不见江苏出兵，便去电询问冯国璋因何失信，而冯国璋却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此事纷传沪、宁、川、滇各地，一时引为笑谈。
武人不怕死
自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要求袁世凯无条件取消帝制后，全国舆论轰然而起，对复辟帝制一片讨伐之声。
长久以来，袁世凯骗你骗他骗自己，已经百分之百地相信了自己的规定情景，即全国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拥护他登基称帝，所以当真相摆在面前时，如遭雷击。
袁世凯急于对西南动武，可是模范团等新势力尚未形成气候，难以独当一面，帝制派又多不知兵，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考虑使用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两员昔日干将。
袁世凯也得到了冯国璋发密电从而导致云南起义的情报，他为此曾特地派人到南京查办。面对查办人，冯国璋来了个一推六二五，说自己从来不看公文，文电均由胡嗣瑗、潘若海负责，至于胡、潘——直接责任人潘若海已“畏罪逃往广东”，胡嗣瑗也辞职逃到青岛去了。
袁世凯听取汇报后，说他知道冯国璋从来不看公文，定是受了胡、潘的欺骗，所以对冯未予处分。当然事实是，袁世凯想处分也处分不了，在此紧要关头，他根本不敢动冯国璋，尤其害怕南京也来一个独立，那就更要了他的命。
做完宽容大度的姿态，袁世凯随即给冯国璋发来一封密电，要他派一部分兵力到长江上游去作战。冯国璋认准了袁世凯不敢拿他怎样，回电说江苏地方辽阔，人心不定，原有的部队还感到不敷分布，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可以调到外省去？
见冯国璋按兵不动，袁世凯只得寄希望于段祺瑞。他找到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让曾毓隽转告段祺瑞：“此时能忍坐视我满头白发，遭人摧毁欺负吗？”
想到冯、段皆自己一手提拔，如今却一个都不肯相助，袁世凯很有些愤愤然，说我纵然有错误，但第一个能了解我也能谅解我的，应该是芝泉才对，可是现在恰恰相反，“芝泉竟是第一个不了解我和不谅解我的！”
袁世凯还写了一封亲笔信，由曾毓隽转交段祺瑞。段祺瑞看完信，才知道袁世凯欲在中南海组织“征滇临时办事处”，并打算起用他主持该处。
段祺瑞当即予以拒绝。他不是不愿帮助袁世凯，前提是必须取消帝制，但他深知袁世凯不见棺材不掉泪，从眼下情势来看，仍不会在帝制问题上让步。
蔡锷发起护国运动后，总统府内阁（相当于政务机要秘书）夏寿田有一次私下和段祺瑞谈话时，说他想到了一个摆脱困局的办法。
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同时兼印度皇帝，夏寿田的办法是仿照此例，劝袁世凯以大总统兼满蒙大皇帝，这样什么都不用改变，只需对满蒙进行册封，即可借此下台。
段祺瑞听后不以为然，微笑着对夏寿田说：“你的主意是相当高明，但恐怕不易被接受。”
夏寿田不甘心，回答道：“袁总统很明白，可惜为群小包围。现在云南已经起事，我说的办法也许能通过。”
过后夏寿田真的向袁世凯献了此计，袁世凯起初听了说还不错。可是不久，袁幕中的杨度就跑来警告夏寿田，称其建议已被否决，同时还让他不要再乱出主意，因为不赞成这项建议的就是袁克定袁大公子。
说什么袁总统很明白，原来不过是被儿子牵着鼻子走。夏寿田知道袁克定对阻碍帝制的人向来不择手段，从此再不敢多嘴了，他失望地对曾毓隽说：“芝老（段祺瑞）毕竟和袁相处得久，相知得深，果不出他的预料。”
以袁克定为首的极端帝制派也对段祺瑞进行了威胁。就在段祺瑞收到袁世凯信件的前一天晚上，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扬言段祺瑞若不识时务，将对他采取不利行动。段祺瑞当即昂然表示：“武人不怕死！”
段祺瑞铁了心不愿为袁世凯的帝制站台，他对曾毓隽说：“你再见项城，不必多费口舌，只听其发付就是。我生死且不计，何计较得失！”
曾毓隽将段祺瑞的话回复袁世凯，但袁世凯并不甘心就此放弃，而段祺瑞方面又毫不相让。这让曾毓隽感到非常为难，不得不求助于“小诸葛”徐树铮。
按照徐树铮之计，曾毓隽第二天去见袁世凯，说段祺瑞病情稍好后就会亲自前来拜见。如徐树铮所预料的那样，袁世凯听后很高兴，袁这边就算暂时先搪塞过去了。
段祺瑞已抱定决心，在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前，不管对他怎么威胁利诱，也不管授予多大官职，都不会替袁世凯出力，要他主动去拜见袁世凯更是不可能。对此，徐树铮也想好了办法，那就是在梁士诒等人面前散布谣言，说只要段祺瑞愿见袁世凯，袁世凯便会答应段祺瑞的一切要求，包括人事调整。
由于复辟帝制操作不力，梁士诒等人已有砸饭碗之忧，谣言一出，更怕段祺瑞出山后换了他们，所以忙不迭地向袁世凯进言，希望别召见段祺瑞。
袁世凯听进去了，很多天都没有再提召见段祺瑞之事，直到云南战事吃紧，他又想请段祺瑞出面维持，但仍被左右所阻。
1916年2月，袁世凯的北洋军在西南战场上屡战屡败，那些尚未独立的省份又消极抵制，不肯调兵相援。段祺瑞不但没有主动前来拜见袁世凯，而且公开提出，南北双方应当立即停战，维持共和，甚至另组新政府。在袁世凯看来，这一主张分明隐含着排斥他，逼他下台的意味，气得他大骂段祺瑞落井下石。
短命皇帝
段祺瑞只是要缓解危局，真正落井下石的是没能在“二十一条”中得偿所愿的日本人。3月中旬，驻日公使传来消息，说日本首相正在与大臣、元老们举行御前会议，计划以保护东亚为由，乘机出兵中国。听到这个消息后，袁世凯当晚就病倒了。
袁世凯的身体本来很好，载沣说他“现患足疾”，不过是要让他滚蛋的借口。二次出山后，袁世凯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不是好，而是好得很，办公会客从无倦容，但自此之后，他开始忧危成疾、神情恍惚。
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请原国务卿徐世昌出面帮忙收场。徐世昌系北洋元老，小站练兵时代即为袁世凯的高级幕僚和好友，他对帝制也不赞成，早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时，就已借故辞职，跑到天津躲了起来。
对袁世凯要他救驾的请求，徐世昌再三推辞，急得袁世凯最后差点要跪下来了：“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谁来帮忙？”
徐世昌无话可说，但要求必须取消帝制，并去函劝说袁世凯：“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按照眼下的形势，帝制是无论如何撑不下去了，袁世凯满口答应，并立即派人赴天津将徐世昌接进北京。徐世昌到京后与袁世凯就取消帝制问题做了一番长谈，直言：“此事关系重大，须约芝泉共同商办，才有力量。”
袁世凯当然清楚段祺瑞的分量，但对能否请动段祺瑞却毫无把握。他长叹一声对徐世昌说：“芝泉一直生我的气，不见得能帮忙啊！”
“芝泉为人耿直，我看他是只反帝制，不反总统。”徐世昌知道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如取消帝制，芝泉会答应的。都是自家人，几十年的关系了，他不会太在意的。”
袁世凯听了长叹一声：“芝泉能出山，那最好了！”
按照袁世凯的交代，他的夫人于氏给段公馆的张佩蘅打电话，对她说：“总统病了，急着想见一见芝泉，你先帮助疏通，很快总统就会有新的任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又让徐世昌出面，向段祺瑞转达了他要取消帝制的计划。
袁世凯既已如此，段祺瑞自然不能再置之不理。3月19日，他和徐世昌一同来到袁府，袁世凯大为高兴，立即从病榻上坐起来，握着段祺瑞的手说：“我老且病，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纠纷，若取消帝制，还需要你帮助。”
听袁世凯说得这样诚恳，段祺瑞颇为动情地表示：“当竭力相助！不过请容我与东海（徐世昌的号）再认真商量一下。”
当天晚上，袁世凯收到一份密报。这就是由冯国璋领衔其他四名将军所发的“五将军密电”，内容是要求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冯国璋将密电遍发给全国各省的将军，希望以此制造出更大的声势。直隶将军朱家宝也收到一份，于是赶紧向袁世凯报告。
一手培植并赖以发家的北洋系居然也要算计自己了！看完密报，袁世凯两眼发呆，几乎晕了过去。
此情此景，与当年段祺瑞领衔发出逼宫通电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相逼之人和被逼之人不同而已。袁世凯实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他对坐在身边的人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一颗巨星落地，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做这样的梦了。第一次做梦后，未满一个月，‘文忠公’（李鸿章的谥号）去世，这次大约轮到我了。”
3月21日，袁世凯召集在京要员在怀仁堂举行联席会议，当天会议的气氛也神似于清廷商讨退位的御前会议。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众人传阅讨论了他事先拟好的电令，结果是一致通过。
会后，袁世凯又忽生悔意，派人将已送出派发的电稿取回。段祺瑞闻讯急忙会同徐世昌赶到中南海，问袁世凯是否要改变主意。袁世凯知道不发不行，只好临时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昨天送去后，我觉得有几个字不太恰当，叫人取回来改。”
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义。从他宣布称帝，才一百天出点头，若从年号开始算，那就更少了，仅仅八十多天而已，堪称短命皇帝。
取消帝制后，袁世凯分别任命段祺瑞、徐世昌为参谋总长、国务卿。二人加上同样对帝制持反对态度的副总统黎元洪，联名致电负责南方护国军的蔡锷等人，声明帝制取消，西南起兵的目的已经达到，希望他们停战善后。
可是外界舆论并不肯就此放过袁世凯，无论西南独立各省，还是尚未独立的省份，都认为他的称帝之举有负民国，帝制取消后，连总统也不能当，应该马上退位。后来南方护国军甚至提出了更为苛刻，也更令袁世凯无法接受的条件，其中不仅要求将袁世凯逐出国外，还包括了“处决帝制祸首十三人”、“查抄袁氏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以及“剥夺袁氏子孙三世的公民权”。
负责交涉的徐世昌虽然资格老、地位高，但他对北洋系和南方的反袁运动实际没有多少影响力，蔡锷等人提出的要求让他左右为难，于是申请辞去国务卿。袁世凯知道他无能为力，也不再勉强，转而决定让段祺瑞代替徐世昌。
还是如此
段祺瑞在北洋系中拥有很高威望，同时护国军方面也把他视为一个当仁不让的实力派，不敢轻视，蔡锷回云南之前就曾拜访段府，由他来与西南交涉是袁世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3月23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按照段祺瑞的想法，他此时的地位和作用就好比是辛亥革命时的袁世凯内阁，一定要有实权，而不是一个橡皮图章，否则只会一事无成。
袁世凯取消内阁，设置政事堂和国务卿，是把后者作为他的办事机构以及办事人员。段祺瑞当然不会满意，他要求改政事堂为责任内阁制，改国务卿为总理。
袁世凯是个把权力看得很重的人。他生平最恨的就是责任内阁制，知道那样一来，内阁将掌实权，总统就被架空了。当初宋教仁要搞责任内阁制，他知道后每天觉都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直到宋教仁被暗杀才松了口气。
换在其他时候，袁世凯是死也不肯交权的，只是时移势易，一切都由不得他了。5月8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取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
段祺瑞组阁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起用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考虑到袁世凯非常不喜欢徐树铮，二人还曾因此闹过几次不愉快，段祺瑞便请张国淦去向袁世凯进言。
袁世凯听后果然很不高兴，他恨恨地说：“真是笑谈，段总理是军人，徐某亦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太不像话！”
张国淦受段祺瑞之托，不得不婉言相劝，袁世凯这才让了一步：“总理若以徐某之才可用，不妨令其为陆军次长。”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碰谁都可以，就是不能碰他。张国淦向段祺瑞复命，话还没有说完，段祺瑞便猛地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答应吧！”
随后，他又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甩在桌上，怒气冲冲地说：“到了今天，还是如此！”对袁世凯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徐树铮只当了国务院的帮办秘书。除此之外，为进一步加强内阁的权力，段祺瑞要求撤销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等三大机构，袁世凯非但不肯撤，还让梁士诒等人暗地里予以掣肘，段祺瑞得知后自然更为生气。
段祺瑞重新出山以来，本想有所作为，替袁世凯摆平时局，尽可能帮他保住总统的位置。现在见袁世凯对自己仍持这种态度，既不能放心又不肯放手，顿感心灰意冷，在联络北洋将领、应付南方反袁声潮上也不再尽心尽力，很有点听任其发展的架势。
袁世凯到此境地，还能跟人讨价还价，当然是以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洋将领纵使大部叛己，毕竟还有一些未独立省份和亲信心腹可以作为倚靠。
在未独立省份中，陕西、四川最为紧要——陕西被袁世凯作为根据地，由其心腹之一陆建章担任将军，四川则是对西南作战的最前线，所以派陈宧做总督，两省一前一后，称得上是袁世凯的两大精神支柱。
进入5月中旬，连这两根支柱都相继倒了下去。5月18日，原同盟会会员、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告陕西独立，陆建章被逐出陕西。
仅隔四天，即5月22日，袁世凯最为信任的陈宧竟然也在四川宣布独立，并致电袁世凯，表示与他“断绝关系”。
从前的马屁拍得有多响，“心腹”们如今反击的火力就有多猛。由于本为其亲近之人，陈宧在通电中揭发袁世凯的力度和语气，甚至为蔡锷等人所不及，在电报末尾，他还无中生有地爆料说，“袁逆”（指袁世凯）已经秘密将三千万巨款汇往英国，准备逃亡了。
陈宧通电送到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吃馒头，还没来得及拆看电报。一个馒头被切成四片，吃完三片，梁士诒走了进来，袁世凯问他，陈宧发电报来是什么意思？也要反戈一击，逼我退位吗？
梁士诒知道袁世凯极为宠信陈宧，于是连忙回答说不至于这样吧。袁世凯听了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些，这才把剩下的馒头片吃了下去。
接着，他和梁士诒一同阅读来电。看完电报内容，梁士诒瞠目结舌，袁世凯更是又惊又气，立刻拂袖而走。之后，他便一个人喃喃自语：“人心大变，才会弄成这样……”
段祺瑞刚刚出山和袁世凯会面的时候，曾把略通医术的曾毓隽一道带去袁府，让他对袁世凯察言观色，以便判明对方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当时袁世凯的病榻前放着中医脉案和药方，但曾毓隽发现袁世凯面色红润，言语动作也没有什么明显异常，换句话说，他有病不假，然而病情并不重。
可是此后袁世凯事必躬亲，即便请出徐世昌、段祺瑞后，依旧不肯完全放权，大事小事都要过问，这就极大地损耗了他的精力和体力。与此同时，外界今天一个独立电，明天一个劝退电，国贼之骂不绝于耳，连一些老朋友、老部下也都指名道姓地骂他，无疑又让他在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
就算是这样，老袁还能硬撑，陈宧电报一来，他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不断咳嗽气喘，原本尚不算严重的病情逐渐加重，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之人戏言，三国陈琳替袁绍写檄文，痛骂曹操，不料反而治愈了曹操的头痛病；同样姓陈，陈宧的电报对袁世凯而言，却不啻一道催命符。
5月29日，袁世凯的另一名宠臣、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至此，袁世凯彻彻底底地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同时也受到致命打击，时人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树藩、陈宧，“汤”指汤芗铭。
这就是人心
墙倒众人推，是流行中国的一句俗语，也是自古至今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到袁世凯完全失势之时，投向他身上的矛枪已远不止“送命二陈汤”这几支，其数量可以说多如牛毛。
袁世凯有一个从小带到大的贴身仆从，名叫唐天喜，一路被他提拔到了高级军官。就在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当口，唐天喜痛哭流涕地去见袁世凯，口口声声为了报效袁世凯三十年养育之恩，要到前线去跟造反的那些人拼命。
青春偶像片上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唐天喜就是那偶像片上的当红小生。袁世凯这个感动，当下便委任其为副司令。唐副司令到达前线后，对手暗地里给了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打点，他立马决定“与君绝”，也造起了袁世凯的反。
袁世凯痛心不已，据说临死之前仍在念叨：“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从冯国璋，到“送命二陈汤”，再到唐天喜，标志着整个北洋集团都背叛了他的开山鼻祖，而北洋的不可靠，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初见端倪。那时袁世凯搞“小站练兵”，自述其练兵秘诀，一语概之，即“绝对服从命令”——你只要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当兵的服从，就给他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军人服从命令固然不错，袁世凯的问题在于他把内涵过于简单化了。官兵们在未发迹之前，可以一早一晚焚香跪拜，把你袁世凯当成衣食父母给供着，一旦官钱在手，他也同样会挥刀对着你，以索求更多的官和钱。
在整个北洋集团里面，一方面是很多人耳濡目染，个个利字当先，甚少理想主义的空气；另一方面则是袁世凯玩弄权术上了瘾，对谁都搞腹黑的一套，部下们由惧怕到疏远，当差做事都无非是看在金钱和势力的面上，个人感情反而越来越淡、越来越少。
当然，如果袁世凯不复辟帝制，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他仍然可以对全体北洋军人发号施令，仍然是北洋系中公认的权力中心……
据说，就连传闻中被袁世凯毒死的赵秉钧都对人说过：“项城帝制，是自杀也。”张国淦对袁世凯为什么会棋错一着同样感到不解：“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
自袁世凯一着走错，他就再也未能恢复昔日辉煌，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无人有能力将北洋系重新整合起来，直到它彻底崩溃。
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洋系就代表着社会秩序，北洋系内部无休无止的分裂和争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一念之差，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极大地拖了近代中国的后腿。曾给袁世凯做过顾问的法国人柏里索总结道：“袁世凯要做皇帝，这一来使中国退化了数十年！”
在袁世凯身败名裂的最后日子里，平时围在身边、变着法子吹捧他的人都跑了，只有曾经被他压制或漠视的段祺瑞、徐世昌等人还能真正地关心他、帮助他。
这就是人心。到了这一刻，袁世凯才总算看了出来。他感慨万千，特地把徐世昌叫来，亲手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他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病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河南彰德是袁世凯遭载沣驱逐后的所居之地。多年前，这里是他东山再起的基地，在他准备重返京城的头一天晚上，全家人曾因此欢天喜地，他却忽然叹了口气，说：“你们不要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愿意出去”当然是假的，它所表露出的，只是袁世凯对于前途莫测的某种担忧。可是等到袁世凯不再恋栈，真的想回彰德养老时，他的病情却越来越沉重。袁克定及其他家人急得手忙脚乱，遍请名医，且中西药并进，但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