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带着枪和刺刀，在1937年11月进入苏州。古城里，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愿走的，大多是引车卖浆的升斗小民。十个月之后，《大公报》的记者报导了苏州沦陷后的面貌。
中央饭店改成了“军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门口外去拉客，门口的招牌写着“苏州美人第一线待应”。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国货和欧美货品的广告全部取下，换上了“仁丹，老笃眼药，味の素”。
记者忍不住他的嘲讽：“苏州人的摹仿性，最适合于做顺民。”（1938年9月8日《大公报》）
署名“小小”的记者对苏州人不甚公平，因为适合做顺民的，不只是苏州人。同时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顺民”也不少。法国、比利时，都有和德军合作的“维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发碧眼“美人第一线侍应”。
我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州的“顺民”和那些“美人”怎么样了？
在法国，那些金发“美人”，还有和德国士兵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们，被宪警和一些自告奋勇主持正义的人从家里头拖出来。她们的头发和文革时代一样被剪剃成阴阳头或者光头，然后游街（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剃剃头发不算什么；殴打、私刑、谋杀，才是真正的算帐。据估计，大战后，大约有三、四十万法国“顺民”和“美人”被私下“解决”掉。被杀掉的当然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机会，那没被杀掉的，如果机运好，还有可能乘着历史的浪头翻身——一个曾经为法国维琪政府效劳过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法国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卫手下的什么处长成为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对“顺民”算帐最严苛的，是比利时。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军事法庭大量地审判“顺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辩护律师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判刑，能够证明被告清白的证物弃置不顾，证人则往往受到恐吓，甚至被驱离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进行着；被指为“卖国贼”、“比奸”的人被强暴、被凌虐、被杀害。在法庭内，重刑像奖品一样的发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儿女一并入狱，财产没收。只要在清算名单上的，不论判刑与否，都成为惩罚对象：不准上大学，不准任教师、记者，不发给护照，不能申请电话线，不能开银行户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比利时这个小国家还有五万人被褫夺公权，不能投票。
为什么比利时对“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严酷呢？是比利时人对忠贞的要求较高吗？
翻开正义“肃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见下面虫蛀的肮脏的痕迹。构成比利时国家的两个主要民族：讲法语的Wallone和讲富来明语的Flame。后者一向处劣势，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语族群的压抑。当德军在1940年占领了比利时时，许多富来明语群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用德国人的势力来制衡法语族的强势。与敌军合作的“比奸”中两个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来明族的参与动机与法语族的人非常不同：他们多不是纳粹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企图为自己族群争夺权力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下错了注。德国败了，法语人坐在审判席上，算帐的时间到了。这一个族群的“义士”是那一个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苏州的“顺民”和“美人”后来怎么样了。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