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读到廖玉蕙女士一篇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为学分不够，要求教授让他补修课程，但他要求的语辞不够婉转周到，教授要“孩子”回头反省，再来陈述理由。“孩子”改过了，教授答应了，“孩子”欢欢喜喜地离开。
文章令我大吃一惊，因为作者笔下这举止天真可爱、接受教诲、从头到尾被称为“孩子”的，竟是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去年在奥地利一场演讲会上，我权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语译员，为她作即席口译。一群台湾来旅游的大学生也在听众席中，其中一人举手问了一个关于性解放的问题；我译成英语，然后等李昂回答。
李昂说：“你们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吓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么能称他们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学生表情，我多虑了，他们个个面露微笑，专心听讲，显然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被称为“小孩子”，更没人引以为怜。但我不能将“你们小孩子”翻译出来；把大学生称为Kids或德语的Kinder会让在场的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尤其在德语文化里，老师们对中学生都开始以“您”来称呼。我面临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又收到一份报纸：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在课堂上打学生手心……
咦，这是1996年的台湾吗？十二年前，我写过“幼稚园大学”，指陈教育者以爱护为借口，使大学生幼稚化、驯顺化，实际上是为政治当权训练顺民。十二年后的台湾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脱离政治控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还被人打手心，被人视为“孩子”？
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其实亦步亦趋；我们看见大学法的修改，看见教授治校的实践，看见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的发展。1972年，瞿海源和杨国枢两位学者曾经发表他们对“大学生现代化程度与心理需要的关系”所做的调查。学生的“顺服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今天的大学生出生在反对运动汹涌的70年代，成长在街头抗争热烈的80年代，他们的“顺服性”绝对与二十四年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经过解严的政治洗礼，今天的大学生也绝对不再是十二年前国民党专政下的“幼稚园”大学生。
今年四月，在一个以女性解放为议题的讨论会上，我听见身为大学教授的主讲人说：“我开这个会是要让你们知道，让你们了解。”完全是传统的上对下的威权口吻，我又为他紧张了：你怎么知道，台下坐着的人懂得不比你还多？
壮哉斯言。我猜想那身为教授的得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训：年轻人不可小视。我也希望那口出不逊的年轻人不只是口出不逊而已；有真正知识作为实力的人，才有挑战权威的资格。
现在的大学生，不同于二十四年前或十二前的大学生，他们敢到立法和教育主管部门门前静坐示威，敢对校务提出异议和抗议，敢公开自己不合于社会主流的性恋倾向。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静坐示威的立论所在，知道异议和抗议之后要有建议，知道反社会主流的得失代价。多元民主的制度使他们得以掌握某个程度的知识以及知识所引伸的自我权利的自觉；知识促成“敢”的行动。
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这样的大学生，为什么乐意被他们的教授称为“孩子”？最具吊诡的是，教授和学生两方都可能为近年的民主喊过激情的口号——更别忘了，这一代学生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是他们教授那一代在“少年十五二十时”努力争取来的。民主最中心的涵意之一不外乎：建立人民自主。公民可以与当权者论政，百姓不惧与衙门兴讼。人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如果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时至今日，教授与学生之间仍然以父子、母子关系来彼此认同？
想来是因为，“幼稚园大学”的形成，除了政治操纵的原因之外，还有相当重的传统文化因素。没有任何制度是凭空运作的，它无可避免地必须在传统的轨迹上行驶。同是代议政治制度，在印度、在意大利、在俄罗斯，有大异其趣的面貌。民主在今日台湾的实验，更是意外百出、惊奇不断。中国传统的五伦观念并没有被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真正动摇。我们的教授和学生可能在公的领域里积极推进现代民主，在私的领域里却延续传统中以权威及顺从为主轴的师生父子观念。其间的矛盾可以有多重解释，但充分显示了台湾价值变迁的转型性格。
传统的五伦观念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负面的。行为科学家已经指出，中国社会中信服权威的依赖关系使个人较有安全感，焦虑因而减轻。问题是如果民主是我们今日的共同追求，而且我们理解，民主不仅只是一种选举的政治形式而更是一种个人的生活实践，我们就不能不审视自己某些隐藏的矛盾。如果民选出来的总统自认是民族救星摩西，如果争取到自由的反对党在党内压制异己，如果行政官员在家中暴虐妻子，如果教授在教室里打大学生的手心——或者倒过来说，如果大学生容许教授打自己的手心……我们的民主是不是仍旧在“幼稚园”阶段？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这样的“孩子”，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吧？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