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在谈香港，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刚回来。谈到什么海滩，她说：“那儿不能游泳，周末时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转过脸来看着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地说：“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为Natives这个用词自觉尴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总出现在自觉来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众主体，充满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意识。
这是20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的感情余绪还深植在这个白种女人的语言里；不同的是，她为自己不留心的泄露而脸红。
往历史回走五十年，她不会有这份不安。
Herbert Yardley是个美国情报员，专门解读密码。在第一次大战后，他成立了“美国黑室”窃读日本的电讯密码。1938年底，Yardley来到重庆，为戴笠训练情报人员，成立了所谓“中国黑室”，希图探知日本的通讯。战后，Yardley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了他在重庆的一年半战火生涯，书名就叫《中国黑室》。由于其中牵涉到对日本的情报工作，这本书迟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来读这本1945年写成的书，感觉是震惊，震惊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此赤裸的、无耻的存在着。Yardley是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为重庆政府的外国顾问，Yardley饱受优宠。他住在重庆市长让出来的官邸，享受拍掌即来的佣人和司机。戴笠为他从香港买来一卡车的外国罐头食品，供给他一个从香港飞来的私人厨师。这种种享受，在遍野哀鸿的战时中国。
当时围绕在这位外国顾问身边的中国人怎么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么看围绕在他身边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书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译，姓林，初见外国顾问就问他，外国女人的乳房和“那个”是不是红色的。于是Yardley去找了两个法国妓女，用戴笠支给的车马费付钱，要她们裸给林翻译看看。
“中国人？”她们大叫，”恶心地说，“中国人！”
“两百港币也不干吗？”我说。
“中国人！”她们又叫，“呸”吐了口痰。
这个美国人到了重庆，进入每一个屋子，他的观察是，这个屋子没有暖气，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字画。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军官都是贪生怕死、愚蠢残酷的；厨师偷菜钱，司机偷汽油，佣人是奸细，号称大学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全是不学无术的蒙古大夫……中国人大概连圣诞节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他们的英语都说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国人喝汤像癞蛤蟆吞苍蝇；中国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后用脸去吸流质蛋黄；中国人的脸那么黄，是因为他们害了几千年的疟疾。“回美国之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对他的美国读者说，“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还有，一个字可以总结这位外国顾问的中国印象。
“臭！”他说。
无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锁在他的无知和狂妄中，但他毕竟不是睁眼瞎子。他对另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不会永远享受特权的。有那么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国佣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么一天，当一个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这个字就转身向我道歉，那是距离外国顾问Yardley在重庆五十年后的一天。世事变革不可谓不大，可是，我并不曾忽视，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观念意识。
路很长。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