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夏作──
十七年中国佛学会筹设中，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准备中，曾出“中国佛教旬刊”一种；而抗战期中余在四川缙云山，亦有“中国佛教”之讲著。今至上海以克兰佩居士函赠刊物之察阅，始知三十三年居士曾出“中国佛教季刊”三册，殊为可感焉。其第一册发刊词曰：
本刊态度可得而言者，即以佛说为尊而无系统之见，以宽容为尚而不取乎偏执。稿件方面，凡佛门文字无攻讦之病者，皆所欢迎。惟容有热心之作者，虽具美意，而言语或失鲠直，不免反伤同道，故文责概皆自负。又所刊载，以纯宗教文学为限，而政治与迷信绝所不涉。又读者与作者间之问答，亦乐为发表。总之、同人等之职志无他，即在使本刊成为中国佛教复兴之舆论机关，及世界佛徒之公共喉舌，意举世佛徒皆遵佛法结合一致之日，此战祸世界当可一扫苦痛忧怖而树立和平神圣之幸福。然则中华佛徒其勉为精神复兴之先导，庶几祥和公正之文明大法盛世可期也！’
此可见其发刊宗旨之弘正，而内容所载亦能适符其所期，惜季刊第三期而止！今得其来函云：
民国二十八年，即计划用中英两种文字发行中国佛教杂志，亦不克成。直至三十三年始竭一己之力发行季刊一种，然困于经济，加以贱躯抱病，仅出三期而告中辍。弟子所能为者，固不过如此。而沪上一般称为信佛者，更未闻有何可述之努力。至于各寺院则陋习相因，但以诵经以博金钱为务，曾不知佛门教义为何事。此真可痛心者也！弟子虽寡陋不学，然深感目前有二事至为需要：一、则亟须有一高级研究佛法之团体以研习梵文，而获读佛经原本为要务。盖中国译经虽称典雅，然习诵之者，茍非上上之材，实难领略原经之本义。二则须普遍设立推广教旨之教育机关，务能革除陈旧诵经之方法，而能以现代之方法代替之。凡此两项，皆弟子旅华近二十年所深切感其必要者。窃谓此等研究机关，茍得有力者为之提倡，必不难成立。至于梵文或巴利文教授之聘请，则弟子可任其全责，此等教授自当为义务职，仅须供给川资及住宿膳食即可。惟此等建议，一般人闻之必以为妄，度全中国之内能察弟子之心者，吾师一人而已！’此其所言，大都先得我心，且先一部分已为之，或已进行中者，则堪为居士慰焉！（见海刊二十七卷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