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程车在等候红灯。望出窗外，哧，并肩的一辆车里，一对男女正在打架。驾驶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头发，女人扭曲身体，手中一把雨伞猛刺着男人。绿灯亮了，车子往前滑去，才看见那是部宾士车。
计程车里的广播用不带感情的声调说，北上的自强号列车脱落了最后五节车厢。想象着半截列车往前冲刺，半截列车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里的情节，我大笑出声。计程车司机也在哈哈笑；他笑什么我不清楚，我笑，是因为台湾充满了卡通式的不谐调，令人愕然。
外来的访客对90年代的台湾往往觉得摸不清底细：它究竟很现代还是很传统？先进还是落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文明还是野蛮？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么？
我记得二十年前去六龟的感觉：山路崎岖、路途遥遥。二十年后再去，发觉只是一步之遥。和在柏林、华盛顿、伦敦一样，我们在高雄机场租了辆车，顺着高速公路的指标，看着手里摊开的地图，两小时后，已经轻轻松松到了我心目中偏僻无比的六龟。台湾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汽车文明。
可是在最现代的公路旁，你会看见欧美绝对没有的一片乱葬岗。横七竖八的土坟隆起，压上几块石头；墓碑草率得连生死年月都懒得刻上。捡了骨的坟坑空着，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来捡骨的子孙甚至懒得清走棺中残留的黑色寿衣；掀开的棺盖随手弃置，也不在乎就压在另一堆坟土上。野狗撕裂了寿衣，棺盖上洒着鸟粪。来扫墓的人在泥里一脚一个坑，时不时要滑进别人腐烂的棺木里。
乱葬岗的边缘有根水泥柱，细看之下，刻着“美浓第九公墓”几字。公墓？你摇摇头，觉得不可置信。然后钻进那租来的丰田汽车，继续前行。
回到高雄，这港都的气魄令人心胸一宽。和拥挤老旧的台北多么不一样；这个城市有敞阔的大道、整齐的建筑、悦目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海港，使它和纽约、鹿特丹、汉堡、开普顿一样吞吐着海洋的文明，面对最宽阔的世界。
南国艳丽的阳光将椰树和摩天大楼的影子投在笔直的大道上，你正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现代都会，却看见汽车直闯红灯，一辆接着一辆。走过几个路口之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在高雄，红灯是拿来作参考用的。
在如此现代的都市里，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想完，高雄人告诉你，他们几百万市民买水喝已经买了好几年。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拿来泡菜、煮面、洗菜。每一个家庭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块钱买水。
别的车子呼啸而过，你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有时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经几年，而市民不曾举行百万人抗议游行，而市政府照常开门上班？当喝净水这个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都市竟然没有暴动和革命？
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
狗吠。不断的凶猛的狗吠，在午夜，在某一个邻居的院子里。我翻来覆去，疲惫不堪。狗吠声像有人用针刺我的脑袋，我头痛欲裂。
怎么可能？在那么现代的大都会里，在一个小巷里有路灯、转角处有邮局、大人坐飞机去香港采购，小孩在书房中玩电脑网络的大都会里，怎么可能让一只狗在午夜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狂吠？我到底在哪里？这是什么城市？
在利齿吠声中不安地睡去，又被震动耳膜的扩音器惊醒；才五点，办丧事的电子琴音乐从天而降，声音大得使头上的灯罩微微颤抖。我闭上眼，随着音乐拟想那我自小熟悉的灵前的仪式：哭调、招魂曲、和尚诵经、道士摇铃……。牛角声响起时，我想像那脸上涂着白粉扭动的身躯……。
“虽然是现代科技的滥用，”我对因为噪音而烦躁不安的朋友说，“可是传统还是有意义的。”
“传统？”朋友粗声粗气地回答，“什么传统？他们在放录音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