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概经常下雨，城市里的房子都有骑楼。滂沱大雨时，人们仍旧可以漫步浏览骑楼所遮护的商店。漫步吗？其实不可能，因为走道上一半的面积，被成排成排的机车占掉了，没有机车的空间，就有小贩摊开他成堆的货品，周围就绕着一群或蹲或站的顾客，行人就得躲躲闪闪的钻过一堵一堵的人墙。卖衣服的，把模特儿和满挂新衣的旋转衣架搁在走道中间，人们就穿过衣堆，继续前进。开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骑楼正中一摆，人们就侧身在食客的背后穿梭而过。有一家海产店，干脆用门板将骑楼两边封了，热腾腾、火势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烧着；行路人也就一头栽进那滂沱大雨，绕过海产店的势力范围，再一脚高一脚低的躲进下一段骑楼，继续他一脚高一脚低的行程。
骑楼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铺，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面铺得特别高，高出个三十公分吧！紧接着下面那一家，可能又比这家高出个三十公分，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个六十公分高的悬崖，大人一脚跨下，小孩两脚蹦下，推婴儿车的母亲让小车前轮着地，眼看着车里的婴儿就要被倒出来，像倒掉畚箕里一坨大萝卜。
骑楼地面高低不齐，据城里人说，是因为人人都想垫高自家路面，闹水灾时，水会往别人家里流。
这是个先进的城市？还是个“开发中”的城市？（“开发中”，曾经是“落后”的意思）我说不上来。
城市里有许多低矮的小店，就说转角处那卖汤汤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前捞面，女人把小菜端给客人，客人蹬着塑胶拖鞋，卷着裤管，低头叭哒叭哒喝着汤。一对穿着学校制服、剪着短发的小儿女，在小店的角落里，傍着一张油旧的小桌做功课。十岁不到的大女儿，背上驮着一岁的小弟弟，一条大花毯覆着，正来来去去的张罗盘子碟子，像一个熟练的妇人。
走出这条小巷，转两个弯，又是一个高楼大厦的世界。大饭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织地毯软得像草坪。地毯上站着优雅的人，说着各国的语言。咖啡厅里每个角落都插着花，会开会谢的真花。满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国人，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极讲究的品评咖啡和名酒，话题的开头往往是：“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飞机才能到的地方：纽约旧金山、伦敦慕尼黑、华沙布拉格，还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里只有两种人：刚刚回来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卖汤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许哪儿也去不成，可是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因为他们怀着希望：有一天，他们浑身油腻的小儿女也会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这个城市里有许多乐观的人，那当然是因为，站在柔软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们，有许多许多，曾经是傍着油旧小桌学习写字的孩童。
这城里倒也不尽是乐观进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还郑重的对那样的世界表示唾弃。在城市的南区，有这么一家小吃店，在一栋岌岌可危的破旧木楼上，没有招牌，所以必须有熟人带路，一阶阶踩上狭窄的危楼。油旧的矮桌摆在油旧颓败的木床上，人们盘腿坐在破床上，喝酒、划拳。灰扑扑的玻璃窗破了个有棱有角的大洞，冷风呼呼吹进来。两个神情迷离昏幻的少年，还不到十六岁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过来，惹火了一个裤腰里带着枪的客人，有谁在地板上砸碎了一只酒瓶。
地板沉旧得看不出原来的木色。一幅古时的绣花布帘钉在通往厨房的门楣上，像一块整个干掉的抹布。厨房里有两只煤气炉，炉上搁着两只大黑锅。厚厚的一层油腻黏着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厨房里，蟑螂也活不下去，因为它会被油腻黏得动弹不得。水泥地上，厨师踩脚的地方，已经有点凹陷。黑色的酱色的污水泥泞满布地面。
谁是主人？这人脏得够狠，够彻底！
你猜得不错。主人，不是那有四个儿女卖汤水的小贩，是个艺术家。他用这个乌七八黑的黑店来表达他对这个城市的价值的抗议。
光顾这家黑店的人，究竟为何而来？来吃好菜吗？黑店连个菜谱都没有，他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吃拉倒。来吃抗议吗？五六年前，这个城市曾经满街都是热血沸腾大声抗议的人群；那时他们刚刚得到抗议的权利，心里激动着对种种理想的狂热。五六年来，有些理想实现了，有些理想，在更刺激的汗流浃背的权力游戏中，被遗忘了；更多的人，对理想和抗议，开始觉得厌倦，因厌倦而冷漠——所以，他们为什么来黑店呢？
如果大胆一点，你可以说：脏！他们受了脏的吸引而来。脏，经过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之后，也成为一种美，和世纪末的颓废一样。这个城市，对世纪末的逼进，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不管是午夜或是清晨，人们的肉体感官在寻找高潮和满足。在鸟儿还在安静沉睡的时辰，往最绚烂最嚣张的霓虹灯丛处走去。那么张牙舞爪的灯火，亮在清晨两点，伦敦没有，纽约没有，慕尼黑更无从想象。你踏进自动滑开的玻璃门，十来个制服整齐的人，对你齐声大喊：“皇家贵族理发厅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好像匍伏在地的宫廷大臣高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有人递上雪白的滚热的毛巾，有人打开烟盒，有人问：“您要几号小姐？”用一种极做作的礼貌。
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六十六号小姐开始按摩，在另一张躺椅上，八八八号小姐也在工作，用坚硬的手指陷进人的肌肉里，因为是“纯”的，所以按摩是隔着衣服。当小姐们认为客人已在昏睡边缘时，她们开始交谈：
“五○八号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大概是上白天班的，所以你不认识。嫁给一个警察。警察有什么好？每天要替他提心吊胆，怕作寡妇。而且哦，靠那个死薪水，有什么用？嫁到那种厉害的还好，他就会刮，碰到那种乖乖牌，不会捞的，就完蛋！警察一定要会捞，要狠，不然哦，靠那个死薪水，太苫了！我就不要嫁警察。这年头，没钱什么都别谈，人家社会就是这样……”
清晨四点，宽阔的大街上已经有扫街的人，在昏暗的天色中清扫城市的污秽。大楼的小房间里，人们在唱歌，清晨四点。眼睛盯着电视荧光幕上的歌词，随着录好的旋律，对着麦克风唱，唱给小房间里的朋友听，更唱给自己听。唱的歌，总是缠绵的、哀怨的，“等待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或者“抱着你的感觉好好”。白天的面具卸了下来，缠绵的歌词与旋律好像一条温热的干净的毛巾，柔软了因为戴面具而绷硬的脸。
这个城市里的人自诩世故深沉，看尽了人世险诈，却同时玩着“关在小房间里唱情歌”如此纯洁可爱的游戏，你说是矛盾，我说，这个城市，险险的走在现实和梦想的边缘。情歌的缠绵境界，使人们暂时忘记小房间之外的世界，就好像黑店的脏，使爱脏的人暂时不必去面对那明亮如玻璃的未来。
打开门，走出小房间，就发现自己站在骑楼里，面对一重又一重的阻碍，要低头、要侧身、要缩肩、要淋雨，才能走过那一脚高一脚低的长廊。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说不定还得不轻不重的摔一跤。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人们还有一个小房间能够把不敢说的感情唱出来，一切都容易忍受。更何况，人们还有那么一个脏得够狠的黑店（我只是不知道，如果有人当着酒酣耳热的食客，镇静而自信的蹲在地板上拉一堆屎，谁会拿谁怎么样？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颓废的底线？）；只要在明亮如玻璃的世界和黑店之间，人们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一个可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