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荒地的村民，热情欢迎我进入他们的家、教室、办公室和田地。我特别感谢关老师一家、三姨、三姨夫和三舅。而能够完成相关的调研，要十分感激吉艾斯·怀庭夫人基金，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百乐宫中心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多罗西&路易斯·科尔曼学者和作家中心对我的经济支持。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馆员萨米·奥塔和瑞贝卡·费德曼不仅帮我查找了很多资料，还提供了很多别的帮助；玛丽·奥利格尼和珍·斯特劳斯给了我很多支持和积极的鼓励。倍儿棒！我还要感谢国会图书馆的玛丽·那卡哈拉，帮我找到了南满铁路的地名录。也要感谢美国档案馆的大卫·费列罗，帮我查询了有关“红雀行动”和日本在东北战争罪行的资料。
在中国做自由撰稿人，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仅是没有名片、助手和正规商业发票那么简单。书里的故事来自一个很少有人去过甚至没多少人听过的地方，我很感激那些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编辑们：《国家地理》的唐·贝尔特和奥利弗·佩恩；《中国经济季刊》的汤姆·米勒；《启程》杂志的理查德·斯多利；《目的地亚洲》的克里斯·希尔；《纽约时报书评》的詹妮弗·舒斯勒；美国亚洲协会《中国档案》的苏珊·杰克斯和《美国生活》的米基·米克、朱莉·斯奈德和伊拉·格拉斯。
在沈阳，我从熟知并热爱这个城市的道格·凯利那里获益良多，还有总领事西恩·斯坦因。同样也感谢和我深度交谈的大卫·道格拉斯，南京大学的刘海平教授，安克·谢雷尔，伊娃·皮尔斯，丹·艾布拉姆森，江平，杰雷米·茨温格，罗恩·苏斯基，杰弗里·沃瑟斯托姆，拉娜·米特尔，大卫·斯宾德勒和汤姆·戈尔德。美国农村发展研究会的朱克良帮我理清了繁杂的中国土地权利问题。迈克尔·亨特帮我理解了尼尔森·费尔柴尔德自杀之谜。马克·艾略特对我讲授了一些满语的语源学。史蒂芬·沃得利翻译了书开头的那句来自《子弟书》的引用。皮特·科恩引起了我对赛珍珠传奇一生的浓厚兴趣。《纽约时报》的吉姆·亚德利帮我寻找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那些幸存者的所在；而安德鲁·雅各布斯帮忙寻找了“长春围困战”的幸存者。感谢《朝日新闻》的员工们，石田光一在敦化为我提供了帮助；而藤原岩井为我引见了东京那些当年被遣送回国的孤儿。另外，我衷心感谢长峰章先生（以及他女儿简妮特的帮助）和哈罗德·莱斯先生（以及他妻子海伦的帮助），感谢他们分享了战时的经历。
我的岳母程兆华和吉利安·利菲在东北和自己的所在地都提供了很多帮助。罗恩·格拉克曼、麦克·格伊提格、伊恩·约翰逊、马克·梁和卢克·麦恩斯都给予了我友谊和鼓励。当然还要感谢特拉维斯·科林博格博士不断催促我前进。傅睦友（Matt Forney）的公司Fathom China的员工为我查找了很多东福米业的资料。而他本人在和儿子罗伊一起去红旗林场时，驾驶我们的红旗轿车撞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从那以后我就坐火车了。感谢你，好哥们。
还要感谢尼克拉斯·格里芬、亚当·霍赫希尔德和何伟（Peter Hessler），你们认真阅读了我的书稿，给出了批评意见。亚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良师益友。彼得（何伟），给莫洛打个电话吧，我欠你的。
同样，我也深深感激我的代理人乔治·波尔夏特和出版人乔治·吉布森，他们投入了无限的耐心，一直在帮我修改，并从头到尾无条件支持。
弗朗西斯和我相识于1997年，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真的很难相信，距离我们第一次约会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时间都去哪儿了？（嘿，台阶都去哪儿了？都去上面了。[1]）我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她的感激。我们之间有着深情厚谊，相互支持，一起欢笑，并共同建立家庭。此时此刻，两岁的本杰明就坐在我膝盖上，手上拿着尤克里里，要求我再唱一遍儿歌《汽车在奔跑》。亲爱的小本（你是不是很高兴我们没给你取名叫荒地），总有一天，你会厌烦这首歌，要求爸爸换首别的。从这本书的字字句句，你会知道在呱呱坠地前，你的父母都在哪里，在干些什么。而你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你，我的儿子，就是生命的意义。我爱你们。
[1]原文是Hey，where do these stairs go？ They go up。来自经典电影《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的一句台词。放在这里算是作者针对“时间都去哪儿了”讲的一个冷笑话。——译者