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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冬至
这里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张嘉璈，p.1。我不是要搞什么地域论，不过弗朗西斯这个东北人认为南部沿海的广东省（省会广州，毗邻香港）也当得起这句话。
仅仅是1927年到1929年间，Reardon-Anderson，p.98。书中说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的移民潮。1907年美国移民潮达到最高峰，有一百万人来到埃利斯岛。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统计，移民高峰期的年均移民人数是七十八万三千。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这句话出自法国神父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他还在旅行笔记中写道：“满族人成为大中国帝国的主宰已历经两个世纪，在这两百年中，他们不断自我毁灭。他们的行为礼仪、语言文化和本来的大本营，都已经完全汉化了。”这位神父在四十七岁仙逝，《纽约时报》上的讣告盖棺定论道：“在他身后，没有更真切的教士；没有更诚意的作家；没有更有趣的笔法。”
远早于日本侵略之前，Elliott 2，p.635。1937年，文中提到的共产党机关被捣毁。但Elliot写道，早在周恩来和刘少奇在相关刊物中使用“满洲”一词之前，“这个词并不敏感，也不会触犯当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皮特·弗雷明写道，鞑靼一词，“严格来说并非地理名词，和基督教教徒的感觉差不多”（p.14）。这个词指的是居于里海到朝鲜一带的某一人群，首见于乔叟的《坎特伯雷传说》。也许这个词（Tartary）脱胎于拉丁文Tarturus，一指“冥王哈迪斯的内脏”，一指“蒙古人在东欧发动的毁灭性打击”（Elliot 2，pp.625-626）。
耶稣会绘于18世纪的一幅中国地图包含了这些民族志的信息，并强调东北“过去是满洲，后来征服了全中国”。此处是法语文献，在里面“满洲”叫做Mantcheou。日本版的改成了Manchū，而伦敦的版本用的是Manchew。19世纪早期，美国的地图册上出现了Manchuria（包括Mandshuria和Mantchooria），并逐渐发展为普遍的用法，常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Elliot 2，pp.626-632）。
1993年，美国人口普查已经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了，出自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网站导读”页面：http：//www.epa.gov/oecaagct/ag101/demographics.html。美国只有2％的人口居住在农场上，而这之中只有一半的人真的以农业为生。因此，美国只有不到1％的人是“全职农民”（每年农产品销售额超过一千美元的机构才能称之为农场）。美国的农场总数已经从1935年的六百八十万下降到了二百二十万，其中有十八万八千个（总数的9％）农场采用集约化和机械化生产，出产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农产品。规模很重要，为了长期可行的经济效益，美国的玉米种植带在作物种植和畜牧业上需要投入两到三千公顷土地和六百多台播种机。
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Boehler 1。2012年，村庄数量从去年的三十六万八千下降到二十六万九千。
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荒地村种植的稻子叫做粳稻（japonica）。中国的植物学家一直以来都不满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的命名方式：籼稻（indica）和粳稻。从名字完全看不出这两个亚种形成的过程，英文听起来好像是从印度和日本进口的。虽然稻米的确起源于印度，但籼稻和粳稻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
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中国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是七千元（城镇人均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东福米业承诺的年收入相当于翻了番。
第三章 血浓于水
1976年，在多年响应“多生孩子”的号召后，城市居民迎来了新政策，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官方的说法叫计划生育。1979年正式实施，有效放缓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但随之带来性别不平衡的问题。杀女婴和流产现象严重，因为很多夫妻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农村居民、少数民族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城市居民可以生育双胞胎。除此之外，多生一个需要缴纳不菲的罚款。
1947年一本名为《乡土中国》的书中，作者是社会学家费孝通，英文版还有个副标题，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他在日记里写“同上”，结果被老师严厉批评，但费孝通心想，“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事实上，关于中国的农场，我读过的最好的“回忆录”，是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怀印所著的大部头学术研究著作《乡村中国纪事：1948—2008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书里写的小村庄是东部沿海省份江苏省东台县的秦村。
第四章 去日留痕
大规模的墓葬群里有坚实的房屋地基，Nelson，pp.213-218。
这些发现表明，五千到七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同上，p.252。
有些考古现场的发现甚至表明这里二十万年前就有过人类居住的痕迹，同上，p.252。
肖的长官把他带到一个房间，Condon，p.20。
满洲的骑兵旋风般，Elliot I，pp.1-2。书中对这场战役进行了精彩描述，将其称为“中国闪电战”。
事实上，长城不过是位置一直在变化的堡垒，三个世纪以来，大明王朝在东北的统治可谓兴衰起伏，当时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辽东半岛和辽宁省，分界线是位置多次变化的城墙（感谢研究长城的学者David Spindler）。
1754年，乾隆皇帝在一首古诗中如此描述这道屏障，Edmonds，p.599。乾隆诗作《柳条边》，英文翻译取自Edmonds的文章。
1886年，一群英国探险家穿越东北，James，p.6。
小男孩痛失双亲，Crossley I，p.48。
他还下令女真妇女不用缠足，而男人要削发梳辫，依照传统，汉族人不剪头发，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然而，在清朝统治下，那些拒绝剃掉额发的人将面临重刑甚至杀身之祸。将近三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熟知一句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例外”的只有和尚。
叫做努尔哈赤，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小时候看到的另一个故事。在《夺宝奇兵2》电影开头的一幕，我们的男主角拿着一个装着努尔哈赤骨灰的玉雕瓶和一个满族黑帮老大做交易。老大叫做“老车”（大概取自著名的满族小说家老舍）。
他的儿子建立了清朝，1635年颁布法令，Crossley I，p.15。这个名字和清朝的军队管理组织形成对照。该组织是由来自蒙古的女真和汉军一起组成的，名为“八旗”。里面包含了类似于俄罗斯哥萨克人的世袭庄园制度和武装种姓制度，将疆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分别划归于正红、镶红、正黄、镶黄、正蓝、镶蓝和正白、镶白这八面旗帜之下。
现在中文里的“满族”其实并不对应英文里的Manchu。Manchu是一个词，而满族，英文里应该翻译成the Man ethnicity。
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将朝代取名为“清”，此名和水有关，而前面的朝代“明”和火有关，刚好以水灭火。同时，清这个字也有满族要文明开化的意思。之前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修建了很多佛寺，包括1137年修建的佛光寺，至今还伫立在华中地区的五台山上。
重命名的法令是在1635年11月颁布的，其中说道：“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诸申即女真（Elliot I，p.71）。
很多人都是群居，集中在清原满族自治县这样总人口在十万左右的地方，满族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却是最后一个被分配给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此事发生在1983年。那时候，十五个大少数民族中，已经有十四个拥有自治区和辖区。也许这种延迟源自某种忌惮，但也许说明满族已经融入了汉族社会，没有尽力争取自治区（Shao，pp.210-211）。
一位陪同皇帝视察吉林造船业的耶稣会传教士，Verbiest，p.75。
第五章 惊蛰
1903年，一个英国人旅行到此地，Simpson（笔名Putnam Weale），p.431。
老吉林有城墙，充满了古老的木建筑，Fogel，p.255。这位诗人名叫大町桂月。Fogel提到，“满洲京都”这个词，其实就是想让目标国家的国民对一个外国的所在有直观的想象（比如东方巴黎，亚洲纽约）。这个词里面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的语气，作者提到：“京都，特别是冬季的京都，在日本人眼中是美的典范，所以，这是来自一个日本人对吉林的高度赞赏，或许还有些夸张。”
19世纪末，一位英国探险家，Younghusband，p.43。我非常喜欢他的描述，好像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回忆门。部分原因是，在纽约图书馆，我是自1918年以后第一个借阅这本书的人。书的外观、感觉和味道都是那么古老。他写道：“本书献给所有志趣相投的灵魂；与我同享对冒险与探索未知的热爱。这种热爱在我心中滋生萌芽，已经深深扎根。写下这些经历令我无比愉悦，原因就是我能通过这种方法，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们……能把这种热爱传递给别人，让他们也开始探索的事业。我也是从前人的身上，找到了这种对旅行和大自然的无限热情。”
第六章 谷雨
2010年，中国有65％的群体性事件，数据来自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该所对中国十七个省进行了调查，2012年报告问世。调查人员走访了一千七百九十一个村庄，发现自1990年以来，43％的村庄都有过强制征用耕地以为商用的经历。据估计，每年大概有四百万农村居民的土地被征用。
刘博士建议他们做种植有机水稻的先锋，中国的有机食品遵循国际标准，要求第三方进行鉴定，确保食物非转基因，种植时未添加人工肥料、除草剂或杀虫剂，种植土壤也要求通过重金属残留检验。
2010年，全国进行了一场土壤调查，调查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进行。2013年初，该部门在名为《土壤污染和人体健康》的书中写道：“每年收获的农作物中，有超过一千三百万吨被重金属污染，两千两百万英亩的农业用地杀虫剂超标。”书里做出评估，全国大概有六分之一的耕地被污染。
宣布全国有将近八千万亩土地污染严重，不应进行农业活动的中央高官叫王世元，是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2014年初，政府，《土壤污染“家底”揭开，治理刻不容缓》（英文报道标题：China Alerted by Serious Soil Pollution，Vows Better Protection），新华社，2014年4月17日。调查报告是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共同发出的，依据是相关人员从2005年4月到2013年12月进行的调查研究。
第七章 朝圣之路
尽管各大城市的天际线日新月异，201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进行表彰，因为它是第一个让半数人口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各个机构对贫困人口的估算数字不太一样。中国的新闻机构报道，根据国务院提供的数据，该数字从2010年的一点六六亿下降到“现在的九千八百九十九万”（《联合国官员赞扬中国扶贫成效显著》，新华社，2013年10月17日）。
我找不出任何语言来形容这里种类繁多的蚊子，James，引自Lee，p.5。
1886年远涉东北时，Younghusband，p.12。
要是还有人下落不明，Du Halde，p.98。
旅人们进入高山树林，湮没其间，同上，p.96。
一百年后，这些树林却面目全非，Younghusband，p.12。
一位英国领事来到吉林，Hosie，p.23。
一个发了横财的中国矿工，Lee，p.92。
一个诨名马疯子的土匪，同上，p.94。
19世纪时，夏末的霏霏淫雨，Reardon-Anderson，p.112。
探险家亨利·E·M·詹姆斯，裹着厚厚的羊皮袄，James，p.15。
天黑时队伍来到一个貌似可驻扎之地，Younghusband，p.11。
荣赫鹏先抱怨了一通当地人总是盯着他们看，同上，p.8。
（“在我看来，这是上帝的恩赐之一”），James，p.168。
他和今天到东北旅游的人们一样，Younghusband，p.18。另外，和今天到东北旅游的人们一样，他也被宴席上的饮品弄得苦不堪言。“最近我们一直在过清苦而健康的生活，胃口不错，”他记录道，“但喝酒这件事实在太可怕了。要是一直喝一种酒可能还受得了，但葡萄酒混啤酒，雪莉酒混干红，黑啤混伏特加，颠来倒去，一杯又一杯，简直要命。”
东北有仅次于长江的，Reardon-Anderson，p.113。
美国总统皮尔斯派一位海军上校，Collins，p.232。柯林斯还写了关于铁路的文字，“就算我们发现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达成这项事业，还是应该记住，我们比较有先见之明地知晓了这个国家的需求”（p.399）。
吾辈竟成游鱼之玩笑，Verbiest，p.77。即使是在吉林上游的大坝建成之后，松花江的数条支流也相当容易发洪水。我在荒地的第一年夏天，就遭遇山洪暴发，汽车被冲毁，道路被淹没，一个仓库也葬身水底，三千个装有有害可燃化学品的蓝桶被冲进松花江。市政自来水关闭，人们陷于恐慌，疯狂抢购瓶装水。另外，富有中国特色的是，河岸上站满了人，围观相关人员打捞蓝桶，没有一桶泄漏。
里面装的都是客死满洲的殖民者，Younghusband，p.50。
1938年，东北一共有将近四百座天主教教堂，1838年，罗马教廷设立了东北宗座代牧区。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都是由教廷断断续续派遣神父前来，将相关报告递交回去。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在1741年出版的著作中，描述了东北边关的吸引力：“这里的土地大体上肥沃优良，盛产小麦、粟米、根菜和棉花。此处物产丰富，有大批的牛羊，是中国其他地区少见的情况。水稻甚少，但却有好几种欧洲水果，如苹果、香梨、坚果、栗子和榛子，在森林之中繁茂生长。”
当时一位传教士解释说，之所以要让懂医术的人来传教，是因为，Christie，p.26。这位传教士也认为，因为他的病人都是移居此地，所以比起他们那些“被圈在长城之内旧中国的亲属们”来，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做派（p.14）。
我也许会哭泣，但并非出于痛苦和忧伤，O'Neil，p.37。
到了春天，她写道，东北的颜色就是“泥土与蓝”，同上，p.52。
“每天，”她写道，“我都越来越感觉到”，同上，p.47。
第八章 火车开往满洲站！
他们骑在马背上夺取了政权，上海曾经有一条短短的铁路线，是香港怡和集团下属贸易公司在未获得官方许可的情况下修建的。十年后，政府下令将其拆除。而北京至汉口的铁路线的修建时间是1898年到1906年，但直到1915年才正式通车。
大概是全世界现代交通变化，Chirstie，p.64。他以苏格兰长老教会（现在的偕我会）医学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东北。1913年，他出版的书中写道传教士这个群体：“三十年过去了，他们都记录下了什么呢？一路遭遇的敌意，不断跟随的迫害。我们的栖身之所和一切身外财物全部付之一炬；战乱连连，瘟疫缠身。我们的同伴悲惨地死去。有的不得不将孩子们送回故土，致使妻离子散。日子过得很苦很不顺，然而很值得。”斜体的部分，大概只是他的个人感受。
也是在这个时期，与英法进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算是对清廷的惩罚，因为后者违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1858年，英法两国，再加上战争中提供支持的美国和俄国，与清朝官员签订了《天津条约》，打开了很多对外通商口岸，且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你很难想象我们烧掉的这座园林是何等美丽壮观，查尔斯·戈登的这封信写于1860年，引自Elder，p.246。
新的协议中，两国边界回到了黑龙江，1858年和1860年，中俄分别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开放松花江沿岸（以及吉林市），俄国军舰和商船可以自由航行，同时也将中俄边界南移。
俄国人实际上或自以为控制着河道，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东北开始抵抗外侮，收复中国失地。随之而来是各种战争和攻击，到1689年尘埃落定。中俄双方一起坐下来，中国签订了和欧洲国家的第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清廷的天主教外国顾问用拉丁文写成的，史称《尼布楚条约》，以条约签订的村庄命名，就在额尔古纳河边上。条约中规定，黑龙江—阿穆尔盆地属于中国。
当时俄国认为这条河易攻难守，而且由清廷两次主导改道，于是同意了条约的内容。这条边界就这样一直存在了两百年。直到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发起“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运动，认为俄国的未来在太平洋地区，就如同美国的未来在加利福尼亚。穆拉维约夫带领一支舰队南下黑龙江，通过修建堡垒，签订新的条约，重新夺回了盆地。近年来，穆拉维约夫遗留下来的思想又在俄国有所抬头，他的墓从巴黎迁回了海参崴，而曾经被列宁雕像代替的纪念雕塑也重新树立起来。这座雕像还被印在5000卢布的纸币上。（见“Amur's Siren Song：The Long River That Marks the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s Proved to Be a Site of Dashed Hopes”，《经济学人》，2009年12月19日。）
然而中国人也在穿越边界，以自己的方式收复失地。苏联解体后，大片的国有农场荒废了，而现在，这些面积几百万公顷的土地被租给中国的自耕农和企业家，甚至还包括县政府。中国绥芬河的东宁县，就将边界那边俄国领土上的二十万公顷（八百平方英里，面积相当于半个罗德岛）闲置耕地租了下来，种了土豆、洋葱、小萝卜和黄瓜，收成后就在当地卖。
观礼尼古拉斯加冕仪式的一位中国外交官，Wolff，p.5。这位清朝外交官名叫李鸿章，他是一位改革家，之前支持修建一条穿过长城山海关的铁路。铁路不用于客运，用于运输煤炭，对于李鸿章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副业。
三百万卢布的贿赂，同上，p.5。向李鸿章行贿的人是谢尔盖·维特，总管中俄银行的俄国财政大臣。中俄银行非常支持修建“中东铁路”，这是俄国通行东北的一条捷径。
第一次中日战争时间很短，中国人称之为甲午战争，甲午是那一年的传统纪年。
1894年9月，日本军舰在平壤打沉北洋军舰，对于日军来说，在中国的陆战可以说是打靶练习。从当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穿着军服的清朝军人前后都画着大大的白圈。
七个月后，清廷签订了条约，这就是中日《马关条约》。原哈里逊总统旗下的国务卿约翰·W·福斯特作为中国的顾问，起草了各项条款。签订条约期间，外交官李鸿章遭到日本右翼势力刺杀，但没有危及性命。遇刺地点就在日本南部的马关（今山口下关市），条约签订的地方。
您当然已经知晓，亲爱的母亲，Nicholas II，p.130。
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Wolff，p.7。即便签订了条约，也没能阻止1900年俄国人在东北北端展开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然而这场屠杀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弗朗西斯和我坐了一夜的火车，从哈尔滨来到黑河，这是个河港城市，对岸就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又称海兰泡）。1900年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时，清朝的舰队曾经试图封锁河道，袭击布拉戈维申斯克。俄国的军队都统下令从该地区驱逐一切清朝人员，无论满汉。本来在条约签订边界变更之后，这些人还被允许留居当地。从7月17日开始连续四天，俄军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将他们驱赶到湍急的深深河水中。大多数人不会游泳。人群一入水，俄军就开火。
“对于命令的执行让我差点恶心吐了，”一名俄国军官说，“我就好像可以踩着那些漂浮的尸体，轻松走过河去。”估计死亡人数从三千到八千不等，幸存者仅有四十到一百六十名。那几天黑龙江沿岸常常发生类似的屠杀。下令进行屠杀的将军说：“阿穆尔—哥萨克军的威名将如雷声一般，响彻整个满洲，让中国人恐惧害怕，畏缩不前。”屠杀三个星期后，一名俄国作家沿着河水南下。看着船头不断被拨开的肿胀漂浮的尸体，作家吐了。
三年后，作家的书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在当时很容易因言获罪的沙皇首都，很少有人像他一样提到这件事。相反，比较常见的书有着《在满洲的最后岁月》之类的标题，详细描述了义和团和清朝军队（他们只开枪杀了一名乘客）挺进之前对俄国铁路工人的疏散和撤退。唯一对大屠杀的新闻性记录出现在十年后，作者“匿名”。成千上万死亡的平民当然不能出现在开辟西伯利亚边疆的“英雄史诗”里。没有进行任何军事审判，关于屠杀的调查也在暗中秘密进行。主导的将军被控告，暂时撤职，但没有坐牢。其他指挥官被判服刑几个月。而参与其中的哥萨克军则完全被宣告无罪。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还颁发了奖章，上面刻着“奖赏在中国进行的军事行动，1900—1901”。
弗朗西斯和我在中国这边的河岸没找到任何关于那场屠杀的纪念物。中俄历史上的关系在往南三十多公里的小镇瑷珲展示着。那里新修了一座博物馆，里面摆着很多模特，一边戴着一模一样的肩章，留着山羊胡；另一边穿着绸子衣服，梳着辫子。有四幅花里胡哨的油画讲述了这一带的村庄在清朝被焚毁；住户们被驱赶到河岸，跳进河里，尸体浮在水面上。这个名为“瑷珲英雄卫国园”博物馆又是一个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现历史的方式是罗列一串串数字，而没有亲历者生动的讲述。油画下面的说明冷冰冰地告诉参观者们，1900年7月17日到20日，哥萨克人杀掉了五千多名中国人，而清政府签订条约，割让了领土。闭口不提首先获得这块领土的，也是清朝统治者。
也许，把这场大屠杀的纪念馆放在这么一个少有外人来访的偏僻乡村，是因为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现在贸易互通，有频繁的经济往来。我们回火车站时，出租车司机说，曾经黑河街上的垃圾筒都是俄罗斯套娃的样子，结果俄罗斯人不干了，状告外交部，表示强烈抗议。当地只好把这些垃圾筒作废。现下这个冬天，就在大屠杀曾经发生的现场，我们在河岸边找到的唯一标识上用中文写着，小心地滑，英文写着SLIP AND FALL DOWN CAREFULLY[1]。
1901年，列车的第一批乘客中有人写道，Shoemaker，p.67。
“这个地儿叫啥名字？”，Fraser，p.225。
郎先生和我遇到的每个满族人一样，不会说满语，不会写满文，大家普遍误解，认为满语是中国纸币上的五种语言之一，其实那是蒙古语。其他四种是藏语、维吾尔语、壮语和汉语。
当时通往这里的火车上，一名英国乘客，Shoemaker，p.67。
“试问世上谁人见过如此叹为观止之事？”，Simpson（笔名Putnam Weale），p.397。
“他们畅想，这条铁路将构建一个新的满洲”，同上，p.383。
1903年从这里出站的那位英国人看到的站前广场，同上，p.139。
过去与未来并存，少有例外，同上，p.93。
要是篮球的发明者詹姆斯·奈史密斯目睹这一切，该有多么欣慰，Naismith，p.109。我首次看到这句话，是Ian Frazier在On the Rez一书中的引用。
火车从1901年俄罗斯人修建的一座桥上跨越松花江，2013年，在“服役”一百一十三年后，这座桥宣告光荣退休。桥没有被拆除，而是被作为文化遗迹，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我们在绥芬河下了车，这名字和东北很多地方的名字一样，在汉语里没有任何特殊含义，只是用了附近河流的满语谐音。绥芬河也是一条中俄两国的界河。一本地名集上说，绥芬河的漩涡就像蜗牛背上那种尖尖的有对称凹槽的壳。绥芬的发音接近满语里的锥子一词，既可以形容那种蜗牛的壳，也可以形容河里的漩涡。
照片的解说涵盖不了多少内容，没有告诉参观者的是，Carter I，pp.190-191。会议举办地改成了哈尔滨在俄罗斯的友好城市，哈巴罗夫斯克。
就像学者们常说的那样，中国人在俄国曾经的殖民中心加盖的建筑让我想起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ric Hobsbawm所说的“再造的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议会的哥特式建筑，修建于19世纪，遵从历史传统，使其能够“延伸到迷雾一般的过去，符合人们对旧时代的观感”。Carter的优秀著作《创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哈尔滨：国际化城市中的民族主义，1916—1932》（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1916-1932）中对这种观点和现象有详细的阐述。我在这段文字中的两个引用都出自此书（p.161和p.195）。
1970年代，一名记者踏足此地，Burns。
政府用了包括长时间电视广播宣传等很多办法公开集资，Carter 2，p.111。
1903年，英国亲华派辛博森，Simpson（笔名Putnam Weale），pp.167-171。
“这周有两个人自杀”，同上，pp.169-170。
辛博森写道，此行令他，同上，p.148。
“所谓的俄国满洲只是个神话”，同上，p.149。
1903年，辛博森，同上，p.430。
伦敦应和着西方世界的预测，在1904年3月19日的一封家书中，被困在汉城（今首尔）的杰克·伦敦抱怨说，根本没法去前线。“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这么恶心。我在这儿简直要发霉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战地报道。日本人根本不允许我们去见证什么战争。”4月1日，还被困在原地的他写道：“我再也不去掺和东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了。困扰重重，到处受阻。我现在还困在首尔，什么都写不出来。我的五匹马和翻译在仁川，我的服装细软在平壤，我的记者站在（法国）安茹。哪儿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实在让我心急如焚。我真是如同一头焦躁的困兽，连信也写不下去了。”6月，他写了《黄祸》（The Yellow Peril），预言了中国和日本的崛起。
在争夺东北城市奉天（今沈阳）的战斗中，沈阳相当于东北原来的王城，而过去西方的地图上就写着奉天（Mukden）这个名字。名字来源于满语的mukembi一词，意思是崛起，这座城市还曾经有个名字叫盛京，后来才改名沈阳。
海军的将领和水手发生暴乱，Brooke，pp.302-310。
1905年8月，中国要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在主持谈判之前，美国对满洲事务并未显露出浓厚的兴趣。美国传教士那时已经频繁现身长江三角洲，在东北却完全不见踪影。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巨擘在北京等地修建医院，却从未涉足过东北；他的“中美发展公司”在广州组建团队，规划铁路，却未曾派遣过调查员去东北考察，制定类似的计划。当然洛克菲勒旗下的美孚石油在华北进行棉花、铁路设备和煤油方面的小贸易。但总体来说，当时在全中国包括东北进行的贸易，仅占整个美国对外贸易的2％。
“我一向认为这对人类文明大有裨益”，Morrison，p.112。此信写于1901年7月8日，收信人是乔治·费迪南德·贝克尔（George Ferdinand Becker），著名的美国地质学家，美西战争期间曾在菲律宾服过兵役。
“我们的立场比较窘迫”，同上，p.478。这封信是1903年5月22日写给海伊的。海伊协助参与了《巴黎条约》（结束美西战争的条约）的谈判。他同时也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拟定者，该政策规定外国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任何一国不得控制中国的贸易或条约中涉及的港口。
“私人信件——千万注意”，同上，pp.830-832。这封信写于1904年6月13日，收信人是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春稻。他是罗斯福婚礼的首席伴郎。1912年到1918年期间，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
1904年9月，在长岛牡蛎湾度假的罗斯福，同上，p.917。这封信写于1904年9月2日，收信人是国务卿约翰·海伊。
“哈尔滨陷入无政府状态，”1908年，《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如是说，《纽约时报》，1908年4月19日。该报驻哈尔滨记者写道：“各种事件纷乱，惹人注目。这座全是俄罗斯人的城市被一个私有铁路公司控制和管理着。”
他的副领事是个人高马大却长着娃娃脸的大学毕业生，Tisdale，p.139。他记录下了和当地人进行的洋泾浜英语对话。比如，Boy！Boy！You no belong proper boy. You have sleepy. Plenty piecie（bandits） kill two gentlemen，night time no have catchee place sleep。而费尔柴尔德则努力学习中文。
“我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希望如此秀丽的国土”，Fairchild，p.111。
费尔柴尔德来到东北的时间是1906年10月，同上，p.153和p.136。这些日记语气是快乐轻松的，读来感觉却像读那个贝尔法斯特女医生的日记一样，令人心如刀割。这个快乐的年轻人不知道，他很快就要客死异乡，而这里离故土家人是如此遥远。
然而，那个冬天，《纽约时报》的头版，“领事饮弹自尽”，《纽约时报》，1906年12月20日。费尔柴尔德被葬在奉天的万国公墓。但到1930年代，公墓被日本人关闭。两个月后，他的尸骨被挖出来，往南移到牛庄（营口）的租界，现在踪迹全无。
巧合的是，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后来也饮弹自尽，《纽约时报》1914年5月12日的头版标题写着，“华纳领事自杀”。
东北就此失去了一个仰慕者，Fairchild，p.100。
第二年，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哈尔滨，“伊藤博文遭到刺杀”，《纽约时报》，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希望朝鲜一直是日本的受保护国，而不进行正式的吞并和占有。
“我刺杀伊藤博文不是个人恩怨”，Perlez。
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白党在街头展开血战，Chiasson，p.46。
一个美国旅人记录了这场大规模的逃亡，Franck，p.93。
“到底有多少俄国女孩”，同上，p.101。
军阀张作霖控制了东北，张作霖不是个简单粗暴的土匪。在他制定的“殖民发展计划”下，东北的人口和耕地面积都翻了番。新政策主要是为了吸引劳动力前来移居，并在东北扎根。政府可以提供住房，五年租期后，住房归个人所有，租期内不用交税，而且还能分到用于耕种的土地。当时，一位日本旅人乘坐火车经过吉林，写道：“仅仅是满洲北部，就大概有三万朝鲜人搬迁到此，以农耕为生。稻米种植业一定会欣欣向荣，也许会在满洲的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一席。”（Yosano，p.58）在大量移民涌入之前，东北仅有少量的稻米种植，而且是旱田。
勒令将那些用斯拉夫字母写成的商店招牌全部换成汉字，Cater I，p.146。
在列宁主义者的抗议下，Chiasson，p.127（这一页展示了该神像的照片）。
哈尔滨的法定假日多了起来，包括，同上，p.114。“中东铁路”的苏联管理者走马上任之后，一直小心谨慎，苦苦维持着和平的局面。直到1920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接管一切执法和司法职权，取消俄国的治外法权以及俄国和日本对中东铁路北段与南段的实际管辖权。哈尔滨火车站上猎猎作响的旗帜非常奇怪，中华民国五色旗的红色横条上，竟然加了苏维埃的锤子和镰刀。
他帮土匪们治疗梅毒、沙眼和皮癣等疾病，以此来换取好感，Howard，p.156。医生名叫Harvey J. Howard，他曾在北京做过溥仪的眼科医生。
一部较为夸张的戏剧展现了英国音乐厅里的场景，同上，pp.209-211。
赛后的数据表上，统计了双方的伤亡人数，Chiasson，pp.198-199。后来，中国还发生了很多场篮球赛后的群架。2011年，乔治城大学校队和中国一支职业篮球队的比赛，就以互相丢椅子，大打出手的混战告终。
1924年，中国农民袭击了一个俄罗斯人开办的牧场，把牧场上住的人都赶走，拆毁了所有的现代设备，种上了传统的农作物，然后日日夜夜蹲守在地里。还有的农民发起了拒付租金的行动。
住在中国人治下哈尔滨的俄国人，“哈尔滨的紧张局势加剧”，《纽约时报》，1927年10月23日。
哈尔滨当得起东方小巴黎这个美称，“哈尔滨游客惊叹高昂物价”，《纽约时报》，1928年10月28日。
俄国白党现在没有了国籍，也没有有效护照，“哈尔滨的紧张局势加剧”，《纽约时报》，1927年10月23日。
一个英国人被警察暴打一顿，同上。
《哈泼斯杂志》刊登的文章说哈尔滨，Gilbreath。
计划刺杀的是一名日本陆军上校，日军高层当时并未提前得知刺杀计划，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措施，利用这次刺杀，以维护治安为名义，取得更多的东北控制权。结果被爱国主义者张学良抢得先机，日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又一个好机会。
“老张”和日本本来是亲密盟友，他到底做了什么，被痛下杀手呢？1920年，张作霖企图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进攻北京未遂后才退居长城以北，在东北建立攻防，自成一国。1926年，他成功占领北京，自封“安国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挥师北伐，意图剿灭各路军阀。1928年，对战中张作霖被赶出了北京。也是在那一年，中国首都南迁至长江边的南京。张作霖自作主张进军北京让日本人生气，因为他们希望这位可靠的合作伙伴能维持东北的现状，保证日本能从铁路上分一杯羹。雪上加霜的是，在日本看来，击溃张作霖的是苏联的盟友国民党。而这两股力量都想把日本赶出东北。
“俄国暴徒与华人在哈尔滨对战”，《纽约时报》，1932年1月5日。
警方派人进行驱赶，俄国人随即占领了中国大街，Yosano，p.96。
原来是家咖啡店，叫做苏菲娅，胡宏从咖啡店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书名是《东方小巴黎》。这是一本摄影集，里面有哈尔滨现存主要的殖民时代建筑。有除了圣索菲亚之外更小的一些教堂，有翻修后的犹太会堂，还有美国领事馆旧址。这简直是在哈尔滨闲逛的最佳指南。这本书出版有些时日了，那时候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殖民时代“化石”还没有成为吸引游客的热门景点，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个摄影师去记录这些的。
“我亲自去了现场，看着他们拆掉的。”中年摄影师宋红岩说起自己小时候的家。“我很受震动，决定开始记录还没消失的历史。”我们站在一条贯穿道外区的狭窄小巷里。这里曾是殖民时代哈尔滨的“唐人街”，当时都是非欧洲人在居住。一栋栋砖房挨挨挤挤，外墙连成一片，墙上开着一扇扇小门，通向每家每户的院子。很多人家都有木头的栏杆，腐朽的楼梯，通向二楼的阳台，两边都是公寓的门。现在这个看上去很不适宜居住的地方里全是农民工。“这不是很讽刺吗？”宋女士说：“最穷的人住的地方，以前住过最有钱的人。”
这里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殖民时代民居片区。正在重建的过程中，开发项目名称叫中华巴罗克。宣传手册上有一幅中国地图，标出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杭州、苏州和长沙那些被改建成露天购物广场的历史片区。照片上是一座座欧式的建筑，灰色的外墙上有星巴克和哈根达斯的招牌。“每个城市都有无法忘却的记忆，”售楼小姐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们一本投资指南，“中华巴罗克结合了传统文化，同时创造崭新的未来。”
我很喜欢和宋红岩一起在城市里边散步边聊天。后来，胡宏打电话给我，说她从自己公寓的窗户跳楼自杀了，我万分震惊。
第九章 隧道与岔路上的旧时空
中国考古学之父，纪念资料上没有说明的是，这个头衔本来是属于梁思永在哈佛大学的校友李济的。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李济逃往台湾。
梁思永日志的手稿在一万多公里之外，非常感谢哈佛大学Tozzer图书馆的助理馆员Janet Steins帮助我找到这些手稿。我曾向“图书馆圣人”祈祷能一睹手稿，而她必定是圣人的使者。
虽然之前没听说过梁思永，我却写过那场让他的建筑师哥哥留下终身腿部残疾的北京摩托车事故。当时哥哥就在南长街他们家的四合院外骑摩托车，结果被一辆官员的汽车撞倒了。而梁思永就坐在那辆老式摩托车的边车里，只受了一点皮肉伤。两兄弟应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工作日志中，梁思永写道，他陪着“思成和菲利斯（梁思成的妻子，建筑师林徽因）”去参加了张学良少帅在奉天举行的舞会。
到哈尔滨采购生活必需品，梁思永，p.6。
梁思永对这位铁腕人物的描述，同上，pp.23-24。
一群匪徒骑着马，追赶着梁思永， 同上，p.30。
最难熬的是天寒地冻，同上，p.109。
我的手指已经完全僵硬，同上，p.116。
行进在东北的偏远地区，同上，p.13。
第二天，他就发现了，同上，p.9。
他花了整整一天，“在沼泽地里走了六千多步”，同上，p.9和p.14。
不管怎么说，同上，p.14。
全世界六千八百种语言中，有一半将会灭绝，Lague and Yu。出自赵阿平教授，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仅存的另一些会说满语的人在遥远的中国西部，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方。当那里还是中俄边界的时候，三万名军人后代被送去保卫边疆，他们说的是锡伯语，满语的分支。更多信息请参阅Johnson。以下网页，点击可获得满文短语有声书：
http：//online.wsj.com/public/resources/documents/MANCHU-LANGUAGE.html
但一千万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满文，Et Tu，Manchu？ One Hundred Years on，Only a few Native Speakers Remain，《经济学人》，2011年10月8日。文章作者采访了政府档案保管员吴元峰，他说：“全国大概只有三十名真正通识这种语言的学者。”
周围绿树环绕，像繁忙喧嚷的闹市中一片安谧的净土，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哈尔滨的殖民时代建筑解说牌算是独树一帜。“国际友好城市展览馆”的建筑附近还有一栋差不多的建筑：东大直街289号的美国领事馆旧址。现在是哈尔滨商业银行的一个支行。近年来才开始提到建筑过去的历史，当然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多信息请参阅Carter。
在“后邪恶帝国”时代，SCI的一个条目是“伊拉克和美国和解工程”，里面将美国的城市和伊拉克的城市配了对：丹佛配巴格达，达拉斯配基尔库克，费城配摩苏尔，还有夫勒斯诺、图森和盖恩斯维尔等，都找到了伊拉克的“城市伴侣”。
这个港市已经在积极输入赌城的文化，不过，长期的友好关系也有可能走向恶化。2012年，南京中止了和名古屋长达三十四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因为名古屋市长对1937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日军当时的确屠杀了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中国人。南京市政府一名发言人说，名古屋市长歪曲史实，“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名古屋市政厅的发言人则说，市长川村隆之的话“仅代表他的个人意见”。同时表示，日本政府的立场就是名古屋的立场，“日军在南京对平民进行屠杀和劫掠是不可辨驳的事实”。
校园是某个工程的一部分，哈尔滨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Barboza I。
但政府允许人们表达对外星生命的相信，事实上，中国对天空宇宙的兴趣由来已久。前《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傅睦友曾找到一本约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古书《拾遗记》，里面记录了“十二年一周天”，如月亮般出入西海上空的“贯月船”（书里称为贯月查）；还说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航天员曾经在一个湖上看到空中盘旋着珍珠一般的光芒。
第十一章 三姨的歌谣
但还种在土里时叫稻子，稻，种在土里的大米，这个汉字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前1046年开国的周朝。并不巧合的是，这个朝代也开辟了水利工程和灌溉的先河。三舅种的这种短粳米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粳米从公元1世纪就有了，见Bray 2。）。
中国古人将此称之为，宋朝时，首次出现了指导农业生产的专著和手册，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比如成书于公元1149年的《陈旉农书》。建立了独特的农学体系，提出了“十二宜”，分别是：财力、地势、耕耨、天时、六种、居处、粪田、薅耘、节用、稽功、器用、念虑。其中还引用了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诗经·颂》：“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拔掉杂草，杂草枯萎了，谷物自然就长得丰茂。）……古人留意如此，而今人忽之，其可乎？”在后面的“念虑”一节中，陈旉写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这话听起来也像是对一个作家的谆谆教导。
公元8世纪时，一位诗人写下一些诗句，诗的题目是《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鉴赏》，作者是杜甫。引自Needham，p.510。
没有《草原上的小屋》这样的电影，不过，倒是有一本书类似于厄普顿·辛克莱揭露社会丑闻的《屠宰场》。书名是《中国农民调查》，写的是华中大省安徽的事情，一本类似于报告文学的书。该书的英文版书名是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舟能覆水吗？）安徽省也是《大地》这部小说的背景。见Chen Guidi。
里面提到的佃户，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场，交个租子，《红楼梦》里还是出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少见的对农民的正面描写。大人叫书里的男主角，十几岁的贾宝玉自己到外面去玩。他带着手下的小厮到处探访，遇到了一系列的农耕工具：
凡庄农动用之物，皆不曾见过。宝玉一见了锹，镢，锄，犁等物，皆以为奇，不知何项所使，其名为何。小厮在旁一一的告诉了名色，说明原委。宝玉听了，因点头叹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
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尔登湖》，《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更多是来自作者短暂的突发奇想。克雷夫科尔的父亲留给他三百七十一英亩的土地，然而这片土地带给他的是一生的悲剧。他不在的时候，印第安人杀了他的妻子，毁掉了农田。他最后又回归到城市的生活，成为法国驻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领事。接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他被困在巴黎。后来，就像两个世纪后的赛珍珠申请回中国被拒签一样，他返回美国的签证申请被詹姆斯·门罗大使拒绝了。他在法国这片父辈的故土终老。就我所知，美国只有一个关于他的纪念馆，位于佛蒙特州小小的圣约翰斯堡。这个小城的名字还是独立战争英雄Ethan Allen取的。
中国文学界赞颂她，欣赏她的作品，但真正认真读她书的中国民众却寥寥无几，我在伯克利的教授，小说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推荐我读这本书。我当时跟她谈起《大地》改编的电影很糟糕，主角都是白人演的。王龙的妻子阿兰的扮演者是德裔女演员Luise Rainer（还因为这个角色获得了奥斯卡影后）。汤亭亭带着愉快的表情回忆起被分配到读赛珍珠的学生时代。“我很幸运，”她对我说，“在加州的公立学校上学时，赛珍珠的作品还是必读书目。所以1955年读九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大地》。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黄玉雪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但赛珍珠却向我展示了，中国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是有人性的。她是带着深切同情来写他们的。那本书赋予了中国人人性。里面的感情那么浓烈，让美国人不得不第一次将中国人平等看待。”
然而，最近才翻译过她著作的中国译者告诉我，这位译者是南京大学的刘海平教授。我曾在《纽约时报书评版》写了我和刘教授探访中国的赛珍珠故居与博物馆的故事。见参考资料部分，作者Meyer。
刘教授第一次读到赛珍珠，是在美国。当时是1980年代，他还是哈佛的一名学生。不过这不是课堂作业。“我到朋友家去的时候，有位二十多岁的女士问我，怎么看赛珍珠对中国的描写，”他告诉我。“当时我很尴尬，因为还没读过她的作品。她的书在中国是禁书。后来我读了她的书，也读了她的生平。读得越多，越想为她正名。”
1986年，刘教授在南京组织了一次文学会议，标志着赛珍珠研究在中国的复苏。
在《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中，赛珍珠回忆起《大地》。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曾经说过：“我对这本书唯一的批评，就是它本应该是中国人写的。”
“我有一个双重的精神世界”，Buck，Pearl，2，pp.10 and 52。Spurling为赛珍珠写的精彩传记中，也巧妙地引用了这句话。
赛珍珠的父亲将《圣经》翻译成白话的中文，Buck，Pearl，1，p.86。
前文提到的约翰·斯坦贝克，这些系列报道发表在1936年他在《旧金山新闻报》的专栏上。后来集结成书，名为The Harvest Gypsies：On the Road to“the Grapes of Wrath”。
十八年后，两人离了婚，同上，p.92。布克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高校的农业经济系，并逐渐成为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职员工达到一百人。但革命以后，他的工作就没那么受青睐了。他推崇的是机械化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布克回到美国成为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专家以后，还是一直在发表关于中国的研究。还有一位记录中国农业的人比布克要出名些，韩丁（William Hinton），他的著作《翻身》，厚厚的六百页，记录了1948年共产党土地改革期间一个乡村的情况。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美国海关扣押了韩丁的手稿和笔记。后来韩丁发起诉讼要求予以归还。本书一直到1966年才得以出版。
“读书学不会插秧，只跟邻居学样”，Buck，John Lossing，2，pp.240-241。
她的妹妹格蕾丝曾对一名传记作家说，同上，p.166。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的致谢中，布克整整提到了十个人，其中包括“特别感谢Mertsky小姐收集各种数据和其他共事时间较短的人”，接着才想起来说，“在编辑修改方面，我对我的妻子亏欠良多”。他完全没提到她的名字，她对书中内容的翻译，或者她与他在田间一起进行的研究。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1972年，Buck，Pearl，4，p.171。书里有原拒签信的照片，信的日期是1972年5月17日。写信的是个公务员，“我被授权通知您，我们无法接受您前往中国的要求”。结尾用“您诚挚的×××”署上了名。赛珍珠是想去为父母亲扫墓。在她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她写道，“我心中怀着谦卑的欢喜，看到（诺贝尔奖颁奖词和）关于我的精彩传记中也提到了我的父母”（Buck，Pearl，3，p.177）。
赛珍珠说过，她竭力不去台湾旅行，在中国的内战中也努力不偏向任何一方。但她无可避免地有所偏向。1970年，她语气晦涩地在文字中暗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1933年我永远地离开了中国。我知道共产主义会取得胜利，因为这对广大农民群体的吸引力太大了。我也知道，我无法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生存下去，而且共产党也不会放过那些不是共产党的美国人。回国以后，我一直致力于帮助美国的中国人，不要被遣送回中国。”（Buck，Pearl，3，p.294）
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Spurling。
当然了，还是有些非常积极的收获，感谢我的朋友张彤禾（Leslie T. Chang）为我提供了如此真知灼见。见Chang。
1970年，赛珍珠写道，Buck，Pearl，3，pp.294-295。
如果你降落在中国的农村怎么办，Buck，Pearl，3，p.175。她还告诉那些士兵：“也许你要学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我是美国人’。”（我真希望她继续教他们了解十二生肖、怎么对待中国人觉得你太高这件事，以及怎么用筷子。但她没有教。）
中国正在全世界疯狂购物，Romig。购买阿根廷大豆的公司是黑龙江北大荒。公司名字中的北大荒是东北过去的绰号。
中国对食品和能源的购买，Barrionuevo。
中国大批从国外进口食品，相当于纽约州的总面积是我比较后得出的。而原来的面积数字出自周孝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见O'Neill）。
“过分追求高产量可能导致……”，Chuin Wei。农业数据和财务报表一样，总让我头晕眼花。光是理解里面几百万公顷有多大，一公吨大米有多少，我就有点抓瞎了。我知道一百七十份一公吨的大米能装满一个标准尺寸的航运集装箱，但这没什么帮助。所以我一直集中精力去进行不同时段的对比。比如，中国现在一公顷稻田的产量是六点三吨，五十年前是一点五吨（全球平均产量是四点三吨）。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一直在打破自己的纪录。2013年，一块水稻试验田每公顷产量达到了十九点四吨。不过他的“超级杂交水稻”的种子还没有商业投放，市面上买不到（Zuo 3 and Zhou）。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时，全中国共有一点一亿公顷的耕地，喂养五点四二亿人口。现在是一点二二亿公顷的耕地，喂养十三亿人口。增加的耕地面积来自开荒。
中国将玉米、麦子和大米归为谷物，同上。
中国每进口五美元的美国产品，就有一美元是花在食品上的，Wessel和Carlson。
佐治亚州一位农民喜滋滋地，Wessel。
中国不断地进行业务外包，Zuo 4。据报道，该项目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海外农业项目。数十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谷物生产的自给自足。最近，该目标被降低为90％的自给自足率。
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国国歌，毛主席去世之后，国歌的歌词曾一度修改，赞颂毛主席，突出共产党。不过现在传唱的还是最初的歌词。2004年，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确定，这是中国的官方国歌。
唱出了所有南逃的东北人的心声，Shao，p.289。
第十二章 伪满洲国的傀儡
这栋两层的博物馆看不出从前皇宫的样子，反而有点像工薪阶层的疗养院，日本人把溥仪安顿在这里之前，这栋楼曾经是管理吉林、黑龙江两省盐务的吉黑榷运局官署。
在一本回忆录中，这位末代皇帝小时候的英语老师，Johnston，p.166。英语老师的名字叫Reginald Johnson。
（在个人回忆录中，溥仪写到了在日本使馆的这段经历），Puyi，p.129。
“虽然他现在已经完全西化了”，Johnston，p.241。在Scotland，pp.37-39中也能找到非常精彩的叙述，记录了溥仪这段被放逐的日子。可以想象他在天津这段日子感觉到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他来说，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回想他逊位后在紫禁城生活的十二年，溥仪写道：“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驱逐的时候，渡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20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19世纪遗下的灰尘。”（Puyi，p.37）
他回忆道，“（我）浑身发着蜜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Puyi，pp.154-155。
全世界的信像雪片般飞来，Johnston，p.241。
“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Puyi，p.146。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说，Donald写给Harold Hochschild的信，1927年2月14日。世界真小，我在一栋楼里找到了Donald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开始读他的信件，逐渐意识到他那些语气最亲密的信是写给Adam Hoschschild的父亲的。而Adam是《琼斯夫人》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还写了很多书，比如《莱奥波尔多国王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和《终止战火》（To End all Wars）。他也是我在伯克利的教授，更是一直以来的良师益友。
1941年年末，通信中止，1945年5月19日又恢复了，Donald给Harold写信说，“我在一个收容所待了三年”。在收容所的他日渐衰弱，靠吃草料活命。和很多饥肠辘辘的狱友一样，只求速死。“我能逃出来，实在是奇迹。”
5月23日，哈罗德回信了，但内容形成了鲜明对比，“1941年11月26日，我结婚了。你应该可以想见，我们的婚姻非常快乐幸福。我们生了个男孩（Adam），快满三岁了。”
1945年秋天，七十高龄身体虚弱的Donald推辞了去曼哈顿发表演讲的邀请。“作为朋友我说句实话，再也不想谈起有关中国的任何话题”（9月9日）。他要求这位朋友不要和为他写传记的人合作，然后只身回了上海，第二年在医院溘然长逝。那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以“国葬”的规格厚葬了他。
但这远远不止一列火车那么简单，Young，pp.31-33。这里有个南满铁路概况的简明介绍。“三分之一”的工人数字在33页，作者补充说，“剩下的很大一部分也都参与到和铁路间接相关的商业活动中”。更多信息，请查阅Fogel，pp.124-125。
在“平民装束，军事准备”的口号下，Fogel，viii。后藤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中央实验室，实施文化入侵，开展对大众平民的教育，形成其他学术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入侵’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好听，但撇开咬文嚼字，我们可以逐渐把我们的政策称为平民一线的入侵。”
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很多数据和故事，美国研究者John Young花了八年时间，才找到保存至今的南满铁路报告。1966年，Young在一本七百页的文献综述中记录了散见于国会图书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俄克拉何马大学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和日本二十五所大学图书馆的六千二百八十四份报告的标题。其中很多都是一名日裔美国士兵在一群占领军中发现的。他们集结在码头上，刚刚从东北过来。“他被这些资料的数量和价值震惊了（其中还包括了俄语和日语的文件），赶紧利用疏散的机会，把它们送到了美国。”
因为灌溉问题起了矛盾，起争执的村子叫万宝山，该事件被称为万宝山事件。日本间谍中村大尉被杀一事，史称中村事件。
甚至都没怎么中断铁路交通，一个小时后，北京开来的快车就以八十八公里的时速开过了爆炸发生地。
“我们没有赢的可能”，Chang和Halliday，p.120。
按照官方的说法，日军一开始就只想找个由头。我去过日本的游就馆，一个战争博物馆，旁边就是靖国神社，纪念那些为天皇而战死的士兵。我很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和很多日本人）都对日本官方对战争的解读感到义愤填膺。博物馆的伪满洲国展区说，“满洲事件”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张学良明目张胆的反日政策引起东北日本居民的仇视，同时他们也对日本政府以安抚为主的温和对华政策感到不满（在关东军中，这样的情绪尤甚）。中国的民族主义阵营发展壮大，要把外国势力清除出去，这违反了当时的条约。民族主义活动蔓延到满洲，反日骚扰和恐怖活动不断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东军才开始使用武力”。
石原莞尔，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日本陆军中校。他本以为自己会因为办事不力被撤换。但他回到日本后升了官，成为全军总指挥。六年后重回伪满洲国，石原对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感到恶心，于是公开抨击关东军的指挥官，结果被强行退休，偏居京都附近。战后他免于被起诉，在东京审判中以证人身份出庭。和他共同策划事件的板垣征四郎，1945年9月在新加坡和日军的东南亚军队一起，向蒙巴顿将军投降。后来被判有罪，处以绞刑。作为整个事件的总策划和总监督，日本的情报军官土肥原贤二命运也一样。他在伪满洲国可谓呼风唤雨，掌握着整个地区的卖淫产业和鸦片运输，还主使了将鸦片秘密注入当时流行的金蝙蝠香烟，把毫无防备的消费者也拉入毒品的深渊。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Puyi，p.172。
“听到了这个回答，我怔住了”，同上，p.173。
“车还未停”，Yamamuro，p.93。这段节选自从溥仪回忆录日文版翻译过来的英文版。里面写道，溥仪是下午3点到站的。今天全中国用的都是北京时间，但那时候不同，共有五个时区。长春用的是长白时间，以吉林省东边的长白山命名。在回忆录的英文版中，溥仪也提起了这个时间，“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如果对日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Puyi，p.180）。
溥仪正式就任，Yamamuro，p.105。
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之一，同上，p.97。
“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Puyi，pp.181-182。
日本已经有了东京（东边的首都），当时，新京（Xinjing）还有个写法Hsinking。
这座城市不会像其他规划齐备的首都，Capital Punishment，《经济学人》1997年12月18日。1792年，乔治·华盛顿解雇了哥伦比亚特区规划者皮埃尔·查尔斯·朗方，因为后者拒绝修改自己宏大奢侈的规划蓝图。特拉华大道周围的大片区域一直到1850年末都是一片沼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到1991年才完全竣工。
在新京的建设全面启动之初，一位英国记者就写到，同上。
规划者们的蓝图上画了清晰的分界线，圆形的广场，Buck，David，pp.74-89。他的文章非常清晰地概述了长春的规划和建设，也写到了那些为此地划下清晰界限的人。1906年，日本任命后藤新平为首任南满铁路总裁。后藤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少年时去德国学医。后来为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规划了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后藤还主导了对台北的规划，大大区别于城市规划还不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日本的那些城市里纵横交错而狭窄逼仄的典型街道。来到东北以后，他发起了对奉天（沈阳）和长春的规划，规划者们绕过了俄国人和中国的聚居地，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日本人的居住地。今天，上述城市的地图还能看到后藤的影子：网格状交织的街道，对角线上也有大道横贯，通往广场和公园。
布克提到，长春的第一位设计者是加藤与之吉，具体画新京蓝图的是佐野利器。两人都是后藤新平的徒弟。其他参与过新京规划的建筑师包括弗兰克·罗伊德·怀特（当时他在东京，设计帝国酒店）的徒弟和柯布西耶的徒弟。更多信息见Young，Louise，pp.249-250。
翻阅DuBois名下参考文献，可以看到一个很棒的附注，新京城市规划中，主路是环绕着一个孝子坟的，这说明伪满洲国在刻意宣扬孔子文化。
他们抬头望着满洲龙（恐龙的一种）高大的骨架，满洲龙比较像体型稍小直立的雷龙。情理之中，满洲龙是否能作为单独的一种恐龙存在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多年争议，一些古生物学家将其称为“疑难种类”，由于种类下的有效研究资料残存不全，所以难以界定。
这里的建筑和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这些行政大楼是1936年建成的，第二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五年后爆发珍珠港事件，日本还向岘港和新加坡开火，迫使美国和其他盟友参战。
“我刚刚听说国际联盟”，Powell，p.189。
又叫李顿代表团，得名于团长李顿伯爵，1932年，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以后，中国要求初创不久的国际联盟进行干预。国际联盟下令日本撤兵，但日本没理会。那时候西方国家的注意力都在国内的忧患上：英国水手在苏格兰因弗戈登皇家海军的船上发起了兵变；欧洲最好的银行之一破产，让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美国一直深陷大萧条的泥潭难以自拔；因此颁布了以当时的国务卿命名的史汀生主义，即不承认主义，宣布不承认日本以武力获取的国土，东北的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但除了嘴上说说，没有实施任何制裁。这个毫无威慑力的“主义”倒是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进一步让日本摆脱了美国的影响，不再惧怕其威胁。
一名日本军官对记者表示，Morton，p.41。
另一篇报道中提到，那些政治意味明显的海报，Holmes，p.12。
“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Puyi，p.188。
代表团无论走到哪里，日本官员们都寸步不离，Roy L. Morgan文件收藏，第一箱，第6文件夹，MSS93-4。条目2：Affidavit of Henry Pu Yi，p.8。
南满铁路总长，Elliot 2，p.639。那首诗的作者是乾隆皇帝，诗题《盛京赋》（又名奉天，今沈阳）。现在东京的战争博物馆还能看到日本的辩驳，展示了一条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时间线，不知是否有省略，但至少展示了满洲人的故乡“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官方名称”，和那些“不断与汉族人起纷争”的王国。
想知道与李顿代表团相关的更多信息，请翻阅Young，Louise（p.150），Duara（p.53），以及国际关系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的相关资料，从新闻报纸的社论，一窥当时全世界对时局的普遍观点。
代表团并未被说服，代表团声明，不会承认伪满洲国，日本需要将军队召回南满铁路周边区域。《时代》周刊将这份报告称为经济上陷入危机的代表团“最后一次避免政治和道德败坏的机会”。
日本在国际联盟的代表松冈洋右宣称：“日本已经做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准备！但我们相信，坚定地相信，短短几年内，世界的观点就会改变，我们会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就像耶稣在他的故乡拿撒勒一样。”
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之一，是美国学者，Newman，p.21。
休战协定中提出，休战协定签订于1933年5月，以协定签订的渤海湾港口命名，史称塘沽协定。
“开国皇帝登基”，《满洲日报》。
我本以为这个故事会证明一个观点，黑格尔的名言，“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卡尔·马克思后来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闹剧”。
“需要戴大礼帽，穿双排扣长礼服”，日本铁路局，p. oooviii。
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Kinney，Henry，I。
1924年，凯尼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Kinney，Henry，2，p.130。
文章里写到了1923年可怕的关东大地震，里氏震级是193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所以该地震的里氏震级是后来测算的，在七点九到八点四级之间。
凯尼写了一份发给西方媒体记者们的通稿，Kinney，Henry W.，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库，1931年11月30日通稿。
他没提到的还有：日本人在这里建设神庙，Yamamuro，p.187和p.194。
外国媒体将这个傀儡政权戏称为，同上，p.189。
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Flemming 3，p.130。这本书很有趣。游历东北的弗莱明时年二十岁，这段信息记在日记里，直到1952年才编入书中。今天如果去东北旅游，看他写的内容会觉得很熟悉。“旅馆真是令人情绪低落。前台的男人们对我倒是很热情，我猜是怀疑我那天会把他们语焉不详的满腹牢骚公布出来……一个很典型的哈尔滨男人推测出我是记者；最后还坚持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后面写着drunk（醉）。他真是哈尔滨唯一有幽默感的俄国人。”
旅行者们能享受到齐备的美国设施，南满铁路株式会社2，p.49。
“这些美国机车的长鸣”，同上，p.69。
他的备忘录和通稿后来被一名美国记者发现并公开，Powell，p.309。
还有据说日本人“在餐馆和其他公共场合相当嚣张跋扈”，Kinney，Henry W.，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库，1935年6月8日备忘录。
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伪满洲国有将近九千公里的铁路，同上，1937年3月10日备忘录，伪满洲国“建国”五周年。
1933年，亨利·凯尼写道，Manchukuo：A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p.96。
过去日本人也不时地有过集体移民行为，Wilson 2，pp.251-252。同见Young，Louise，pp.310-312。
只有不到一千名日本农民移居到，同上，p.253。
正当规划者们为伪满洲国首都和宫殿画出蓝图，Young，Louise，p.324。
官方记录显示，该地区有一万一千六百零四名女孩，同上，p.324。
1932年，经过在东京一系列激烈的辩论和游说之后，同上，p.321。
不过，1936年，日本政府将，同上，p.307。
之前，日本曾经支持朝鲜人移民到该地区，Hyun，pp.36-43。
南满铁路公司就曾号召日本辖下的朝鲜农民，同上，p.52。文中提到的地图出现在p.48。
溥仪去看望了伤员，Manchuria，pp.211-12。在俄罗斯，诺门罕战役被称为哈拉哈河战役（Khalkhin Gol）。
他的报道中当然不会提到，Roy L. Morgan文件收藏，第一箱，第6文件夹，MSS93-4，条目7：Interrogation of Pu Yi，p.12。溥仪在东京审判中说，这件事发生在诺门罕，但我没在其他资料上找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Alvin Coox曾经写过两卷里程碑式的书，记录了这场战役的历史，其中提到1936年伪满洲国东边发生的一场兵变，一百个中国军人杀死了三个日本军官，烧掉了营房，逃过苏联边境，接着在苏联红军的护送下，又回来挑起更多的小争端。书里面描述了令人难忘的场景：“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中，‘有人明白无误地看到苏军司令级别的三个军官用鞭子来训诫逃兵’。”（Coox，p.95）
1941年夏天的一份东北杂志，同上，p.215和p.129。
在一篇关于溥仪和盖世太保创始人的文章开头，同上，p.175。
溥仪宣布伪满洲国也进入战时状态，Yamamuro，p.194。
日军将他们秘密地称之为，Young，Louise，p.406。
第十三章 占后余波
“走走走！去殖民那片大陆！”，Young，Louise，pp.364-368。
殖民手册上收录的一些文章，同上，pp.368-369。
1941年，一篇文章信誓旦旦，Wilson 2，p.278。另见Tucker，其所著的文献非常有趣，可以看看其中日本规划者（包括内田祥三，东京大学校园的主要建筑师）对这些居住地的看法。
像医生、教师、农学家这样的专业人才，Young，Louise，pp.400-401。
分给他们的都是本属于当地人的现成耕地，同上，pp.401-404，另见Tamanoi 2，p.29。
若有人敢出言反对，将面临严重的惩罚，Wilson 2，p.267。
当时最著名的移民村之一，Scherer。另见Tamanoi 2，pp.31-32。我看的是Scherer的翻译版本，摘录自她的论文。
种下一颗麦，同上，pp.205-206。
凌晨5点24分，火车开动了，车站在吉林市西边，乘客不算多，建筑有点像德国的天主教教堂。这里算是一处遗迹，少帅张学良本想打破日本的垄断，修一条足以与之抗衡的铁路，叫吉海线。车站的设计者是林徽因，英文名Phyllis Lin。考古学家梁思永的嫂子；她有个侄女叫林缨，1928年华盛顿特区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入口的一块牌子上解释说，吉林西站哥特式的尖顶和花岗岩的结构寓意着“一头坐卧的雄狮，狮尾被巧妙地设计成钟楼”。我周围的人群进入一个临时候车室。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橄榄绿胶鞋的建筑工人正在附近修建一个高层商品房，叫什么锦绣花园。
“特别是在新乡村的建设中”，Scherer，p.213。
作者描述说，移居者建立起来的新乡村，同上，p.211。
日本移民离开故土，同上，p.205和p.209。
只占了伪满洲国一百五十万日本人的17％，Chan，p.17和p.20。Young，Loiuse引用日本外务省的调查报告，战争结束时还留在中国的二十二点三万日本移居者，只有十四万（63％）回到了日本。“超过三分之一的移居者——约七万八千五百人——因为战败而死”（p.411）。另见Tamanoi 2，p.167。Yamamuro的数据和Chan一致：“大概二十七万日本移居者”和“大约八万人”。
日本军队抛弃了他们，Young，Loiuse，pp.406-408。另见Wilson 2，p.283：“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军方的保护，也没有任何疏散撤离计划。事实上，关东军在事发前两个月制定的针对苏联参战的应急计划中所制定的防御措施，本就是打算将大多数日本移居者弃之不顾的。”
“我不幸年满二十”，我是通过日本经济新闻社Nikkie West的一篇文章和长峰相识的。新闻社的Nikkie West是“北加州历史最悠久的日语—美语报纸，现在已经走过二十个年头”，见Sammon。我和长峰，他的妻子，女儿简妮特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Alan Christy见了面。他们合作的关于长峰人生经历的书和纪录片正在筹备中。
苏军的指挥官正是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的将领，他叫亚历山大·瓦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
“出乎意料地打起了闪电”，Glantz，p.44。书中引用了贝洛布罗多夫将军的话。Glantz有着里程碑意义且可读性很强的专著给了这场战役“八月风暴”这个更生动的名字。
曾经是个忙碌的码头，这个小乡村叫做伊汉通乡。
四家房的移民后来回忆，Tamanoi 2，p.48。
有几个人在集体自杀中活了下来，见Chan，pp.19-22和Ltoh，pp.186-187，其中举了一些例子。
数百名日本妇女，到底有多少名妇女说法不一，从几百到几千都有。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在2006年的一篇报道中说，陆续有一万多名日本人聚集在码头等待救援船，后来“很多人选择了自杀”。到春天，“其中五千多人都死了”。幸存者中，有两千四百人选择被遣送回国，而“另外两千多人留了下来，大多数都是女人和孩子，被当地家庭收养”（见《战败后的日本平民：祸福相依》，新华社，2006年8月12日）。Chan写道：“据估计，方正的难民营大概收留了两万日本难民。”其中只有八千六百四十九名挨过了冬天。到春天，有两千三百名日本妇女嫁给了中国人，两千三百六十名病死或饿死。有一千一百二十名儿童被当地人收养，有一千两百人试图步行到哈尔滨（Chan，p.22）。
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Young，Louise，p.410。
另有相当数量的日军被强制工作，Dower，pp.50-51。
我们的对话，农场一开始是种花的，名叫长峰苗圃，在沃森维尔。
在整个伪满洲国，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移居者，Young，Louise，pp.410-411。一开始，由于国内住房和食物短缺，日本并不急于让移居者回国。就算战后的日本元气尽失，回国的移居者仍然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语言和工作技能培训课和每月发放的大约一千五百美元的补贴。但在东京这个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城市，这样的补贴杯水车薪。大概有60％的移居者靠福利生活（Tamanoi 2，p.131）。想了解登船时的细节，见Maruyama。
幸存者中，当地一名日本女人和中国人的后代告诉新华社记者，父母的结合不是自愿的：“当时，谁去那儿都能领个日本女人或孩子回家，”五十四岁的毕中庆说。
县政府说，《战败后的日本平民：祸福相依》，新华社，2006年8月12日。
公墓的起源要追溯到1963年，同上。另见Pulvers；Chan，p.22；Itoh，p.187。
“日本人民和这些移居者”，Pulvers。看到这句我想起一些“开拓团”农民离开日本前发的誓：“我不能让家人干预我的决定。我应该为这片殖民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应该竭尽全力，在满洲永久定居。”
表示愧疚的日本军官，Itoh，p.40。
“我们得叫那些日本人别再种树了”，看门人的名字叫张林。
就在上周，五个中国民族主义者，Lau. Itoh（p.187）也提到，公墓有了看门人，就是因为之前的破坏事件。
“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多亏那些从我们县去日本的人”，Nishimura I。该县政府是所有地方政府中外币交换量最大的。去日本打工的人汇款回来都是日元。
这里曾经是一个盟军战俘集中营，这个地方的中文全称是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旧址，在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和珠林路交叉口的东南方向。
如今莱斯九十二岁高龄，对那一天还是记忆犹新，我找到他自出版放在网上销售的书，之后才见的面。他给我寄了书，写道：“亲爱的迈克尔·麦尔！希望你喜欢我的回忆录！我想跟你聊聊，所以给我打个电话吧！”我很感激莱斯的妻子海伦和他儿子麦克，他们热情地欢迎我来到他们位于科罗拉多戈尔登的家，帮助整理和复制哈尔·莱斯在执行任务时拍的照片。2013年的平安夜，莱斯去世。
另外，还要打退，Yu，p.231。
这次行动被称为红雀行动，是一个系列行动，另外几个行动分别是：喜鹊行动（北京），鸭子行动（魏县），火烈鸟行动（哈尔滨；由于苏军的挺进最后被迫停止），麻雀行动（上海），鸽子行动（海南岛），乌鸦行动（万象）和鹌鹑行动（河内）。最后这次河内行动的指挥是一位年轻的上尉，名字相当神气，阿基米德·L·A·帕蒂（Archimedes L. A. Patti）。他曾和胡志明狭路相逢，一边安慰队里的五个法国士兵，一边摩拳擦掌要和这个共产党的游击队领袖决一死战（想象一下，要真的打起来了，历史会不会改写。）。胡志明后来很快就发起了针对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同上，p.232。
有一场以一个行动者被处死告终，同上，pp.236-241。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雅尔塔协议》，历史学家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否在雅尔塔的一系列会谈上“出卖”了东北争论不休。不管怎么说，俄国恢复了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对东北铁路和大连/旅顺港船厂的控制权。Albert Wedemeyer将军，驻中国美军总司令，认为《雅尔塔协议》是对中国主权的背叛，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驻中国大使Patrick Hurley。他曾试图说服丘吉尔放弃香港来安抚斯大林。丘吉尔拒绝了，说：“除非我死，否则这块殖民地绝不能从英国版图上消失。”同上，pp.241-42。
最近的美军部队也在将近一千五百公里以外，Clemens，p.73和p.77。
“要是俄军去的时候我们不在朝鲜和满洲”，Yu，p.231。
他对手下的人下令，Clemens，p.76。
那场战役中的幸存者坐船去了台湾，Harris，pp.162-164。这些士兵来自“地狱之船”（Tottori Maru）鸟取丸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